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电视认罪”折射中共政治文化

老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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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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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22/c22china/

北京——七年来,这名年轻的瑞典男子在北京领导一个非政府组织,为遇到麻烦的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援助。现在,他陷入了中国法律体系的天罗地网。在被警方羁押期间,他被迫在一段视频中陈述了他所谓的罪行。

“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在官方媒体中国中央电视台周二晚间播出的节目中,35岁的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说。“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对发生的这一切深表歉意。”

瑞典籍书商桂民海(Gui Minhai)两天前曾在狱中做出过类似的供述,2013年时,另外两名外籍人士韩飞龙(Peter Humphrey)和薛蛮子(Charles Xue)也是如此。

尽管在被中国警方羁押时,外国人早就被迫做出过蹊跷的供述,但是最近在习近平的强硬统治下,电视上播出的一连串供述依然让这里的很多人侧目,因为这些视频被共产党用作宣传工具,面向数亿观众播放。很多人觉得,这让人回想起毛泽东时代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做法。中国人也在电视上做过一些引人瞩目的供述

除了延续历史惯例之外,中国还打算用这些视频实现什么企图呢?这种做法有效果吗?

“这是一种展示,意在体现党国对个人的权威,就是这么简单,”香港中文大学讲师罗助华(Joshua Rosenzweig)说。“在胡锦涛执政时期,社会空间和行动者变得太独立、太具批判性了,现在领导层要施加更严格的控制,这就是他们的措施之一。”胡锦涛是上一任中国领导人。

达林是在中国官方的一场行动中遭到羁押的,该行动旨在打压维权律师、记者和民间团体活动人士。

罗助华说,时常播出这样的供述,“造成了一种‘这是非法活动’的印象”,也传达出了中共正在采取措施打击的信息。他说,这种视频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显示“参与者现在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持有了正确的立场”。

在中国,刑事诉讼往往取决于警方取得的口供,而刑讯逼供的现象非常普遍。并不清楚达林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这番话的。他患有阿狄森氏病(Addison’s disease),这是一种荷尔蒙失调症,需要每天服药。他的组织称他是被迫做出供述,并对此表达了谴责。

韩飞龙是英国公民,在为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开展商业调查期间遭到了羁押。在被驱逐出境之后,韩飞龙表示,警方为迫使他招供,在他生病时拒绝提供医疗救助。他曾供认称,自己非法获取中国公民的私人信息,并将其出售给客户。

而薛蛮子遭到羁押时,中共正在打压那些在微博上拥有百万粉丝的意见领袖。

香港一家出版公司的瑞典籍股东桂民海现身中国官方电视台,声称自己回国自首,并供认了自己2003年酒后驾车致人死亡,并在缓刑期间潜逃的行为。去年10月,他在泰国的公寓中消失,是五名失踪香港书商之一,据推测他们是被中国安全官员关押的。

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研究员潘嘉伟(Patrick Poon)表示,“这种电视悔罪的做法没有遵循任何正当程序”,而遵循正当程序“才能确保当事人有机会获得公正的审判”。

他表示,共产党采取了很多措施来限制境外非政府组织(NGO)及其中方合作伙伴的活动,达林的公开悔罪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他说,“指控NGO的外国工作人员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这种做法也可以恫吓那些未来希望到中国从事NGO工作的外国人。”

达林事件令中国的NGO员工感到担忧,纷纷讨论和揣测共产党的红线在哪里。这种恐惧与一项迫使在华外国NGO到公安局登记并披露支出细节的法律草案相一致。

中国公民也经常出现在官方电视台播出的悔罪视频中。一段在监狱拍摄的视频显示,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的三名学生讲述了他开展的所谓的分裂活动,以及他们自己的共谋行为。这名维吾尔族经济学教授因为有关中共民族政策的言论,于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同一年,70岁的记者高瑜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中,供认向国外泄露机密文件的行为。

在央视关于达林的新闻片段中,两名遭到羁押的中国同事恶语相加,谴责达林和他所在的组织,这与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人或朋友被迫互相指责的情形颇为相似。

“我现在觉得,我已经很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机构其实就是反华机构在中国设立的这种先锋站,或者叫桥头堡,这样的一个位置。它主要就是想在中国内部安插一些眼线,去了解我们国家最底层、最基层的一些社会问题,”达林的一名年轻同事在视频中说道。“其实就是想伺机制造一些事端,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政权、对我们党的领导进行颠覆。”视频中只显示这位同事姓王。

这种措辞显示,之所以发布这些涉及外国人的视频,目的之一就是激发对外部人员——共产党所说的“黑手”——的怀疑,进一步推进习近平一直宣扬的中国与西方对抗的心态。

这些视频是否有效发挥了宣传作用不甚明了。在看了视频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后,一些中国人怀疑达林所在的组织是否真的那么邪恶。

其他人表达了怀疑态度。有人在微博上写道:“怎么感觉跟朝鲜的做法一样?处心积虑地让异见人士公开认罪。”很多中国自由派人士在网上提到,知名维权律师李方平为达林辩解,称他是“法律界的诺曼·白求恩(Norman Bethune)”。白求恩是参与毛泽东的事业的一名加拿大医生。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去年3月写的一篇文章称,共产党在1940年代从苏联借鉴了自我批评的做法。50年代,官员们迫使很多知识分子写下忏悔书,迫使他们服从毛泽东思想。

“在习近平新开展的公开悔罪的行动中,可以看到共产党政治史中令人不安的影子,”班志远写道。“是否有罪的问题屈从于政治权力的当务之急。”

“就像过去一样,当今的忏悔风潮不是为了问责、政府清廉或建立一个基于规则的体制,”他接着写道。“而是统治与服从的问题,习近平是中国的忏悔主管。你们要听凭他摆布。”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Mia Li,Kiki Zhao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习近平上台以来,很多地方仿效毛泽东,对待异议人士专横野蛮,对待普通百姓洗脑愚民。一方面用电视认罪这种方式,用与政见不相干的事情公开羞辱异议人士,逼迫其就范而公开服从统治权威;一方面抬高周小平花千芳等逻辑混乱条理不清颠倒是非的白痴类的网络红卫兵,来对抗知识分子理性的批评意见,愚弄不知底细的普通老百姓。
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大家要坚决支持习总的革命路线!
 
哥最近正准备申请中国签证.

就不给你点赞了 ...
切, 说的好像自己很重要、TG天天拿眼皮子夹你似的。;)
 
一阅
呵呵
 
切, 说的好像自己很重要、TG天天拿眼皮子夹你似的。;)

想想SALAS妹妹是怎么消失的, 前车之鉴啊 ...
 
想想SALAS妹妹是怎么消失的, 前车之鉴啊 ...
且不说TG压根儿就没拿眼瞧你。 就算盯上你了, 照你的一贯弱点, 肯定设个套儿,让你嫖娼去啊。
网络发言这点屁事儿, 尤其是在有 @Riven 罩着的地盘上发言, TG管不着的。
 
且不说TG压根儿就没拿眼瞧你。 就算盯上你了, 照你的一贯弱点, 肯定设个套儿,让你嫖娼去啊。

哥最怕的就是这一招啊, 一世英明, 不能因为去按个摸就全毁了吧 ...
 
背景应该配上一个文革口号: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D
 
没别的,官方公告屁民都不信的了,这么搞的意思是,有视频总是真相了吧?

可惜了,怎么能追上屁民的智商?
 
http://cn.rfi.fr/中国/20150811-锋锐律师案王全璋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两罪被刑事拘留

锋锐律师案王全璋以寻衅滋事、煽动颠覆两罪被刑事拘留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发表时间 11-08-2015 更改时间 11-08-2015 发表时间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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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认为,当局新一波对维权人士打压波及全国 222人遭压制中文网络照片 DR


自7月5日前后被不明身份者带走后,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王全璋律师的家人就只能从官方媒体上得知他的消息,却一直没有王全璋律师下落的官方说法。

月18日,多家官方媒体高规格刊发了由《人民日报》记者黄庆畅和新华社记者邹伟联合采写的《北京锋锐律所案追踪》抹黑报道。

该文称,“近日,公安部指挥多地公安机关摧毁一个以北京市锋锐律师事务所为平台,少数律师、推手、“访民”相互勾连、滋事扰序的涉嫌重大犯罪团伙,周世锋、王宇等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文中谈及王全璋,但并未给出他的下落。

在此前同样由两人撰写的通稿《揭开“维权”事件的黑幕》中则说,“维权圈”大体分为三个层级:组织核心层,包括锋锐所主任周世锋、行政助理刘四新、律师黄力群等人;策划行动层,包括律师王宇、王全璋和推手吴淦、翟岩民等人;跟风参与层,包括刘星、李某某等“访民”。

根据王全璋律师的妻子在8月6日发表的网络文章,“到今天为止你失联近一个月了。7月上旬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里我们还商量好一个星期左右带儿子回家,可第二天你的电话却再也无法接通。”

一个月来,王全璋的家人委托的律师李仲伟多次前往天津,但均无王的消息,李仲伟透露,昨天(8月9日),他陪同王全璋妻子第三次前往天津河西区看守所,终于得到警方的说法。

警方答复称,王全璋涉嫌“寻衅滋事”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两个罪名,于此前的8月4日被“刑事拘留”,通知书已经寄往他身份证上的地址,警方并未按刑事诉讼法规定,告知家属和律师王全璋涉案的主要事实。

警方称,目前王全璋案“案情不便透露,目前不允许会见”,如果书面要求会见,他们“会给书面不允许会见的决定书”。
此前,根据官方通稿《北京锋锐律所案追踪》称,“锋锐律所文有刘四新,武有‘屠夫’吴淦,还有王宇、王全璋等一批‘战将’”,该文还提及王在2013年4月,在为法轮功信仰犯辩护时,被靖江法院司法拘留的往事。

此文描述称,开庭前,辩护人王全璋、与王宇同为锋锐律所律师的王全璋到靖江市检察院“无理控告”承办人及主审法官。庭审中,王全璋以“申请回避、捏造事实”等方式干扰庭审进程;未经法庭许可,擅自用“云录音”状态的手机录音、拍照,企图传到网上“炒作”,最后,王全璋被“依法”治安拘留。

警方还指控,王宇、王全璋、吴淦等人频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散布攻击党和政府、抹黑司法制度”等的“负面言论”。
但根据王全璋妻子的回忆,在2013年4月,王全璋仍然是北京振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怎么一下子变成王全璋在锋锐所的违法事实了呢?”

王全璋的妻子认为,王全璋“作为辩护律师,法庭上只是说了一些一个辩护律师该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没有任何违反法庭纪律的行为。”

根据维基百科的资料,王全璋1976年出生,山东五莲人,常代理敏感案件,如山东记者齐崇淮案、原深圳警督王登朝案的申诉、法轮功学员案件无罪辩护等。

2014年3月28日,王全璋赴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建三江农垦局七星拘留所为2014年建三江事件被迫害的律师维权,警察对他实施了抓住头发撞墙、用拳头猛击后脑等暴力。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20/c20chinaswede/

瑞典人权工作者在囚禁中向中国道歉

黄安伟 2016年1月20日
北京——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周二报道,一家在北京运作的非政府组织的瑞典籍联合创始人,为参与危害国家的活动而作出道歉。该组织旨在为中国公民提供法律援助,为中国的维权及人权律师提供培训。

报道称,人权卫士紧急救援协会(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瑞典籍联合创始人,现年35岁的彼得·达林(Peter Dahlin)向官员们表示,“我在中国从事了违反中国法律的活动,伤害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此我要深深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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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Urgent Action Working Group/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在北京工作的瑞典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1月3日,达林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搭乘飞往泰国的航班时被带走。
相关文章
1月3日,达林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准备搭乘飞往泰国的航班时被带走。达林的同事迈克尔·卡斯特(Michael Caster)表示,在乘飞机离开前的数日,达林感到紧张不安,决定暂时逃离中国首都。中国外交部后来表示,达林参与了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活动。

新华社的报道重申了这一指控,但提到更多细节。

报道称,达林承认他们撰写的报告“并不能反映真实全面的情况”。文章称,该组织培训的律师及活动人士“插手社会热点问题和敏感案件,蓄意激化一些原本并不严重的矛盾纠纷”。

文章称,该组织“煽动群众对抗政府,意图制造群体性事件”。

达林及其所在的组织似乎卷入了中国政府打压人权律师的行动,该行动主要是向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施压。新华社称,达林的合伙人王全璋是该事务所的律师。

新华社报道称,达林和王全璋于2009年在香港注册成立该组织,但在北京活动,他们没有履行任何“注册备案程序”。报道称,该组织接受了七家境外非政府机构或组织提供的资金,达林是“西方反华势力安插在中国的眼线”,搜集用于在国际上抹黑中国国家形象的信息。

新华社的报道还称,达林所在的组织,与最近帮助王宇的儿子偷越边境的活动有牵连。王宇是锋锐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目前正受到关押。

达林所在的组织否认了针对他作出的广泛指控。记者无法联系到达林发表评论。

在中国,司法体系采信的供述通常是通过强迫和威胁获取的。目前尚不清楚,达林是在什么情况下说出新华社报道的那番话的。最近几年,官方新闻媒体发表或展示遭羁押人员所谓的供述的情形越来越多,其中包括一些知名的外国人,甚至在刑事诉讼程序尚未启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瑞典大使馆表示正在调查此事。

达林患有爱迪生氏病。这是一种荷尔蒙失调症,患者需每天服药,否则有生命危险。新华社报道称,达林的患病服药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自2012年底掌权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其他中共高层官员,一直在推行打压自由派思想和政治异见的行动,包括打压人权律师,提议立法严格控制在华运作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及其中方合伙人的活动。这些政策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

中国官员还羁押了另一名瑞典人,香港书商桂民海(Gui Minhai)。他原本待在泰国,最终却出现在中国内地,过程不为人知。桂民海最近出现在内地电视上供认罪行。桂民海是五名失踪书商之一,在香港,很多人怀疑他们被中国安全官员关押了。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Mia Li对本文有研究贡献。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最近與一個網友 (不是 CFC 的) 聊,人大略可以分成三種極端:
第一種是主動相信洗腦的,第二種是被動相信洗腦的,第三種是不相信洗腦的。

我覺得這些電視上認罪的,應該準備三種講稿,宣傳的效果才會好:
對第一種說的是:別學哥對著政府幹,下場不會好的!這樣很符合第一種的心意。
對第二種說的就是現在的版本。
對第三種說的是:我的錯誤就是 over-generalization,我本來某些行為只是激化中外矛盾,激化中國內部矛盾,不但幫不到中國人反而害了他們。我願意用更理性、客觀的方式換取政府的善意與理解,一同為中華民族奮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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