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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饥荒
—— 来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献
对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饥荒，有的朋友可能知之不详，有的朋友可能还尚不知情，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祥实的报道，特别是书中有个“1922年10月1日，俄罗斯萨马拉等待晚餐的饥饿的儿童”的图片让人看了心酸，由此也让我看到了这种极端的危机与苏联政权最终解体可能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朦胧的看到了当年我们向老大哥学习的影子。
文章较长，只能选摘如下：
一，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为保卫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联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增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做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1920年底，国内外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农业急剧萎缩，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底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
毒气弹镇压农民暴动
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镇压暴动的农民却未成功。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可以用毒气攻击“匪徒”。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新经济政策形成对农民暴动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
死亡与国际救援
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大饥荒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00万——500万之间吧）。1920年代的苏联未完全对外部世界封闭，苏联政府借由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是最早做出回应的国家之一，美国救济署还发动国际援助机构向苏俄居民直接邮寄食物和物品包裹。1922年秋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
二，1928：“非常措施”催化集体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从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苏联将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一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衍生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判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利。以后苏联全国纷纷效仿，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与“余粮征集制”相比，仅是强迫的手段由武力转为刑罚而已。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起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仅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这些农民暴动事件在苏联国家政治局的参与下被镇压的。
粮食收购危机还为斯大林提供了政策“依据”，他得出的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这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类似中国的“统购统销”，尤其严历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时价格高的惊人。他们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
粮食产量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
严惩与死亡
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灾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1933年苏联的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有的）提出了800万的数字，认为“这个数字也许更接近实际情况”。
三，1946：人民死于胜利之后
苏联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1946——1947年，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带来的上千万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大批复员军人没有兴趣重新当农民，1946年乌克兰等地遭受严重的干旱，农业歉收，当局的粮食征购政策却没有从战前时期转变。紧随着战争胜利到来的饥荒，带来了更大的幻灭，人们对苏维埃政权和制度的怀疑深化了。随着冷战帷幕拉开，苏联不仅未曾寻求国际援助，还坚持从国内运输大批粮食支持战后新盟友东欧国家，比如1947年苏联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由原先协议规定的40万吨增加到60 万吨。
与前两次大饥荒相比，战后1946——1947年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原因之一是民众已在一次次的灾荒中学会了自救，包括大面积的盗窃，这种行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此时的集体农庄农民已经可以拥有一块不大的住宅旁自留地，这往往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以上为部分摘选。如想详细了解请看原文——第327期《凤凰周刊》
苏联的这段历史是悲惨的，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
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饥荒
—— 来自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献
对苏联历史上发生的三次大饥荒，有的朋友可能知之不详，有的朋友可能还尚不知情，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祥实的报道，特别是书中有个“1922年10月1日，俄罗斯萨马拉等待晚餐的饥饿的儿童”的图片让人看了心酸，由此也让我看到了这种极端的危机与苏联政权最终解体可能的因果关系，同时也朦胧的看到了当年我们向老大哥学习的影子。
文章较长，只能选摘如下：
一，1921：征粮队催化粮食危机
1917年苏联政权建立后，立刻出现了战时粮食危机，来春演变成饥荒。为保卫政权，打赢内外战争，从1918年下半年到1921年春，苏俄政府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内容包含了禁止买卖粮食和余粮收集制。
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联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增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做富农镇压或惩处了，这引发了农民阶层与苏维埃政权的离心。
1920年底，国内外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延续下去，被征收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农业急剧萎缩，1918年春已发端的粮食危机开始放大，最终在1921年底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
毒气弹镇压农民暴动
1921年1月底，苏联政府实施一次大规模的战役，镇压暴动的农民却未成功。于1921年6月21日决定可以用毒气攻击“匪徒”。1921年8月22日，一个驻坦省的炮兵旅就消耗了82枚毒气弹，
大饥荒的燃眉现实，迫使苏俄政府从1921年3月起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过渡式的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准许农民拥有剩余粮食和进行贸易。新经济政策形成对农民暴动的釜底抽薪，1921年9月暴动最后平息。
死亡与国际救援
1920年代初的苏俄饥荒发生了人吃人的悲剧。大饥荒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迄今尚无定论（100万——500万之间吧）。1920年代的苏联未完全对外部世界封闭，苏联政府借由作家高尔基发出呼吁，吁请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美国是最早做出回应的国家之一，美国救济署还发动国际援助机构向苏俄居民直接邮寄食物和物品包裹。1922年秋苏俄的饥荒严重程度开始缓解。
二，1928：“非常措施”催化集体运动
1927年10月苏联放弃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施以大工业为核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与之配合的是农业的集体化。由于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需要从国家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贸易权再次面临取缔，公开的理由则是1927年的粮食收购量下跌。
1928年1月苏联将刑法第107条运用于粮食收购工作，该条文内容为“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一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仅监禁”。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
与此同时，西伯利亚边疆区党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三人小组”衍生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判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利。以后苏联全国纷纷效仿，先后都成立了这种拥有极大权力的“三人小组”来统一领导各自的粮食收购工作，与“余粮征集制”相比，仅是强迫的手段由武力转为刑罚而已。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起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仅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这些农民暴动事件在苏联国家政治局的参与下被镇压的。
粮食收购危机还为斯大林提供了政策“依据”，他得出的结论：必须把个体农民经济联合为集体农庄，使“各地区毫无例外地都布满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如此方能确保国家工业的粮食需求。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这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类似中国的“统购统销”，尤其严历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时价格高的惊人。他们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
粮食产量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
严惩与死亡
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灾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1933年苏联的大饥荒究竟死了多少人？多数学者倾向于500万的数字，（有的）提出了800万的数字，认为“这个数字也许更接近实际情况”。
三，1946：人民死于胜利之后
苏联历史上的第三次大饥荒发生在1946——1947年，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带来的上千万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大批复员军人没有兴趣重新当农民，1946年乌克兰等地遭受严重的干旱，农业歉收，当局的粮食征购政策却没有从战前时期转变。紧随着战争胜利到来的饥荒，带来了更大的幻灭，人们对苏维埃政权和制度的怀疑深化了。随着冷战帷幕拉开，苏联不仅未曾寻求国际援助，还坚持从国内运输大批粮食支持战后新盟友东欧国家，比如1947年苏联提供给捷克斯洛伐克的粮食由原先协议规定的40万吨增加到60 万吨。
与前两次大饥荒相比，战后1946——1947年大饥荒中死亡人数有所下降。原因之一是民众已在一次次的灾荒中学会了自救，包括大面积的盗窃，这种行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其次，此时的集体农庄农民已经可以拥有一块不大的住宅旁自留地，这往往成为农民的救命田。
以上为部分摘选。如想详细了解请看原文——第327期《凤凰周刊》
苏联的这段历史是悲惨的，苏联的解体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