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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古代弃婴与育婴 宋代已有收养弃婴专门机构
A-A+2013年5月29日17:38百科知识评论
弃婴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痼疾，人们出于对幼小生命的怜悯，往往收其所养，给予帮助。纵观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有专门收养弃婴机构的国家。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民间就创设了慈幼局、举子仓等育婴机构。明清以后，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了大量的育婴堂等慈善团体。
弃婴与溺婴的陋习
中国自古就有溺婴的陋习。早在汉唐时期，史书就载有民间溺男婴之事，至明清以后，弃溺女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那时，穷苦的百姓迫于生活无计，只能将幼子弃于街市，任其自生自灭，一遇灾年，更是如此。如明末陕西大旱，百姓无粮可食，只得将小儿弃于道途或卖与他人；更有甚者，将小孩置于蒸笼内烹食，或易子相食，凄惨无比。
即便是丰年，民间也多有溺婴之事。汉唐时，政府向百姓征收人丁税，尤其是针对男丁有口钱和算赋等税种，而且徭役繁苛，贫苦百姓无法负担，只好溺杀男婴以求自存。此外，男儿长大后需分家产，子孙众多易使平户人家陷入窘境，故而溺杀男婴的事例不绝于史。南宋淳熙年间的《新安志》就载有皖南徽州的风俗：“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资分始少。”明清以后，赋役制度发生变革，取消了人丁税，民间弃溺男婴之举渐少，弃溺女婴却日渐成风，推究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自古有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主导学说，封建纲常的伦理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其中对妇女的束缚和毒害尤深。第二，在某些地区盛行厚嫁之风，也使产妇不得不思虑将来生计而动了溺女的念头。明人周孔教在苏州为官时就曾言：“今俗有可异者，平时生男则举，生女则杀之，故民间少女多鳏夫，丰年犹尔，况凶年乎？”于是，明代以后，弃溺女婴相沿成习，贫困之地如此，富庶之区亦概莫能外。清代江西一些地方官员也承认，“赣省民俗淳朴，惟溺女之风视他省为甚。”
育婴慈善机构的出现
为了革除这种陋俗，有些仁者善士开始倡议拯救幼婴。宋代是中国育婴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两宋之际，就专门设有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如举子仓、慈幼局、慈幼庄和婴儿局。
两宋政府多次颁布条例要求官僚或者有财赀者竭力收养弃婴。北宋崇宁年间，徽宗下诏广建居养院，弃婴幼婴的养育归属于居养院。此外，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政府还出资让幼童入私塾接受教育，或在宫观、寺院为童行。可见，北宋时育婴举措已相当完备。
宋室南渡后，高宗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竭力恢复慈善事业。绍兴五年，高宗就下诏：“禁贫民不举子，倘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地处京畿的临安、绍兴等府率先重建育婴慈幼机构，并首次将育婴机构从一般的慈善机构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的实体。江南各地开始广设慈幼育婴机构，或称慈幼局、举子仓、婴儿局等，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福建的举子仓、建康(今南京)的幼慈庄和临安(今杭州)的慈幼局。机构内不仅有严格的条规和专门的管理人员，而且政府或地方乡绅也定期给予资金上的资助，类似于我们现今的行政性拨款和个人捐献。
元代至明中叶，中国的育婴事业停顿达300年之久，明末万历年间，伴随着耶稣会的东来，沉寂多年的育婴事业逐步恢复。首先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组建宗教性质的慈善团体圣母会。而后，一些深受耶稣会熏染的封建士人如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秉承救生、放生的宗旨开始创设育婴会。明代育婴业中成绩斐然的当属苏州的周孔教与扬州的蔡琏。明万历初，周孔教在苏州积极推行育婴慈善事业，对于收养弃婴的家庭，周孔教倾囊而出，日资米谷，并且定有每三月送官验视的条规，对抚养的弃婴进行跟踪调查，一时间苏州府内“庶乎男女无夭折矣”。崇祯年间，扬州人蔡琏在家乡创办育婴社，育婴社纯属民间自发组织，善款多由会员及定期集会所募捐而得，并以此救济贫家。明清之际的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扬州城内富室云聚，他们踊跃捐输、共襄善举，遂保证了育婴社的运作与发展。
清代是育婴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各府州县设有育婴堂，民间育婴慈善组织如济婴堂、保赤局、救溺会等也层出不穷。仅以康雍朝的江南地区为例，在1650-1740年间，就设有38个育婴堂，堂所达44个之多。当时全国的育婴事业以江南最为发达，不仅立足于城区厢关，而且还延伸到了里甲一级，并形成了以苏州为核心的育婴系统。在苏州城内设有育婴堂，在乡里则有留婴堂、接婴所、保婴会等慈幼机构，相互之间调剂余缺，往来密切。清同光以后，来华洋人日增，其中一大部分是传教士，他们在教堂内设有医院与育婴机构，主要由神甫和修女负责抚养华人的弃婴。然而由于对洋人的不信任，各地都讹传弃婴被洋夷煮食入药，以至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教案”和“天津教案”。这一时期华人也创办了育婴团体，大都集中在上海，他们依靠上海商会捐募的善款进行日常经营，著名的有上海育婴堂和松江全节堂。
育婴堂的经营与管理
纵观中国古代育婴事业的发展，主要分官办和官督民办两大体系，而经费的来源也主要以政府的行政性拨款和民间的捐募为主。育婴的方式主要有堂养、寄养与自养3种：所谓堂养主要是专辟场地，收婴雇请乳妇抚养；所谓寄养主要是由乳妇带于家中抚养，并由育婴堂支给米粮；所谓自养主要是由生母领养，悉心照料。
从宋朝开始，官署就将没官的田产拨给慈幼局以充经济来源。为了便于妥善经营，官府还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凡无人收养的婴儿，由官府募乳妇寄养哺育，所给钱米至七岁止；凡收养之弃婴，应由各保发现后禀告官府，经官府审核属实后，方可入籍支给钱米；凡想领养为己子者，听任其便，但须官司出具凭据；凡小孩患疾者，量给药费，倘若死亡，则支给埋殡钱；倘若遇贫者无力抚养幼婴寄送于堂，准许亲人探访，并待宽裕时，认领回家。此外，慈幼局还设有管庄人，并由僧侣负责其中事务，并支付一定费用。
而民间所创的育婴组织往往带有浓重的官督民办色彩。如明清时期所创设的育婴堂，费用往往由地方社会捐助，或向会员捐募，并内政府出面聘请地方绅衿担任首事，轮流掌管，负责领发给乳妇的工役钱粮及婴孩的日用品等诸多事宜。地方官员也往往参与其中，每逢月望之日，亲赴堂中督查婴孩的抚养情况，对经营堂务的人员按业绩颁发旌奖，授予奖金。
清末，外国传教士开始广泛参与中国的育婴事业，他们不仅抚养孩童，而且灌输西式教育，使得中国固有的育婴事业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华人的育婴事业在全国仍有延续，在管理上也汲取西方的管理经验，在堂内设立董事，组建董事会加以运营。作者 董强
盘点古代弃婴与育婴 宋代已有收养弃婴专门机构
A-A+2013年5月29日17:38百科知识评论
弃婴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痼疾，人们出于对幼小生命的怜悯，往往收其所养，给予帮助。纵观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设有专门收养弃婴机构的国家。早在一千多年前，我国民间就创设了慈幼局、举子仓等育婴机构。明清以后，慈善事业进一步发展，并在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了大量的育婴堂等慈善团体。
弃婴与溺婴的陋习
中国自古就有溺婴的陋习。早在汉唐时期，史书就载有民间溺男婴之事，至明清以后，弃溺女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普遍存在。那时，穷苦的百姓迫于生活无计，只能将幼子弃于街市，任其自生自灭，一遇灾年，更是如此。如明末陕西大旱，百姓无粮可食，只得将小儿弃于道途或卖与他人；更有甚者，将小孩置于蒸笼内烹食，或易子相食，凄惨无比。
即便是丰年，民间也多有溺婴之事。汉唐时，政府向百姓征收人丁税，尤其是针对男丁有口钱和算赋等税种，而且徭役繁苛，贫苦百姓无法负担，只好溺杀男婴以求自存。此外，男儿长大后需分家产，子孙众多易使平户人家陷入窘境，故而溺杀男婴的事例不绝于史。南宋淳熙年间的《新安志》就载有皖南徽州的风俗：“民嗜储积，至不欲多男，恐子益多而资分始少。”明清以后，赋役制度发生变革，取消了人丁税，民间弃溺男婴之举渐少，弃溺女婴却日渐成风，推究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自古有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观念。南宋以后，程朱理学成为主导学说，封建纲常的伦理束缚着人们的言行，其中对妇女的束缚和毒害尤深。第二，在某些地区盛行厚嫁之风，也使产妇不得不思虑将来生计而动了溺女的念头。明人周孔教在苏州为官时就曾言：“今俗有可异者，平时生男则举，生女则杀之，故民间少女多鳏夫，丰年犹尔，况凶年乎？”于是，明代以后，弃溺女婴相沿成习，贫困之地如此，富庶之区亦概莫能外。清代江西一些地方官员也承认，“赣省民俗淳朴，惟溺女之风视他省为甚。”
育婴慈善机构的出现
为了革除这种陋俗，有些仁者善士开始倡议拯救幼婴。宋代是中国育婴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在两宋之际，就专门设有收养弃婴的慈善机构，如举子仓、慈幼局、慈幼庄和婴儿局。
两宋政府多次颁布条例要求官僚或者有财赀者竭力收养弃婴。北宋崇宁年间，徽宗下诏广建居养院，弃婴幼婴的养育归属于居养院。此外，据《宋会要辑稿》所载，政府还出资让幼童入私塾接受教育，或在宫观、寺院为童行。可见，北宋时育婴举措已相当完备。
宋室南渡后，高宗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竭力恢复慈善事业。绍兴五年，高宗就下诏：“禁贫民不举子，倘有不能育婴者，给钱养之。”地处京畿的临安、绍兴等府率先重建育婴慈幼机构，并首次将育婴机构从一般的慈善机构中单列出来成为独立的实体。江南各地开始广设慈幼育婴机构，或称慈幼局、举子仓、婴儿局等，当时比较著名的有福建的举子仓、建康(今南京)的幼慈庄和临安(今杭州)的慈幼局。机构内不仅有严格的条规和专门的管理人员，而且政府或地方乡绅也定期给予资金上的资助，类似于我们现今的行政性拨款和个人捐献。
元代至明中叶，中国的育婴事业停顿达300年之久，明末万历年间，伴随着耶稣会的东来，沉寂多年的育婴事业逐步恢复。首先是利玛窦等传教士在北京组建宗教性质的慈善团体圣母会。而后，一些深受耶稣会熏染的封建士人如李之藻、杨廷筠等人秉承救生、放生的宗旨开始创设育婴会。明代育婴业中成绩斐然的当属苏州的周孔教与扬州的蔡琏。明万历初，周孔教在苏州积极推行育婴慈善事业，对于收养弃婴的家庭，周孔教倾囊而出，日资米谷，并且定有每三月送官验视的条规，对抚养的弃婴进行跟踪调查，一时间苏州府内“庶乎男女无夭折矣”。崇祯年间，扬州人蔡琏在家乡创办育婴社，育婴社纯属民间自发组织，善款多由会员及定期集会所募捐而得，并以此救济贫家。明清之际的扬州，是淮盐的集散地，扬州城内富室云聚，他们踊跃捐输、共襄善举，遂保证了育婴社的运作与发展。
清代是育婴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各府州县设有育婴堂，民间育婴慈善组织如济婴堂、保赤局、救溺会等也层出不穷。仅以康雍朝的江南地区为例，在1650-1740年间，就设有38个育婴堂，堂所达44个之多。当时全国的育婴事业以江南最为发达，不仅立足于城区厢关，而且还延伸到了里甲一级，并形成了以苏州为核心的育婴系统。在苏州城内设有育婴堂，在乡里则有留婴堂、接婴所、保婴会等慈幼机构，相互之间调剂余缺，往来密切。清同光以后，来华洋人日增，其中一大部分是传教士，他们在教堂内设有医院与育婴机构，主要由神甫和修女负责抚养华人的弃婴。然而由于对洋人的不信任，各地都讹传弃婴被洋夷煮食入药，以至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昌教案”和“天津教案”。这一时期华人也创办了育婴团体，大都集中在上海，他们依靠上海商会捐募的善款进行日常经营，著名的有上海育婴堂和松江全节堂。
育婴堂的经营与管理
纵观中国古代育婴事业的发展，主要分官办和官督民办两大体系，而经费的来源也主要以政府的行政性拨款和民间的捐募为主。育婴的方式主要有堂养、寄养与自养3种：所谓堂养主要是专辟场地，收婴雇请乳妇抚养；所谓寄养主要是由乳妇带于家中抚养，并由育婴堂支给米粮；所谓自养主要是由生母领养，悉心照料。
从宋朝开始，官署就将没官的田产拨给慈幼局以充经济来源。为了便于妥善经营，官府还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凡无人收养的婴儿，由官府募乳妇寄养哺育，所给钱米至七岁止；凡收养之弃婴，应由各保发现后禀告官府，经官府审核属实后，方可入籍支给钱米；凡想领养为己子者，听任其便，但须官司出具凭据；凡小孩患疾者，量给药费，倘若死亡，则支给埋殡钱；倘若遇贫者无力抚养幼婴寄送于堂，准许亲人探访，并待宽裕时，认领回家。此外，慈幼局还设有管庄人，并由僧侣负责其中事务，并支付一定费用。
而民间所创的育婴组织往往带有浓重的官督民办色彩。如明清时期所创设的育婴堂，费用往往由地方社会捐助，或向会员捐募，并内政府出面聘请地方绅衿担任首事，轮流掌管，负责领发给乳妇的工役钱粮及婴孩的日用品等诸多事宜。地方官员也往往参与其中，每逢月望之日，亲赴堂中督查婴孩的抚养情况，对经营堂务的人员按业绩颁发旌奖，授予奖金。
清末，外国传教士开始广泛参与中国的育婴事业，他们不仅抚养孩童，而且灌输西式教育，使得中国固有的育婴事业在性质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华人的育婴事业在全国仍有延续，在管理上也汲取西方的管理经验，在堂内设立董事，组建董事会加以运营。作者 董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