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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高公民道德迫在眉睫
在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速，令人担心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之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进一步推展公民道德宣传，并设立“公民道德宣传日”，宣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的社论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也要“与正在深入进行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结合起来，与各自不同的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列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
中国成功抗击沙斯，也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契机。新华社发表的文章即指出，抗击沙斯“形成了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展示了中国人民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貌”。
文章批评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放松道德建设，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封建迷信活动、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骗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一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淡薄，有损国格人格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文章提出，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此外，要引导人们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加强诚信教育，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倡导扶危济困，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普及科学知识。
中科院学者：道德观失落成本太高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接受本报访问时形容建设公民道德是“中国非常迫在眉睫的东西”，“它不是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或者差不多的道德权威、道德秩序的话，无论是经济活动或者政治生活，都很难健康发展，而且得付出的成本太高了”。
他认为，中国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近一两百年的变迁中已经所剩无几，而共产党在建国以后逐渐建立的共产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等今天基本上也不复存在。再加上随着市场的发展，新的东西进入，中国现在确实需要建立或者整合一些价值、道德观念，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如果道德观念失落，“什么法规和法律，根本都得不到有效的处理，而且也不可能收到它预期的效果”。
“宣传能否深入人心？”
康晓光虽然肯定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和宣传的必要，但他也指出，“关键是宣传和引导什么东西，内容是值得商榷的。宣传部门每次都能提出一套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生命力，是不是能够行之久远，能够深入人心？”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博士则认为，蒋介石讲“新生活运动”，毛泽东讲“学雷锋”，江泽民则要在官员党员之间讲德治，现在又宣传“公民道德”推向社会，是中国政治向后看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在面对未来时也没有很好的体制，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总是存有恐惧感。
郑永年博士认为这么做“有很大的政治时效性”，是要配合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但他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儿，要怎样去进行道德教育？而且中国共产党不知已经讲了多少公民道德，现在讲的是什么新的内容呢？”（联合早报 李慧玲）
在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快速，令人担心中国人追求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却没有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之际，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进一步推展公民道德宣传，并设立“公民道德宣传日”，宣传“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人民日报》昨天发表的社论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紧迫的任务”，也要“与正在深入进行的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结合起来，与各自不同的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列入党委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
中国成功抗击沙斯，也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推动公民道德建设的契机。新华社发表的文章即指出，抗击沙斯“形成了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展示了中国人民良好的思想道德风貌”。
文章批评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一些地方放松道德建设，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封建迷信活动、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见利忘义、损公肥私、欺骗欺诈等现象屡禁不止；一部分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观念淡薄，有损国格人格的现象时有发生；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贪污受贿、违法乱纪，严重损害党的形象”。
文章提出，要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首先必须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此外，要引导人们养成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切实加强诚信教育，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倡导扶危济困，关心和帮助困难群众；提高人们的科学素质，普及科学知识。
中科院学者：道德观失落成本太高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接受本报访问时形容建设公民道德是“中国非常迫在眉睫的东西”，“它不是虚的。现在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或者差不多的道德权威、道德秩序的话，无论是经济活动或者政治生活，都很难健康发展，而且得付出的成本太高了”。
他认为，中国原有的传统价值观念在近一两百年的变迁中已经所剩无几，而共产党在建国以后逐渐建立的共产主义文化和价值观等今天基本上也不复存在。再加上随着市场的发展，新的东西进入，中国现在确实需要建立或者整合一些价值、道德观念，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规范。如果道德观念失落，“什么法规和法律，根本都得不到有效的处理，而且也不可能收到它预期的效果”。
“宣传能否深入人心？”
康晓光虽然肯定进行公民道德教育和宣传的必要，但他也指出，“关键是宣传和引导什么东西，内容是值得商榷的。宣传部门每次都能提出一套东西，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有生命力，是不是能够行之久远，能够深入人心？”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郑永年博士则认为，蒋介石讲“新生活运动”，毛泽东讲“学雷锋”，江泽民则要在官员党员之间讲德治，现在又宣传“公民道德”推向社会，是中国政治向后看的一部分。因为中国在面对未来时也没有很好的体制，而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总是存有恐惧感。
郑永年博士认为这么做“有很大的政治时效性”，是要配合中国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但他说：“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当儿，要怎样去进行道德教育？而且中国共产党不知已经讲了多少公民道德，现在讲的是什么新的内容呢？”（联合早报 李慧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