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的圆滑之处,就在于知道何时用何种言辞讨好对TA现时的计划有利的人群,一旦时(事)过境迁,马上能改头革面,继续用新的言辞取悦新的人群,文革期间造就了很多这样的“有识之士”,和几百年前因坚持实录而被杀的史官是天壤之别。
按说人本身都是善变的,但是如果变化的是和人性相关、本应该很稳定的东西,就不应该了。
我们日常还有“帮人不帮理”之说,实际也是一种不讲究原则的思维,但如果只是日常事务,无非就是强化国人看重的感情,容易造成内斗,算无大碍?但是如果象美国一些有色人种为因为行为不检被警察盘查,但不配合而被警察打死的“好孩子”大规模示威,则事实上更强化了众人对此群体的认识,加重所谓的“歧视”思想,相信未来不会对这一群体有利。
事情就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