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各种运动不断，现在似乎很多人都对这些运动持否定态度。不过，凡事总要有些因果关系，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会有一定的原因的。有人说在历次运动中伤害了多少多少人云云，不知道像2013年反腐风暴中被处理的18万官员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对于这些运动，我也有着很强烈的好奇心，想要弄清楚一些真相，所以搜集了一点东西来抛砖引玉，请CFC上有这方面知识和兴趣的朋友们一起来探讨探讨。
一，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
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１１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户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２０—３０％；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１０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公私合营（1956年）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不过，如何进行“消灭”，后期又有不同的阶段性主张。在1948年前后，党内基本形成了“过渡”的共识。根据刘少奇的计算，在当时的工业体系中，国营经济的成份比重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有很大的权重，他因此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并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
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部门。
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时间。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查税”、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夹心化”——陈云在上海的整肃加速了国营资本对产业经济的控制力，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厂像“夹心饼干”一样地被夹在中间，其利润多少其实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陈云在上海整顿纱布和粮食业的时候，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
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
“五反查税”——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
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即绝大多数为待罪之人。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是前所未见的，仅可见于汉武帝的告缗令时期。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万亿元，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在此背景下，陈云提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
一，三反”、“五反”运动（1951年）
１９５１年底到１９５２年１０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１９５０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恢复国民经济，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措施，其中之一是调整工商业中的公私、劳资、产销关系。调整后，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但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利用和国营经济的联系，以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手段牟取暴利，企图抗拒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削弱国营经济。他们在经济上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在政治上、思想上腐蚀了工人阶级和国家工作人员。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促进经济建设。在运动中，揭发出大量的贪污盗窃现象，而贪污盗窃又与党和政府内部存在的严重官僚主义紧密相联。因此，党中央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日和８日分别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及《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三反”斗争看作像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样重要，要大张旗鼓地发动广大群众。从此，“三反”运动在各地区各系统各部门迅速展开。１９５２年１月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单位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１月５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第三十四次常委会上作了《“三反”运动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积极参加“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中，一些单位揭发出私人工商业者的贪污、行贿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为此，中共中央于１月５日发出了《关于在“三反”斗争中惩办犯法的私人工商业者和坚决击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指示》。３月１１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３月２８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文件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规定了对贪污分子的处理办法。
在“三反”运动中，又暴露出大量的贪污盗窃与社会上不法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毒”行为密切相联，要彻底铲除“三害”，就必须反掉“五毒”。为此，１９５２年１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向违法资本家开展一场大规模的“五反”运动。２月上旬，“五反”运动从各大城市开始，很快在全国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３月１１日，政务院批准公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运动中关于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把私营工商户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５类进行定案处理。定案处理的结果是：守法户占总户数的１０—１５％；基本守法户占５０—６０％；半守法半违法户占２０—３０％；严重违法户约占４％；完全违法户约占１％。１９５２年４月公布了《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指示》。１０月党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三反”和“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打退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为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公私合营（1956年）
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里，私营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被彻底清除的部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第一份《党纲》中就明确写道：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
不过，如何进行“消灭”，后期又有不同的阶段性主张。在1948年前后，党内基本形成了“过渡”的共识。根据刘少奇的计算，在当时的工业体系中，国营经济的成份比重仅占34.7%，私营工商业还有很大的权重，他因此提出“合营过渡，和平赎买”的办法，并认为“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
在毛泽东的时间表里，“应于1967年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用18年的时间消灭私营部门。
而事实上，这一工作只用了七年时间。其间，经历“夹心化”、“五反查税”、边缘化、定息赎买以及“绝种”五个阶段。
“夹心化”——陈云在上海的整肃加速了国营资本对产业经济的控制力，在原材料、资本和销售渠道均被政府管制之后，私人工厂像“夹心饼干”一样地被夹在中间，其利润多少其实已完全操于政府之手，丧失了博弈的能力。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讲述了一个细节：1950年2月，也就是陈云在上海整顿纱布和粮食业的时候，中财委曾担心民间商人会展开一轮新的攻击，便拟定了“四路出兵”的策略，即加紧征收税款和公债款，督促企业主发放工人工资而且不准关厂，公营企业现金一律存入国家银行，不准向私营银行和私营企业贷款。
薄一波回忆说，当时“估计可能会遇到资产阶级的抵抗，要打几个回合。实际上，他们已无力再较量，三四月份，我们看到势头不对(市场过紧)，‘收兵回营’，已经来不及了。”
“五反查税”——从1951年12月开始，中共发动了一场席卷全国的“三反五反”运动，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五反”就是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
在运动中，各地纷纷采取了清算大会、批斗大会等形式，普遍出现给资本家戴“高帽子”和进行体罚的现象。
据京、津、沪等9大城市被审查的45万多户私营工商业统计，犯有不同程度“五毒”行为的占总户数的76%，其中上海为85%，北京90%，即绝大多数为待罪之人。
在暴风骤雨般的群众怒吼下，资本家成为被鄙视、被彻底妖魔化的族群，甚至连他们都对自己产生了厌恶，这种心理反应是前所未见的，仅可见于汉武帝的告缗令时期。据计算，到1952年10月“五反运动”结束，查补的“五毒帐”达30多万亿元，为朝鲜战争军费的一半有余。
边缘化——在“一五”建设规划中，私人企业和私人资本的参与度几乎为零，它们已经被彻底的边缘化。随着计划经济体系的确立及国有资本的迅猛扩张，给予它们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定息赎买——1954年9月，全国人大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它正式确定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明确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逐步以全民所有制代替资本家所有制。
在此背景下，陈云提出“赎买定息”的方案，国家根据核定的私股股额按期发给私股股东固定的5%的股息，定息从1956年1月1日起计，原定到1962年止息，后延长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的1965年，利息有所降低。
定息赎买政策为私人资本的消亡设计了一个“退出通道”，它意味着产权改造的实质完成。据社科院经济所的资料显示，全国拿定息的在职私营业主为71万人，吃息代理人为10万人，这81万人就是残存的资本家阶层。
1956年1月1日，北京市私营工商业者提出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到1月10日，只用了10天，全市的私营工商业宣告全部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已经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也出乎预料，他在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在中国经济历史上，私人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则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1月20日，上海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205个行业、10万多户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全国各大中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完成了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消灭私营经济的进展如此之顺利，速度如此之快，连毛泽东本人也出乎预料，他在1月25日的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
在中国经济历史上，私人企业在1956年的集体消亡是独一无二的事件，这意味着四大利益集团中的有产阶层像毫无作用的盲肠一样被整体切除。在百年现代化历程中，则是最彻底的“国进民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