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门峡水库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官方自陈三门峡水库设计失当事件”调查/《凤凰周刊》记者 欧阳斌2003年11月03日 21:46
一场尴尬的洪灾
“这没头儿的雨！老天爷是不是今年拉肚子啦？”9月，在西安市北郊渭河岸边的农民看着暴涨的渭河犯愁。
渭河常年缺水，因为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全省连降暴雨，5天发生3次洪水，关中人引为奇观险景。在洪水逼近华县县城时，水位在十几个小时内上涨了80厘米。当地的一名记者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前一天还是停泊冲锋舟的‘码头’，此时已经埋在了水底。我们上冲锋舟之前，身边一间民舍垮塌了。冲锋舟从华县县城行到渭河堤岸，船下水底是一条宽宽的柏油公路。水面上，漂着大量的杂物。一个大水缸擦着船舷退到我们身后去了，不远处一口铁锅随水波上下荡漾着，还有木椽、箱子、竹椅，以及漂过来的猪或狗的尸体。”
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报告称这是“5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水位高达342.46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渭河干流支流多处决口，受灾35万人，损失几十亿元。
然而，对受灾严重的华县来说，这不过是两年一遇的洪水。1954年渭河洪水流量是今年的两倍多，当时连“出槽”情况也未发生。今年一次相当“温柔”的洪水却导致了相当严重的灾害，当地媒体称之为“水小灾大”。
10月1日国庆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一线慰问，视察还在行洪的渭河大堤。
官方认同“祸起三门峡”说？
渭河洪水一退，10月9日，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牵头组织28名水利专家及高级官员对渭河进行勘查调研，两天后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研究会”。
陕西媒体《华商报》报道称，索丽生在会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由于处于下游的三门峡排沙不够，黄河的泥沙从三门峡开始淤积，逐步进逼上游，于是潼关（渭河入黄河的关口）也淤了，出口不畅，渭河的河床逐年提高。河床太高了，自然小水也能酿大灾。”一位水利专家以最简单的逻辑演绎着三门峡大坝与渭河洪水的关系。
人们不断在渭河及其支流修建堤防，长年累月，目前渭河已经如黄河一样成为“悬河”。华县段的渭河河床比堤外高出5米左右。
泥沙问题专家曹如轩长年关注渭河问题，她提供的数据是，从汉代到三门峡修建前，渭河主河道只有在水流量超过5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才会出现“漫滩”。而在此后，渭河河槽缩小，主河槽过洪能力在1995年降到最小值时仅仅是800立方米每秒，今年发生洪水时主河槽过洪能力也仅仅是1200立方米每秒。
更糟糕的是，渭河的含沙量不亚于黄河。有报道称，今年每1吨渭河洪水的泥沙含量达到了486公斤，“一吨洪水半吨泥”，在河道里流淌的几乎就是粘稠的泥浆。专家说：“每小时行进3公里，洪水简直是在散步。”很多处渭河堤防与其说是被冲破的，不如说是被泡烂的。
在讨论解决渭河问题的时候，不远处的三门峡成为关注焦点。据参加了郑州会议的曹如轩教授说，索副部长在会上说得很动感情，“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早在2000年小浪底修好之后就可以解放三门峡的，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
《华商报》的报道引得舆论哗然，《华商报》随即在第二天刊发时评《行政理念的进步》，进而在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国务院部门的负责人，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尊重科学规律，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气勇于承认半个世纪前国家建造的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这很了不起！这个承认，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
三门峡，陕西之痛
渭河流经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等陕西重镇。这里原本灌溉技术发达，罕有大规模水害的历史纪录。然而，修建三门峡水库后，陕西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移民28.7万人（后因迁入地过于贫瘠，在80年代经胡耀邦批准，迁回库区10万人）；淹没土地100万亩，其中75%是耕地；受洪涝影响，国家在未在渭南市布置工业建设项目；遗留至今的复杂防汛治理问题。
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许多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力陈这一工程对陕西的影响。尽管反对，1955年夏天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58年，虽然已经开工一年，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要求翻案。理由是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问题，无须修三门峡。周恩来为此于1958年4月21-24日在三门峡主持召开现场会议。为了便于对陕西做说服工作，还请了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参加会议。
1960年，大坝基本建成，开始蓄水。一年半后，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潼关河床抬高4.5米。渭河两岸开始修建堤防，渭河慢慢变成“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年年减产；而且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开始威胁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了，1962年4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第148号》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三三五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
由于黄河洪涝主要影响的是河南省，所以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是三门峡上级主管部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一般以河南籍官员居多。周恩来曾经对第一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说，不要总是住在郑州，一年拿出5个月住到西安去。
今年渭河洪灾后，在水利部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尖锐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近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能力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三门峡水库过多顾及下游利益而运用不当造成的。”
“同在一个黄河流域，惟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利益。这种不同平面的反差，何等之大。”陕西省的报告不再退让。
是否要留三门峡
“如果当初不建三门峡，也许今天的情况会好一些。”一位陕西的学者非常谨慎地对记者说。这也是长期以来压在很多人心里的一句敢想不敢说的话。
一再被许多人特别提起的是三门峡的修建年代――1957年，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在当时，三门峡一旦建成，将是中国人在万里黄河上建成的第一座大坝。查阅历史资料会发现，当时的人们更大的梦想是“黄河清”。这些成为压在决策者肩头的一个个“三门峡只能上马”的重担。
三门峡的技术主要依靠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中国的这位“老大哥”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于是设计思路在开初被定位为“高坝大库”，泥沙问题被过于乐观地轻视了。
1954年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确定三门峡正常高水位为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1956-1957年的初步设计，又将正常高水位抬高到极富“大跃进”色彩的360米。蓄水位抬高，增加了淹没土地及移民数量，也带来技术困难，所以遭到了陕西省甚至苏联专家的抵制。在周恩来极为严厉的几次讲话和表态后，水位标准降了下来，但是在1960年9月三门峡开始正式蓄水后还是遇到了困难，黄河的来沙量对三门峡6%的排沙能力构成极大挑战。当时面对三门峡之患，周恩来为了激励众多专家以及有关大员，他说设想可以大胆些，甚至说：“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洪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一个“炸”字，至今令人为之一震。
不到一年，196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三门峡水库从“蓄洪排沙”改为“滞洪排沙”。一字之差，已经被迫放弃了设计中的发电和灌溉功能，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任务。
尽管人们大大调低了对三门峡的期许，但现实仍然愈加紧迫。1964年1967年两年黄河“大沙年”，每年都带入三门峡30亿吨沙。而在常年，来沙量16亿吨左右已经令三门峡显得难以招架。当时的“浪漫设想”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三门峡设计年发电量180万千瓦，因为泥沙，最后年发电量被调至25万千瓦。在苏联定制的两台大机组因无法运用而被搬至丹江口。
1964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会上仍然争论不断，细心的周恩来指示会议秘书组将毛泽东的四篇哲学著作发给每位代表，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会上，周恩来提出著名的“两个确保”：上游确保西安，下游确保不决口。之后，三门峡开始了两次改造，打开了原来留在三门峡大坝低端被封死了的12个导流低孔中的8个，据称每开一个孔，费用在千万元。
“四省会议”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三门峡的泄流能力从4000立方米每秒被一下提高到10000立方米每秒。情况似乎开始好转。潼关水位下降2米，渭河水位保持在312米至301米。
政府开始乐观，于是在1973年，三门峡的运用方式又被调整为“蓄清排浑”：非汛期水库除承担防凌蓄水外，还增加了防凌提前蓄水和春灌蓄水。
今年10月11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方面仍然抱怨：平均蓄水位316.19米，最高蓄水位曾达325.99米，超过了“四省会议”确定的310米。
30年后，在2003年的“郑州会议”上，人们讨论的话题仍然是三门峡的运用方式是不是要进行转变。这已经是第4次。
周恩来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曾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同年12月治黄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是：“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幺办?为什幺不从另一面想想。”
最新的论战
与几十年前的历次争论一样，10月11日的“郑州会议”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认为，不能总是牺牲关中的利益，三门峡的运用方式必须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三门峡少发电，把水位降低。夏天敞泄，冬天也不能蓄得太高，把春灌蓄水的任务交给小浪底承担。反对观点主要认为：其一，库区内有很多任务厂，都是靠泵站抽水，如果三门峡水位降低，必然要改造泵站；其二，水位降低会有很多土地重新裸露出来，当地地少人多，老百姓肯定会去耕种，其间难免发生纠纷，如果老百姓在这些地方建造了房屋，将为以后蓄洪带来困难；其三，三门峡水位降低，库区周围的大片湿地会消失，这样对环境的影响很大。
据与会者回忆，副部长索丽生的观点是：当初修建水库，造成地少人多，现在地多了是好事，关键在管理；改建泵站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这样不是问题。三门峡少发电，也不是问题，不过少赚几个钱，比起今年洪灾损失几十个亿来说是小数目。“不过他强调说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水利部的态度。”索丽生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后，土木专业，在任水利部副部长之前曾任河海大学副校长。现在业内仍有人把他看成学者。
现在三门峡水库每年发电量是41万千瓦，超过了当初25万千瓦的规定。原来5台每台5万千瓦的小机组有的被换成了大功率机组。现在每年有1亿多元的收入，这笔经费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及其2500名员工的重要经费来源。“降低了水位，发电量当然会降下来。”
除去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外，黄河委员会还提出三种方案：将一部分河道由弯变直，以此达到减少三门峡库区淤泥沙情况；将黄河一部分泥沙释放到小北干流河段；将渭河一条含沙量很高的支流北洛河改入黄河，减少渭河淤积。
“这三种方法要是潼关高程降下来，花费时间长。”参加会议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张仁教授说，“降低三门峡水库运用水位是最直接的方法，只需要调整水库的水位，所以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
西安理工大学的专家曾用数学模型进行演算，如果采用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的方法，全年敞泄，并且保证上游来水达到70年代水平，将在4年的时间内将潼关高程从现在的328.6米降到324.7米，如果维持现状，将会超过329米。尽管在三门峡修建前的数字仅仅是323.4米，但在曹如轩看来，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法了。
不过，黄河委员会已经将会上提到的几种方案编写在了《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送审稿）中，据称这项规划涉及金额高达200亿元。
“郑州会议”结束不到一周，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并讨论了黄河委员会的送审稿。一位参加了“北京会议”的专家对记者说，索丽生并未出席，而是水利部副部长陈雷，但是会上认为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这次会议选在北京京西宾馆，业内认为将比“郑州会议”更能指导决策。
(《凤凰周刊》特稿)
“官方自陈三门峡水库设计失当事件”调查/《凤凰周刊》记者 欧阳斌2003年11月03日 21:46
一场尴尬的洪灾
“这没头儿的雨！老天爷是不是今年拉肚子啦？”9月，在西安市北郊渭河岸边的农民看着暴涨的渭河犯愁。
渭河常年缺水，因为8月24日至10月5日陕西全省连降暴雨，5天发生3次洪水，关中人引为奇观险景。在洪水逼近华县县城时，水位在十几个小时内上涨了80厘米。当地的一名记者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前一天还是停泊冲锋舟的‘码头’，此时已经埋在了水底。我们上冲锋舟之前，身边一间民舍垮塌了。冲锋舟从华县县城行到渭河堤岸，船下水底是一条宽宽的柏油公路。水面上，漂着大量的杂物。一个大水缸擦着船舷退到我们身后去了，不远处一口铁锅随水波上下荡漾着，还有木椽、箱子、竹椅，以及漂过来的猪或狗的尸体。”
陕西省水利厅的一份报告称这是“50年来最为严重的洪水灾害”：水位高达342.46米，超过历史最高水位，渭河干流支流多处决口，受灾35万人，损失几十亿元。
然而，对受灾严重的华县来说，这不过是两年一遇的洪水。1954年渭河洪水流量是今年的两倍多，当时连“出槽”情况也未发生。今年一次相当“温柔”的洪水却导致了相当严重的灾害，当地媒体称之为“水小灾大”。
10月1日国庆节，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赴一线慰问，视察还在行洪的渭河大堤。
官方认同“祸起三门峡”说？
渭河洪水一退，10月9日，水利部副部长索丽生牵头组织28名水利专家及高级官员对渭河进行勘查调研，两天后在郑州召开“潼关高程控制及三门峡水库运用方式专题研究会”。
陕西媒体《华商报》报道称，索丽生在会上指出三门峡水库建成后取得了很大效益，但这是以牺牲库区和渭河流域的利益为代价的。渭河变成悬河，主要责任就是三门峡水库。
“由于处于下游的三门峡排沙不够，黄河的泥沙从三门峡开始淤积，逐步进逼上游，于是潼关（渭河入黄河的关口）也淤了，出口不畅，渭河的河床逐年提高。河床太高了，自然小水也能酿大灾。”一位水利专家以最简单的逻辑演绎着三门峡大坝与渭河洪水的关系。
人们不断在渭河及其支流修建堤防，长年累月，目前渭河已经如黄河一样成为“悬河”。华县段的渭河河床比堤外高出5米左右。
泥沙问题专家曹如轩长年关注渭河问题，她提供的数据是，从汉代到三门峡修建前，渭河主河道只有在水流量超过5000立方米每秒的时候才会出现“漫滩”。而在此后，渭河河槽缩小，主河槽过洪能力在1995年降到最小值时仅仅是800立方米每秒，今年发生洪水时主河槽过洪能力也仅仅是1200立方米每秒。
更糟糕的是，渭河的含沙量不亚于黄河。有报道称，今年每1吨渭河洪水的泥沙含量达到了486公斤，“一吨洪水半吨泥”，在河道里流淌的几乎就是粘稠的泥浆。专家说：“每小时行进3公里，洪水简直是在散步。”很多处渭河堤防与其说是被冲破的，不如说是被泡烂的。
在讨论解决渭河问题的时候，不远处的三门峡成为关注焦点。据参加了郑州会议的曹如轩教授说，索副部长在会上说得很动感情，“其实我们早就应该这样做了。早在2000年小浪底修好之后就可以解放三门峡的，但是一直没有这样做。”
《华商报》的报道引得舆论哗然，《华商报》随即在第二天刊发时评《行政理念的进步》，进而在文中指出“作为一个国务院部门的负责人，能够用理性的态度正视历史、尊重科学规律，能够用直截了当的语气勇于承认半个世纪前国家建造的工程在设计上存在的问题，这很了不起！这个承认，是政府行政理念的一个进步！”
三门峡，陕西之痛
渭河流经宝鸡、咸阳、西安、铜川、渭南等陕西重镇。这里原本灌溉技术发达，罕有大规模水害的历史纪录。然而，修建三门峡水库后，陕西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移民28.7万人（后因迁入地过于贫瘠，在80年代经胡耀邦批准，迁回库区10万人）；淹没土地100万亩，其中75%是耕地；受洪涝影响，国家在未在渭南市布置工业建设项目；遗留至今的复杂防汛治理问题。
三门峡立项之初就遭到陕西方面的坚决反对，许多官员通过各种渠道力陈这一工程对陕西的影响。尽管反对，1955年夏天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三门峡工程经全体人大代表举手一致通过。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58年，虽然已经开工一年，陕西仍在极力反对三门峡工程，要求翻案。理由是水土保持好就能解决问题，无须修三门峡。周恩来为此于1958年4月21-24日在三门峡主持召开现场会议。为了便于对陕西做说服工作，还请了对西北局有很大影响的彭德怀、习仲勋参加会议。
1960年，大坝基本建成，开始蓄水。一年半后，陕西的担忧变成现实：15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潼关河床抬高4.5米。渭河两岸开始修建堤防，渭河慢慢变成“悬河”；关中平原的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盐碱化甚至沼泽化，年年减产；而且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开始威胁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陕西人再也按捺不住了，1962年4月的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交《第148号》提案，“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黄河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三三五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
由于黄河洪涝主要影响的是河南省，所以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是三门峡上级主管部门“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一职一般以河南籍官员居多。周恩来曾经对第一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说，不要总是住在郑州，一年拿出5个月住到西安去。
今年渭河洪灾后，在水利部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省水利厅副厅长在汇报中再次尖锐提出：“三门峡库区问题已经绵延了近40年，积淀的各种矛盾已非我省能力所能解决，矛盾的发展完全是三门峡水库过多顾及下游利益而运用不当造成的。”
“同在一个黄河流域，惟有陕西是历史因素的无辜受害者。……而别的省份都是纯粹的受益者，他们在几十年安澜的同时，继续向黄河索取更大利益。这种不同平面的反差，何等之大。”陕西省的报告不再退让。
是否要留三门峡
“如果当初不建三门峡，也许今天的情况会好一些。”一位陕西的学者非常谨慎地对记者说。这也是长期以来压在很多人心里的一句敢想不敢说的话。
一再被许多人特别提起的是三门峡的修建年代――1957年，中国正处于“大跃进”时期。在当时，三门峡一旦建成，将是中国人在万里黄河上建成的第一座大坝。查阅历史资料会发现，当时的人们更大的梦想是“黄河清”。这些成为压在决策者肩头的一个个“三门峡只能上马”的重担。
三门峡的技术主要依靠苏联列宁格勒水电设计院，而中国的这位“老大哥”并没有在黄河这样多沙的河流上建造水利工程的经验。于是设计思路在开初被定位为“高坝大库”，泥沙问题被过于乐观地轻视了。
1954年编制的《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确定三门峡正常高水位为350米，总库容360亿立方米；1956-1957年的初步设计，又将正常高水位抬高到极富“大跃进”色彩的360米。蓄水位抬高，增加了淹没土地及移民数量，也带来技术困难，所以遭到了陕西省甚至苏联专家的抵制。在周恩来极为严厉的几次讲话和表态后，水位标准降了下来，但是在1960年9月三门峡开始正式蓄水后还是遇到了困难，黄河的来沙量对三门峡6%的排沙能力构成极大挑战。当时面对三门峡之患，周恩来为了激励众多专家以及有关大员，他说设想可以大胆些，甚至说：“我曾经说过，可以设想万一没有办法，只好把三门峡大坝炸掉。因为水库淤满泥沙后遇上洪水就要淹没关中平原，使工业区受到危害。”一个“炸”字，至今令人为之一震。
不到一年，1962年3月，经国务院批准，三门峡水库从“蓄洪排沙”改为“滞洪排沙”。一字之差，已经被迫放弃了设计中的发电和灌溉功能，只保留防御特大洪水任务。
尽管人们大大调低了对三门峡的期许，但现实仍然愈加紧迫。1964年1967年两年黄河“大沙年”，每年都带入三门峡30亿吨沙。而在常年，来沙量16亿吨左右已经令三门峡显得难以招架。当时的“浪漫设想”在现实面前不断妥协：三门峡设计年发电量180万千瓦，因为泥沙，最后年发电量被调至25万千瓦。在苏联定制的两台大机组因无法运用而被搬至丹江口。
1964年12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治黄会议。会上仍然争论不断，细心的周恩来指示会议秘书组将毛泽东的四篇哲学著作发给每位代表，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会上，周恩来提出著名的“两个确保”：上游确保西安，下游确保不决口。之后，三门峡开始了两次改造，打开了原来留在三门峡大坝低端被封死了的12个导流低孔中的8个，据称每开一个孔，费用在千万元。
“四省会议”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议”：汛期控制水位为305米，必要时降到300米，非汛期为310米。三门峡的泄流能力从4000立方米每秒被一下提高到10000立方米每秒。情况似乎开始好转。潼关水位下降2米，渭河水位保持在312米至301米。
政府开始乐观，于是在1973年，三门峡的运用方式又被调整为“蓄清排浑”：非汛期水库除承担防凌蓄水外，还增加了防凌提前蓄水和春灌蓄水。
今年10月11日召开的“郑州会议”上，陕西方面仍然抱怨：平均蓄水位316.19米，最高蓄水位曾达325.99米，超过了“四省会议”确定的310米。
30年后，在2003年的“郑州会议”上，人们讨论的话题仍然是三门峡的运用方式是不是要进行转变。这已经是第4次。
周恩来在1964年6月同越南水利代表团谈话中曾说：“三门峡工程我们打了无准备的仗……建国才五、六年就兴建三门峡工程，当时想要黄河清，志向很大，夸下了海口，但科学态度不够……”同年12月治黄会议上，周恩来的讲话是：“当时决定三门峡工程急了点。头脑热的时候，总容易看到一面，忽略或不太重视另一面，不能辩证地看问题。原因就是认识不够。……不能只看下游不看中游，更不能说为了救下游，宁可淹关中。这不是辩证的说法。做不好，上下游都受害怎幺办?为什幺不从另一面想想。”
最新的论战
与几十年前的历次争论一样，10月11日的“郑州会议”分成了两派。一些人认为，不能总是牺牲关中的利益，三门峡的运用方式必须改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三门峡少发电，把水位降低。夏天敞泄，冬天也不能蓄得太高，把春灌蓄水的任务交给小浪底承担。反对观点主要认为：其一，库区内有很多任务厂，都是靠泵站抽水，如果三门峡水位降低，必然要改造泵站；其二，水位降低会有很多土地重新裸露出来，当地地少人多，老百姓肯定会去耕种，其间难免发生纠纷，如果老百姓在这些地方建造了房屋，将为以后蓄洪带来困难；其三，三门峡水位降低，库区周围的大片湿地会消失，这样对环境的影响很大。
据与会者回忆，副部长索丽生的观点是：当初修建水库，造成地少人多，现在地多了是好事，关键在管理；改建泵站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这样不是问题。三门峡少发电，也不是问题，不过少赚几个钱，比起今年洪灾损失几十个亿来说是小数目。“不过他强调说这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水利部的态度。”索丽生是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后，土木专业，在任水利部副部长之前曾任河海大学副校长。现在业内仍有人把他看成学者。
现在三门峡水库每年发电量是41万千瓦，超过了当初25万千瓦的规定。原来5台每台5万千瓦的小机组有的被换成了大功率机组。现在每年有1亿多元的收入，这笔经费是黄河水利委员会三门峡水利枢纽管理局及其2500名员工的重要经费来源。“降低了水位，发电量当然会降下来。”
除去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外，黄河委员会还提出三种方案：将一部分河道由弯变直，以此达到减少三门峡库区淤泥沙情况；将黄河一部分泥沙释放到小北干流河段；将渭河一条含沙量很高的支流北洛河改入黄河，减少渭河淤积。
“这三种方法要是潼关高程降下来，花费时间长。”参加会议的清华大学水利专家张仁教授说，“降低三门峡水库运用水位是最直接的方法，只需要调整水库的水位，所以实施起来也比较容易。”
西安理工大学的专家曾用数学模型进行演算，如果采用降低三门峡水库水位的方法，全年敞泄，并且保证上游来水达到70年代水平，将在4年的时间内将潼关高程从现在的328.6米降到324.7米，如果维持现状，将会超过329米。尽管在三门峡修建前的数字仅仅是323.4米，但在曹如轩看来，这已经是最好的方法了。
不过，黄河委员会已经将会上提到的几种方案编写在了《渭河流域综合治理规划》（送审稿）中，据称这项规划涉及金额高达200亿元。
“郑州会议”结束不到一周，10月17日至18日，水利部会同中国工程院在京再次开会讨论如何降低潼关高程，并讨论了黄河委员会的送审稿。一位参加了“北京会议”的专家对记者说，索丽生并未出席，而是水利部副部长陈雷，但是会上认为索丽生提出的改变三门峡运用方式是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方法。
这次会议选在北京京西宾馆，业内认为将比“郑州会议”更能指导决策。
(《凤凰周刊》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