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纪录片《一寸山河一寸血》
- 主题发起人 Country on wheel
- 开始时间
作者：鞠一笑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672744/answer/1589175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4）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其实错在对时局的理解太过幼稚
中国当日有多少国力，汪精卫清楚，蒋介石也很清楚。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必败”，蒋氏却将“抗战”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因之，汪氏将“对日和谈”当作了救命稻草，蒋氏却只把“对日和谈”当作抗战的一种必要工具。
这种区分，可以从汪、蒋的一些激烈冲突中清晰窥见。譬如：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货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孔祥熙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乘风转舵”，否则失此良机，“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蒋介石的态度是强硬的，他回复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汪精卫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力主接受陶德曼所传达的条件，与日本实现“和平”；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汪氏仍鼓动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氏未得蒋的同意，不敢签字，汪氏劝说道：“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如汪氏所言，仅仅是“不好表态”，而是内心深处本就拒绝“和谈”。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在日记中写道：“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12月7日日记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9日日记写道：“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1938年1月2日，蒋氏见到陶德曼再次转达的层层加码了的日方“和谈”条件，更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但蒋氏也没有忘记利用“和谈”来为抗战争取喘息之机，11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对陶德曼调停的应对方针：“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日军攻占南京，一再大幅提高“和谈”条件之后，蒋氏仍令孔祥熙继续与日方虚与委蛇，为国军的休整备战争取时间。但孔氏与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景极度悲观，竟试图弄假成真，将“和谈”内容具体化，结果又被蒋氏急电阻止，蒋氏维持“和谈”的目的仅在于为军队争取时间，所以不希望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记述了他竭力反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三重原因。其一，“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写该日记的当天，也就是1938年3月22日，蒋介石曾前往汪精卫处商讨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日记中所谓“妄想速和”者，即指汪精卫。按日本此一时期对国民政府“和谈”的目的，乃在于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继而将之拖上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战车——许多汪精卫的辩护者常谓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并无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故汪氏的“和平运动”有其现实基础，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日本必欲使国民政府傀儡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蒋氏所谓“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即是指此。
其二，“和平运动”必招致国内的分裂。1937年11月5日，蒋氏曾明确告诉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和谈）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同年12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勉之，勿惑众议。”1938年1月22日，蒋氏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蒋氏的这一判断，无疑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蒋氏力主抗战，军阀如龙云、陈济棠之流尚可就“和谈”高谈阔论；反之，若蒋氏力主和谈，“坚决抗战”这一政治高地被他人攫取，则蒋氏之下野，政府之分裂，也是意料中事。内乱既起，“和谈”更无地位，亡国之祸自然也就不远了。事实也恰如蒋氏所预料——汪精卫出逃河内扯旗欲建立以“和平运动”为职责的新政权时，那些曾赞同过“和平运动”的军阀们没有一个站出来响应。
其三，在蒋氏看来，日本军部与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军队内部也有激进派和缓和派的分野。在这种前提下，中日间的任何“和谈”实际上都缺乏保障，有随时被日方撕毁的危险。故孔祥熙主持对日交涉时，蒋氏一度强硬要求必须有“第三国”在场。但即便有“第三国”在场，蒋氏也不相信日本“和谈”的诚意，1938年8月，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蒋氏的意思很明确，不能把“中倭和平”寄托在日本的主动“退让求和”上，真正的和平，只能建立在倭寇的“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上，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坚持抗战——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氏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672744/answer/15891750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
（4）与蒋介石相比，汪精卫其实错在对时局的理解太过幼稚
中国当日有多少国力，汪精卫清楚，蒋介石也很清楚。但不同的是，汪氏得出的结论是“抗战必败”，蒋氏却将“抗战”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因之，汪氏将“对日和谈”当作了救命稻草，蒋氏却只把“对日和谈”当作抗战的一种必要工具。
这种区分，可以从汪、蒋的一些激烈冲突中清晰窥见。譬如：1937年11月，上海失陷，南京危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受日本政府委托，向蒋介石提出停战议和条件：(1)内蒙古自治，一切体制类似外蒙古；(2)华北非武装区扩大至平津铁路以南；(3)扩大上海的停战区，由国际警察管制； (4)停止排日；(5)共同防共；(6)降低日货进口税；(7)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孔祥熙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绝不可失”，建议蒋介石“乘风转舵”，否则失此良机，“万一后方再生变化，必致国内大乱，更将无法收拾。”蒋介石的态度是强硬的，他回复陶德曼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中国接受日本的要求，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完整和行政独立不得侵犯”，“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汪精卫的态度则完全相反，力主接受陶德曼所传达的条件，与日本实现“和平”；日军占领南京后，提出更苛刻的条件，汪氏仍鼓动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孔氏未得蒋的同意，不敢签字，汪氏劝说道：“假如我是你，一定签字……你何必一定要问蒋。他是负军事责任的，不好表态，你签了字，他自然得承认。”
事实上，蒋介石并非如汪氏所言，仅仅是“不好表态”，而是内心深处本就拒绝“和谈”。1937年11月20日，蒋介石发布迁都重庆命令，决心持久抗战，在日记中写道：“老派与文人，心皆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12月7日日记写道：“对倭政策，惟有抗战到底，余个人亦只有硬撑到底。”9日日记写道：“此次抗战，即使全国被敌占领，只可视为革命第二期一时之失败，而不能视为国家被敌征服，更不能视为灭亡，当动员全国精神，力自图之。”1938年1月2日，蒋氏见到陶德曼再次转达的层层加码了的日方“和谈”条件，更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但蒋氏也没有忘记利用“和谈”来为抗战争取喘息之机，11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下自己对陶德曼调停的应对方针：“是当约彼来京。为缓兵计，亦不得不如此耳！”日军攻占南京，一再大幅提高“和谈”条件之后，蒋氏仍令孔祥熙继续与日方虚与委蛇，为国军的休整备战争取时间。但孔氏与汪精卫一样，对抗战前景极度悲观，竟试图弄假成真，将“和谈”内容具体化，结果又被蒋氏急电阻止，蒋氏维持“和谈”的目的仅在于为军队争取时间，所以不希望触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
蒋介石曾在日记里记述了他竭力反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的三重原因。其一，“世人只知战时痛苦，妄想速和，殊不知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而况为屈服不得已之和乎？”写该日记的当天，也就是1938年3月22日，蒋介石曾前往汪精卫处商讨日本托意大利出面非正式调停中日战争一事，日记中所谓“妄想速和”者，即指汪精卫。按日本此一时期对国民政府“和谈”的目的，乃在于迫使国民政府屈服，继而将之拖上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战车——许多汪精卫的辩护者常谓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并无灭亡中国的既定政策，故汪氏的“和平运动”有其现实基础，但他们忽略了一点：日本必欲使国民政府傀儡化，也是不争的事实——蒋氏所谓“和后痛苦更甚于战时”，即是指此。
其二，“和平运动”必招致国内的分裂。1937年11月5日，蒋氏曾明确告诉陶德曼：“假如他同意那些（和谈）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同年12月29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外战可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勉之，勿惑众议。”1938年1月22日，蒋氏又在日记中写道：“宁对外大败，毋使国内大乱。如国内大乱，则四分五裂，外侮更无已时而国灭矣！”蒋氏的这一判断，无疑切中了问题的要害。蒋氏力主抗战，军阀如龙云、陈济棠之流尚可就“和谈”高谈阔论；反之，若蒋氏力主和谈，“坚决抗战”这一政治高地被他人攫取，则蒋氏之下野，政府之分裂，也是意料中事。内乱既起，“和谈”更无地位，亡国之祸自然也就不远了。事实也恰如蒋氏所预料——汪精卫出逃河内扯旗欲建立以“和平运动”为职责的新政权时，那些曾赞同过“和平运动”的军阀们没有一个站出来响应。
其三，在蒋氏看来，日本军部与政府之间矛盾重重，军队内部也有激进派和缓和派的分野。在这种前提下，中日间的任何“和谈”实际上都缺乏保障，有随时被日方撕毁的危险。故孔祥熙主持对日交涉时，蒋氏一度强硬要求必须有“第三国”在场。但即便有“第三国”在场，蒋氏也不相信日本“和谈”的诚意，1938年8月，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倭非待其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时，决不肯放弃其华北之特权，而中倭和平非待至国际干涉，共同会议则不能解决，故对倭不可望其退让求和，如其果有诚意，则必须其无条件自动撤兵之后方能相信也。”蒋氏的意思很明确，不能把“中倭和平”寄托在日本的主动“退让求和”上，真正的和平，只能建立在倭寇的“崩溃与国际压迫至不得已”上，而为达成这一目标，必须坚持抗战——1938年1月，正是南京失陷，中国抗战最难以看到希望的时候，蒋氏在日记中写道：“不患国际形势不生变化，而患我国无持久抗战之决心。”又言：“只要我能抗战到底，则国际形势到底必变，倭寇到底必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