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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党化司法，法庭一切皆是浮云
铁老大刘志军案件的审判，一些细节通过律师的介绍正在逐渐明晰起来。
我在《中国官员为什么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审判》文章中，分析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下，官员受审的心态—— “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刑事诉讼法》越来越被被搁置和破坏，官方相信，包括现在最应讲法的检察院也相信，按现在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破案，需要用纪委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办法才有用。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
“我已经不至一次听到反贪局长、检察长、纪委的高官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只让我审个五天五夜，查个十来天，没有一个是不够判的。对自己队伍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比百姓还不如。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
“这样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双规”，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冤枉钱，象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说的：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根本不知道现代法制理念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师辩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宫了。”
他们即使知道有冤，也觉得不如冤枉承认还可能判轻一点。如果请了律师一辩，态度就不好了，就会重判了。好多检察官和纪委人员，就是这样“教育”被告人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自己出事后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所以他们出事后，根本不想请律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法庭审判完全是虚假的，请律师不过是过个程序，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
他们在台上时就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们的批示办，这些法院院长是不想当了。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2008年4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法定期限内，他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当时官方媒体评论说，他终于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想明白了，不上诉了。
胡长清、王昭耀出事的时候，家属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找官方关系摆平，而对律师的辩护不抱任何期望，以致被诉讼掮客骗子骗走上百万“律师费公关费”。刘志军为了把部下捞出来，叫丁书苗准备了4000多万收买中纪委官员，从来没有想到去请律师辩护。这次对待自己的案件，他自己和家属请的律师被强行更换，于是对官方指定的律师说，不用辩护。
钱列阳律师对媒体透露：“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
“对律师而言，最担心莫过于在庭审现场出现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庭审现场出现过被告人制止律师辩护的极端例子，令律师极为被动。此前，在一位高官的庭审现场，就曾出现过被告人阻止律师发言的状况。”刘志军对女儿带信：“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叮嘱，千万不要从政。”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对儿子会面也说：千万不要从政。也不要去对抗。钱列阳律师说:“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很多不知道中国司法内幕的人，都相信了官媒和思想教育中的那些假话，以为他们真是认罪服法了，真心悔过了，心悦诚服了。没有读出他们在党化司法的环境下，对中国司法能够公正、独立审判的深深的绝望。
而更可悲的是，所有参加司法活动的人，努力这样在干的人，都心知肚明地知道了这些高官为什么这样说。哪怕这种命运早晚有一天会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他们也愿意积极地维护这种司法体制，做这种绝望轮回的帮凶。
我最近为一个前某县的县长辩护。他原是我中学时的学弟，我高中他初中。因为拾金不昧成了学雷锋标兵，在学校就当了团委书记，毕业后一直受组织信任培养，谨慎做人，洁身自好，以胆小、廉洁、勤政、自律、不结帮、不帮人忙著称。结果他年初出事了。
当地的普遍评价，如果这个人会受贿，那么不会有一个清官了。纪委、反贪局四个多月，律师无数次申请一直见不到。一直到审查起诉，家属请我给他辩护。律师拿到《起诉意见书》第二天，才第一次会见到。一进会见室，他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泪水不停地流。
受贿一百万，只有儿子结婚时一老板送的没有权力帮助关系的1万元是真的，5个行贿人送的99万没有一笔是真的。没有一笔有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细节，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受贿的笔数和金额比领工资还规律，还利索。也没有任何权力帮助。
我说，既然这些都是假的，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为什么冤枉交代？作为一个当过主要领导的人，有文化有原则的人，对这样的冤情，你怎么会这样乱编？所有案件，事实你自己负责，证据和法律律师负责，你自己必须说真话，不要回避推托真正有的犯罪，也不要冤枉自认根本虚假的事实。应该对自己的一生清白负责，不管多大压力，也要向检察机关澄清事实真相。
律师会见不久，他自书了一万多字的《陈述书》，第一次把事实真相和受到逼供形成假口供的由来都说清了。检察院听到消息，连续对他进行三次突击提审，不让律师见。他的口供又回去了。等律师再见到他，他又流泪，说不想真辩了。都认了吧！喊冤材料也不用交给有关部门了。
我很生气也很惊讶，说还是那句话，事实你自己负责。你自己要认，律师也只有作有罪辩，受贿同其他罪的性质之辩不同。主要看事实有没有。他说了三个不能真辩的原因。他的心彻底绝望了——
第一，我身体承受不了。纪委三天三夜，我已经受不了了。血压到了180，如果再不按他们说的供，他们不会放过我，一直拷在椅子上，律师也见不到，还会继续搞下去，我怕会死在里面；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第二、我是当过县长的人，我们党委集体讨论定过很多干部犯罪案件。只要是党委讨论定的，纪委、检察院、法院没有一个案件是能够推翻的。冤枉的也会按照党委的决定判掉。没有一件例外。法院不可能违背党委的决定。我的案已经市委内部大会宣布，再冤也是翻不了案的。法院不可能坚持原则，审判都是假的。
第三、纪委、检察已经明确说，如果我不承认，他们就去查我机关工作的儿子、妻子、亲家、查我弟弟的企业。不搞出问题不罢休。为了家庭和家族的安宁，只有牺牲我自己。
我知道，他的真实原因，是第三条。就像我为湖州织里汶川地震捐款冤案被告沈梅英辩护案一样，刑讯逼供一个多月，沈绝不承认有一分贪污。经血流在裤子里不让洗仍然拷着，她也不承认。结果纪、检将她快40岁才生的17岁儿子，从中专学校里抓来，拷上手拷拍成照片给她看。她当场就大哭招了。
说我全部承认，你们说我贪污多少就多少，只要你们别搞我儿子和丈夫。审讯者于是赶快给她理妆、喝水，录像，写认罪书，固定口供。她当庭控诉时，主法庭40多人，视频大法庭200多人，一片唏嘘抽泣，一半以上的人流泪。但是法院仍然按审讯口供，判了她十多年。现在她还在监狱服刑中。而主审法官则坚决不愿再做法官了。
我对那县长说。我完全理解你。但是我建议你再想清楚，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如果你这样冤枉认罪，就不必请我做律师了，我退出辩护。你就请个和谐律师，承认到底，搞个态度好，从轻。但是你这辈子到死，内心都不会安宁。他流着泪说，我都知道。谢谢你。在这个国家当干部，这就是命。我斗不过他们的。算了。
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我看到他望着我的依依不舍的目光，那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奈。最近，他同其他律师和家属在商量，如何认罪、退赃、立功。尽量找从轻的理由。
我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故事，是完全真实的事实。这个县长的三个认罪原因，在我办的五六个县长一级的完全无罪的职务犯罪案，和三十多件厅县级部分冤枉案中，每个案都有发生。也是目前办案机关屡试不爽的破案经验和法宝。全国纪委和反贪局都用得驾轻就熟。
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越是高官，越是曾经在权力中心浸润过的人，越是明悉中国司法的真相。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博奕，而不是相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越是高官，越不相信法律和法庭。
他们知道，对于他们有一套另外的话语体系。从四人帮审判、到陈希同审判、陈良宇审判、陈同海审判、谷开来审判、王立军审判，他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案件是台上那三个人五个人在审他们判他们。而是背后的权力。所以谷开来能够以领导的口气在法庭上评价法庭感谢法庭。刘志军能够告诫女儿这辈子绝对不要从政。
没有人会认为刘志军是冤枉的，他罪有应得。他和绝大多数真正的贪官一样，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是，把他们送进监牢的司法程序，本身一直在产生着更多的腐败和不公。一直在伤害着国家的机体，破坏着社会的调整秩序。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苏联契卡时代的党化司法的一些名言：爲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像檢察官一樣控訴自己是罪犯。托洛茨基说：“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工具。”
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採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很多人是因爲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1930年12月7日工業黨案開庭，大批外國記者出席了爲期兩周的公開審判。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場景：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爲自己辯護，他們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被告們一致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辭彙讚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最後說：“不管對我作出什麽樣的判決，我都認爲判決是公正的。你們不要向後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著斯大林走。”
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說：“對於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報答是像黑夜一樣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國、斯大林……我敢說，我因我們惡毒的陰謀被揭露而感到高興。”
前政治局委員布哈林說：“我向國家、向党、向全體人民下跪。”
前部長會議主席李可夫說：“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會被解除武裝……”
著名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從東京回來時，口袋裏裝著日本特務的委任狀。”
所有被告人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內容一模一樣。前苏联，已经摆脱了那场恶梦。而我们华夏文明的祖国，正在继续流行那场疟疾。
党化司法，法庭皆是海市蜃楼。一切皆是浮云。
长此以往，国家永远不会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标杆，和社会公正。
铁老大刘志军案件的审判，一些细节通过律师的介绍正在逐渐明晰起来。
我在《中国官员为什么选择自杀而不愿接受审判》文章中，分析当前中国刑事诉讼模式下，官员受审的心态—— “专权之下，法制化反腐越来越衰竭。《刑事诉讼法》越来越被被搁置和破坏，官方相信，包括现在最应讲法的检察院也相信，按现在的刑事诉讼程序，不可能破案，需要用纪委的不受刑诉法制约的办法才有用。所有指使这样做的有权官员，对法律程序都是不相信的，对法庭审判也是不相信的，对律师作用都是不相信的。
“我已经不至一次听到反贪局长、检察长、纪委的高官说，现在的县长、县委书记，只让我审个五天五夜，查个十来天，没有一个是不够判的。对自己队伍的怀疑和不信任，已经比百姓还不如。他们更相信内部的单方面的汇报，相信内部的批示。
“这样的人，等到他自己一犯事，一被“双规”，他知道即使有冤，法庭也不可能为他查明真相、澄清事实，请律师辩护只是演戏，多化冤枉钱，象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说的：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他作为一个省委书记，根本不知道现代法制理念是怎么一回事，根本不知道律师辩护对司法公正的重要作用，自己先自宫了。”
他们即使知道有冤，也觉得不如冤枉承认还可能判轻一点。如果请了律师一辩，态度就不好了，就会重判了。好多检察官和纪委人员，就是这样“教育”被告人的。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安徽省委副书记王昭耀，自己出事后都是这样看待法院和律师的。所以他们出事后，根本不想请律师，因为他们知道中国的法庭审判完全是虚假的，请律师不过是过个程序，是根本没有用的，判决方案早就讨论好了。
他们在台上时就是这么干的。从来没有真正把法律当回事。法院如果不按他们的批示办，这些法院院长是不想当了。他们对中国的法制是完全不相信的。
2008年4月11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30万元。法定期限内，他没有提出上诉。判决生效。
当时官方媒体评论说，他终于知道自己罪大恶极，想明白了，不上诉了。
胡长清、王昭耀出事的时候，家属首先想到的都是如何找官方关系摆平，而对律师的辩护不抱任何期望，以致被诉讼掮客骗子骗走上百万“律师费公关费”。刘志军为了把部下捞出来，叫丁书苗准备了4000多万收买中纪委官员，从来没有想到去请律师辩护。这次对待自己的案件，他自己和家属请的律师被强行更换，于是对官方指定的律师说，不用辩护。
钱列阳律师对媒体透露：“他反复说的一条，‘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不仅放弃辩护，叫我们也放弃辩护。”
“对律师而言，最担心莫过于在庭审现场出现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况。更有甚者，庭审现场出现过被告人制止律师辩护的极端例子，令律师极为被动。此前，在一位高官的庭审现场，就曾出现过被告人阻止律师发言的状况。”刘志军对女儿带信：“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叮嘱，千万不要从政。”重庆公安局副局长文强对儿子会面也说：千万不要从政。也不要去对抗。钱列阳律师说:“刘志军颇有点看透生死的感觉。他认为自己‘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
很多不知道中国司法内幕的人，都相信了官媒和思想教育中的那些假话，以为他们真是认罪服法了，真心悔过了，心悦诚服了。没有读出他们在党化司法的环境下，对中国司法能够公正、独立审判的深深的绝望。
而更可悲的是，所有参加司法活动的人，努力这样在干的人，都心知肚明地知道了这些高官为什么这样说。哪怕这种命运早晚有一天会降临到他自己头上。他们也愿意积极地维护这种司法体制，做这种绝望轮回的帮凶。
我最近为一个前某县的县长辩护。他原是我中学时的学弟，我高中他初中。因为拾金不昧成了学雷锋标兵，在学校就当了团委书记，毕业后一直受组织信任培养，谨慎做人，洁身自好，以胆小、廉洁、勤政、自律、不结帮、不帮人忙著称。结果他年初出事了。
当地的普遍评价，如果这个人会受贿，那么不会有一个清官了。纪委、反贪局四个多月，律师无数次申请一直见不到。一直到审查起诉，家属请我给他辩护。律师拿到《起诉意见书》第二天，才第一次会见到。一进会见室，他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泪水不停地流。
受贿一百万，只有儿子结婚时一老板送的没有权力帮助关系的1万元是真的，5个行贿人送的99万没有一笔是真的。没有一笔有具体时间、具体地点、具体细节，没有来源，没有去向。受贿的笔数和金额比领工资还规律，还利索。也没有任何权力帮助。
我说，既然这些都是假的，你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为什么冤枉交代？作为一个当过主要领导的人，有文化有原则的人，对这样的冤情，你怎么会这样乱编？所有案件，事实你自己负责，证据和法律律师负责，你自己必须说真话，不要回避推托真正有的犯罪，也不要冤枉自认根本虚假的事实。应该对自己的一生清白负责，不管多大压力，也要向检察机关澄清事实真相。
律师会见不久，他自书了一万多字的《陈述书》，第一次把事实真相和受到逼供形成假口供的由来都说清了。检察院听到消息，连续对他进行三次突击提审，不让律师见。他的口供又回去了。等律师再见到他，他又流泪，说不想真辩了。都认了吧！喊冤材料也不用交给有关部门了。
我很生气也很惊讶，说还是那句话，事实你自己负责。你自己要认，律师也只有作有罪辩，受贿同其他罪的性质之辩不同。主要看事实有没有。他说了三个不能真辩的原因。他的心彻底绝望了——
第一，我身体承受不了。纪委三天三夜，我已经受不了了。血压到了180，如果再不按他们说的供，他们不会放过我，一直拷在椅子上，律师也见不到，还会继续搞下去，我怕会死在里面；已经有好多这样的例子了。
第二、我是当过县长的人，我们党委集体讨论定过很多干部犯罪案件。只要是党委讨论定的，纪委、检察院、法院没有一个案件是能够推翻的。冤枉的也会按照党委的决定判掉。没有一件例外。法院不可能违背党委的决定。我的案已经市委内部大会宣布，再冤也是翻不了案的。法院不可能坚持原则，审判都是假的。
第三、纪委、检察已经明确说，如果我不承认，他们就去查我机关工作的儿子、妻子、亲家、查我弟弟的企业。不搞出问题不罢休。为了家庭和家族的安宁，只有牺牲我自己。
我知道，他的真实原因，是第三条。就像我为湖州织里汶川地震捐款冤案被告沈梅英辩护案一样，刑讯逼供一个多月，沈绝不承认有一分贪污。经血流在裤子里不让洗仍然拷着，她也不承认。结果纪、检将她快40岁才生的17岁儿子，从中专学校里抓来，拷上手拷拍成照片给她看。她当场就大哭招了。
说我全部承认，你们说我贪污多少就多少，只要你们别搞我儿子和丈夫。审讯者于是赶快给她理妆、喝水，录像，写认罪书，固定口供。她当庭控诉时，主法庭40多人，视频大法庭200多人，一片唏嘘抽泣，一半以上的人流泪。但是法院仍然按审讯口供，判了她十多年。现在她还在监狱服刑中。而主审法官则坚决不愿再做法官了。
我对那县长说。我完全理解你。但是我建议你再想清楚，对自己的一生负责。如果你这样冤枉认罪，就不必请我做律师了，我退出辩护。你就请个和谐律师，承认到底，搞个态度好，从轻。但是你这辈子到死，内心都不会安宁。他流着泪说，我都知道。谢谢你。在这个国家当干部，这就是命。我斗不过他们的。算了。
离开看守所的时候，我看到他望着我的依依不舍的目光，那种深深的绝望和无奈。最近，他同其他律师和家属在商量，如何认罪、退赃、立功。尽量找从轻的理由。
我讲的这个故事，不是故事，是完全真实的事实。这个县长的三个认罪原因，在我办的五六个县长一级的完全无罪的职务犯罪案，和三十多件厅县级部分冤枉案中，每个案都有发生。也是目前办案机关屡试不爽的破案经验和法宝。全国纪委和反贪局都用得驾轻就熟。
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越是高官，越是曾经在权力中心浸润过的人，越是明悉中国司法的真相。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博奕，而不是相信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越是高官，越不相信法律和法庭。
他们知道，对于他们有一套另外的话语体系。从四人帮审判、到陈希同审判、陈良宇审判、陈同海审判、谷开来审判、王立军审判，他们都知道没有一个案件是台上那三个人五个人在审他们判他们。而是背后的权力。所以谷开来能够以领导的口气在法庭上评价法庭感谢法庭。刘志军能够告诫女儿这辈子绝对不要从政。
没有人会认为刘志军是冤枉的，他罪有应得。他和绝大多数真正的贪官一样，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
但是，把他们送进监牢的司法程序，本身一直在产生着更多的腐败和不公。一直在伤害着国家的机体，破坏着社会的调整秩序。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
让我们回顾一下苏联契卡时代的党化司法的一些名言：爲了黨的利益，建議您誹謗自己。像檢察官一樣控訴自己是罪犯。托洛茨基说：“歸根到底，黨總是對的，因爲黨是無產階級完成其根本任務的獨一無二的歷史工具。”
解密檔案顯示，莫斯科審判採用了嚴酷的非法刑訊和精神摧殘，很多人是因爲顧及妻兒的生命才認罪。1930年12月7日工業黨案開庭，大批外國記者出席了爲期兩周的公開審判。西方人看到了只有社會主義蘇聯才會出現的不可思議場景：所有被告，沒有一個人爲自己辯護，他們一上庭就主動控訴自己的罪惡，把自己描述成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魔鬼，被告們一致要求槍斃自己，最後，他們都用最美好的辭彙讚美斯大林同志。
前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最後說：“不管對我作出什麽樣的判決，我都認爲判決是公正的。你們不要向後看，要勇往直前，和人民一起跟著斯大林走。”
財政部人民委員格林科說：“對於党和人民的信任，我的報答是像黑夜一樣卑污的背叛，背叛了党、祖國、斯大林……我敢說，我因我們惡毒的陰謀被揭露而感到高興。”
前政治局委員布哈林說：“我向國家、向党、向全體人民下跪。”
前部長會議主席李可夫說：“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裝的人立即和公開地繳械投降。我希望他們通過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會被解除武裝……”
著名共產國際領導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從東京回來時，口袋裏裝著日本特務的委任狀。”
所有被告人的陳述，與檢察長的起訴內容一模一樣。前苏联，已经摆脱了那场恶梦。而我们华夏文明的祖国，正在继续流行那场疟疾。
党化司法，法庭皆是海市蜃楼。一切皆是浮云。
长此以往，国家永远不会有一个基本的是非标杆，和社会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