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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信不负责任的人
作者: 黎阳(巴.县.赏.花) [218713:11222], 16:36:44 06/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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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信不负责任的人
黎阳
２０１４．６．２．
又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又到了各路“公知”、“民运好汉”们一年一度打鸡血般亢奋的季节，又见一片“勿忘”、“纪念”、“回顾”之类翻旧账、扒棺材本儿、借死人给自己贴金的声嘶力竭和喋喋不休。
可惜几十年了也没见有点长进，翻来复去就那么几句嚼烂了的车轱轳话来回倒腾，别说看戏的早倒了胃口，连演戏的都日见人稀。
其实这番亢奋的真正用途恰如鲁迅所说：“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只有把“勿忘”、“纪念”、“回顾”之类变成“搅屎棍”，把每年五月底六月初的亢奋变成“搅屎节”，才能定期“用棍子搅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让各路“公知”、“民运好汉”们这些“古的沉滓、新的沉滓”一年一次“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这往虚了说是不甘心被历史淘汰、被人民唾弃的命运，往实了说是眼前生计之必须——不定期显示自己的存在，那自己还有什么价值？还怎么领饭票？有谁肯为沉在烂泥塘底被人们遗忘的泥巴沉滓掏腰包？
当然，上述用途是对各路“公知”、“民运好汉”而言。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而言，这一年一度“搅屎节”的用途是当反面教材，用当年那场大折腾告诉人们：盲目相信不负责任的人，后果会很严重。
负责任的人要干什么不但自己清楚，而且会让所有跟随自己的人都清楚。比如组织郊游，从一开始就会明确告诉所有参加者：到哪儿去，干什么，怎么去，去多久，要准备些什么，等等等等。
不负责任的人要干什么只有自己清楚，决不让别人清楚：不会真正告诉你到哪儿去，到天津会只说去廊坊，甚至南辕北辙。去哪儿不告诉你，去干什么不告诉你，去多久不告诉你，要准备什么不告诉你，要达到什么目标不告诉你……除了要你盲目跟着跑之外什么真相都不会告诉你。
回顾当年各路“公知”、“民运好汉”们的主张：先是“纪念胡耀邦”，然后是“要民主、要自由”，然后是“反官倒、反腐败”，然后是“反４．２６社论”，然后是绝食，然后是“跟政府‘对等’谈判”，然后是“全国人大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追究法律责任”，然后是“反对军管”，然后是“打倒共产党”，然后是“希望流血”……（柴玲２０１４年5月30日在美国国会六四25周年听证会上又为当年“民运好汉”们的主张添了个新内容：“美国进行干预”、“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一直等到早晨六点。我们一直希望美国来帮助，但很遗憾，美国并没有来”——希望美国怎么“进行干预”？怎么“来帮助”？派军队？派直升飞机？派“海豹突击队”？）——从“纪念胡耀邦”到“打倒共产党”到“希望流血”到“美国进行干预”，追求的目标如此变来变去，可见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让人们知道自己真正的追求，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打算对别人负责。
靠街头政治吃饭的人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人。街头政治从来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历史一再证明，轰轰烈烈哗众取宠的虚张声势敌不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组织严密的苦干实干。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鲁迅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凡试图靠街头政治变革社会的没有不失败的。共产党里热衷于街头政治的如王明陈独秀等都一事无成。毛泽东跟斯诺说他以前是个文人，尝试过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走非暴力那一套来救国，以为只要每个省好了，学美国那一套把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创造救中国。后来从血的教训与失败中被老蒋逼得拿起了枪杆子（同样是闹街头政治失败，毛泽东没有跑到外国“政治避难”，而是跑到农村，从零开始，从基础开始，认真探索，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事业；而六四各路“公知”、“民运好汉”则跑到国外卖身投靠，专门跟中国做对。抛开其他一切都不讲，但从人品就能看出天壤之别）。
“否定街头政治”不是无条件否定一切上街游行示威。用有限的“上街游行”对某具体的人和事表达立场态度是一回事；无止休上街闹事、无限期“占据广场”则是大大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鲁迅说：“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正常的游行示威也是“只有一时”，游行完了，表达了立场了，不管是游行组织者还是参加者“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该干嘛干嘛。而玩街头政治的则如鲁迅所说：“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
不过玩街头政治的占据街头广场死不离开可不是因为发热昏，而是利害所致——街头政治的利害逻辑关系决定他们必须如此。
利——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等本是普通学生，一闹街头政治他们一下子就成了头面人物，发号施令八面威风。但他们的这份威风只限于广场街头，一旦大家不游行了，撤离广场、各归本位了，他们还能向谁发号施令去？——在平时你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去摆威风试试，有几个人会买你的帐？这些人本来什么都不是，一闹“街头政治”、“广场政治”马上成了政治领袖呼风唤雨一步登天；一旦离开广场又将什么都不是。这个反差如何受得了？说眷恋权力，他们才最眷恋权力，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要么是零，要么是百分之百，没有中间状态。只有把人弄到广场，他们才有一切；一离开广场，他们就丧失一切——“人一走，茶就凉”。就凭这，他们岂能容忍人们离开广场回家？他们的利益在于把人们弄上街头、弄上广场，上街头占广场就是一切，手段无所谓，理由借口无所谓，什么能蛊惑人心就鼓吹什么——见“纪念胡耀邦”没多少人买帐，马上换成“要民主、要自由”；见响应者依然寥寥，马上改为“反官倒、反腐败”；见一下子激起了社会的共鸣，马上趁机提高要价，以“能主导学运活动”为本钱伸手要官，甚至要求与当局平起平坐“对等谈判”，达不到目的就更变本加厉死死把住“广场政治”的权力不放，为此闹出绝食——“4月29日晚，吾尔开希与王丹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自称被中共便衣跟踪，不再参与北高联会议，二人便被学运组织边缘化”、“5月13日，吾尔开希便与王丹等6人发起绝食”——“因为被边缘化”，所以“发起绝食”——因为“被边缘化”，为了重新获得权力，所以不惜一切闹绝食。有人说，当年这些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一直没有明确的诉求，口号总是变来变去。这样说的人其实没弄明白这些人的真正目标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拉人上街为自己谋利，什么能煽动人心就说什么，所以才会一会儿一个样。所有被他们鼓动上街的人其实都是他们免费的筹码——本来什么都不是，就凭一番忽悠让那么多人一个子不要白白上街把自己变成威风凛凛大权在握的“学运领袖”，这不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又是什么？
害——“街头政治”犹如“一双红舞鞋”，穿上去就停不下来，不死人不算完——不管“街头政治”能否达到初始目标，结果都只能是恶性循环：如果“街头政治”能得逞，接下来的必然是“既然煽动一帮人占领广场就能解决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解决下一个？”结果必定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接二连三无穷无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客观规律。（当年好些人觉得“领导人接见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结果等真的接见了，“对等谈判”、“ＸＸＸ下台”、“人大开会罢免”之类要求马上就来了。当年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北约不得东扩”的要求满口答应，等苏联真解体了，北约马上东扩，老实不客气。）这跟满足绑票的劫匪没什么区别，屈服一个，意味着奖励鼓励一大群。所以如果“街头政治”得逞，则得逞的街头政客们必然随即提出更新更苛刻的要求，如此无限反复，不获得整个政权不会完。而如果街头政客真能靠街头政治上台，则必定马上严禁“街头政治”——他们岂能允许别人学他们的样用“街头政治”把他们赶下台？善于断别人粮道的曹阿瞒更善于防范别人断自己的粮道；善于靠“街头政治”获得政权的街头政客更善于防范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如果“街头政治”不能得逞呢？那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谁来承担责任？按正常逻辑，谁组织街头政治就该由谁承担责任。然而前面已经说了，闹街头政治的“民运领袖”、“街头政客” 是一群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决不肯为自己制造的街头政治承担任何责任。这就解释当年的一切：为什么他们那么拼命反对定性“动乱”的４．２６社论？为什么柴玲说追求的就是流血？为什么枪一响，原先死活不肯撤、不管谁来苦口婆心都置若罔闻的“民运领袖”们马上那么驯服地逃离天安门广场？为什么这些要求别人流血、坚守阵地、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的英雄好汉自己个个护照签证手续俱全，几乎全迅速安全逃到了国外？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私利就在于开枪，一开枪就达到了目的，至于死没死人、死多少人都无所谓——如果不开枪，和平解决，大家各归各，那这些“民运领袖”们怎么办？一旦和和平平离开广场，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什么权力都没有了。他们自己很清楚，如果按照“动乱”的定性，那他们很可能要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今后再想轻而易举出人头第就没那么容易了。要逃避责任就得流亡国外，而只有制造出开枪流血的大事件，才能证明自己“受迫害”，才有把握获得“政治避难”资格，从而逃避煽动“广场政治”的责任。
由此可见当年的开枪流血完全是街头政客“民运领袖”们出于“不负责任”的利益需要而蓄意制造的结果，并不是任何人的“误判”、“失误”、“经验不足”——为了自己逃避责任，必须让别人流血；为了让别人流血，必须煽动对抗，必须油盐不进死活赖在天安门广场不走。由此可见不负责任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能有多卑鄙、多伤天害理；一旦当权结果有多可怕。
中国的街头政治如此，外国的街头政治也一样：从希特勒到南斯拉夫、埃及、叙利亚、乌克兰……哪家的街头政治成了正果？
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们当年把人忽悠到天安门广场死赖着不走，枪声一响自己马上拔脚飞逃；然后年年把被自己忽悠死的人搬出来替自己脸上贴金，还闹什么“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这让人想起了希特勒——当年希特勒闹“啤酒馆政变”把人们忽悠上街，枪声一响自己马上拔脚飞逃；等夺取政权后又每年纪念“啤酒馆政变”，把当年被自己忽悠死的人搬出来为自己贴金——二者是不是如出一辙？
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民运领袖”的先例可以知道，千万别相信煽动别人闹街头政治、上街流血、自己却不肯负责的人。
譬如“民主小贩”杨恒均：“请大家千万别误会，破坏了老杨头温文尔雅的形象。老杨头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作为学者，我却不能昧着良心，不顾事实。事实是：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要让独裁者放弃绝对的权力，单单靠甜言蜜语与卖弄风情是很难奏效的，你得有民意支持的实力以及坚如钢铁的意志，要有‘勿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记得美国总统里根说过一句话吧：‘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他就是用这句话，促成了苏联东欧的非暴力转型”、“其它的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我很希望所有的独裁者，以及各种形式的不民主政权，都一个一个地永别人间，永不再见。”（杨恒均：“永别了，卡扎菲！”）
这是典型的“忽悠你上街流血、但自己绝不负责”——拼命鼓吹民主，鼓吹“各种形式的不民主政权，都一个一个地永别人间，永不再见”，公然宣布“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借此拼命煽动别人产生“暴力出民主”、“为民主而暴力”的思潮，然后笔锋一转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请大家千万别误会，破坏了老杨头温文尔雅的形象。老杨头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坚决反对内战”、“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说白了就是煽动别人流血、暴力、内战，成功了，自己这个“民主小贩”坐享其成；失败了，自己不负任何责任。信这样的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但杨恒均这个“民主小贩”跟中国的“普世公知”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的世纪性大骗局——“改革代价”、贫富悬殊、不平等、腐败有理、利益集团、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以改革的名义掠夺等等已经山穷水尽，越来越难混。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这跟当年天安门事件其实是一个道理：当年那帮广场政客“民运领袖”只有把广场政治变成流血事件，自己才能逃避制造动乱的责任；如今“普世公知”只有灭亡中国，自己才能逃避“顶层设计”出以改革的名义掠夺人民祸国殃民的责任。
面对如此形势，应该做的事很多。但对许多人来说，首先需要做的是千万别再相信不负责任的人。
如何判断是否负责任？以史为鉴，按毛泽东的主张：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发，听其言，观其行。至少有一条明确无误：鼓吹街头政治、靠街头政治吃饭的人绝不会负责，决不可信。
作者: 黎阳(巴.县.赏.花) [218713:11222], 16:36:44 06/02/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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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２０１４．６．２．
又到了五月底六月初，又到了各路“公知”、“民运好汉”们一年一度打鸡血般亢奋的季节，又见一片“勿忘”、“纪念”、“回顾”之类翻旧账、扒棺材本儿、借死人给自己贴金的声嘶力竭和喋喋不休。
可惜几十年了也没见有点长进，翻来复去就那么几句嚼烂了的车轱轳话来回倒腾，别说看戏的早倒了胃口，连演戏的都日见人稀。
其实这番亢奋的真正用途恰如鲁迅所说：“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只有把“勿忘”、“纪念”、“回顾”之类变成“搅屎棍”，把每年五月底六月初的亢奋变成“搅屎节”，才能定期“用棍子搅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让各路“公知”、“民运好汉”们这些“古的沉滓、新的沉滓”一年一次“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这往虚了说是不甘心被历史淘汰、被人民唾弃的命运，往实了说是眼前生计之必须——不定期显示自己的存在，那自己还有什么价值？还怎么领饭票？有谁肯为沉在烂泥塘底被人们遗忘的泥巴沉滓掏腰包？
当然，上述用途是对各路“公知”、“民运好汉”而言。对于普通中国老百姓而言，这一年一度“搅屎节”的用途是当反面教材，用当年那场大折腾告诉人们：盲目相信不负责任的人，后果会很严重。
负责任的人要干什么不但自己清楚，而且会让所有跟随自己的人都清楚。比如组织郊游，从一开始就会明确告诉所有参加者：到哪儿去，干什么，怎么去，去多久，要准备些什么，等等等等。
不负责任的人要干什么只有自己清楚，决不让别人清楚：不会真正告诉你到哪儿去，到天津会只说去廊坊，甚至南辕北辙。去哪儿不告诉你，去干什么不告诉你，去多久不告诉你，要准备什么不告诉你，要达到什么目标不告诉你……除了要你盲目跟着跑之外什么真相都不会告诉你。
回顾当年各路“公知”、“民运好汉”们的主张：先是“纪念胡耀邦”，然后是“要民主、要自由”，然后是“反官倒、反腐败”，然后是“反４．２６社论”，然后是绝食，然后是“跟政府‘对等’谈判”，然后是“全国人大立即召开临时大会，罢免国务院总理李鹏、国家主席杨尚昆，追究法律责任”，然后是“反对军管”，然后是“打倒共产党”，然后是“希望流血”……（柴玲２０１４年5月30日在美国国会六四25周年听证会上又为当年“民运好汉”们的主张添了个新内容：“美国进行干预”、“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一直等到早晨六点。我们一直希望美国来帮助，但很遗憾，美国并没有来”——希望美国怎么“进行干预”？怎么“来帮助”？派军队？派直升飞机？派“海豹突击队”？）——从“纪念胡耀邦”到“打倒共产党”到“希望流血”到“美国进行干预”，追求的目标如此变来变去，可见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打算让人们知道自己真正的追求，也就是说根本就没打算对别人负责。
靠街头政治吃饭的人从来都不是负责任的人。街头政治从来不能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历史一再证明，轰轰烈烈哗众取宠的虚张声势敌不过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组织严密的苦干实干。俾斯麦说：“当代的重大政治问题不是用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决定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鲁迅说：“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凡试图靠街头政治变革社会的没有不失败的。共产党里热衷于街头政治的如王明陈独秀等都一事无成。毛泽东跟斯诺说他以前是个文人，尝试过无政府主义、自治主义，走非暴力那一套来救国，以为只要每个省好了，学美国那一套把大家联合起来就能创造救中国。后来从血的教训与失败中被老蒋逼得拿起了枪杆子（同样是闹街头政治失败，毛泽东没有跑到外国“政治避难”，而是跑到农村，从零开始，从基础开始，认真探索，默默耕耘，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干事业；而六四各路“公知”、“民运好汉”则跑到国外卖身投靠，专门跟中国做对。抛开其他一切都不讲，但从人品就能看出天壤之别）。
“否定街头政治”不是无条件否定一切上街游行示威。用有限的“上街游行”对某具体的人和事表达立场态度是一回事；无止休上街闹事、无限期“占据广场”则是大大不同的另外一回事——鲁迅说：“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杨小楼做《单刀赴会》，梅兰芳做《黛玉葬花》，只有在戏台上的时候是关云长，是林黛玉，下台就成了普通人，所以并没有大弊。倘使他们扮演一回之后，就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那就实在只好算是发热昏了。”正常的游行示威也是“只有一时”，游行完了，表达了立场了，不管是游行组织者还是参加者“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该干嘛干嘛。而玩街头政治的则如鲁迅所说：“因为是‘天地大戏场’，可以普遍的做戏者，就很难有下台的时候”、“永远提着青龙偃月刀或锄头，以关老爷，林妹妹自命，怪声怪气，唱来唱去”、“进了后台还不肯放下青龙偃月刀”、“简直是提着青龙偃月刀一路唱回自己的家里来了”
不过玩街头政治的占据街头广场死不离开可不是因为发热昏，而是利害所致——街头政治的利害逻辑关系决定他们必须如此。
利——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等本是普通学生，一闹街头政治他们一下子就成了头面人物，发号施令八面威风。但他们的这份威风只限于广场街头，一旦大家不游行了，撤离广场、各归本位了，他们还能向谁发号施令去？——在平时你一所大学一所大学去摆威风试试，有几个人会买你的帐？这些人本来什么都不是，一闹“街头政治”、“广场政治”马上成了政治领袖呼风唤雨一步登天；一旦离开广场又将什么都不是。这个反差如何受得了？说眷恋权力，他们才最眷恋权力，因为对他们来说一切要么是零，要么是百分之百，没有中间状态。只有把人弄到广场，他们才有一切；一离开广场，他们就丧失一切——“人一走，茶就凉”。就凭这，他们岂能容忍人们离开广场回家？他们的利益在于把人们弄上街头、弄上广场，上街头占广场就是一切，手段无所谓，理由借口无所谓，什么能蛊惑人心就鼓吹什么——见“纪念胡耀邦”没多少人买帐，马上换成“要民主、要自由”；见响应者依然寥寥，马上改为“反官倒、反腐败”；见一下子激起了社会的共鸣，马上趁机提高要价，以“能主导学运活动”为本钱伸手要官，甚至要求与当局平起平坐“对等谈判”，达不到目的就更变本加厉死死把住“广场政治”的权力不放，为此闹出绝食——“4月29日晚，吾尔开希与王丹在香格里拉饭店召开记者招待会，自称被中共便衣跟踪，不再参与北高联会议，二人便被学运组织边缘化”、“5月13日，吾尔开希便与王丹等6人发起绝食”——“因为被边缘化”，所以“发起绝食”——因为“被边缘化”，为了重新获得权力，所以不惜一切闹绝食。有人说，当年这些人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一直没有明确的诉求，口号总是变来变去。这样说的人其实没弄明白这些人的真正目标不是要解决问题，而是要拉人上街为自己谋利，什么能煽动人心就说什么，所以才会一会儿一个样。所有被他们鼓动上街的人其实都是他们免费的筹码——本来什么都不是，就凭一番忽悠让那么多人一个子不要白白上街把自己变成威风凛凛大权在握的“学运领袖”，这不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又是什么？
害——“街头政治”犹如“一双红舞鞋”，穿上去就停不下来，不死人不算完——不管“街头政治”能否达到初始目标，结果都只能是恶性循环：如果“街头政治”能得逞，接下来的必然是“既然煽动一帮人占领广场就能解决一个问题，那为什么不能如法炮制解决下一个？”结果必定是得寸进尺变本加厉接二连三无穷无尽。这是历史事实，也是客观规律。（当年好些人觉得“领导人接见一下有什么不可以的？”结果等真的接见了，“对等谈判”、“ＸＸＸ下台”、“人大开会罢免”之类要求马上就来了。当年西方国家对戈尔巴乔夫“苏联解体、北约不得东扩”的要求满口答应，等苏联真解体了，北约马上东扩，老实不客气。）这跟满足绑票的劫匪没什么区别，屈服一个，意味着奖励鼓励一大群。所以如果“街头政治”得逞，则得逞的街头政客们必然随即提出更新更苛刻的要求，如此无限反复，不获得整个政权不会完。而如果街头政客真能靠街头政治上台，则必定马上严禁“街头政治”——他们岂能允许别人学他们的样用“街头政治”把他们赶下台？善于断别人粮道的曹阿瞒更善于防范别人断自己的粮道；善于靠“街头政治”获得政权的街头政客更善于防范别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如果“街头政治”不能得逞呢？那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谁来承担责任？按正常逻辑，谁组织街头政治就该由谁承担责任。然而前面已经说了，闹街头政治的“民运领袖”、“街头政客” 是一群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决不肯为自己制造的街头政治承担任何责任。这就解释当年的一切：为什么他们那么拼命反对定性“动乱”的４．２６社论？为什么柴玲说追求的就是流血？为什么枪一响，原先死活不肯撤、不管谁来苦口婆心都置若罔闻的“民运领袖”们马上那么驯服地逃离天安门广场？为什么这些要求别人流血、坚守阵地、与天安门广场共存亡的英雄好汉自己个个护照签证手续俱全，几乎全迅速安全逃到了国外？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私利就在于开枪，一开枪就达到了目的，至于死没死人、死多少人都无所谓——如果不开枪，和平解决，大家各归各，那这些“民运领袖”们怎么办？一旦和和平平离开广场，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什么权力都没有了。他们自己很清楚，如果按照“动乱”的定性，那他们很可能要为自己的所做所为负责，今后再想轻而易举出人头第就没那么容易了。要逃避责任就得流亡国外，而只有制造出开枪流血的大事件，才能证明自己“受迫害”，才有把握获得“政治避难”资格，从而逃避煽动“广场政治”的责任。
由此可见当年的开枪流血完全是街头政客“民运领袖”们出于“不负责任”的利益需要而蓄意制造的结果，并不是任何人的“误判”、“失误”、“经验不足”——为了自己逃避责任，必须让别人流血；为了让别人流血，必须煽动对抗，必须油盐不进死活赖在天安门广场不走。由此可见不负责任的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能有多卑鄙、多伤天害理；一旦当权结果有多可怕。
中国的街头政治如此，外国的街头政治也一样：从希特勒到南斯拉夫、埃及、叙利亚、乌克兰……哪家的街头政治成了正果？
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们当年把人忽悠到天安门广场死赖着不走，枪声一响自己马上拔脚飞逃；然后年年把被自己忽悠死的人搬出来替自己脸上贴金，还闹什么“天下围城，重返天安门”，这让人想起了希特勒——当年希特勒闹“啤酒馆政变”把人们忽悠上街，枪声一响自己马上拔脚飞逃；等夺取政权后又每年纪念“啤酒馆政变”，把当年被自己忽悠死的人搬出来为自己贴金——二者是不是如出一辙？
从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民运领袖”的先例可以知道，千万别相信煽动别人闹街头政治、上街流血、自己却不肯负责的人。
譬如“民主小贩”杨恒均：“请大家千万别误会，破坏了老杨头温文尔雅的形象。老杨头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坚决反对内战的。但作为学者，我却不能昧着良心，不顾事实。事实是：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要让独裁者放弃绝对的权力，单单靠甜言蜜语与卖弄风情是很难奏效的，你得有民意支持的实力以及坚如钢铁的意志，要有‘勿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记得美国总统里根说过一句话吧：‘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他就是用这句话，促成了苏联东欧的非暴力转型”、“其它的民主转型，包括最和平的苏联东欧，以及南韩、中国的台湾，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我很希望所有的独裁者，以及各种形式的不民主政权，都一个一个地永别人间，永不再见。”（杨恒均：“永别了，卡扎菲！”）
这是典型的“忽悠你上街流血、但自己绝不负责”——拼命鼓吹民主，鼓吹“各种形式的不民主政权，都一个一个地永别人间，永不再见”，公然宣布“民主的到来，几乎都多少伴随着某种程度的暴力”、民主转型“多多少少有一些‘暴力’成分，或者有一些要随时诉诸暴力的仁人志士”、“独裁者唯一听得懂的语言就是飞机和炸弹”，借此拼命煽动别人产生“暴力出民主”、“为民主而暴力”的思潮，然后笔锋一转把责任推了个一干二净：“请大家千万别误会，破坏了老杨头温文尔雅的形象。老杨头本人是非暴力的和平主义者，更不用说是坚决反对内战”、“为避免引起误会，本人再次重申：我是主张非暴力滴”——说白了就是煽动别人流血、暴力、内战，成功了，自己这个“民主小贩”坐享其成；失败了，自己不负任何责任。信这样的人，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但杨恒均这个“民主小贩”跟中国的“普世公知”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他们“顶层设计”一手包办的世纪性大骗局——“改革代价”、贫富悬殊、不平等、腐败有理、利益集团、以权谋私、环境污染、“量中华之物力，结美国之欢心”、以改革的名义掠夺等等已经山穷水尽，越来越难混。一旦骗局彻底破产，一切见不得人的东西必将大白于天下，他们必将被要求对自己几十年来的一切决策言行全面负责、彻底负责，必将面对全面的清算、彻底的清算，必将面对人民的审判、历史的审判。在这种情况下，你以为他们会傻不楞登老老实实坐以待毙？不先下手为强、赶在末日审判到来之前抢先灭亡中国才怪——这跟当年天安门事件其实是一个道理：当年那帮广场政客“民运领袖”只有把广场政治变成流血事件，自己才能逃避制造动乱的责任；如今“普世公知”只有灭亡中国，自己才能逃避“顶层设计”出以改革的名义掠夺人民祸国殃民的责任。
面对如此形势，应该做的事很多。但对许多人来说，首先需要做的是千万别再相信不负责任的人。
如何判断是否负责任？以史为鉴，按毛泽东的主张：从老百姓的利益角度出发，听其言，观其行。至少有一条明确无误：鼓吹街头政治、靠街头政治吃饭的人绝不会负责，决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