蛟应该是龙的前期，这一族的最高形态是龙.
信神就要信耶稣。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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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龙起源
作为古生物的恐龙，灭绝于距今七千万年左右的中生代，最早的猿人生活于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间相差了六千多万年，因此，猿人是不可能看到恐龙的，也就更谈不上对恐龙的记忆和恐惧，显然，龙为恐龙遗记说，是站不往脚的。
章鸿钊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主张者，其观点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西方文化中的毒龙和中国文化中的神龙在与水的关系上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差异很大，史密斯的说法缘于他的极端传播论，即坚持认为世界文化发源于埃及和巴比伦，两人的观点都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外学者对文化现象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极端传播论都失去了市场，龙为外邦传人说也就为学术界所不取了。
对龙为图腾合并说也有比较大的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几乎所有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具体的生物或无生物，而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害、毁伤或杀害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的载述。
（选自庞进的《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略有改动。）
作为古生物的恐龙，灭绝于距今七千万年左右的中生代，最早的猿人生活于三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中间相差了六千多万年，因此，猿人是不可能看到恐龙的，也就更谈不上对恐龙的记忆和恐惧，显然，龙为恐龙遗记说，是站不往脚的。
章鸿钊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主张者，其观点仅仅是一种理论假设。西方文化中的毒龙和中国文化中的神龙在与水的关系上有相似之处，但总体上差异很大，史密斯的说法缘于他的极端传播论，即坚持认为世界文化发源于埃及和巴比伦，两人的观点都产生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中外学者对文化现象研究的深入，中国文化西来说和极端传播论都失去了市场，龙为外邦传人说也就为学术界所不取了。
对龙为图腾合并说也有比较大的争议，否定的观点认为，“迄今为止，考古学，历史学均无可信资料证明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一个强大的以蛇为图腾的氏族部落，至于兼并与融合其他以马，狗、鱼、鸟、鹿为图腾的氏族部落的说法更是完全出于臆想。”（刘志雄、杨静荣）学者们还指出，将中国古文物上出现的动物造型或纹饰视作图腾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考古学中的某一类型文化与社会学中某一氏族部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还有的学者从图腾文化的基本特征提出悖论，如：几乎所有图腾都是自然界中存在的具体的生物或无生物，而龙是自然界中不存在的“神物”；图腾是氏族群体成员崇敬的对象，是不得损害、毁伤或杀害的，而在中国的古代典籍和神话传说中，不乏贬龙、辱龙、斗龙、斩龙的载述。
（选自庞进的《呼风唤雨八千年——中国龙文化探秘》，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略有改动。）
龙与蛟的区别是什么？ - 神话- 知乎
Su Adam，风雨中万般爱 唯有一双眼可信赖
朱逸非、孙可杰、知乎用户 等人赞同
摘自《龙-一种未明的生物》
科学是重新使人入睡的途径
--L·维特根斯坦
我们知道,正如人类认识过程的每一个具体阶段都有局限性近代科学本身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也同样存在着狭隘与偏嘛面。为了推倒那些以神秘主义为支柱的旧观念、旧习俗，近代科学在发动凌厉攻势的时候难免会出现矫枉过正的偏差。举个例子： ,我们从西方存留下来的古代记录来看,他们的祖先也就认识到了陨石来自天外,然而由于他们不理解陨石坠落时发的声响和光亮,便错误地以为其中可能含有什么神的旨意,因陨石看作是令人敬畏和崇拜的神物。文艺复兴运动以后,欧洲科晚界开始大胆否定了一批流传已久的神秘观念。1768年,欧洲发现三块陨石,巴黎科学院推举拉瓦锡对此进行研究。拉瓦锡得出的结论是“石在地面,没入土中,电击雷鸣,破土而出,非自天降”欧洲某些博物馆的保管员甚至扔掉了珍贵贵的陨石,认为它们是迷信时代的可耻遗物(《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九卷第381页）坚决屏除陨石与天神之间的联系,反映了当时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进步意识,可是由此而彻月底否定陨石来自天空的事实,这又是明显的矫枉过正,陷入了另一种非科学的偏见:所幸的是,科学毕竟是一项能够自我矫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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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题
数千年的文化积累,使龙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庞大也越来越模糊了。然而,即使我们将讹传、误认冒用等各种因素充分估计在内,仍无法彻底排除龙作为一种动物的现实可能性。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先要问出以下问题：
1古人所看见的动物跟今人所能看见的是等量齐观的吗？例如麒麟是犀牛或长颈鹿，凤是孔雀或鸵鸟，龙是大蛇和鳄鱼，等等。这种对号入座的推演符合迄今生物科学史提供的事实吗？
2人们可以从地方志中准确地发现大象，老虎，鳄鱼等动物的历史分布，为什么有理由断定其中关于龙的记录是无稽之谈？
3古人所有和动物有关的单字都是象形字。如“象，鸡，兔，燕，龙”等。十二种动物配合十二地支，为什么只有龙是”虚构“的？在排位中也毫无“尊贵”可言？
4古人运用概念随意性很大，古籍中记载的“龙”很多时候没有严格限定在生物学意义上，能够因此否定“龙”作为真实生物的存在吗？
4龙，蛇，蛟，鳄是不是同类？如果说龙就是鳄鱼，为什么在古中国鳄鱼多入牛毛的环境，龙还是一种神秘的存在？
5龙象征着天下太平。那么它曾经会不会以一种现代科学中“指示生物”（indicator organism）的意义存在（化工厂养仙鹤证明空气质量）？是否古人搞错了指示生物出现和环境好的因果关系，并赋予了它政治意义？
6我们为了批判某神秘主义观点，往往一同否定这种观点所依赖的基本事实，这种行为能叫科学吗？没有仔细研究过古人遗留下来的全部记录资料，没有考虑古今环境的变化，用一句简单的“封建迷信神话”打发，这是科学吗？
伏羲、女娲神话与中国古代蛇崇拜
范立舟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居有极其显赫地位的伏羲与女娲的本始形象是人首蛇 身。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流行是中国古代供奉的蛇图腾的变形。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 ，被许多部族视作图腾。文明的出现 ，国家的萌生 ，蛇意象又逐步演化为龙意象 ，成为非凡力量的象征。中国神话中的蛇龙意象 ，折射出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性的变迁 ，而伏羲、女娲神话及其形象就是这一巨大变迁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关 键 词】伏羲；女娲；神话；蛇崇拜
【作者简介】范立舟（1962-），男，浙江衢州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众多的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显赫地位的伏羲与女娲的本始形象是人首蛇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 流行就是中国上古时代蛇崇拜的变形。事实上，蛇是生活于海岱区域的东夷部族的图腾，在他们眼里，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是永恒生命的象征。伏 羲、女娲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崇拜意识的浓缩。
一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晋王嘉《拾遗记》：“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楚辞·天问》：“女娲 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女娲人头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 王世纪》：“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曹植《女娲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灵。”
典籍中伏羲的形象还有间接的说明，《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雷泽“大迹”乃雷神为之，《山 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而伏羲与雷神确有血统渊源。[1]又，伏羲、女娲作为苗族始祖神，其形象亦为“人首蛇身”。《山海经·海 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面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据闻一多《伏羲考》所释，此名曰“延 维”的“人面蛇身”、“左右有首”的苗民所祀奉的神明，实即交尾的伏羲、女娲。①晋人郭璞注引《庄子·达生》，此即齐桓公所见之“委蛇”：“其大如毂，其 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砖墓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形象，腰身以上是人形，穿袍戴冠，腰身以下则是蛇躯，尾端亲密地卷曲在一起。[2]又如山东嘉祥出土 的画像石，伏羲、女娲的形象亦同于南阳汉墓画像，两人背向，伏羲在左，手执曲尺，女娲在右，手执圆规，空中有几位长着翅膀的人首蛇身的小人。据说，英人斯 坦因晚清时在隋代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发掘出土的绢画也是如此。[3]（P83）事实上，很可能西汉初期所画的壁画上的伏羲、女娲形象便是如此的了，因为《文 选》载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②
二
应当说，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蛇意象是十分浓重的（进入文明社会又转变为龙意象），仅《山海经》一书就可以看到许多和蛇有关的资料，如《西山经》称 “诸次之山”，“是山也，多木无草，鸟兽莫居，是多众蛇。”《北山经》中提到的“大咸之山”与“錞于毋逢之山”：“有蛇名曰长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 柝。”《大荒南经》则云：“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海内南经》上所载之蛇更为恐怖：“巴蛇 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山海经》中还有多处有把蛇形象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如《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 经》：“西海阝者者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廾合兹。”《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青蛇，名曰 夸父。”由此可见，《山海经》中将女娲形象描绘成人面蛇身之状便无足为怪了，蛇与人发生某种关系，其背后潜藏着怎样一种意蕴？有学者认为，“这正是自然力 已被人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了的神话式反映，所谓“神”，除了自然神以外，许多乃是其时浮现在历史之流上的父家长豪酋之神话式表现，于是被征服了的蛇也就 开始了从王者豪酋之装饰（珥蛇即是以蛇饰示神力）到帝王权力之标志的意义发展”。[4]这种解释，诠释了此种神话意象随社会由野蛮向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发生 的许多微妙的变化，但却没有能说明此种神话意象产生的原由，要破译伏羲、女娲形象之谜，还要从中国上古的蛇崇拜谈起。
三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流传的神话中都有有关蛇的传说和崇拜。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地爪哇人的神话说，世界是蛇形母神艾因加纳创造的，[5] （P91-92）北美回乔尔人（Huichol）崇拜的大女神Nakawe，也被视为周身围绕着许多的蛇，她被称作“我们的大祖母”，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生 命。[6]（P78）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女神Chiuacoatl，同样是蛇形而又为地母与生育之神的。[6]（P78）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象征着 繁殖和生育的神灵形象往往被想象为蛇形的女神。就连《圣经》中，都把蛇指责为引诱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伊甸园禁果的教唆犯，唆使两人偷禁果的蛇就寄寓着 性的涵义，与生殖、繁衍有关。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蛇，同样被人们赋予生殖力和繁荣昌盛、吉祥如意的象征意义。事实上，蛇就是几乎与华夏族同时主宰黄河流域的东夷部族的图 腾。作为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对象是自然力和自然神，包括对动植物的崇拜，蕴涵极其深厚。图腾崇拜展现了初民的一种希冀和精神寄托，希望图腾能给本部族带 来强有力的保护。东夷部族，视蛇为图腾，在他们眼里，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死而不僵，僵而不死，是永恒生命的象征，这种判断的文献依据先要 从《淮南子·天文训》谈起：“东方木也，其帝太白皋，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淮南子·时则训》云：“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 出之次，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白皋、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太白皋的身份是主管东方的天帝，这与东夷部族当时的活动区域是相一致的，作为东方天帝的 太白皋和他的属神（助手）句芒所管理的地方就是这片朝日鲜明的地方。太白皋，即伏羲，“太昊伏羲氏”，《世本》始如是称之，亦必有据。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东夷部族的后代郯子所言：“太白皋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龙蛇乃同源异形之图腾，龙的初始形象为蛇殆无疑义。蚩尤 氏是东夷部族中的重要部落，《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这是一个由八十一个氏族 组成的部落，该部落的图腾也是与蛇有关的。《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 桎梏，是谓枫木”。可见蚩尤部落与蛇的关系。文明降临的前夜，以蚩尤为主体的东夷部族和以黄帝为主体的华夏部族之间曾爆发过一次史前史上罕见的大冲突。这 场冲突的结果是蚩尤及其部落被剿灭，东夷部族的残余势力退缩到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及其周围地区，与当地的土著部落集群相融合，形成了新的部族———苗蛮（三 苗）部族。苗蛮部族的图腾同样与蛇有关系。本文第一节中所引《山海经·海内经》描述的苗民祖神“延维”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袁珂说：“闻一多《伏羲 考》谓延维、委蛇，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女娲，乃南方苗族之祖神，疑当是也”。[7]（P457）《墨子·非攻下》提到禹伐三苗之事时说：“昔者三苗大 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民乃大振”。龙、蛇一也，龙显身于祖庙，可见三苗集团的图腾崇拜之内涵。
当我们的祖先将跨入文明的门槛的时候，战争一场接一场地来到了。先是阪泉之战，整合了华夏部族内的秩序，接着就是涿鹿之战，确立了华夏族群在黄 河中下游一带的主体地位，紧跟着，尧、舜、禹三代都先后对长江流域的苗蛮部族发动战争，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更向南方，文献记载上的舜到达江汉平 原和禹统一丹江流域之说是有根据的。
这几场战争，代表了黄河流域各部族之间及黄河流域的主体族群对长江中游的大撞击，对长江流域古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华夏民族早期国 家的形成与王权的最终确立也有直接作用。文化的渗透与权力的支配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一个被打败的部落或氏族可以从此听从打败他的部落的支配，但征服 者决不可能彻底消除被征服者的文化和信仰。《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 服”。显然，蚩尤虽被杀，但在东夷故地的强大影响力仍然存在，也受到了黄帝———这个对手的尊敬。它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应为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两大部 族集团融合的趋势加强了。这种融合，除血缘的族裔的元素外，毫无疑问地，还包纳了文化的因子。华夏部族的图腾是什么？神话学界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太阳， [8]（P30）有的以为是天鼋，说轩辕即天鼋，音同字假。[9]（P23-46）然而，据《吕氏春秋·有始览》：“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 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虫寅见”。《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虫寅，丘蚓也。黄帝土德，故地见其神。蚓 大五六围，长十余丈”。如此庞大的丘蚓非蛇为何？联想到炎黄子孙对龙的赞扬和比拟，就不难得出结论。蛇意象在华夏族群中也有相当的流行，这有可能是经历涿 鹿之战后东夷部族的图腾意识渗透到华夏部族中去的结果。毕竟，被打败的东夷部族是一个经济与文化发展几乎与华夏部族相当的族群，她没有理由在一次战争失利 后短时间内丧失其所有的文化特性。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左传》、《孟子》常“龙蛇”举；其实在甲骨文中龙蛇的写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 上，驾象车而六蚊龙，毕方并钅害，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此处的提到的“腾 蛇”，《尔雅·释鱼》注：“腾蛇，龙类，能兴云雾而游其中”。至汉代，人们仍习惯上并称龙蛇，如《洪范·五行传》郑玄注：“蛇，龙之类也”。当然，在有些 时候，人们有意地把那些具备着神力，交通天人的蛇称作龙，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 开。开上三嫔于天，《九辩》与《九歌》以下”。无疑地，青蛇，在这里仅是装饰品，而龙则已成为交通天人的运载工具。自战国到东汉，龙意象有凸现的趋势，逐 渐从蛇的意象中摆脱出来，成为王权、神力的象征。当然，这一过程是相对缓慢的，以至于人们所构思的创世大神仍有明显的蛇意象，这就是有关的烛龙神话。
烛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位显赫的创世大神，他相貌奇异，神通广大，而那明显的动物形体，预示着它可能比盘古神话更为古老，更为原始。《山海 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 龙。”《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身长千里，在无臂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这就是说，烛龙是一条赤色巨蛇，但是，它不需要吃喝，也不需要呼吸，它终日在云端迎接风雨，当它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白天，在合上眼睛的时候，也就是黑夜 了。它在哪里呢？《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楚辞·大招》：“魂乎无北，北有寒山，龙赤色 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测只。天白皓皓，寒凝凝只，魂乎无往，盈北极只。”龙即烛龙，烛龙在极北的黑暗、寒冷地带活动，但它同样有可能是东夷部族的文化创 思。今天的神话研究学者，习惯上将烛龙神话的起源归于史前人们对北极光的认识。[8]正是史前东夷人注意到了极光现象的存在，并将之冥思为一种人面蛇身的 的创世大神。东夷族群的活动区域是江淮海岱地区，这个地区物产丰饶，地形、气候复杂，尤其是其濒临大海的地理环境促使那里的人们自然地产生出许多奇思异 想，海天的明灭变幻，海岛的迷茫隐约，航海的艰险神奇，都容易引发人们五彩缤纷的联想与遐思，当他们偶尔看到神奇的北极光时，③一下子就会把这条状的奇异 光条与他们在现实中时常见到和崇拜的蛇联想起来。由此，一位人首蛇身的创世大神诞生了。
关于蛇的神话意象产生于上古东夷部族的论述，是建基于上古东夷部族独特的生活环境的考察之上的。环境考古揭示了中国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天候情况，并将之分为五个时期，即干燥期，洪水期，波动期，第二个洪水期，平稳期。标志着华夏与东夷两大集群大碰撞的涿鹿之战正当洪水期晚期， 尧、舜、禹时的洪水当第二个洪水期。东夷部族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江淮海岱地区，这片地方在上古时代森林密布、杂草丛生、河网纵横、洪水泛滥，蛇是最为常见 的动物，也是最为可怕的生灵，它神出鬼没，具有强大而神秘的杀伤力。东夷族群在这样的自然环境生存下去，要与大自然角力，也要和蛇较量。人的活动必然使许 多蛇死亡，当然，也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人丧生蛇口。蛇的异奇能量以及庞大数量着实让东夷人感到震惊。人们会猜测，能不能利用敌对力量身上的蕴涵的强大的神秘 的能量呢？文化人类学认为，上古时代的初民有这样一种认知，对神秘的敌对力量进行安抚和祭祀，可以化异己力量为自己的拥有的能量，于是，人们开始抚慰和祭 祀活着和死亡的蛇的灵魂，开始产生蛇的崇拜，这种信仰在东夷族群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蛇便升格为神灵了。这种神灵，代表着生命力和普遍的繁荣昌盛，起初 时这种神灵几乎到处都有，到最后，浓缩成伏羲、女娲神话形象。
范立舟
【内容摘要】在中国文化史上居有极其显赫地位的伏羲与女娲的本始形象是人首蛇 身。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流行是中国古代供奉的蛇图腾的变形。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 ，被许多部族视作图腾。文明的出现 ，国家的萌生 ，蛇意象又逐步演化为龙意象 ，成为非凡力量的象征。中国神话中的蛇龙意象 ，折射出中国上古时代曾经有过的自然和社会的历史性的变迁 ，而伏羲、女娲神话及其形象就是这一巨大变迁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关 键 词】伏羲；女娲；神话；蛇崇拜
【作者简介】范立舟（1962-），男，浙江衢州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后。
众多的古典文献和出土文物都证明，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显赫地位的伏羲与女娲的本始形象是人首蛇身。从某种意义上说，伏羲、女娲形象的出现和 流行就是中国上古时代蛇崇拜的变形。事实上，蛇是生活于海岱区域的东夷部族的图腾，在他们眼里，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是永恒生命的象征。伏 羲、女娲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即是这种崇拜意识的浓缩。
一
《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晋王嘉《拾遗记》：“蛇身之神，即羲皇也。”《楚辞·天问》：“女娲 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女娲人头蛇身。”《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 王世纪》：“女娲氏，亦风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艺文类聚》卷十一引曹植《女娲赞》：“或云二皇，人首蛇形，神化七十，何德之灵。”
典籍中伏羲的形象还有间接的说明，《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雷泽“大迹”乃雷神为之，《山 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而伏羲与雷神确有血统渊源。[1]又，伏羲、女娲作为苗族始祖神，其形象亦为“人首蛇身”。《山海经·海 内经》：“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面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据闻一多《伏羲考》所释，此名曰“延 维”的“人面蛇身”、“左右有首”的苗民所祀奉的神明，实即交尾的伏羲、女娲。①晋人郭璞注引《庄子·达生》，此即齐桓公所见之“委蛇”：“其大如毂，其 长如辕，紫衣而朱冠。其为物也恶，闻雷车之声则捧其首而立。见之者殆乎霸”。
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砖墓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形象，腰身以上是人形，穿袍戴冠，腰身以下则是蛇躯，尾端亲密地卷曲在一起。[2]又如山东嘉祥出土 的画像石，伏羲、女娲的形象亦同于南阳汉墓画像，两人背向，伏羲在左，手执曲尺，女娲在右，手执圆规，空中有几位长着翅膀的人首蛇身的小人。据说，英人斯 坦因晚清时在隋代高昌故址阿斯塔那发掘出土的绢画也是如此。[3]（P83）事实上，很可能西汉初期所画的壁画上的伏羲、女娲形象便是如此的了，因为《文 选》载东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②
二
应当说，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蛇意象是十分浓重的（进入文明社会又转变为龙意象），仅《山海经》一书就可以看到许多和蛇有关的资料，如《西山经》称 “诸次之山”，“是山也，多木无草，鸟兽莫居，是多众蛇。”《北山经》中提到的“大咸之山”与“錞于毋逢之山”：“有蛇名曰长蛇，其毛如彘豪，其音如鼓 柝。”《大荒南经》则云：“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海内南经》上所载之蛇更为恐怖：“巴蛇 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山海经》中还有多处有把蛇形象与人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如《大荒南经》：“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大荒西 经》：“西海阝者者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廾合兹。”《大荒北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载天，有人珥两黄蛇，把两青蛇，名曰 夸父。”由此可见，《山海经》中将女娲形象描绘成人面蛇身之状便无足为怪了，蛇与人发生某种关系，其背后潜藏着怎样一种意蕴？有学者认为，“这正是自然力 已被人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控制了的神话式反映，所谓“神”，除了自然神以外，许多乃是其时浮现在历史之流上的父家长豪酋之神话式表现，于是被征服了的蛇也就 开始了从王者豪酋之装饰（珥蛇即是以蛇饰示神力）到帝王权力之标志的意义发展”。[4]这种解释，诠释了此种神话意象随社会由野蛮向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发生 的许多微妙的变化，但却没有能说明此种神话意象产生的原由，要破译伏羲、女娲形象之谜，还要从中国上古的蛇崇拜谈起。
三
世界上的许多民族流传的神话中都有有关蛇的传说和崇拜。澳大利亚北部阿纳姆地爪哇人的神话说，世界是蛇形母神艾因加纳创造的，[5] （P91-92）北美回乔尔人（Huichol）崇拜的大女神Nakawe，也被视为周身围绕着许多的蛇，她被称作“我们的大祖母”，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生 命。[6]（P78）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女神Chiuacoatl，同样是蛇形而又为地母与生育之神的。[6]（P78）由此可见，在世界范围内，象征着 繁殖和生育的神灵形象往往被想象为蛇形的女神。就连《圣经》中，都把蛇指责为引诱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偷吃伊甸园禁果的教唆犯，唆使两人偷禁果的蛇就寄寓着 性的涵义，与生殖、繁衍有关。
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蛇，同样被人们赋予生殖力和繁荣昌盛、吉祥如意的象征意义。事实上，蛇就是几乎与华夏族同时主宰黄河流域的东夷部族的图 腾。作为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的对象是自然力和自然神，包括对动植物的崇拜，蕴涵极其深厚。图腾崇拜展现了初民的一种希冀和精神寄托，希望图腾能给本部族带 来强有力的保护。东夷部族，视蛇为图腾，在他们眼里，蛇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旺盛的生殖力，死而不僵，僵而不死，是永恒生命的象征，这种判断的文献依据先要 从《淮南子·天文训》谈起：“东方木也，其帝太白皋，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淮南子·时则训》云：“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 出之次，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白皋、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太白皋的身份是主管东方的天帝，这与东夷部族当时的活动区域是相一致的，作为东方天帝的 太白皋和他的属神（助手）句芒所管理的地方就是这片朝日鲜明的地方。太白皋，即伏羲，“太昊伏羲氏”，《世本》始如是称之，亦必有据。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东夷部族的后代郯子所言：“太白皋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龙蛇乃同源异形之图腾，龙的初始形象为蛇殆无疑义。蚩尤 氏是东夷部族中的重要部落，《太平御览》卷七十九引《龙鱼河图》：“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造五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这是一个由八十一个氏族 组成的部落，该部落的图腾也是与蛇有关的。《山海经·大荒南经》：“大荒之中，……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 桎梏，是谓枫木”。可见蚩尤部落与蛇的关系。文明降临的前夜，以蚩尤为主体的东夷部族和以黄帝为主体的华夏部族之间曾爆发过一次史前史上罕见的大冲突。这 场冲突的结果是蚩尤及其部落被剿灭，东夷部族的残余势力退缩到长江以南的洞庭湖及其周围地区，与当地的土著部落集群相融合，形成了新的部族———苗蛮（三 苗）部族。苗蛮部族的图腾同样与蛇有关系。本文第一节中所引《山海经·海内经》描述的苗民祖神“延维”的形象就是“人首蛇身”。袁珂说：“闻一多《伏羲 考》谓延维、委蛇，即汉画像中交尾之伏羲、女娲，乃南方苗族之祖神，疑当是也”。[7]（P457）《墨子·非攻下》提到禹伐三苗之事时说：“昔者三苗大 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民乃大振”。龙、蛇一也，龙显身于祖庙，可见三苗集团的图腾崇拜之内涵。
当我们的祖先将跨入文明的门槛的时候，战争一场接一场地来到了。先是阪泉之战，整合了华夏部族内的秩序，接着就是涿鹿之战，确立了华夏族群在黄 河中下游一带的主体地位，紧跟着，尧、舜、禹三代都先后对长江流域的苗蛮部族发动战争，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更向南方，文献记载上的舜到达江汉平 原和禹统一丹江流域之说是有根据的。
这几场战争，代表了黄河流域各部族之间及黄河流域的主体族群对长江中游的大撞击，对长江流域古文化的发展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华夏民族早期国 家的形成与王权的最终确立也有直接作用。文化的渗透与权力的支配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一个被打败的部落或氏族可以从此听从打败他的部落的支配，但征服 者决不可能彻底消除被征服者的文化和信仰。《史记·五帝本纪》说：“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 服”。显然，蚩尤虽被杀，但在东夷故地的强大影响力仍然存在，也受到了黄帝———这个对手的尊敬。它传递的历史文化信息应为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两大部 族集团融合的趋势加强了。这种融合，除血缘的族裔的元素外，毫无疑问地，还包纳了文化的因子。华夏部族的图腾是什么？神话学界说法不一，有的以为是太阳， [8]（P30）有的以为是天鼋，说轩辕即天鼋，音同字假。[9]（P23-46）然而，据《吕氏春秋·有始览》：“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 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虫寅大蝼”。《史记·封禅书》：“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虫寅见”。《史记》集解引应劭曰：“虫寅，丘蚓也。黄帝土德，故地见其神。蚓 大五六围，长十余丈”。如此庞大的丘蚓非蛇为何？联想到炎黄子孙对龙的赞扬和比拟，就不难得出结论。蛇意象在华夏族群中也有相当的流行，这有可能是经历涿 鹿之战后东夷部族的图腾意识渗透到华夏部族中去的结果。毕竟，被打败的东夷部族是一个经济与文化发展几乎与华夏部族相当的族群，她没有理由在一次战争失利 后短时间内丧失其所有的文化特性。
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左传》、《孟子》常“龙蛇”举；其实在甲骨文中龙蛇的写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韩非子·十过》：“昔者黄帝合鬼神于泰山之 上，驾象车而六蚊龙，毕方并钅害，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皇覆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此处的提到的“腾 蛇”，《尔雅·释鱼》注：“腾蛇，龙类，能兴云雾而游其中”。至汉代，人们仍习惯上并称龙蛇，如《洪范·五行传》郑玄注：“蛇，龙之类也”。当然，在有些 时候，人们有意地把那些具备着神力，交通天人的蛇称作龙，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两青蛇，乘两龙，名曰夏后 开。开上三嫔于天，《九辩》与《九歌》以下”。无疑地，青蛇，在这里仅是装饰品，而龙则已成为交通天人的运载工具。自战国到东汉，龙意象有凸现的趋势，逐 渐从蛇的意象中摆脱出来，成为王权、神力的象征。当然，这一过程是相对缓慢的，以至于人们所构思的创世大神仍有明显的蛇意象，这就是有关的烛龙神话。
烛龙，是中国古代神话中一位显赫的创世大神，他相貌奇异，神通广大，而那明显的动物形体，预示着它可能比盘古神话更为古老，更为原始。《山海 经·大荒北经》：“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视乃明。不食、不寝、不息，风雨是谒，是烛九阴，是谓烛 龙。”《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身长千里，在无臂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这就是说，烛龙是一条赤色巨蛇，但是，它不需要吃喝，也不需要呼吸，它终日在云端迎接风雨，当它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白天，在合上眼睛的时候，也就是黑夜 了。它在哪里呢？《淮南子·地形训》：“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楚辞·大招》：“魂乎无北，北有寒山，龙赤色 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测只。天白皓皓，寒凝凝只，魂乎无往，盈北极只。”龙即烛龙，烛龙在极北的黑暗、寒冷地带活动，但它同样有可能是东夷部族的文化创 思。今天的神话研究学者，习惯上将烛龙神话的起源归于史前人们对北极光的认识。[8]正是史前东夷人注意到了极光现象的存在，并将之冥思为一种人面蛇身的 的创世大神。东夷族群的活动区域是江淮海岱地区，这个地区物产丰饶，地形、气候复杂，尤其是其濒临大海的地理环境促使那里的人们自然地产生出许多奇思异 想，海天的明灭变幻，海岛的迷茫隐约，航海的艰险神奇，都容易引发人们五彩缤纷的联想与遐思，当他们偶尔看到神奇的北极光时，③一下子就会把这条状的奇异 光条与他们在现实中时常见到和崇拜的蛇联想起来。由此，一位人首蛇身的创世大神诞生了。
关于蛇的神话意象产生于上古东夷部族的论述，是建基于上古东夷部族独特的生活环境的考察之上的。环境考古揭示了中国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 代晚期的天候情况，并将之分为五个时期，即干燥期，洪水期，波动期，第二个洪水期，平稳期。标志着华夏与东夷两大集群大碰撞的涿鹿之战正当洪水期晚期， 尧、舜、禹时的洪水当第二个洪水期。东夷部族活动的区域主要是在江淮海岱地区，这片地方在上古时代森林密布、杂草丛生、河网纵横、洪水泛滥，蛇是最为常见 的动物，也是最为可怕的生灵，它神出鬼没，具有强大而神秘的杀伤力。东夷族群在这样的自然环境生存下去，要与大自然角力，也要和蛇较量。人的活动必然使许 多蛇死亡，当然，也必定有相当数量的人丧生蛇口。蛇的异奇能量以及庞大数量着实让东夷人感到震惊。人们会猜测，能不能利用敌对力量身上的蕴涵的强大的神秘 的能量呢？文化人类学认为，上古时代的初民有这样一种认知，对神秘的敌对力量进行安抚和祭祀，可以化异己力量为自己的拥有的能量，于是，人们开始抚慰和祭 祀活着和死亡的蛇的灵魂，开始产生蛇的崇拜，这种信仰在东夷族群中不断得到发展和强化，蛇便升格为神灵了。这种神灵，代表着生命力和普遍的繁荣昌盛，起初 时这种神灵几乎到处都有，到最后，浓缩成伏羲、女娲神话形象。
阎朝科：苏美尔人是中国高庙人
(苏美尔文明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最早的文明。对考古出土碳14断代测试，苏美尔文明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结束在公元前2000年。
苏美尔人（也译作苏默）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解决。
现代考古已经证明苏美尔人：是黄种人，自称“黑头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开始时人们用图形描绘猪，牛，马，羊，庄稼等各种事物，后来图形越来越简单，最后演化为文字。人们用楔形芦苇杆尖将文字刻写在泥板上，晒干后就得到了楔形字泥版；语言接近于汉语；创造了农业，培植作物，发明了犁与轮子；他们开挖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发明了冶炼技术，加热矿石成为液体，炼出了青铜，用于制造工具与武器；非常相信迷信占卜，创造了星象天文学；创造了城市，建立了12个城市国家，最大的有5万人；建筑的特点是：城墙是土石结构，房屋是土木结构。
据考证，在5000年前左右，由于苏美尔人内部不团结，12个城市国家争霸称雄，年年征战，削弱了苏美尔人整体力量，致使公元前2400年左右阿卡德人在政治上占据上风，阿卡德语变成了官方语言。公元前21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又夺回政权，两河流域又开始讲苏美尔语。大概一百年之后，塞姆人取得了政权，使用阿卡德语，接受了楔形文字，这种状况大约维持了一千多年，结果被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征服，勇敢好斗的苏美尔人大部分战死疆场，部分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著名的巴比伦王国；部分则神秘消失，成为历史学家心头挥之不去的疑团(笔者前面已经论证他们回到了三星堆)。
其后的巴比伦文明虽然继承了苏美尔文明，但不同于苏美尔文明，独特的苏美尔文明在两河流域永久消失。
第一节 西方人说，他们是中国人的祖先
苏美尔人对于世界来说仍然还是一个谜。除了人们所发现其文明有与中华文明相似的东方文明性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提出过其他不同理论。
由于苏美尔人与中华文明之间的隐约关系，也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视和研究。早在17世纪，学者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
同一时期却有英国学者把上述理论颠倒过来，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编撰《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将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对比，认为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为中国的八卦与文字同源；中国小麦系巴比伦传入；一年四季、置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巴比伦的酋长奈亨台（Nakunte）于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Bak）族东迁，此酋长即中国历史上的黄帝，巴克族即中国所谓的“百姓”。从而再次作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均来自巴比伦的结论。
近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又再次提出：“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不过，不管西方人的观点顺过来还是倒过去，是对还是错，却共同肯定了一个正确的事实，那就是：苏美尔人与中国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那么，问题其实很简单了，即我们只须证明谁是谁的祖先，结论就出来了。
第二节 林河说：他们就是黔中人
著名人文学家林河在《“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等论著中，对苏美尔人的“中国祖籍”进行了考证。
林河用很多证据证明了苏美尔文化与苏美尔文化中就含有许多中华文化的基因。①陶器：中国出现于距今15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苏美尔文明出现于距今8000年的伊朗、土耳其等地，晚于中国6000多年，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引自世界陶瓷史）。②×形宗教符号：中国出现于洞庭湖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苏美尔文明出现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哈拉夫遗址，曾被西方誉为“世界第一字”，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③卍字形吉祥符号：中国出现于距今7800年前的湖南高庙遗址，苏美尔出现于5000前的特洛伊城址，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④象形文字：中国出现于距今7800多年的湖南高庙、大塘等遗址的陶器上（甲骨文之祖），苏美尔则在距今6000年前出现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而且与中国的古彝文颇有相似之处，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⑤“双鸟拱日图”：中国已经有了7800年历史，苏美尔同样有与中国风格非常类似的“双鸟拱日图案”，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
他指出，西方称中国为“China”，也是“黔”的音译，因为在5000年前，中国的中原对西方来说，还是远隔大漠、遥不可及的地方。而地处“黔中”的神农氏族却是他们的近邻，只要越过印度洋就可以到达与印度比邻的黔中地区，这里的文明比西方先进了好几千年，西方当然会就近向“黔中”的神农氏族学习先进文明了。因此，在西亚的苏美尔文明中，不但能够找到中国黔中地区的“神农氏神徽”，还能有神农氏语言、神农氏信仰、神农氏族创造发明和神农氏族的血统。
他还勾画出了距今4000年左右存在的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其方案是一个“海上陆战队”方案，即海陆并用的交流方案：
四川、湖北——黔中沅水——贵州镇远——马帮古道——贵州——云南——缅甸——印度——西域各国。
在林河列举的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证据中，笔者认为有两个证据就足以证明黔中丝绸路的存在，一是镇远县舞溪桥上的古对联“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夷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二是晚清名臣林则徐在沅陵官庄碰上了缅甸国进贡的大象队伍，他被通知让路的日记记载。
林河认为，二战期间，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断，沿丝路西南道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入印缅作战，实际上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启。
笔者非常赞同以上论证，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又一次被重启，云南在前几年已经响亮地提出了打造西南出海通道的口号，从云南通向东盟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广西云南两省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通道从2009年底起开始了零关税之旅，这条古老的黄金通道现在又开始焕发青春。
笔者对林河的观点还进行如下补充：
1 文化的先后
以上的国外的观点大都起于上世纪以前，甚至是17世纪的学说，已经大大地落后于中国当代考古发现的现实。距今2万年的玉蟾岩已经发明了水稻和陶器、距今7800年前的高庙已经有了高大的古城、精美的白陶祭器、大型的祭祀中心，60米高的建木天梯群，怎么会是距今6000年历史的苏美尔人的后裔呢？
谁是谁的祖先，其实已经不需要证明了。
2 China说
林河的“China”黔中说有一定道理，可为一说。
但笔者前已有论，“China”“羌”同音，“China”源于古连山燧人氏伏羲女娲神农炎帝“羌”部落西进苏美尔。
有个外国学者认为，“China”是中国第一封建帝国“秦”的发音。是秦人到了西亚后人们问他是哪里人，其回答“秦哪”。此后“China”就成了中国的称谓。
其实“China”与“秦”无关。
有学者考证发现，秦帝国的统治时间为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416到398年间担任波斯帝国宫庭医生的希腊人泰斯阿斯是有迹可寻的第一个将Cini告诉西方的人，而Cini在希腊文中演变为Seres（塞里丝），在《世界文化史》里，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希腊化的中国古称。此时的秦帝国还没有出现。公元五世纪左右的波斯帝国著作《费尔瓦丁神颂辞》中，有称中国为CINI的明确记录。同时期古印度的两大史诗《摩珂波罗多》与《罗摩衍那》都提及到了CINA这一中国最古老的外文称号。而此时秦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1655年罗马传教士卫匡国提出的方案颇具说服力：
China一词虽然为英语，但英国于公元449年被日耳曼征服，故China文字来源于德语“Schinar”。
德语对Schinar一词的解释是：一个古老传说的地理概念，名字好像是从singara而来。是希伯来语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称呼，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过8次。而singara来自Shinar，也就是Sumer，苏美尔。
给简要一下是：“China”是从“Sumer，苏美尔”演化而来。
笔者发现，所有关于中国和苏美尔的名称的词，都以“ch”、“se”、“s”音开头，不仅与“羌”的发音有关，也与古黔中有关，还与高庙另一古名“辰州”相关。
“辰”，汉音为“chen”。但高庙人为“se”，与“Sumer，苏美尔”、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seres、serice、Seric、Seir或Seer，都密切相关。
“州”，《说文解字》：“水中可居曰州。”后作“洲”。
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是“河间之地”。河间之地”就是“州”。
情况很清楚了：是祖居辰州（辰水等五溪之间陆地）的高庙人，来到两河流域这个州上定居后，仍以故土的“辰”命名了这个“河间之地”，但因在这里进行盛大的巫傩和先祖等神鬼祭祀，使这里也成为了另一个“神州”。
苏美尔称其居住的地方为“文明的君主的地方”（ki-en-gir），其“ki-en-gir”的发音与“神农”、“辰州”、“神州”、“粳”、“黔中”、“高”等高庙文化名称概念的发音十分相近。
最后结论：“China”源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化的“辰州”。
笔者以此证明，苏美尔人就是辰州高庙古羌。
苏美尔语‘女人’一词的读音有两种，一是（sar），一是（mi）。这与高庙（当然也就是全中国）人对两种女人的称呼：“嫂”、“妹”相联系。特别是“妹”的称呼，高庙现今发展到了对犹如女孩一样可爱的少年男孩的称呼。
3 人种释疑：吉尔伽美什是高庙人
最近很多人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保存以及流散在英国、美国等地的苏美尔文化的人物泥塑、浮雕、雕刻以及图照片上，看到其人物很多是高鼻梁的印欧人种，有不了解历史的一些人提出苏美尔人不是黄种人的论点。
笔者应答：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苏美尔人为黄种人。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所歌颂的苏美尔先祖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是一个蒜头鼻的黄种人。吉尔伽美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国王，他的名字记录在苏美尔城邦乌鲁克城（Uruk）早期国王的名单里。Gilgamesh在苏美尔语里的意思是“英雄的祖先”。苏美尔人祖先都是黄种人，那么苏美尔人当然也就是黄种人了。
出土于公元前2400－3000年的泥塑吉尔迦美什狩猎图，吉尔伽美什脖子和左臂上佩带着太阳神徽，头顶有鸟形装饰，腰裙及腰带的系扎方式，都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服饰一样，左肩膀上的猕猴就是后面我们展开论证的来自高庙的猴，早在6800年前高庙文化的汤家岗就已经出土了猴雕。因此，吉尔伽美什就是高庙人。
(苏美尔文明是为全世界所承认的最早的文明。对考古出土碳14断代测试，苏美尔文明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结束在公元前2000年。
苏美尔人（也译作苏默）起源问题学术界至今没有解决。
现代考古已经证明苏美尔人：是黄种人，自称“黑头人”。发明了人类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开始时人们用图形描绘猪，牛，马，羊，庄稼等各种事物，后来图形越来越简单，最后演化为文字。人们用楔形芦苇杆尖将文字刻写在泥板上，晒干后就得到了楔形字泥版；语言接近于汉语；创造了农业，培植作物，发明了犁与轮子；他们开挖沟渠，创造了最早的灌溉系统；发明了冶炼技术，加热矿石成为液体，炼出了青铜，用于制造工具与武器；非常相信迷信占卜，创造了星象天文学；创造了城市，建立了12个城市国家，最大的有5万人；建筑的特点是：城墙是土石结构，房屋是土木结构。
据考证，在5000年前左右，由于苏美尔人内部不团结，12个城市国家争霸称雄，年年征战，削弱了苏美尔人整体力量，致使公元前2400年左右阿卡德人在政治上占据上风，阿卡德语变成了官方语言。公元前2100年左右苏美尔人又夺回政权，两河流域又开始讲苏美尔语。大概一百年之后，塞姆人取得了政权，使用阿卡德语，接受了楔形文字，这种状况大约维持了一千多年，结果被外来的闪米特人（白种人）征服，勇敢好斗的苏美尔人大部分战死疆场，部分留下来与闪米特人建立了著名的巴比伦王国；部分则神秘消失，成为历史学家心头挥之不去的疑团(笔者前面已经论证他们回到了三星堆)。
其后的巴比伦文明虽然继承了苏美尔文明，但不同于苏美尔文明，独特的苏美尔文明在两河流域永久消失。
第一节 西方人说，他们是中国人的祖先
苏美尔人对于世界来说仍然还是一个谜。除了人们所发现其文明有与中华文明相似的东方文明性质，到目前为止人们还没有提出过其他不同理论。
由于苏美尔人与中华文明之间的隐约关系，也就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视和研究。早在17世纪，学者德贵格内斯在巴黎文字科学院发表演讲，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后裔。
同一时期却有英国学者把上述理论颠倒过来，说：埃及人的祖先来自中国。
1894年，伦敦大学教授拉克伯里(Terrien de Lacouperie)编撰《中国古文明西来论》一书（《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他将巴比伦古史与中国古史相对比，认为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为中国的八卦与文字同源；中国小麦系巴比伦传入；一年四季、置闰月、12甲子循环，60年为一纪等皆来自巴比伦；巴比伦的酋长奈亨台（Nakunte）于公元前2282年率领巴克（Bak）族东迁，此酋长即中国历史上的黄帝，巴克族即中国所谓的“百姓”。从而再次作出了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均来自巴比伦的结论。
近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又再次提出：“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建者——苏美尔人，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人的一支，这一点很可奇怪，他们的语言与汉语相似，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不过，不管西方人的观点顺过来还是倒过去，是对还是错，却共同肯定了一个正确的事实，那就是：苏美尔人与中国人有密切的血缘关系。
那么，问题其实很简单了，即我们只须证明谁是谁的祖先，结论就出来了。
第二节 林河说：他们就是黔中人
著名人文学家林河在《“海上丝绸之路”始于四千年前的古黔中》等论著中，对苏美尔人的“中国祖籍”进行了考证。
林河用很多证据证明了苏美尔文化与苏美尔文化中就含有许多中华文化的基因。①陶器：中国出现于距今15000年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苏美尔文明出现于距今8000年的伊朗、土耳其等地，晚于中国6000多年，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引自世界陶瓷史）。②×形宗教符号：中国出现于洞庭湖距今9000年前的彭头山文化中，苏美尔文明出现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哈拉夫遗址，曾被西方誉为“世界第一字”，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③卍字形吉祥符号：中国出现于距今7800年前的湖南高庙遗址，苏美尔出现于5000前的特洛伊城址，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④象形文字：中国出现于距今7800多年的湖南高庙、大塘等遗址的陶器上（甲骨文之祖），苏美尔则在距今6000年前出现了楔形的象形文字，而且与中国的古彝文颇有相似之处，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⑤“双鸟拱日图”：中国已经有了7800年历史，苏美尔同样有与中国风格非常类似的“双鸟拱日图案”，有从中国传过去的可能。
他指出，西方称中国为“China”，也是“黔”的音译，因为在5000年前，中国的中原对西方来说，还是远隔大漠、遥不可及的地方。而地处“黔中”的神农氏族却是他们的近邻，只要越过印度洋就可以到达与印度比邻的黔中地区，这里的文明比西方先进了好几千年，西方当然会就近向“黔中”的神农氏族学习先进文明了。因此，在西亚的苏美尔文明中，不但能够找到中国黔中地区的“神农氏神徽”，还能有神农氏语言、神农氏信仰、神农氏族创造发明和神农氏族的血统。
他还勾画出了距今4000年左右存在的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其方案是一个“海上陆战队”方案，即海陆并用的交流方案：
四川、湖北——黔中沅水——贵州镇远——马帮古道——贵州——云南——缅甸——印度——西域各国。
在林河列举的古黔中“海上丝绸之路”大量证据中，笔者认为有两个证据就足以证明黔中丝绸路的存在，一是镇远县舞溪桥上的古对联“扫尽五溪烟，汉使浮槎撑斗出；劈开重夷路，缅人骑象过桥来”，二是晚清名臣林则徐在沅陵官庄碰上了缅甸国进贡的大象队伍，他被通知让路的日记记载。
林河认为，二战期间，大后方出海通道被切断，沿丝路西南道开辟的滇缅公路，中国远征军从云南入印缅作战，实际上就是这条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启。
笔者非常赞同以上论证，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在在当前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又一次被重启，云南在前几年已经响亮地提出了打造西南出海通道的口号，从云南通向东盟的高速公路正在建设中，广西云南两省与东盟国家的贸易通道从2009年底起开始了零关税之旅，这条古老的黄金通道现在又开始焕发青春。
笔者对林河的观点还进行如下补充：
1 文化的先后
以上的国外的观点大都起于上世纪以前，甚至是17世纪的学说，已经大大地落后于中国当代考古发现的现实。距今2万年的玉蟾岩已经发明了水稻和陶器、距今7800年前的高庙已经有了高大的古城、精美的白陶祭器、大型的祭祀中心，60米高的建木天梯群，怎么会是距今6000年历史的苏美尔人的后裔呢？
谁是谁的祖先，其实已经不需要证明了。
2 China说
林河的“China”黔中说有一定道理，可为一说。
但笔者前已有论，“China”“羌”同音，“China”源于古连山燧人氏伏羲女娲神农炎帝“羌”部落西进苏美尔。
有个外国学者认为，“China”是中国第一封建帝国“秦”的发音。是秦人到了西亚后人们问他是哪里人，其回答“秦哪”。此后“China”就成了中国的称谓。
其实“China”与“秦”无关。
有学者考证发现，秦帝国的统治时间为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公元前416到398年间担任波斯帝国宫庭医生的希腊人泰斯阿斯是有迹可寻的第一个将Cini告诉西方的人，而Cini在希腊文中演变为Seres（塞里丝），在《世界文化史》里，我们可以找得到这个希腊化的中国古称。此时的秦帝国还没有出现。公元五世纪左右的波斯帝国著作《费尔瓦丁神颂辞》中，有称中国为CINI的明确记录。同时期古印度的两大史诗《摩珂波罗多》与《罗摩衍那》都提及到了CINA这一中国最古老的外文称号。而此时秦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1655年罗马传教士卫匡国提出的方案颇具说服力：
China一词虽然为英语，但英国于公元449年被日耳曼征服，故China文字来源于德语“Schinar”。
德语对Schinar一词的解释是：一个古老传说的地理概念，名字好像是从singara而来。是希伯来语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称呼，在希伯来圣经中出现过8次。而singara来自Shinar，也就是Sumer，苏美尔。
给简要一下是：“China”是从“Sumer，苏美尔”演化而来。
笔者发现，所有关于中国和苏美尔的名称的词，都以“ch”、“se”、“s”音开头，不仅与“羌”的发音有关，也与古黔中有关，还与高庙另一古名“辰州”相关。
“辰”，汉音为“chen”。但高庙人为“se”，与“Sumer，苏美尔”、以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seres、serice、Seric、Seir或Seer，都密切相关。
“州”，《说文解字》：“水中可居曰州。”后作“洲”。
希腊语“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思是“河间之地”。河间之地”就是“州”。
情况很清楚了：是祖居辰州（辰水等五溪之间陆地）的高庙人，来到两河流域这个州上定居后，仍以故土的“辰”命名了这个“河间之地”，但因在这里进行盛大的巫傩和先祖等神鬼祭祀，使这里也成为了另一个“神州”。
苏美尔称其居住的地方为“文明的君主的地方”（ki-en-gir），其“ki-en-gir”的发音与“神农”、“辰州”、“神州”、“粳”、“黔中”、“高”等高庙文化名称概念的发音十分相近。
最后结论：“China”源于两河流域苏美尔文化的“辰州”。
笔者以此证明，苏美尔人就是辰州高庙古羌。
苏美尔语‘女人’一词的读音有两种，一是（sar），一是（mi）。这与高庙（当然也就是全中国）人对两种女人的称呼：“嫂”、“妹”相联系。特别是“妹”的称呼，高庙现今发展到了对犹如女孩一样可爱的少年男孩的称呼。
3 人种释疑：吉尔伽美什是高庙人
最近很多人从伊拉克国家博物馆保存以及流散在英国、美国等地的苏美尔文化的人物泥塑、浮雕、雕刻以及图照片上，看到其人物很多是高鼻梁的印欧人种，有不了解历史的一些人提出苏美尔人不是黄种人的论点。
笔者应答：
考古发掘已经证实苏美尔人为黄种人。苏美尔史诗《吉尔伽美什》所歌颂的苏美尔先祖吉尔伽美什(Gilgamesh)就是一个蒜头鼻的黄种人。吉尔伽美什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一个国王，他的名字记录在苏美尔城邦乌鲁克城（Uruk）早期国王的名单里。Gilgamesh在苏美尔语里的意思是“英雄的祖先”。苏美尔人祖先都是黄种人，那么苏美尔人当然也就是黄种人了。
出土于公元前2400－3000年的泥塑吉尔迦美什狩猎图，吉尔伽美什脖子和左臂上佩带着太阳神徽，头顶有鸟形装饰，腰裙及腰带的系扎方式，都与中国古代传统的服饰一样，左肩膀上的猕猴就是后面我们展开论证的来自高庙的猴，早在6800年前高庙文化的汤家岗就已经出土了猴雕。因此，吉尔伽美什就是高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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