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腊八粥]

去年的时候曾经连载过叶先生的《唐宋词十七讲》，可惜因为事物繁杂没有坚持学习下去，今年专门起座楼把叶先生的讲座放在一起，方便有兴趣的同学跟读和学习

《她是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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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破

2003年，有着200年历史的北京察院胡同23号，被推土机一下下猛烈撞击，轰然倒地，化为瓦砾。

在中国，办事效率普遍低下。唯独拆老房子这件事，速度惊人。

察院胡同23号，是当代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的旧居。听到家园被毁的消息，叶先生一阵唏嘘。

叶先生的踪迹遍布全球，居住过很多地方，但只有北京的家能一次次进入她的梦中。现在，这个唯一的家也没了。

在她看来，这也正象征着中国文化近一百年的命运：传统精神快速瓦解，诗词文化被拆解殆尽。

叶先生一生的使命，就是让国人重新认识诗词的魅力。为了这一生的志愿，她甘愿选择一种简单纯粹的生活方式。

（叶嘉莹旧居：北京察院胡同23号）

（被拆毁的察院胡同23号）

母丧

1941年，叶嘉莹十七岁，就遭遇了人生中最沉重的苦难之一：早年丧母。

当时，母亲在天津做手术不幸感染，得了败血症。她放心不下北京家中的三个孩子，坚持离开医院。

最终，母亲在火车上病发身亡。

“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连母亲最后一面都见不到，成为叶嘉莹的终身遗憾。

她连写八首《哭母诗》，悼念母亲。“凄绝临棺无一语，漫将修短破石悭。”，当亲眼看见钉子在母亲棺椁上一个一个锤下去的时候，叶嘉莹心头在滴血。

母亲的盖棺，也是叶嘉莹早年幸福生活的结束。从此以后，生活的风暴将一次次蹂躏她、侮辱她，至老方休。

（叶嘉莹幼年，中者）

（叶嘉莹与弟弟们的童年合影）

国殇

叶嘉莹自小生活在北京的四合院，不问世事。家中长辈虽然平时不谈政事，但她也隐约知道世道早已变了：

当时，日本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彻底令“华北特殊化”，华北大地的主权已经被完全出卖了。

1936年，叶嘉莹在北京街头，亲眼看见游行示威的学生被大刀砍伤。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叶嘉莹回到学校发现老师们都不见了，教科书被一页页撕毁涂改，增添了许多歌颂日本的内容，而学生们也要开始学日语。

一种亡国之痛，这时才漫上她的少女心头。

时代有负于叶嘉莹和当时的所有青年，但也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思想气质。

在以后的诗词研究中，叶嘉莹最钟爱的诗人始终是杜甫、最欣赏的词人始终是辛弃疾，都是因为他们浓郁的家国情怀。

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已经无法接续古诗词的精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经过动乱时代的熏染，无法理解诗词中幽眇的情感与志气。

不知道这是幸事还是不幸。

（学生时代的叶嘉莹）

得法

时代有负于我，我却不能有负于时代。这是民国年轻人的志气。

有的人选择上场杀敌，收复大好河山；有的人选择读书研究，复我中国文脉。

叶嘉莹选择了后一种。而且她还遇到了引路人。

第一个引路人是家中长辈。

叶家都是知识分子，他们觉得学校里教的都是肤浅的学问，索性直接让叶嘉莹在家里读书：

伯母教背唐诗；姨母教读“四书”，还教她数学和书法；父亲教她学英文；伯父教她写诗。

很多人以为，小孩子就应该去学“鹅鹅鹅，曲项向天歌”这样浅显的诗，叶嘉莹却说：骆宾王写这首诗的时候，本身就是个小孩子，这样的诗怎么可能是好诗？

孩子要入门，就要用最好的诗来引领。好诗，都在《唐诗三百首》里。

所以叶嘉莹从小就背了很多唐诗，渐渐无师自通开始创作：

看见蝴蝶，她写“三秋一觉庄生梦，满地新霜月乍寒”；

看见菊花，她写“群芳凋落尽，独有傲霜枝”；

看见荷花，她写“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

不抛书包不炫技，叶嘉莹写的就是自己真实的感动兴发，却无意中走上了诗词创作的正道。

（十七岁的叶嘉莹）

真正带领叶嘉莹在诗词世界中大彻大悟的，是辅仁大学的顾随先生。

顾随早年毕业于英文系，但国学造诣极高，因此被辅仁大学聘来讲授古诗词。第一次上课，叶嘉莹觉得他很特别：

他不讲话，先在黑板上写很多字，有时是他今天要讲的古诗，有时是他自己写的诗。他就由此演绎下去，把话题讲明，一直推演升华，“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

换句话说，就是喜欢“跑野马”：无论是东方西方的学问，只要有用，顾随都随性而发、拿来征引。

这样的讲法，使叶嘉莹境界大开：“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开始得见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

用禅宗的话说，就是开悟了。

（顾随与学生，坐者为顾随，顾随左手边为叶嘉莹）

叶嘉莹越听越入神，结果只要是顾随开的课，她都去听，哪怕是毕业了她还是要回学校去蹭课上。

很多人都不喜欢顾随的讲课方式，认为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没有体系，听得很乱。叶嘉莹却觉得顾先生的讲课遍布吉光片羽，正是中国古诗词的精髓。

别人想记笔记都不知从何记起。叶嘉莹却抄写很快，一字不落地抄下来，后来得了个绰号叫“录音机”。

以后她几经漂泊，随身物却永远只有一种：顾随当年的上课笔记。

幼承庭训的叶嘉莹，将自己的诗词习作交给顾随批改。顾随发现这个女生“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能把诗词写作掌握成这种地步，真是天才。

（顾随批改的叶嘉莹作业）

顾随不仅帮弟子批改、发表，有时还和上一两首。在中国传统的诗教中，老师给弟子和诗是对弟子的最高肯定。

更令叶嘉莹至今铭记的，是她大学毕业之时顾随写给她的一封信：

“年来足下听不佞讲文最勤，所得亦最多。假使苦水（顾随别号苦水）有法可传，则截至今日，凡所有法，足下已尽得之。

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孔子门下的曾参，对老师只是亦步亦趋，自己却毫无建树，顾随不希望叶嘉莹成为这样的人，而是希望她成为禅宗祖师——马祖道一。

在禅宗的祖师爷谱系里，马祖道一是南岳怀让的弟子，也就是六祖惠能大师的徒孙。马祖道一得到南岳怀让的衣钵以后，创立了佛教的“丛林规矩”，大振宗风，使佛教在中国真正遍地开花，广为流传。

很显然，顾随也希望叶嘉莹能够像马祖道一那样，大兴中国诗词于天下。这种愿望，也成为叶嘉莹毕生追求的志业。

至此，40年代中国最好的两位才女都出道了：北边就是北京的叶嘉莹，南边就是上海的张爱玲。张爱玲自从写出《传奇》以后，再无超越之作；而叶嘉莹不仅诗词不断，还以老师的身份屡创事业高峰。

可以说，论才华，叶嘉莹甚至比张爱玲更高。

（大学毕业时的叶嘉莹）

（叶嘉莹大学时期的成绩单）

入狱

得法以后，本来叶嘉莹应该开始“传法”之路。但是她还是卷入了时代的风暴之中。这一切，都开始于她的一次选择。

在学校期间，叶嘉莹一门心思读诗词，既没朋友圈，也不谈恋爱，生活非常单纯。由于她成绩总是第一，长得非常娇俏，很多男生都给她写信、追她。

叶嘉莹却一封都没回。她的表哥曾经送她一句评语：“黜陟不知，理乱不闻。自赏孤芳，我行我素。”

叶嘉莹笑了笑，也没有反驳：孤芳自赏就自赏吧，反正我只跟诗词谈恋爱，心满意足。

后来中学老师把自己的弟弟介绍给她，名叫赵钟荪。

赵钟荪是国民党文员，狂追她好几年，叶嘉莹硬是没心动。后来他调到青岛，但时不时跑回北京来见她。

终于有一天，他回来跟她说：“我丢了工作。”叶嘉莹忙问为什么，赵钟荪没有回答。

“别不是因为经常回来，丢了工作的吧？”叶嘉莹这么一想，觉得自己有愧于他，这才答应了赵钟荪的求婚。

很多人的婚姻是因为爱情，而叶嘉莹的婚姻纯粹是出于义气。也算是民国女子才有的特殊气质了吧。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她的选择，包括这一段婚姻。然而就是这个不是主动选择的选择，打开了她生命中的“潘多拉之盒”。

 

[腊八粥]

（叶嘉莹 结婚照）

解放战争以后，国民党败退台湾。

叶嘉莹无奈跟着先生也去了台湾，从此离开了大陆。

没想到，白色恐怖不久就来了。

叶嘉莹回忆：

“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就给扣一顶帽子！”

不幸的是，赵钟荪就被抓紧了监狱。

因为被怀疑是“匪谍”家属，半年以后，连叶嘉莹也被抓进去了，还要把她关到台北。

叶嘉莹欲哭无泪。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说：

“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先生被关了，在台湾也无亲无故。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

而且她提出要关就和女儿一起关，因为女儿一定要吃她的奶。

最后警察局长“大发慈悲”，还真是把她和女儿一起关在彰化。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人心惶惶）

出狱以后，叶嘉莹想回到彰化女中教书，可是有人跟她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你回来不适合，干脆辞职吧。”

她想了想，说：“好吧，那我辞职吧。”

丈夫在监狱，不知何时重逢；工作丢了，女儿还嗷嗷待哺，在台湾又别无一人可以倾诉。叶嘉莹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她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

儒家不屈不饶的士大夫精神，在她身上发生了作用。

她想起了丈夫的姐夫在海军工作，于是赶紧去投奔。但姐夫一家生活也很困难，只能够给个走廊让她住。

叶嘉莹铺个毯子，在地上带着女儿睡觉。夏天天气热，女儿又哭又闹，叶嘉莹为了不吵着人家，把女儿抱出去到处找树荫，在那儿转悠，哄女儿睡。

这还不算，她还要给到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走很长很长的路，去找军法处的处长，问：

“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

但从来得不到答复。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

三年以后，丈夫终于出狱，但性情大变，经常对着叶嘉莹咆哮、甚至动手家暴。

叶嘉莹当时要在几个学校教书，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因为操劳，她患上了气喘。每天上完课，胸部都隐隐作痛，每次呼吸都好像要掏空她的身体。

丈夫却一点都不体谅她，又不出去工作、只在家里指指点点。哪怕是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加拿大，每天下课如果叶嘉莹回来得晚一点，他就心急火燎打电话催她回去做饭。

每次叶嘉莹都只好无奈地说：“不好意思，我和学生在讨论问题，晚点回来。”

等她回到家，丈夫立马拿起锅甩到地上去，大声呵斥。叶嘉莹从来没有驳过嘴，因为实在没力气。

最心寒的，是她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丈夫一听又是女儿，连妻子问一声“几点了”都懒得回答，掉头就走了。

叶嘉莹不能抱怨。因为每次她一抱怨，或者有人好心来说一两句，丈夫就觉得那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过后就会更加发泄到叶嘉莹身上。

她多次在梦里看到自己遍体鳞伤，快死快死了，或者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向她招手。等她跑过去，母亲和四合院都没了。

她从梦中挣扎醒来，双手还在虚空中挥舞，却什么都抓不住。

那段时期，她想到了自杀，想到用什么方式死才最不痛苦。

（叶嘉莹一家四口）

时代造成丈夫的暴戾，丈夫造成叶嘉莹的坎坷。一代诗词大家，就这样被逼到了生命的死角。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生死时刻，王安石的一首诗突然迸进了她的脑际：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

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

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丈夫其实像瓦片一样，他对妻子的打击其实也是被生生逼成这样的。每个人生命中的宿世业缘，不都像瓦片一样，无法琢磨吗？

可是人又不同于瓦片，最起码人可以抵御命运的无常。

如果困于愁绪中无法自拔，这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人，都是自己将自己解放出来的。

至此，叶嘉莹才真正体会到《论语》中的两个词：知命，无忧。她终于不再为这些俗世烦恼了，自杀的念头也荡然无存。

经常有人问她：读中国诗词有什么用，坚守中国文化有什么用。叶嘉莹的回答很简单：

“诗歌，能让你的心灵不死。”

学诗词无法让你赚大钱。但如果你真的读进去，就能品味诗歌的味道。那是生命中微微喜乐的味道，而且不需要价钱，你要就给你，源源不断。

会读诗的人，永远不会失去对生命的希望。

传法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支撑叶嘉莹走下去的，始终是这种诗歌的力量，以及恩师对自己的期盼。

她喜欢教诗词，而且热情始终很高涨：

在台北，她受聘于女子中学。由于实在教得太好，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和私立辅仁大学的中文系都请她做讲师，还受邀在电台、电视台上开讲古诗。

台湾文学史后来显赫一时的人物：白先勇、陈映真、席慕蓉……当时都只是年轻学生，都听过她的课，对她顶礼膜拜。

就连脾气暴躁的丈夫，在晚年有一次看到她讲课视频的时候，也听得如痴如醉，惊奇地问：

“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

听过她课的人都说：“她不仅写诗是天才，教诗也是天才。”

在台湾，叶嘉莹上课的时候总是穿着一身旗袍，讲课时文采信手拈来，尽显优雅。如果说民国最优雅的女子，在大陆是林徽因，那么在台湾，就数叶嘉莹了。

（叶嘉莹在台湾教小学生）

但叶嘉莹从来不在乎外表的东西，有时候旗袍破了，她打几个补丁上去，照样穿着去上课。教书给她带来的快乐，远胜于物质上的充裕。

教书除了满足了叶嘉莹的志向，还解决了她的生存难题：初来台湾，丈夫被囚的时候，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可是一旦在学校里，她起码可以住在宿舍，也有薪水，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后来她经过大学推荐，到北美交流，甚至拿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职。

现代很多人都担心自己没有赚大钱的能力，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而被淘汰，担心中年危机。可是叶嘉莹告诉我们：

你做的事情，跟不跟得上时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并且保持投入的热情，那么你总会有一碗饭吃。

所谓危机，其实只是人心的摇摆，只是找不到志向的焦虑。

（叶嘉莹与台湾大学校长交谈）

丧女

台湾大学与美国大学有交换项目，叶嘉莹同时被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争抢，双方都要她去各自学校访问。

随后，叶嘉莹将家人带出国外，定居在温哥华，用英文直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诗歌，声名显赫。

将中国诗词大播于天下，叶嘉莹真的做到了。

正在她从此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生活给了她最后一个打击：

1976年，她收到女儿和女婿出车祸、双双罹难的噩耗。三天以前，他们才刚刚一家团聚，没想到这么快就天人两分、阴阳永隔。

她强忍悲痛，独自一人料理女儿的后事，写了十首《哭女诗》，算是与这段悲痛告别。

至此，人生三大悲哀：早年丧母，中年缺爱，晚年丧女，她全都经历了一遍。这次她没有像以前一样，想到自杀，而是更加领会了早年恩师顾随的一句话：

“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的心态，过乐观的生活。”

人本来总有一死，人生本就是个悲剧。既然都是要死，那还不如拼尽全力干自己最喜欢的事业，将生命燃烧到最后一刻。

这才能无愧于自己得人身一场。

（叶嘉莹女儿大婚）

回家

当时文革刚好结束，全中国的文化传统都被破坏殆尽。叶嘉莹这时申请回到大陆教书，分文不取，机票自理。

叶嘉莹说：“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不是我的选择，我去美国、去加拿大都是迫不得已。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就是回国教书。”

这是她一生的志业。那是在她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在身心已经完全放空以后，所作出的最坚定的选择。

刚到南开大学，叶嘉莹就开了课。当时上课的人，挤得课堂水泄不通。学校为了控制人流，印制了通行证，学生甚至要持证上课。

有的人就为了听一节叶嘉莹的课，造了个假印去上课。

她有感于中国传统诗教的失落，想尽一切办法，力挽狂澜：

为孩子编了适合诵读的诗词合集：

延续诗歌吟诵的传统：

吟诵《长恨歌》，当然，最多的还是公开讲解诗词的视频。

如今，她已经成为中国诗词的一个象征。虽然已经九十四岁高龄，但叶先生只要一上讲台，总是站着讲，一讲就是两三个钟。

甚至有人说，只要叶嘉莹站在那儿，就是一首诗。

赵钟荪临命终前，握着叶嘉莹的手问她：“你还恨我吗？”

叶嘉莹淡然回答：“不恨。”

她觉得一个人生命即将结束了，就不要让他再带着遗憾走了。

“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叶嘉莹的婚姻，始于义气，终于厚道。她这一生，都以这样的义气行事。

可以说，她是中国第一位、也将是最后一位穿着裙子的“士”。

她曾经说：“撇除性别原因，我最想和孔子做朋友。”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想恢复周礼而不得；叶嘉莹足迹踏遍全球，到处讲课，使中华诗词重现生机。

在这一点上，她比孔子的贡献还大。她这一生，堪称是一部民国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的流失与复归的史诗。

她曾经说：“我一生，70年从事教学，这是我愿意去投入的一个工作。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活出有价值的一生，不妨学学叶先生：

当你希望下辈子还能以这一辈子活着的方式继续活着，这一辈子你就没有白活了。

 

[一尘]

这个帖子太好了！ 慢慢学习， 千万别贴太快！ 谢谢灵兮分享！

 

[腊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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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尘姐说的有道理，这种高质量的学习贴要慢慢来，贴的太快没时间消化也不行啊

 

[一尘]

（叶嘉莹 结婚照）

解放战争以后，国民党败退台湾。

叶嘉莹无奈跟着先生也去了台湾，从此离开了大陆。

没想到，白色恐怖不久就来了。

叶嘉莹回忆：

“蒋介石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共产党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就给扣一顶帽子！”

不幸的是，赵钟荪就被抓紧了监狱。

因为被怀疑是“匪谍”家属，半年以后，连叶嘉莹也被抓进去了，还要把她关到台北。

叶嘉莹欲哭无泪。她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说：

“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先生被关了，在台湾也无亲无故。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

而且她提出要关就和女儿一起关，因为女儿一定要吃她的奶。

最后警察局长“大发慈悲”，还真是把她和女儿一起关在彰化。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人心惶惶）

出狱以后，叶嘉莹想回到彰化女中教书，可是有人跟她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你回来不适合，干脆辞职吧。”

她想了想，说：“好吧，那我辞职吧。”

丈夫在监狱，不知何时重逢；工作丢了，女儿还嗷嗷待哺，在台湾又别无一人可以倾诉。叶嘉莹几乎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她回忆起这段岁月时说：“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

儒家不屈不饶的士大夫精神，在她身上发生了作用。

她想起了丈夫的姐夫在海军工作，于是赶紧去投奔。但姐夫一家生活也很困难，只能够给个走廊让她住。

叶嘉莹铺个毯子，在地上带着女儿睡觉。夏天天气热，女儿又哭又闹，叶嘉莹为了不吵着人家，把女儿抱出去到处找树荫，在那儿转悠，哄女儿睡。

这还不算，她还要给到处打听丈夫的消息：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走很长很长的路，去找军法处的处长，问：

“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

但从来得不到答复。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的政治犯）

三年以后，丈夫终于出狱，但性情大变，经常对着叶嘉莹咆哮、甚至动手家暴。

叶嘉莹当时要在几个学校教书，勉强维持全家生计。因为操劳，她患上了气喘。每天上完课，胸部都隐隐作痛，每次呼吸都好像要掏空她的身体。

丈夫却一点都不体谅她，又不出去工作、只在家里指指点点。哪怕是后来他们全家搬到了加拿大，每天下课如果叶嘉莹回来得晚一点，他就心急火燎打电话催她回去做饭。

每次叶嘉莹都只好无奈地说：“不好意思，我和学生在讨论问题，晚点回来。”

等她回到家，丈夫立马拿起锅甩到地上去，大声呵斥。叶嘉莹从来没有驳过嘴，因为实在没力气。

最心寒的，是她生了第二个孩子以后，丈夫一听又是女儿，连妻子问一声“几点了”都懒得回答，掉头就走了。

叶嘉莹不能抱怨。因为每次她一抱怨，或者有人好心来说一两句，丈夫就觉得那是对他的侮辱和讽刺，过后就会更加发泄到叶嘉莹身上。

她多次在梦里看到自己遍体鳞伤，快死快死了，或者看到自己的母亲，站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向她招手。等她跑过去，母亲和四合院都没了。

她从梦中挣扎醒来，双手还在虚空中挥舞，却什么都抓不住。

那段时期，她想到了自杀，想到用什么方式死才最不痛苦。

（叶嘉莹一家四口）

时代造成丈夫的暴戾，丈夫造成叶嘉莹的坎坷。一代诗词大家，就这样被逼到了生命的死角。

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生死时刻，王安石的一首诗突然迸进了她的脑际：

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

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

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

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

丈夫其实像瓦片一样，他对妻子的打击其实也是被生生逼成这样的。每个人生命中的宿世业缘，不都像瓦片一样，无法琢磨吗？

可是人又不同于瓦片，最起码人可以抵御命运的无常。

如果困于愁绪中无法自拔，这就浪费了自己的生命。人，都是自己将自己解放出来的。

至此，叶嘉莹才真正体会到《论语》中的两个词：知命，无忧。她终于不再为这些俗世烦恼了，自杀的念头也荡然无存。

经常有人问她：读中国诗词有什么用，坚守中国文化有什么用。叶嘉莹的回答很简单：

“诗歌，能让你的心灵不死。”

学诗词无法让你赚大钱。但如果你真的读进去，就能品味诗歌的味道。那是生命中微微喜乐的味道，而且不需要价钱，你要就给你，源源不断。

会读诗的人，永远不会失去对生命的希望。

传法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中，支撑叶嘉莹走下去的，始终是这种诗歌的力量，以及恩师对自己的期盼。

她喜欢教诗词，而且热情始终很高涨：

在台北，她受聘于女子中学。由于实在教得太好，台湾大学、淡江大学和私立辅仁大学的中文系都请她做讲师，还受邀在电台、电视台上开讲古诗。

台湾文学史后来显赫一时的人物：白先勇、陈映真、席慕蓉……当时都只是年轻学生，都听过她的课，对她顶礼膜拜。

就连脾气暴躁的丈夫，在晚年有一次看到她讲课视频的时候，也听得如痴如醉，惊奇地问：

“这是你在讲课吗？下次我也去听好不好？”

听过她课的人都说：“她不仅写诗是天才，教诗也是天才。”

在台湾，叶嘉莹上课的时候总是穿着一身旗袍，讲课时文采信手拈来，尽显优雅。如果说民国最优雅的女子，在大陆是林徽因，那么在台湾，就数叶嘉莹了。

（叶嘉莹在台湾教小学生）

但叶嘉莹从来不在乎外表的东西，有时候旗袍破了，她打几个补丁上去，照样穿着去上课。教书给她带来的快乐，远胜于物质上的充裕。

教书除了满足了叶嘉莹的志向，还解决了她的生存难题：初来台湾，丈夫被囚的时候，她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可是一旦在学校里，她起码可以住在宿舍，也有薪水，养活一家人没有问题。后来她经过大学推荐，到北美交流，甚至拿到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职。

现代很多人都担心自己没有赚大钱的能力，担心自己跟不上时代而被淘汰，担心中年危机。可是叶嘉莹告诉我们：

你做的事情，跟不跟得上时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真的喜欢做这件事，并且保持投入的热情，那么你总会有一碗饭吃。

所谓危机，其实只是人心的摇摆，只是找不到志向的焦虑。

（叶嘉莹与台湾大学校长交谈）

丧女

台湾大学与美国大学有交换项目，叶嘉莹同时被密歇根大学和哈佛大学争抢，双方都要她去各自学校访问。

随后，叶嘉莹将家人带出国外，定居在温哥华，用英文直接向西方世界介绍中国诗歌，声名显赫。

将中国诗词大播于天下，叶嘉莹真的做到了。

正在她从此终于可以安度晚年了，生活给了她最后一个打击：

1976年，她收到女儿和女婿出车祸、双双罹难的噩耗。三天以前，他们才刚刚一家团聚，没想到这么快就天人两分、阴阳永隔。

她强忍悲痛，独自一人料理女儿的后事，写了十首《哭女诗》，算是与这段悲痛告别。

至此，人生三大悲哀：早年丧母，中年缺爱，晚年丧女，她全都经历了一遍。这次她没有像以前一样，想到自杀，而是更加领会了早年恩师顾随的一句话：

“以无生之觉悟，做有生之事业。以悲观的心态，过乐观的生活。”

人本来总有一死，人生本就是个悲剧。既然都是要死，那还不如拼尽全力干自己最喜欢的事业，将生命燃烧到最后一刻。

这才能无愧于自己得人身一场。

（叶嘉莹女儿大婚）

回家

当时文革刚好结束，全中国的文化传统都被破坏殆尽。叶嘉莹这时申请回到大陆教书，分文不取，机票自理。

叶嘉莹说：“我的先生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不是我的选择，我去美国、去加拿大都是迫不得已。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一次主动选择，就是回国教书。”

这是她一生的志业。那是在她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失去、在身心已经完全放空以后，所作出的最坚定的选择。

刚到南开大学，叶嘉莹就开了课。当时上课的人，挤得课堂水泄不通。学校为了控制人流，印制了通行证，学生甚至要持证上课。

有的人就为了听一节叶嘉莹的课，造了个假印去上课。

她有感于中国传统诗教的失落，想尽一切办法，力挽狂澜：

为孩子编了适合诵读的诗词合集：

延续诗歌吟诵的传统：

吟诵《长恨歌》，当然，最多的还是公开讲解诗词的视频。

如今，她已经成为中国诗词的一个象征。虽然已经九十四岁高龄，但叶先生只要一上讲台，总是站着讲，一讲就是两三个钟。

甚至有人说，只要叶嘉莹站在那儿，就是一首诗。

赵钟荪临命终前，握着叶嘉莹的手问她：“你还恨我吗？”

叶嘉莹淡然回答：“不恨。”

她觉得一个人生命即将结束了，就不要让他再带着遗憾走了。

“一握临歧恩怨泯，海天明月净尘埃。”

叶嘉莹的婚姻，始于义气，终于厚道。她这一生，都以这样的义气行事。

可以说，她是中国第一位、也将是最后一位穿着裙子的“士”。

她曾经说：“撇除性别原因，我最想和孔子做朋友。”

孔子一生周游列国，到处游说，想恢复周礼而不得；叶嘉莹足迹踏遍全球，到处讲课，使中华诗词重现生机。

在这一点上，她比孔子的贡献还大。她这一生，堪称是一部民国史，也是一部中华文化的流失与复归的史诗。

她曾经说：“我一生，70年从事教学，这是我愿意去投入的一个工作。如果人有来生，我就还做一个教师，我仍然要教古典诗词……”

如果你不知道怎样活出有价值的一生，不妨学学叶先生：

当你希望下辈子还能以这一辈子活着的方式继续活着，这一辈子你就没有白活了。

仔细读了一遍，不由泪眼婆娑。 心里的根，是多少级台风都刮不走的。

 

[一尘]

叶先生就读的 北京辅仁大学

 

[腊八粥]

《叶嘉莹：从古诗词中汲取坚韧》

刘芳/文
　　“现在在电视上讲课，五分钟内没抓住观众兴趣，就算失败。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不要片花，不要音乐，不要包装，我要看看纯粹的传统文化能拿到多少眼球。”

　　10月17日南开大学90年校庆，85岁的叶嘉莹身披藕荷色披肩出现在“名家讲坛”上。偌大的东方艺术系演播厅座无虚席，还有近百名学生坐在过道和演播厅的舞台上。

　　八十大寿时，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后，叶嘉莹终于找到了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人物】
　　叶嘉莹，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24年7月生于北京。1945年辅仁大学国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后开始教学生涯。上世纪60年代中赴美讲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学者之一，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1979年起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古典诗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

　　【故事】
　　85岁的叶嘉莹从身后书架中拿出一套尘封已久的DVD来，正色道：“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谁能有勇气，拿这套录像去电视台播，就当做个实验，看看古典诗词还有多少人愿意听。”

　　录像内容是1987年她于国家教委礼堂作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共计十讲，每讲两小时。视频全无各种声光电效果，镜头几乎从头到尾对准讲台，以最简单的方式留下最原始的记录。

　　“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在电视上讲课，五分钟内没抓住大家的兴趣就失败了。我倒想反其道而行之。”她甚至拒绝添加片花、音乐等包装手段，执意要看看在这个“物质主义扑面而来的社会”，纯粹的传统文化能拿到多少眼球。

　　教书六十余载，被问最多的问题是：现在学古典诗词还有什么用处？她往往如是回答：“古典诗词让人心不死。”

　　【家学渊源：重视传统文化】
　　小时候接触传统典籍，叶嘉莹见到《论语》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真是给我很大的冲击，究竟什么是道呢？”

　　那时她正是上小学的年纪，家里人认为童年时期记忆力最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的典籍，不必浪费时间去学校学习“大狗叫小狗跳”，于是请了曾在京沪任教的姨母给叶嘉莹和弟弟讲读古书。

　　开蒙读的正是《论语》，姨母的讲解要言不繁，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的注释，叶嘉莹尚不能全然领会，只管努力背诵。“背下来就很奇怪了，在我的一生里，每当我碰到事情需要做决断的时候，脑子里就常常无形中跳出一些‘论语’来，就会受它的影响。”

　　至今，她仍然将《论语》归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无论谈到教学还是人生体悟，她都喜欢引用其中语句来阐发。“比如后来我刚教书时，家里状况窘困，穿补丁衣服上课，但我不以为耻，‘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来也与。’有人偶然态度不好，我又想到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源于叶家的家学渊源。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洲人，本姓叶赫那拉。清政府被推翻后，改汉姓为“叶”。叶嘉莹的祖父曾任过工部员外郎，伯父青年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父亲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母亲也曾在女子职业学校任教。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叶嘉莹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记得三四岁时父亲就开始教她认字。诗词和文言文的学习也在很早就开始了。在叶嘉莹印象中，每当北平大雪时，父亲常吟唱“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这也引发了她读诗的兴趣。11岁时，她开始学做诗，并遵嘱用文言文写信给时在上海的父亲报告学习情况。

　　初中后，母亲送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她，其中收录的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又引起她对词的爱好，继而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她大学中第一次交习作，便得到评语：“写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

　　【“跑野马”讲课风格的由来】
　　“七七事变”爆发时，叶嘉莹尚在北平市立第二女中读书。暑假一过，“你发现全变了，原来的校长、老师不见了，都换成新人，英文课也减去一大半，改成日文课。”宣扬日中亲善的新课本还没编好，他们只好先用旧课本，开学第一天不讲课，就是拿着毛笔和墨盒，在老师监视下把旧课本某某页撕掉，或把某某页第几行涂掉。“历史和地理变动得最大，比如甲午之战不能按原来的讲了。”

　　当时的国立大学大都被敌伪统治，只有辅仁大学由于是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仍有一部分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老师在这里教书，这给叶嘉莹带来很大的吸引力。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在这里，她遇到在诗词道路上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顾随。

　　顾随亦对叶嘉莹关怀有加，鼓励她发表作品，又常在她的作业后和诗酬答。如今叶嘉莹天津寓所内仍悬有匾额，上面是顾随手书的她的别号“迦陵”二字。

　　最令她铭记在心的，乃是1945年夏大学毕业后，收到顾师来信，希望她“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给予叶嘉莹莫大的鼓励。此后无论她辗转到台北的数所大学任教，还是后来在国外高校授课，及至上世纪70年代起返祖国大陆讲学，无不以顾随的诗词识见和对传统文化之钟爱为榜样，连其“跑野马”的讲课风格也沿袭下来。

　　【用诗歌治疗人生伤痛】
　　叶嘉莹常提及，自己一生中曾遭遇三次严重打击，艰难困苦中，皆靠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坚韧担荷之态度来支撑度过。

　　第一次是1941年，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因病不治离世。那时父亲随国民政府往后方迁徙，北平家中她是长姊，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度日艰难。

　　第二次打击是去台湾后。1948年3月，叶嘉莹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赵锺荪。次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12月赵锺荪即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1950年6月，叶嘉莹与当时任教的中学里其他几位教师一同被捕，虽不久后获释，但工作和宿舍都没了着落。她带着女儿，白天四处奔走营救丈夫，晚上则要等亲戚全家入睡后在走廊上搭个地铺休息。“陶渊明说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但那时我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就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都没有。”

　　“这仍不算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当外子于三年后被释回，因久被囚禁而形成了动辄暴怒的性情。”叶嘉莹最痛苦的时候，甚至有过开煤气自杀的念头。

　　友人介绍她进入台湾大学兼任大一国文教师，一年后转为专任，又去兼任淡江及台湾辅仁大学课程，每天都极为疲惫。加上染上气喘，瘦到不足90斤。

　　后来密歇根大学邀请她去教书，她带着两个女儿赴美，执教一年后又转入哈佛。几经辗转，最后留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教授古典诗歌。

　　孰料第三次打击倏然而至。
　　1976年3月，长女及女婿同时因车祸罹难，叶嘉莹痛不欲生。强打精神料理完女儿丧事，叶嘉莹将自己关在家中谁也不见。这段日子她只用诗歌来自我疗伤，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点舒缓。

　　直到1979年，叶嘉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其时祖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她终于实现了回故园教书的愿望。

　　【“老之将至”愈“好为人师”】
　　“每次在海外讲到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我的老家。”在加拿大教学时，叶嘉莹深深为英文无法准确传递中文的意境而遗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能被翻译成pick up the fence-side flowers ,and see southern mountains far away。“这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多少意境都没了！”

　　1972年中加建交，叶嘉莹看到了回家的希望。1974年，她获准回祖国大陆探亲，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和亲人，激动地写出27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

　　“文革”结束后，她向政府提出回国教学的申请。终于在1979年于北京大学讲了第一堂课，实现了多年心愿。那时人人求知若渴，几十所大学相继邀约她作讲座，她从不推辞。“回来一趟就要几千块，(这钱)不可能跟学校要啊，都是自费回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嘉莹退休，将更多精力投注到祖国大陆的讲学中。1991年，她应南开大学邀请成立了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她出任所长。1996年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她为研究所捐出退休金半数约10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别号，“永言”则分别取自长女及女婿的名字。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好为人师’而‘不知老之将至’，其实我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将至’，才如此急于把自己所得传给后来的年轻人。”

　　叶嘉莹曾在1998年上书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呼吁倡导幼儿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并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

　　她也担心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时候物极必反，有一天你发觉了那种唯利是图、实用主义对于人类的败坏，也许就有回头的一天。”叶嘉莹说，“我不是一定要乐观，但我也不一定要悲观，我只是尽到我应尽的一分力量。”

　　八十高寿时，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之后，她终于找到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瞭望东方周刊》

 

[一尘]

《叶嘉莹：从古诗词中汲取坚韧》

刘芳/文
　　“现在在电视上讲课，五分钟内没抓住观众兴趣，就算失败。我想反其道而行之，不要片花，不要音乐，不要包装，我要看看纯粹的传统文化能拿到多少眼球。”

　　10月17日南开大学90年校庆，85岁的叶嘉莹身披藕荷色披肩出现在“名家讲坛”上。偌大的东方艺术系演播厅座无虚席，还有近百名学生坐在过道和演播厅的舞台上。

　　八十大寿时，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后，叶嘉莹终于找到了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人物】
　　叶嘉莹，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24年7月生于北京。1945年辅仁大学国文系古典文学专业毕业后开始教学生涯。上世纪60年代中赴美讲学，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用英语讲授中国古典诗词的中国学者之一，为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1979年起每年利用假期回国讲学，曾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古典诗词，影响很大。代表作品《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等。

　　【故事】
　　85岁的叶嘉莹从身后书架中拿出一套尘封已久的DVD来，正色道：“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谁能有勇气，拿这套录像去电视台播，就当做个实验，看看古典诗词还有多少人愿意听。”

　　录像内容是1987年她于国家教委礼堂作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共计十讲，每讲两小时。视频全无各种声光电效果，镜头几乎从头到尾对准讲台，以最简单的方式留下最原始的记录。

　　“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在电视上讲课，五分钟内没抓住大家的兴趣就失败了。我倒想反其道而行之。”她甚至拒绝添加片花、音乐等包装手段，执意要看看在这个“物质主义扑面而来的社会”，纯粹的传统文化能拿到多少眼球。

　　教书六十余载，被问最多的问题是：现在学古典诗词还有什么用处？她往往如是回答：“古典诗词让人心不死。”

　　【家学渊源：重视传统文化】
　　小时候接触传统典籍，叶嘉莹见到《论语》里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真是给我很大的冲击，究竟什么是道呢？”

　　那时她正是上小学的年纪，家里人认为童年时期记忆力最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的典籍，不必浪费时间去学校学习“大狗叫小狗跳”，于是请了曾在京沪任教的姨母给叶嘉莹和弟弟讲读古书。

　　开蒙读的正是《论语》，姨母的讲解要言不繁，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的注释，叶嘉莹尚不能全然领会，只管努力背诵。“背下来就很奇怪了，在我的一生里，每当我碰到事情需要做决断的时候，脑子里就常常无形中跳出一些‘论语’来，就会受它的影响。”

　　至今，她仍然将《论语》归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无论谈到教学还是人生体悟，她都喜欢引用其中语句来阐发。“比如后来我刚教书时，家里状况窘困，穿补丁衣服上课，但我不以为耻，‘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来也与。’有人偶然态度不好，我又想到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源于叶家的家学渊源。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洲人，本姓叶赫那拉。清政府被推翻后，改汉姓为“叶”。叶嘉莹的祖父曾任过工部员外郎，伯父青年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父亲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母亲也曾在女子职业学校任教。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叶嘉莹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记得三四岁时父亲就开始教她认字。诗词和文言文的学习也在很早就开始了。在叶嘉莹印象中，每当北平大雪时，父亲常吟唱“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这也引发了她读诗的兴趣。11岁时，她开始学做诗，并遵嘱用文言文写信给时在上海的父亲报告学习情况。

　　初中后，母亲送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她，其中收录的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又引起她对词的爱好，继而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她大学中第一次交习作，便得到评语：“写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若此，当善自护持。”

　　【“跑野马”讲课风格的由来】
　　“七七事变”爆发时，叶嘉莹尚在北平市立第二女中读书。暑假一过，“你发现全变了，原来的校长、老师不见了，都换成新人，英文课也减去一大半，改成日文课。”宣扬日中亲善的新课本还没编好，他们只好先用旧课本，开学第一天不讲课，就是拿着毛笔和墨盒，在老师监视下把旧课本某某页撕掉，或把某某页第几行涂掉。“历史和地理变动得最大，比如甲午之战不能按原来的讲了。”

　　当时的国立大学大都被敌伪统治，只有辅仁大学由于是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仍有一部分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老师在这里教书，这给叶嘉莹带来很大的吸引力。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在这里，她遇到在诗词道路上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顾随。

　　顾随亦对叶嘉莹关怀有加，鼓励她发表作品，又常在她的作业后和诗酬答。如今叶嘉莹天津寓所内仍悬有匾额，上面是顾随手书的她的别号“迦陵”二字。

　　最令她铭记在心的，乃是1945年夏大学毕业后，收到顾师来信，希望她“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给予叶嘉莹莫大的鼓励。此后无论她辗转到台北的数所大学任教，还是后来在国外高校授课，及至上世纪70年代起返祖国大陆讲学，无不以顾随的诗词识见和对传统文化之钟爱为榜样，连其“跑野马”的讲课风格也沿袭下来。

　　【用诗歌治疗人生伤痛】
　　叶嘉莹常提及，自己一生中曾遭遇三次严重打击，艰难困苦中，皆靠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坚韧担荷之态度来支撑度过。

　　第一次是1941年，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因病不治离世。那时父亲随国民政府往后方迁徙，北平家中她是长姊，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度日艰难。

　　第二次打击是去台湾后。1948年3月，叶嘉莹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赵锺荪。次年8月第一个女儿出生，12月赵锺荪即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1950年6月，叶嘉莹与当时任教的中学里其他几位教师一同被捕，虽不久后获释，但工作和宿舍都没了着落。她带着女儿，白天四处奔走营救丈夫，晚上则要等亲戚全家入睡后在走廊上搭个地铺休息。“陶渊明说 ‘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但那时我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就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都没有。”

　　“这仍不算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当外子于三年后被释回，因久被囚禁而形成了动辄暴怒的性情。”叶嘉莹最痛苦的时候，甚至有过开煤气自杀的念头。

　　友人介绍她进入台湾大学兼任大一国文教师，一年后转为专任，又去兼任淡江及台湾辅仁大学课程，每天都极为疲惫。加上染上气喘，瘦到不足90斤。

　　后来密歇根大学邀请她去教书，她带着两个女儿赴美，执教一年后又转入哈佛。几经辗转，最后留在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教授古典诗歌。

　　孰料第三次打击倏然而至。
　　1976年3月，长女及女婿同时因车祸罹难，叶嘉莹痛不欲生。强打精神料理完女儿丧事，叶嘉莹将自己关在家中谁也不见。这段日子她只用诗歌来自我疗伤，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点舒缓。

　　直到1979年，叶嘉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其时祖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她终于实现了回故园教书的愿望。

　　【“老之将至”愈“好为人师”】
　　“每次在海外讲到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我的老家。”在加拿大教学时，叶嘉莹深深为英文无法准确传递中文的意境而遗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能被翻译成pick up the fence-side flowers ,and see southern mountains far away。“这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多少意境都没了！”

　　1972年中加建交，叶嘉莹看到了回家的希望。1974年，她获准回祖国大陆探亲，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和亲人，激动地写出27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

　　“文革”结束后，她向政府提出回国教学的申请。终于在1979年于北京大学讲了第一堂课，实现了多年心愿。那时人人求知若渴，几十所大学相继邀约她作讲座，她从不推辞。“回来一趟就要几千块，(这钱)不可能跟学校要啊，都是自费回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嘉莹退休，将更多精力投注到祖国大陆的讲学中。1991年，她应南开大学邀请成立了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她出任所长。1996年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她为研究所捐出退休金半数约10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别号，“永言”则分别取自长女及女婿的名字。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好为人师’而‘不知老之将至’，其实我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将至’，才如此急于把自己所得传给后来的年轻人。”

　　叶嘉莹曾在1998年上书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呼吁倡导幼儿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并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

　　她也担心传统文化的传承。“有时候物极必反，有一天你发觉了那种唯利是图、实用主义对于人类的败坏，也许就有回头的一天。”叶嘉莹说，“我不是一定要乐观，但我也不一定要悲观，我只是尽到我应尽的一分力量。”

　　八十高寿时，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之后，她终于找到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

《瞭望东方周刊》

原来总是想发现叶先生多有才，都写了什么好诗。 现在总是希望多了解她普通又不平凡的经历。一代大才女, 真正诗与词的秉烛传承者！

 

[腊八粥]

文中提到的叶先生的恩师顾随先生，在《中国经典原意境》中一开篇就说：

中国文学，艺术，道德，哲学----最高境界皆是玉润珠圆。

 

[一尘]

顾随本是文学思想大家，遇到好写又有天赋的叶嘉莹，思想得意传承。 叶嘉莹遇到顾随，如萌芽的幼苗遇到阳光雨露，得以长成大树，终究成就了一代诗词大师！

 

[腊八粥]

很棒的女士， 现在还活着吗？ 若能有幸一见，就太好了。

另外，不明白，现在一提起民国年间的优雅女士必定是林徽因。 可实际上那时杰出又优雅的太多了。 比如这位： 关紫兰。 人美、有才、还没绯闻， 成就也是大大的， 至少美貌和成就应比林徽因强不少。 看个图

浏览附件759022

谢谢WOOW，上面的这篇文本来有个更加噱头的名字叫
《比林徽因优雅，比张爱玲有才，她是中国最后一位女先生》

这个够拉仇恨吧。。。
我就觉得她们都是在自己领域有建树的知识女性，我都很佩服。
她们之间其实没有什么可比性，就好像说香蕉比橘子黄，但是橘子比香蕉圆之类，比了也是白比....
优雅这个词都被用得不知所云了。
成就也不好说，是统计多少人看过她们的书，还是得过多少国际大奖，还是有多少粉丝，还是赚了多少钱？
美貌，这个就更是个人感觉了，看照片不靠谱，生活条件不一样，妆容打扮不一，所以也不好比。


如果一定要比，就比谁长寿吧，因为以她们的才学活得长才能多出作品多做贡献，而且这个比较是最公平的，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年365天，时间是最公平的，所以说长寿就是硬道理啊！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
冰心（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
葉嘉瑩（1924年－），號迦陵，土默特蒙古后裔，出身葉赫那拉氏。知名漢學家，主要研究領域是古典詩詞。本人亦擅詞曲。

 

[一尘]

再看看她们出生的顺序。
冰心 （1900年10月5日－1999年2月28日）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1955年4月1日）
萧红 （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
張愛玲（1920年9月30日－1995年9月8日）
葉嘉瑩（1924年－），號迦陵，土默特蒙古后裔，出身葉赫那拉氏。知名漢學家，主要研究領域是古典詩詞。本人亦擅詞曲。

 

[腊八粥]

唐宋词十七讲词的简介 1

 

[腊八粥]

张莉 | 刹那即永远 - 纪念萧红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本文是作者为萧红诞辰100周年所作



刹那即永远

——纪念萧红


张莉



一



我猜，萧军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时候，内心一定很纠缠。眼前这个女子，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站在霉气冲天的昏暗房间里。她正值怀孕临盆，一张暗淡的脸，披散着的头发中有缕缕的白发。桌子上是用纸盖着的半碗高粱米饭，屋子里散乱的是她的画，她的字，她的诗，——她年轻、处境悲惨，但富有才华，光看那擎举着信纸的纤细手指、手里攥着的一寸长的紫色铅笔头，就晓得这是一位拥有怎样一颗文学之心的姑娘了。



那是1932年。文学青年萧军受人之托，探看一位给报纸写信求助的女作者。曾感叹命运比青杏还酸的张乃莹遇到了一位具有“英雄”情结的年轻人，如同蛹终归要蜕变成蝴蝶，她后来成为悄吟、萧红。



萧军和萧红是少有的文学伙伴，尽管他们后来分手各自成家，但在文学史上他们依然被人习惯称为“二萧”。相爱的日子纵然有笑声，但更多的是生活的困窘，没有钱，没有吃的，像足了“受冻受饿的犬”。她的生活中密布寒冷。“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的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萧红有她特别的书写习惯，她喜欢用逗号、顿号和短句子，读起来并不顺畅和流利。光影斑驳，逻辑也是奇怪的。“有了木柈，还没有米，等什么？越等越饿。他教完武术，又跑出去借钱，等他借了钱买了一大块厚饼回来，木柈又只剩下了一块。这可怎么办？晚饭又不能吃。对着这一块木柈，又爱它，又恨它，又可惜它。”她用字准确，有冷冷的刀锋，这使得她的文字坚固、结实，也许正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细小和持久的东西，她写个人生活的散文集《商市街》才令人念念不忘。



没有人像萧红这样，可以把饥饿写得这样直接而形象，一点儿都没有遮拦，——饥饿的人浑身发软，肚子会响，她害怕它响，所以用被子来遮住，但依然是饥声四起，可是，外面的“大列巴”到底是别人的：“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她的文字天真而富有活力，写饥饿和寒冷，但又不是自怜的，她乐天知命。说到底，饥饿不属于她一个人，寒冷不是，哀哭也不是：“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她看着他们，表情并不是丰富的，但内心却有巨大的激情。



这让人想到《生死场》中她的目光。“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部。”这是开头。这简直不是写，而是画，是用浓重的颜色涂抹，看起来没有什么章法。她似乎在寻找她面对故乡的最佳书写位置和角度。《生死场》要求读者和她站在一起，顺着她的肩部，和她同一个高度注视“他们”。那不是我们常识经验里的村庄，并不是风和日丽，其乐融融：山羊睡在荫中；罗圈腿孩子钻入高粱群；老王婆像猫头鹰一样述说着她无穷的命运；有两个青年男女相遇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生死场》写的是麦场、菜圃、羊群、荒山、野合的人与偷欢的动物、生产的女人和病死的孩子。没有主角，没有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情节，每一章节都是一幅独立的图片，实在有悖于我们对“好小说”的理解。《生死场》带来的陌生感是巨大的，甚至鲁迅夸奖这部小说时也做了保留。然而，真奇怪，虽说是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把这一张张色彩浓重的图片连接在一起时，整部小说就变得卓而不凡、闪闪发光：“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立足于“生死场”/村庄内部的书写，萧红仿佛对外界更复杂和更宏大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这个村庄里的色彩也太暗淡了，读者一时无法适应和辨析，所以，读者们感受到了小说的不同寻常，但却只能将其中人物命名为“蚁子似的人们”（胡风语）。可是，恐怕也正是在此处，萧红的才华才显现出来。她有身在其中的敏锐触觉。在别人看来面容并不清晰的农夫农妇在她那里各有气质。她辨别得出哪个是二里半老婆的气味，能体会老王婆的心事，金枝的恐惧，月英的绝望。萧红熟悉幽暗乡村里的一切，她像那些黑暗中生存的小动物一样，有强烈的探知黑暗和琐屑的能力，在那些混沌的场景中她能迅速捕捉到最细小部分，并把这些细小部分带到光亮处，使它们变得有意味。在黑暗场景中的捕捉太令人兴奋和着迷了，这使得年轻的她有些急迫。急迫使《生死场》“力透纸背”，有凛然之气；急迫也使这部小说的语言变得浓烈、粗砺，也许它还需要更精细的打磨，——萧红那时不懂得均衡地用力，表达的渴望淹没了她对完美的追求。真的，在这块土地上，年轻的萧红有那么多的记忆要书写，它们是她的无尽珍宝。那岂止是她的珍宝，简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宝！在余下的岁月中，她将不停息地书写她的故乡，籍此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可是，此时的萧红显然并不洞悉一切，她只是迫切地用廖廖几笔勾勒出“这一个”农夫、“这一个”农妇、“这一个”故乡，天地混沌，生死混沌，人畜混沌。



《生死场》里的萧红是“忍心”的。那是不合常理的、是让有洁癖者避过头去的书写。美丽女人月英瘫痪后像个鬼，她的白眼珠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的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月英的臀部被排泄物淹浸了，腐烂了，小虫在那里蠕行，被男人厌弃的身体已然成为小虫们的洞穴。青年女子金枝因为男人成业而恐惧夜晚的来临，但是，那痛苦分明又追着某种欢乐；乡村女人的生产和死亡是卑贱的：“光着身子的女人像一条鱼一样趴在那里……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下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生育的疼痛和恐惧无异于女人的灾难，弥漫上空的传染病则使人们生活在地狱里：“二里半的婆子把孩子送到乱坟岗子上去了，她看到有的孩子头发蒙着脸，被野狗拖断了四肢。”“野狗在远的地方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

……

1935年年底，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该书收鲁迅《序言》、胡风《读后记》。鲁迅在序中向读者推荐说“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封面为萧红设计。



《生死场》里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身体书写。这令人想到，年轻的萧红面对身体的态度是矛盾和惊惶的。她是对疼痛敏感之人，但也是这个人，在文字中又可以如此直视那困扰其一生的伤口、鲜血、哀嚎以及屈辱。她写女人生产时的种种不堪，写人身体的丑怪，写患病女人身体的肮脏，性爱被降格为“交配”。这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有“教养”的女人干的事，——有教养的女人是温婉和柔和的，可是萧红不是，她的色彩是硬的，是浓烈的而不是素雅的；有教养的女作家想到自己的书写会导致别人怪异的目光和奇怪的流言便会羞怯地停下笔，可是萧红不，她并不因为自己天生女人就要躲闪着什么；相反，她像个接生婆一样注视着女人们的分娩，看着那作为负累的女人身体撑大、变形、毁灭。某种程度上，那个恐惧疼痛的人是无畏的，她要做那个世界“唯一的报信人”。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什么要书写女人生产的种种劫难，为什么要写怀孕女人身体的丑怪和羞耻，为什么要写乱坟岗子死去的孩子？在呼唤民族大义的时刻，为什么要写蒙昧，要写死的苦、活的难，写死的没有尊严、活得像猪和狗？



也许，萧红并不一定像刘禾分析的，立意书写“女性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纠缠，至少应该没有那么清晰。萧红依靠的是她作为作家的本能。她不放过任何她生活中瞬间划过的“中间地带”，——“在任何领域中，都存在这么一个难以解释的‘中间地带’，一些难以清理的‘间隙’，这就是诗的理性，是诗所栖身的场所”（崔卫平语），——萧红本能地了解到艺术家的义务就是将习焉不察的容易被嘹亮口号所忽略的东西打捞起来。



作为离乡背井者，尽管她比任何人都渴望收回失地，但她只能写她“小心眼儿”感知到的那个世界。当躺在身边的萧军憧憬着打回东北老家后的美好景象，重新做土地的主人、带她去赶集、带她去吃羊肉时，——萧红想到了对她更为现实的问题。因为她被父亲开除了族籍，她永远不能进入家谱。所以，她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回去，还有回去就真的能回家以及真的被接受和接纳的问题。“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故乡。”故乡的土地，对女人萧红与男人萧军来说并不一样，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她那里已经没有了。女人比她的男人要迟疑许多，因为她遭受的是另一层压迫，——家本不在，何以回去？



《生死场》写的是“当时的女性如何间接的经历战争”（葛浩文语），写的是作为疏离者的萧红的故乡经验。那里有浓得化不开的焦灼、不安，像闷罐子一样透不来气。男人们因为抗战获得了男人的尊严，可是，于《生死场》中进城做了洗衣妇的金枝而言，日本鬼子可以把她抓来羞辱，要求缝裤子的中国男人把门一关照样可以“侵入”。这就是萧红感知到的世界。她写下的是她的困惑：那被生育和怀孕折磨的女人们，那些村夫村妇们如蚁子般的死与生，一切都将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吗？也许这些困惑令人一时无法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不理解就有意视而不见，——读者们得静下心来，和这个姑娘站在一起，和她一起反抗某种遮蔽。



想一想这个女人写作的年代吧，东北沦亡，举国悲愤。尽管她愿意以书写故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愤怒，但她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力。作为作家，萧红的宝贵在于面对她的困惑和犹疑并不躲闪，《生死场》忠直无欺地表现了她的所见，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这也是小说《生死场》和田沁鑫话剧《生死场》的不同：尽管田沁鑫的话剧里有金枝在生产中被捂住了嘴，失声失语而陷入死寂的场景，有金枝柔肠寸断地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摔死的巨大痛苦，但在雄浑的音乐中，田沁鑫还是会让她的主人公将高昂的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变成台下观众的催泪弹。萧红不。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萧红有她自己的美学观，她书写的不只是那时那刻的村庄，还是一个时间长河里静止不动的村庄，她有自己的整体观。



这是多么超拔不俗的整体观！《生死场》里纵然有许多人，二里半，老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成业，纵然他们令人印象深刻，但萧红依然意不在此，她不是为了写个人，她书写的是整体，一个人类的整体。她将人畜不分天地不仁的生活命名为“生死场”，这是女人生和死的场域，是人的生和死的场域，也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或生或死的场域。《生死场》里的每一个人和景色都是具象的，但当它们集体呈现时便具有了某种抽象的力量，萧红也由此命名了自己眼中的历史：当我们说起《生死场》马上会想到轮回和混沌；当我们说到《生死场》里民族的濒死时即刻会触到它的恒长。



《生死场》中的萧红只是懵懂的书写者，但正是对懵懂和对懵懂的深切体察使萧红成为了“越轨”的勇者。自《生死场》开始，她在建设一种异乎寻常的美，那是“风悲日曛”之美，那是“群山纠纷”之美。



二



“越轨的笔致”是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今天读来更像是对萧红写作追求的预言。——萧红的文字表明，她身上流淌的是不安稳的血。一拿起笔，便意味着这个女人要破坏即有“规则”了，即使是在书写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时也不例外。



“鲁迅是死了吗？”1937年的萧红走在东京的大街上时，看到报纸新闻中死和鲁迅的名字联在了一起，一下子蒙了。“我已经打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茫然、凄惶、无助，她不能相信这个事实，觉得她的天要塌了。《在东京》是萧红第一次面对鲁迅的去世，她没有写她对鲁迅的思念，她只写眼中的这个世界，荒诞、不真实、令人绝望：隔壁的老太婆；房东的孩子送来糕点；教员们在讲鲁迅的文章；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举着小旗的很胖的孩子……萧红不敢确证这死讯的真实，她大张着眼睛看着鲁迅消失的世界，语无伦次。



这是导师的离去，这是文学世界引渡人的消失，他那么关心她，和她有天然的亲切感，与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相识给予了萧红迅速成长的力量和营养，他对她至关重要。也许在当时的相处中她并未强烈感受到这一点，但当他离去时，萧红突然意识到世界空了，“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一旦失掉了，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她想念他，“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那里去了。”失去导师的悲伤无法消减，她从东京回到上海立刻去拜谒他的墓地，写下这首《拜墓诗》：“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说一声：久违。”这远远不够，后来她又写了《鲁迅先生记》，并不理想；她和许广平商量想办一个刊物《鲁迅》，想让鲁迅的精神活下去，刊物也没有能办成。可是，我们的萧红怎能就此罢手？她必须回忆他，她必须写下心中的导师，她必须记下“这一个”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起笔即是真率。起笔即是天然。起笔即是深情。怀念的文章写得如此生动，跳脱，灵性，别具一格，也就是常出入鲁迅先生家的“红姑娘”可以做到如此。回想往事，她曾兴奋地冲到先生的房间报告：“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带来一片笑声。尽管引人大笑和令人心酸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但它们并没有随时光和逝者一起流走，它们在萧红的记忆里贮存着、发酵着，她不断地回想、反刍，直至它们散发出令人惊讶的美和气质。

上海内山书店

鲁迅12月20日致二萧信中写道：“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萧红与许广平

1936年萧红摄于鲁迅家门口，题字是萧军，照片是送给朋友戴永夏的。

1937年春到上海虹桥万国公墓祭奠鲁迅。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海婴。

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



萧红的回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她，看她和鲁迅之间的这一场相识：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的书架；鲁迅先生的客厅；鲁迅先生的书桌；鲁迅先生寄书时喜欢码得齐齐的；鲁迅先生新剪了头发；鲁迅先生又咳嗽了；鲁迅先生一夜未眠……



通篇都是鲁迅先生，满纸都是鲁迅先生，萧红姑娘像着了魔。鲁迅生活中的所有琐屑，他家的居住陈设，许广平的忙碌，海婴的顽皮，她把回忆写得如此细微，如此逼真，如此美好，如此光明正大，如此“活生生”，—— 只有萧红写她的鲁迅先生时才可以做到如此，只有彼此坦诚相知亲切相待的人才可以做到如此。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 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她写得多么好，——情深意浓，但行文欢然，她未曾渲染过一句自己的深切想念，但这想念却如空气般浸在文字的肌理。面对已然消失的那个人，用文字思念是不是最笨？读着这生机盎然的回忆，读者无法不体会到书写者内心的“痴心妄想”，——她想用这样的方式消除自己的悲伤，而更大的野心也许是她希望籍助文字让那个消失的人重新回来，让他的音容笑貌聚拢来，她渴望他鲜明地活着，活着，活着。



死心眼的拗脾气的姑娘，她终于做到了。《回忆鲁迅先生》写得别有生命，别有神情，别有温暖，别有柔软，别有光泽。萧红写了整整三十页的回忆鲁迅先生！她写得不易，写得艰难，写得痛楚，——他被肺结核折磨的痛苦，她有；他和受苦人民一起受苦，她在受；他一直以来体会的“异者的孤独”，她在体验。发表这个回忆时，鲁迅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些字是不是在萧红脑海里已经储存了两年？萧红写得坦然、亲近，全心全意，她居然能用最普通最平实最简单的手法将一个逝者写得如此生气勃勃：她书写了有音容笑貌的鲁迅，一个多重身份的人——父亲，丈夫，朋友，导师，男人，老人。



尽管读者们后来发现，鲁迅在萧红文章中某些地方“竟以脾气坏、固执而又刻薄的形象出现”（葛浩文《萧红评传》），但是，这恐怕也正是萧红回忆的魅力，她不是在写光环下的伟大人物，而只是在写一个生活中可亲可感的人。在萧红天真而富有活力的文字世界中，永远不会因为某个写作目的而遗失我们生命中那些“灰色地带”、那些被刺目的光环所忽略的“活生生”，因此，在无数的回忆与缅怀里，只有萧红，写出了“这一个”鲁迅和鲁迅一家；只有萧红，写出了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鲁迅；七十年来，她的回忆一枝独秀，为无数人诵读和感怀，她使历史长河中刹那的鲁迅变成了我们面前永远鲜活的那个人。



三

1934年6月，萧红与萧军摄于离开哈尔滨前夕。

鲁迅设宴。为了赴宴，萧红淘到一块减价黑白格绒布，亲手给萧军赶制出一件衬衣。赴宴前，又让萧军扎上一条小皮带，围上一条绸围巾。为了纪念这次宴会，两人后来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合影留念。





照片里的萧红令人难忘。年轻时代的她嘴里叼着一支铅笔，身边有着同样年轻的萧军。她有民国女人独有的美丽，但也并不特别美。脸有些硬度，表情有悲苦和柔顺之色，但又深藏叛逆气息，还有一些宝贵的孩子气。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写作十年使萧红的面容和表情非常大的变化，羞怯和青涩慢慢褪去，她越来越成熟，眼神变得坚定，尤其是她在香港的那张照片。尽管人们为她离开香港而深深遗憾，但也正是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脸上闪现出了明媚的笑容，短发衬着大眼睛，那是越来越有主见的面孔，是一种大释放后的轻松，是对个人执拗的彻底坚持。在她去世之后，女友们都回忆说她讲一口好听的东北话，喜欢抽烟，既温柔又爽朗，许广平还说起她是天真无邪的姑娘，笑声里有些神经质。



当然，她们都提到萧红脸上弥漫的忧愁，提到她那曾被拳头打得青紫的脸，欲言又止的眼神，以及下身流血的妇科病症。二萧是文学夫妻，但未必性格相宜。萧军在萧红去世多年后说到她身上“妻性”的缺失，说到他对她作品的认识，——这让人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合适，性情的、文学理念的、恐怕还有身体上的。萧军是练武之人，他是健壮的，而萧红年纪轻轻就有生产后孩子夭亡的惨痛经历，一生都为头痛、失眠以及妇科病所苦。有这样身体条件的萧红，注定在情感上优柔寡断，反反复复。这个从小缺失家庭之爱的姑娘，一辈子都在寻找像大地一样的包容；而那些和她亲近的人：鲁迅、许广平、茅盾、柳亚子，也都是她的长辈们。



这样一位女性，即使现实中可以获得片刻安稳，内心也总是会惊涛拍岸。不过，虽说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写作中却换了一个人。她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绝不通过舔吮自己的伤口来感动他人。——很多小说家常常用“真实材料”写自己，起初，也许这些材料看起来是坚固的，但很快它们就会挥发和风化，变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萧红绝不是这种作家。她绝不将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并咀嚼。相反，她对他人的快乐和不幸念念不忘并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一拿起笔，她身上的一切负累都神奇地消失了。

《呼兰河传》写得澄明，辽远，清澈。

《呼兰河传》初版封面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哪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睡了。



萧红发明了一种透视世界的方法。透过后花园，借助于童真无欺的女孩视线，她写出了人世存在的“普遍性”。那是什么样的普遍性呢，在《生死场》里是天地不分，生死无常；在《呼兰河传》里则是人与自然唇齿相依、万物皆有灵性、万物自在生长。萧红透过回到童年的方式寻找到了我们被“社会化”和“习俗化”前的美好：自由自在，成双成对，美好多情。



说也奇怪，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成双的。没有单个的。



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



萧红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能体会到她对于大自然的温度，在大自然里，她自在、欢愉，物我两忘。也难怪，萧红从小在老祖父的后花园里长大，大自然是她的朋友和亲人，是她书写的主角，她用描写自然的方式描写人类情感，那些伤感和喜悦。“一切景语皆情语”即是此意吧？萧红笔下那肥绿的叶子，烧红的云彩和作浪的麦田，那亘苦不变的大泥坑和牛羊都不是点缀或装饰，而是她作品中带有象征意义的光。正像吴尔夫评价艾米莉·勃朗特说的那样，我们在她那里体会到情感的某个高度时，不是通过激烈碰撞的故事，不是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只是通过一个女孩子在村子里奔跑，看着牛羊慢慢吃草，听鸟儿歌唱。



想要理解这个女人对大自然的情感表达，我们得弯下腰来，把自己变“小”，但是，这可不是“强迫”，——不知道这姑娘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或变了什么样的魔术，当她“话说当年”，当一个童稚的声音响起，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过去”，自然而然地变“小”，变得“单纯”，眼睛仿佛戴上“过滤镜”：孩子看到的天空是远的，孩子看到的花朵是大而艳的，孩子闻到的泥土是芳香而亲切的，孩子是游离于成人文化规则之外的。感受到不染尘埃的美好，便会体察到陈规习俗对于一个人的扼杀，对异类的折磨：长得不像十二岁高度的小团圆媳妇被抬进大缸里了，那大缸里满是热水，滚热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小团圆媳妇因不似“常人”而“被搭救”和“被毁灭”了，无邪的女童大睁着眼睛看着她的挣扎和无路可逃；——病床上的萧红则默默注视这一切，微笑中带泪。



呼兰河的天地多么美好！“那些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天着了火。”还有那水上的河灯，“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的好的景况。”萧红伤感了，这情绪成为了《呼兰河传》的经络。这部作品含有中国传统文人常有的伤怀之情，——未进入现代话语体系的中国文人有着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幻灭感，他们懂得越是眩目的美越稍纵即逝，他们为此写下流传千载的名句。伤怀之情弥漫在萧红的世界，这在现代以来的作家那里是少见的。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繁华中看到荒凉，盛景中看到末落，萧红捕捉到了瞬间存留的微妙情绪，从而使自己进入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是，萧红面对故乡的态度却也是有意味的，《呼兰河传》并不是关于故乡的赞美诗，远远不是。这个多情而敏感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严厉和理性，审视、批判以及反讽的态度在这部回望故乡的作品中显现着迷人的光泽，——想念故乡时也在严厉审视着故乡的愚昧、封建与令人无法忍受的国民劣根性，书写眷恋和怀念时也带有微妙的讽刺和冷冷的疏离，萧红书写了永远的最复杂意义上的乡愁。



完成《呼兰河传》时已是1941年，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近十年的写作练习使萧红懂得如何用力和惜力，懂得如何将自己的笔与自己要书写的世界粘得紧些，更紧些。混沌之美之外，她慢慢懂得有一种美是浑然天成。越来越多的读者们感受到，《呼兰河传》是一部有复杂声音的作品，愉悦、欢喜奇妙地和悲悯、批判混合在一起，纵横交错：纯净和复杂、反讽和热爱、眷恋和审视、优美和肮脏、刹那和永恒、女童的纯美怀想与濒死之人的心痛彻悟都完整而共时地在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籍由《呼兰河传》，萧红完成了关于我们情感中有着暧昧的艺术光晕的“中间地带”的书写，也完成了属于她的既单纯明净又复杂多义的美学世界：写彼岸时写此在，写生时写死，写家乡时写异乡，写繁华时写悲凉。



然而，即使如此美妙，作家还是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呼兰河传》之后，事实上，萧红从写作以来就受到朋友们的委婉批评，她被许多人目为不会写小说，毫无章法，只会写些随笔和散文；她还被目为多愁善感，有消极思想。萧红写作的十年，一直伴随着这样的判断和评价，终于，这一次，这位勤勉的女性书写者不想沉默下去了，在和作家聂绀弩的谈话中，萧红向铁板一样强大的规则世界进行了有力的抗辩：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毫无疑问，当这个姑娘大声地说出“我不相信这一套”时，那个懵懂的靠本能写作的女人已然成长为文学世界的坚定的超越陈规者、有力量的“开疆拓土者”。

1936年7月，萧红赴日本东京探望胞弟，鲁迅许广平为之饯行。一席筵散，竟成永诀。这是萧红赴日本前一天，黄源设宴送行后与萧军、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的合影。摄于1936年7月16日。



四

萧红，1938年春在西安



萧红与世界抗辩的模样令人着迷，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了，1942年1月，30岁的她被死亡裹挟而去。



然而，那座被命名为呼兰河的北方小城却神奇地从黑暗中挣脱而出：蛙鸣震碎每个人的寂寞，蚊虫骚扰着不能停息；蝴蝶和蜻蜓翩翩飞舞在泼辣的花朵上；花朵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太阳晒，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隔壁的冯二成子和王寡妇结了婚，百感交集，彼此对着哭了一遍；女子们早晨起来打扮好，约了东家姐姐，西家妹妹去逛庙了；戏台上出来一个穿红的，进去一个穿绿的，台下看戏的人们笑语连天，闹得比锣鼓还响……



命运剥夺了萧红的生命权，她用别一种方式返回人间。

 

[一尘]

张莉 | 刹那即永远 - 纪念萧红

萧红(1911-1942)，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乳名荣华，学名张秀环，后由外祖父改名为张乃莹。笔名萧红、悄吟、玲玲、田娣等。



1911年6月1日，萧红出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一个封建地主家庭，幼年丧母。1932年，结识萧军。1933年，以悄吟为笔名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1935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发表成名作《生死场》。1936年，东渡日本，创作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等。1940年，与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后发表中篇小说《马伯乐》、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病逝于香港，年仅31岁。

本文是作者为萧红诞辰100周年所作



刹那即永远

——纪念萧红


张莉



一



我猜，萧军第一次见到萧红的时候，内心一定很纠缠。眼前这个女子，穿着一双变了形的鞋子，站在霉气冲天的昏暗房间里。她正值怀孕临盆，一张暗淡的脸，披散着的头发中有缕缕的白发。桌子上是用纸盖着的半碗高粱米饭，屋子里散乱的是她的画，她的字，她的诗，——她年轻、处境悲惨，但富有才华，光看那擎举着信纸的纤细手指、手里攥着的一寸长的紫色铅笔头，就晓得这是一位拥有怎样一颗文学之心的姑娘了。



那是1932年。文学青年萧军受人之托，探看一位给报纸写信求助的女作者。曾感叹命运比青杏还酸的张乃莹遇到了一位具有“英雄”情结的年轻人，如同蛹终归要蜕变成蝴蝶，她后来成为悄吟、萧红。



萧军和萧红是少有的文学伙伴，尽管他们后来分手各自成家，但在文学史上他们依然被人习惯称为“二萧”。相爱的日子纵然有笑声，但更多的是生活的困窘，没有钱，没有吃的，像足了“受冻受饿的犬”。她的生活中密布寒冷。“我的衣襟被风拍着作响，我冷了，我孤孤独独的好像站在无人的山顶。每家的楼顶的白霜，一刻不是银片了，而是些雪花、冰花，或是什么更严寒的东西在吸我，像全身浴在冰水里一般。”萧红有她特别的书写习惯，她喜欢用逗号、顿号和短句子，读起来并不顺畅和流利。光影斑驳，逻辑也是奇怪的。“有了木柈，还没有米，等什么？越等越饿。他教完武术，又跑出去借钱，等他借了钱买了一大块厚饼回来，木柈又只剩下了一块。这可怎么办？晚饭又不能吃。对着这一块木柈，又爱它，又恨它，又可惜它。”她用字准确，有冷冷的刀锋，这使得她的文字坚固、结实，也许正是抓住了生活中那些细小和持久的东西，她写个人生活的散文集《商市街》才令人念念不忘。



没有人像萧红这样，可以把饥饿写得这样直接而形象，一点儿都没有遮拦，——饥饿的人浑身发软，肚子会响，她害怕它响，所以用被子来遮住，但依然是饥声四起，可是，外面的“大列巴”到底是别人的：“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她的文字天真而富有活力，写饥饿和寒冷，但又不是自怜的，她乐天知命。说到底，饥饿不属于她一个人，寒冷不是，哀哭也不是：“墙根，转角，都发现着哀哭，老头子，孩子，母亲们……哀哭着的是永久被人间遗弃的人们！”她看着他们，表情并不是丰富的，但内心却有巨大的激情。



这让人想到《生死场》中她的目光。“一只山羊在大道边啮嚼榆树的根部。”这是开头。这简直不是写，而是画，是用浓重的颜色涂抹，看起来没有什么章法。她似乎在寻找她面对故乡的最佳书写位置和角度。《生死场》要求读者和她站在一起，顺着她的肩部，和她同一个高度注视“他们”。那不是我们常识经验里的村庄，并不是风和日丽，其乐融融：山羊睡在荫中；罗圈腿孩子钻入高粱群；老王婆像猫头鹰一样述说着她无穷的命运；有两个青年男女相遇了，“他的大手敌意一般地捉紧另一块肉体，想要吞食那块肉体，想要破坏那块热的肉。”《生死场》写的是麦场、菜圃、羊群、荒山、野合的人与偷欢的动物、生产的女人和病死的孩子。没有主角，没有跌宕起伏环环相扣的情节，每一章节都是一幅独立的图片，实在有悖于我们对“好小说”的理解。《生死场》带来的陌生感是巨大的，甚至鲁迅夸奖这部小说时也做了保留。然而，真奇怪，虽说是每一章和每一章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把这一张张色彩浓重的图片连接在一起时，整部小说就变得卓而不凡、闪闪发光：“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这是立足于“生死场”/村庄内部的书写，萧红仿佛对外界更复杂和更宏大的事情一无所知。而且，这个村庄里的色彩也太暗淡了，读者一时无法适应和辨析，所以，读者们感受到了小说的不同寻常，但却只能将其中人物命名为“蚁子似的人们”（胡风语）。可是，恐怕也正是在此处，萧红的才华才显现出来。她有身在其中的敏锐触觉。在别人看来面容并不清晰的农夫农妇在她那里各有气质。她辨别得出哪个是二里半老婆的气味，能体会老王婆的心事，金枝的恐惧，月英的绝望。萧红熟悉幽暗乡村里的一切，她像那些黑暗中生存的小动物一样，有强烈的探知黑暗和琐屑的能力，在那些混沌的场景中她能迅速捕捉到最细小部分，并把这些细小部分带到光亮处，使它们变得有意味。在黑暗场景中的捕捉太令人兴奋和着迷了，这使得年轻的她有些急迫。急迫使《生死场》“力透纸背”，有凛然之气；急迫也使这部小说的语言变得浓烈、粗砺，也许它还需要更精细的打磨，——萧红那时不懂得均衡地用力，表达的渴望淹没了她对完美的追求。真的，在这块土地上，年轻的萧红有那么多的记忆要书写，它们是她的无尽珍宝。那岂止是她的珍宝，简直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宝！在余下的岁月中，她将不停息地书写她的故乡，籍此建立自己的文学世界。可是，此时的萧红显然并不洞悉一切，她只是迫切地用廖廖几笔勾勒出“这一个”农夫、“这一个”农妇、“这一个”故乡，天地混沌，生死混沌，人畜混沌。



《生死场》里的萧红是“忍心”的。那是不合常理的、是让有洁癖者避过头去的书写。美丽女人月英瘫痪后像个鬼，她的白眼珠完全变绿，她的头发烧焦了似的，紧贴住头皮，她的腿像一双白色的竹竿平行着伸在前面，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月英的臀部被排泄物淹浸了，腐烂了，小虫在那里蠕行，被男人厌弃的身体已然成为小虫们的洞穴。青年女子金枝因为男人成业而恐惧夜晚的来临，但是，那痛苦分明又追着某种欢乐；乡村女人的生产和死亡是卑贱的：“光着身子的女人像一条鱼一样趴在那里……女人忽然苦痛得脸色灰白，脸色转黄，全家人不能安定。为她开始预备葬衣，在恐怖的烛光里四下翻寻衣裳，”“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下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她仇视着一切，窗台要被她踢翻。她愿意把自己的腿弄断，宛如进了蒸笼，全身将被热力所撕碎一般呀！”生育的疼痛和恐惧无异于女人的灾难，弥漫上空的传染病则使人们生活在地狱里：“二里半的婆子把孩子送到乱坟岗子上去了，她看到有的孩子头发蒙着脸，被野狗拖断了四肢。”“野狗在远的地方嚼着碎骨发响。狗感到满足，狗不再为着追求食物而疯狂，也不再猎取活人。”

……

1935年年底，萧红的《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该书收鲁迅《序言》、胡风《读后记》。鲁迅在序中向读者推荐说“她才会给你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封面为萧红设计。



《生死场》里有许多惊世骇俗的身体书写。这令人想到，年轻的萧红面对身体的态度是矛盾和惊惶的。她是对疼痛敏感之人，但也是这个人，在文字中又可以如此直视那困扰其一生的伤口、鲜血、哀嚎以及屈辱。她写女人生产时的种种不堪，写人身体的丑怪，写患病女人身体的肮脏，性爱被降格为“交配”。这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像有“教养”的女人干的事，——有教养的女人是温婉和柔和的，可是萧红不是，她的色彩是硬的，是浓烈的而不是素雅的；有教养的女作家想到自己的书写会导致别人怪异的目光和奇怪的流言便会羞怯地停下笔，可是萧红不，她并不因为自己天生女人就要躲闪着什么；相反，她像个接生婆一样注视着女人们的分娩，看着那作为负累的女人身体撑大、变形、毁灭。某种程度上，那个恐惧疼痛的人是无畏的，她要做那个世界“唯一的报信人”。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什么要书写女人生产的种种劫难，为什么要写怀孕女人身体的丑怪和羞耻，为什么要写乱坟岗子死去的孩子？在呼唤民族大义的时刻，为什么要写蒙昧，要写死的苦、活的难，写死的没有尊严、活得像猪和狗？



也许，萧红并不一定像刘禾分析的，立意书写“女性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复杂纠缠，至少应该没有那么清晰。萧红依靠的是她作为作家的本能。她不放过任何她生活中瞬间划过的“中间地带”，——“在任何领域中，都存在这么一个难以解释的‘中间地带’，一些难以清理的‘间隙’，这就是诗的理性，是诗所栖身的场所”（崔卫平语），——萧红本能地了解到艺术家的义务就是将习焉不察的容易被嘹亮口号所忽略的东西打捞起来。



作为离乡背井者，尽管她比任何人都渴望收回失地，但她只能写她“小心眼儿”感知到的那个世界。当躺在身边的萧军憧憬着打回东北老家后的美好景象，重新做土地的主人、带她去赶集、带她去吃羊肉时，——萧红想到了对她更为现实的问题。因为她被父亲开除了族籍，她永远不能进入家谱。所以，她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回去，还有回去就真的能回家以及真的被接受和接纳的问题。“你们家对于外来的所谓‘媳妇’也一样吗？”“买驴子的买驴子，吃咸盐豆的吃咸盐豆，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着的仍然是别人的故乡。”故乡的土地，对女人萧红与男人萧军来说并不一样，在没有成为“日本的”之前，家在她那里已经没有了。女人比她的男人要迟疑许多，因为她遭受的是另一层压迫，——家本不在，何以回去？



《生死场》写的是“当时的女性如何间接的经历战争”（葛浩文语），写的是作为疏离者的萧红的故乡经验。那里有浓得化不开的焦灼、不安，像闷罐子一样透不来气。男人们因为抗战获得了男人的尊严，可是，于《生死场》中进城做了洗衣妇的金枝而言，日本鬼子可以把她抓来羞辱，要求缝裤子的中国男人把门一关照样可以“侵入”。这就是萧红感知到的世界。她写下的是她的困惑：那被生育和怀孕折磨的女人们，那些村夫村妇们如蚁子般的死与生，一切都将会因为战争的结束而发生变化吗？也许这些困惑令人一时无法理解，但我们不能因为不理解就有意视而不见，——读者们得静下心来，和这个姑娘站在一起，和她一起反抗某种遮蔽。



想一想这个女人写作的年代吧，东北沦亡，举国悲愤。尽管她愿意以书写故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念和愤怒，但她依然有自己的理解力。作为作家，萧红的宝贵在于面对她的困惑和犹疑并不躲闪，《生死场》忠直无欺地表现了她的所见，即使有人批评她立场不坚定，写作没有套路也在所不惜。这也是小说《生死场》和田沁鑫话剧《生死场》的不同：尽管田沁鑫的话剧里有金枝在生产中被捂住了嘴，失声失语而陷入死寂的场景，有金枝柔肠寸断地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摔死的巨大痛苦，但在雄浑的音乐中，田沁鑫还是会让她的主人公将高昂的不当亡国奴的口号变成台下观众的催泪弹。萧红不。她绝不自我规训和自我审查以使自己更符合大多数人的审美口味。萧红有她自己的美学观，她书写的不只是那时那刻的村庄，还是一个时间长河里静止不动的村庄，她有自己的整体观。



这是多么超拔不俗的整体观！《生死场》里纵然有许多人，二里半，老王婆，老赵三，月英，金枝，成业，纵然他们令人印象深刻，但萧红依然意不在此，她不是为了写个人，她书写的是整体，一个人类的整体。她将人畜不分天地不仁的生活命名为“生死场”，这是女人生和死的场域，是人的生和死的场域，也是一个古老民族的或生或死的场域。《生死场》里的每一个人和景色都是具象的，但当它们集体呈现时便具有了某种抽象的力量，萧红也由此命名了自己眼中的历史：当我们说起《生死场》马上会想到轮回和混沌；当我们说到《生死场》里民族的濒死时即刻会触到它的恒长。



《生死场》中的萧红只是懵懂的书写者，但正是对懵懂和对懵懂的深切体察使萧红成为了“越轨”的勇者。自《生死场》开始，她在建设一种异乎寻常的美，那是“风悲日曛”之美，那是“群山纠纷”之美。



二



“越轨的笔致”是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今天读来更像是对萧红写作追求的预言。——萧红的文字表明，她身上流淌的是不安稳的血。一拿起笔，便意味着这个女人要破坏即有“规则”了，即使是在书写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时也不例外。



“鲁迅是死了吗？”1937年的萧红走在东京的大街上时，看到报纸新闻中死和鲁迅的名字联在了一起，一下子蒙了。“我已经打开了房东的格子门，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走不进来，我气恼着：我怎么忽然变大了？”茫然、凄惶、无助，她不能相信这个事实，觉得她的天要塌了。《在东京》是萧红第一次面对鲁迅的去世，她没有写她对鲁迅的思念，她只写眼中的这个世界，荒诞、不真实、令人绝望：隔壁的老太婆；房东的孩子送来糕点；教员们在讲鲁迅的文章；一个女人抱着一个举着小旗的很胖的孩子……萧红不敢确证这死讯的真实，她大张着眼睛看着鲁迅消失的世界，语无伦次。



这是导师的离去，这是文学世界引渡人的消失，他那么关心她，和她有天然的亲切感，与这位中国现代文学之父的相识给予了萧红迅速成长的力量和营养，他对她至关重要。也许在当时的相处中她并未强烈感受到这一点，但当他离去时，萧红突然意识到世界空了，“和珍宝一样得来的友情，/一旦失掉了，那刺痛就更甚于失掉了珍宝。”



她想念他，“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那里去了。”失去导师的悲伤无法消减，她从东京回到上海立刻去拜谒他的墓地，写下这首《拜墓诗》：“我就在你的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魂/只说一声：久违。”这远远不够，后来她又写了《鲁迅先生记》，并不理想；她和许广平商量想办一个刊物《鲁迅》，想让鲁迅的精神活下去，刊物也没有能办成。可是，我们的萧红怎能就此罢手？她必须回忆他，她必须写下心中的导师，她必须记下“这一个”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起笔即是真率。起笔即是天然。起笔即是深情。怀念的文章写得如此生动，跳脱，灵性，别具一格，也就是常出入鲁迅先生家的“红姑娘”可以做到如此。回想往事，她曾兴奋地冲到先生的房间报告：“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带来一片笑声。尽管引人大笑和令人心酸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但它们并没有随时光和逝者一起流走，它们在萧红的记忆里贮存着、发酵着，她不断地回想、反刍，直至它们散发出令人惊讶的美和气质。

上海内山书店

鲁迅12月20日致二萧信中写道：“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萧红与许广平

1936年萧红摄于鲁迅家门口，题字是萧军，照片是送给朋友戴永夏的。

1937年春到上海虹桥万国公墓祭奠鲁迅。左起：许广平、萧红、萧军，前为海婴。

上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



萧红的回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她，看她和鲁迅之间的这一场相识：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的书架；鲁迅先生的客厅；鲁迅先生的书桌；鲁迅先生寄书时喜欢码得齐齐的；鲁迅先生新剪了头发；鲁迅先生又咳嗽了；鲁迅先生一夜未眠……



通篇都是鲁迅先生，满纸都是鲁迅先生，萧红姑娘像着了魔。鲁迅生活中的所有琐屑，他家的居住陈设，许广平的忙碌，海婴的顽皮，她把回忆写得如此细微，如此逼真，如此美好，如此光明正大，如此“活生生”，—— 只有萧红写她的鲁迅先生时才可以做到如此，只有彼此坦诚相知亲切相待的人才可以做到如此。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 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她写得多么好，——情深意浓，但行文欢然，她未曾渲染过一句自己的深切想念，但这想念却如空气般浸在文字的肌理。面对已然消失的那个人，用文字思念是不是最笨？读着这生机盎然的回忆，读者无法不体会到书写者内心的“痴心妄想”，——她想用这样的方式消除自己的悲伤，而更大的野心也许是她希望籍助文字让那个消失的人重新回来，让他的音容笑貌聚拢来，她渴望他鲜明地活着，活着，活着。



死心眼的拗脾气的姑娘，她终于做到了。《回忆鲁迅先生》写得别有生命，别有神情，别有温暖，别有柔软，别有光泽。萧红写了整整三十页的回忆鲁迅先生！她写得不易，写得艰难，写得痛楚，——他被肺结核折磨的痛苦，她有；他和受苦人民一起受苦，她在受；他一直以来体会的“异者的孤独”，她在体验。发表这个回忆时，鲁迅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些字是不是在萧红脑海里已经储存了两年？萧红写得坦然、亲近，全心全意，她居然能用最普通最平实最简单的手法将一个逝者写得如此生气勃勃：她书写了有音容笑貌的鲁迅，一个多重身份的人——父亲，丈夫，朋友，导师，男人，老人。



尽管读者们后来发现，鲁迅在萧红文章中某些地方“竟以脾气坏、固执而又刻薄的形象出现”（葛浩文《萧红评传》），但是，这恐怕也正是萧红回忆的魅力，她不是在写光环下的伟大人物，而只是在写一个生活中可亲可感的人。在萧红天真而富有活力的文字世界中，永远不会因为某个写作目的而遗失我们生命中那些“灰色地带”、那些被刺目的光环所忽略的“活生生”，因此，在无数的回忆与缅怀里，只有萧红，写出了“这一个”鲁迅和鲁迅一家；只有萧红，写出了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鲁迅；七十年来，她的回忆一枝独秀，为无数人诵读和感怀，她使历史长河中刹那的鲁迅变成了我们面前永远鲜活的那个人。



三

1934年6月，萧红与萧军摄于离开哈尔滨前夕。

鲁迅设宴。为了赴宴，萧红淘到一块减价黑白格绒布，亲手给萧军赶制出一件衬衣。赴宴前，又让萧军扎上一条小皮带，围上一条绸围巾。为了纪念这次宴会，两人后来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合影留念。





照片里的萧红令人难忘。年轻时代的她嘴里叼着一支铅笔，身边有着同样年轻的萧军。她有民国女人独有的美丽，但也并不特别美。脸有些硬度，表情有悲苦和柔顺之色，但又深藏叛逆气息，还有一些宝贵的孩子气。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写作十年使萧红的面容和表情非常大的变化，羞怯和青涩慢慢褪去，她越来越成熟，眼神变得坚定，尤其是她在香港的那张照片。尽管人们为她离开香港而深深遗憾，但也正是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脸上闪现出了明媚的笑容，短发衬着大眼睛，那是越来越有主见的面孔，是一种大释放后的轻松，是对个人执拗的彻底坚持。在她去世之后，女友们都回忆说她讲一口好听的东北话，喜欢抽烟，既温柔又爽朗，许广平还说起她是天真无邪的姑娘，笑声里有些神经质。



当然，她们都提到萧红脸上弥漫的忧愁，提到她那曾被拳头打得青紫的脸，欲言又止的眼神，以及下身流血的妇科病症。二萧是文学夫妻，但未必性格相宜。萧军在萧红去世多年后说到她身上“妻性”的缺失，说到他对她作品的认识，——这让人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合适，性情的、文学理念的、恐怕还有身体上的。萧军是练武之人，他是健壮的，而萧红年纪轻轻就有生产后孩子夭亡的惨痛经历，一生都为头痛、失眠以及妇科病所苦。有这样身体条件的萧红，注定在情感上优柔寡断，反反复复。这个从小缺失家庭之爱的姑娘，一辈子都在寻找像大地一样的包容；而那些和她亲近的人：鲁迅、许广平、茅盾、柳亚子，也都是她的长辈们。



这样一位女性，即使现实中可以获得片刻安稳，内心也总是会惊涛拍岸。不过，虽说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写作中却换了一个人。她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绝不通过舔吮自己的伤口来感动他人。——很多小说家常常用“真实材料”写自己，起初，也许这些材料看起来是坚固的，但很快它们就会挥发和风化，变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萧红绝不是这种作家。她绝不将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并咀嚼。相反，她对他人的快乐和不幸念念不忘并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一拿起笔，她身上的一切负累都神奇地消失了。

《呼兰河传》写得澄明，辽远，清澈。

《呼兰河传》初版封面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哪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睡了。



萧红发明了一种透视世界的方法。透过后花园，借助于童真无欺的女孩视线，她写出了人世存在的“普遍性”。那是什么样的普遍性呢，在《生死场》里是天地不分，生死无常；在《呼兰河传》里则是人与自然唇齿相依、万物皆有灵性、万物自在生长。萧红透过回到童年的方式寻找到了我们被“社会化”和“习俗化”前的美好：自由自在，成双成对，美好多情。



说也奇怪，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成双的。没有单个的。



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



萧红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能体会到她对于大自然的温度，在大自然里，她自在、欢愉，物我两忘。也难怪，萧红从小在老祖父的后花园里长大，大自然是她的朋友和亲人，是她书写的主角，她用描写自然的方式描写人类情感，那些伤感和喜悦。“一切景语皆情语”即是此意吧？萧红笔下那肥绿的叶子，烧红的云彩和作浪的麦田，那亘苦不变的大泥坑和牛羊都不是点缀或装饰，而是她作品中带有象征意义的光。正像吴尔夫评价艾米莉·勃朗特说的那样，我们在她那里体会到情感的某个高度时，不是通过激烈碰撞的故事，不是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只是通过一个女孩子在村子里奔跑，看着牛羊慢慢吃草，听鸟儿歌唱。



想要理解这个女人对大自然的情感表达，我们得弯下腰来，把自己变“小”，但是，这可不是“强迫”，——不知道这姑娘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或变了什么样的魔术，当她“话说当年”，当一个童稚的声音响起，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过去”，自然而然地变“小”，变得“单纯”，眼睛仿佛戴上“过滤镜”：孩子看到的天空是远的，孩子看到的花朵是大而艳的，孩子闻到的泥土是芳香而亲切的，孩子是游离于成人文化规则之外的。感受到不染尘埃的美好，便会体察到陈规习俗对于一个人的扼杀，对异类的折磨：长得不像十二岁高度的小团圆媳妇被抬进大缸里了，那大缸里满是热水，滚热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小团圆媳妇因不似“常人”而“被搭救”和“被毁灭”了，无邪的女童大睁着眼睛看着她的挣扎和无路可逃；——病床上的萧红则默默注视这一切，微笑中带泪。



呼兰河的天地多么美好！“那些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天着了火。”还有那水上的河灯，“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的好的景况。”萧红伤感了，这情绪成为了《呼兰河传》的经络。这部作品含有中国传统文人常有的伤怀之情，——未进入现代话语体系的中国文人有着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幻灭感，他们懂得越是眩目的美越稍纵即逝，他们为此写下流传千载的名句。伤怀之情弥漫在萧红的世界，这在现代以来的作家那里是少见的。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繁华中看到荒凉，盛景中看到末落，萧红捕捉到了瞬间存留的微妙情绪，从而使自己进入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是，萧红面对故乡的态度却也是有意味的，《呼兰河传》并不是关于故乡的赞美诗，远远不是。这个多情而敏感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严厉和理性，审视、批判以及反讽的态度在这部回望故乡的作品中显现着迷人的光泽，——想念故乡时也在严厉审视着故乡的愚昧、封建与令人无法忍受的国民劣根性，书写眷恋和怀念时也带有微妙的讽刺和冷冷的疏离，萧红书写了永远的最复杂意义上的乡愁。



完成《呼兰河传》时已是1941年，是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近十年的写作练习使萧红懂得如何用力和惜力，懂得如何将自己的笔与自己要书写的世界粘得紧些，更紧些。混沌之美之外，她慢慢懂得有一种美是浑然天成。越来越多的读者们感受到，《呼兰河传》是一部有复杂声音的作品，愉悦、欢喜奇妙地和悲悯、批判混合在一起，纵横交错：纯净和复杂、反讽和热爱、眷恋和审视、优美和肮脏、刹那和永恒、女童的纯美怀想与濒死之人的心痛彻悟都完整而共时地在这部作品呈现出来。籍由《呼兰河传》，萧红完成了关于我们情感中有着暧昧的艺术光晕的“中间地带”的书写，也完成了属于她的既单纯明净又复杂多义的美学世界：写彼岸时写此在，写生时写死，写家乡时写异乡，写繁华时写悲凉。



然而，即使如此美妙，作家还是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呼兰河传》之后，事实上，萧红从写作以来就受到朋友们的委婉批评，她被许多人目为不会写小说，毫无章法，只会写些随笔和散文；她还被目为多愁善感，有消极思想。萧红写作的十年，一直伴随着这样的判断和评价，终于，这一次，这位勤勉的女性书写者不想沉默下去了，在和作家聂绀弩的谈话中，萧红向铁板一样强大的规则世界进行了有力的抗辩：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毫无疑问，当这个姑娘大声地说出“我不相信这一套”时，那个懵懂的靠本能写作的女人已然成长为文学世界的坚定的超越陈规者、有力量的“开疆拓土者”。

1936年7月，萧红赴日本东京探望胞弟，鲁迅许广平为之饯行。一席筵散，竟成永诀。这是萧红赴日本前一天，黄源设宴送行后与萧军、黄源在上海万氏照相馆的合影。摄于1936年7月16日。



四

萧红，1938年春在西安



萧红与世界抗辩的模样令人着迷，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了，1942年1月，30岁的她被死亡裹挟而去。



然而，那座被命名为呼兰河的北方小城却神奇地从黑暗中挣脱而出：蛙鸣震碎每个人的寂寞，蚊虫骚扰着不能停息；蝴蝶和蜻蜓翩翩飞舞在泼辣的花朵上；花朵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太阳晒，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隔壁的冯二成子和王寡妇结了婚，百感交集，彼此对着哭了一遍；女子们早晨起来打扮好，约了东家姐姐，西家妹妹去逛庙了；戏台上出来一个穿红的，进去一个穿绿的，台下看戏的人们笑语连天，闹得比锣鼓还响……



命运剥夺了萧红的生命权，她用别一种方式返回人间。

感谢灵兮分享“萧红”好文！ 萧红语言的创造力真是令人叫绝。 她是一个极其敏感、想象力异常丰富的才女。 她的脑海里时刻都有画面，而且她真是那种才华横溢有灵性的作家！ 她关注众生， 二十几岁不容易啊。她对世界充满一种热忱，所以她的文字就有一种博大的魅力，那种张力就像长弓拉成半月一样。 她敏感，热情，悲悯，真实。
读她的文字： 树上的叶子绿了，田野的小溪唱了。 哥哥吆， 春天来到了！ （好像是，记不清原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