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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宪，高小霞夫妇撬动世界稀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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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科学夫妻如何撬动世界稀土格局
2025/06/11 信息来源： “心智观察所”公众号编辑：山石 责编：安宁
1972年，内蒙古包头。北风呼啸的矿区里，一位从北京来的学者正弯腰捡起一块刚开采出来的稀土矿石，在手中细细端详。矿石在阳光下闪着微弱的金属光泽，看起来毫不起眼，却让这位52岁的中年人眉头紧锁。
他叫徐光宪，身边陪伴他的是妻子高小霞。两人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也都是化学界的翘楚。可此刻，面对这些蕴含着巨大价值的“工业黄金”，他们的心情却五味杂陈。
这些稀土矿石，承载着一个民族工业崛起的希望，也见证着一个时代最深刻的屈辱。
在那个西方技术封锁如铁幕般严密的年代，中国虽然拥有世界约37%的稀土储量，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宝贵资源以原料的形式廉价出口，然后再以高昂的价格进口回已经提纯的稀土产品。这种荒诞的贸易循环，就像是把自家的黄金按废铜烂铁的价格卖掉，再花十倍的价钱买回金首饰。
我们有着世界最丰富的稀土宝藏，却生产不出世界需要的高纯度稀土产品。这种痛彻心扉的现实，成为一代中国科学家心中最深的刺。
而徐光宪夫妇此行包头，正是要用科学的力量，撬动这个看似牢不可破的世界格局。
被技术锁链束缚的“工业维生素”
要理解那个时代中国稀土工业的屈辱处境，就必须先了解稀土究竟意味着什么。
稀土，这个听起来有些神秘的名词，实际上是17种化学元素的总称。它们被科学家誉为“工业维生素”——就像人体需要各种微量元素来维持健康一样，现代工业也离不开这些“维生素”的滋养。一点点稀土，就能让普通的钢铁变得坚韧如神兵利器，让磁铁的威力成倍增强，让激光器发出更加纯净明亮的光束。
17种稀土元素，就像现代工业皇冠上最璀璨的17颗明珠，从制导导弹的精确打击，到智能手机的清晰屏幕，从风力发电机的强劲转动，到核潜艇的深海潜行，几乎所有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水平的科技产品，都离不开它们的存在。
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中国，稀土工业的现状却是另一番景象。
彼时的中国，在稀土领域的地位就像是一个守着金山的乞丐。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丰富的稀土资源，却缺乏将这些“璞玉”雕琢成“美器”的技术。那些闪闪发光的矿石，只能以混合稀土的形式廉价出口，换取微薄的外汇收入。
当时的国际稀土市场，被西方少数几家企业牢牢控制。法国的Rhone Poulenc公司就是其中的霸主之一。这家公司掌握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稀土分离技术，能够用萃取法将16种稀土元素逐一分离，纯度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这样的技术对中国来说，却如同天方夜谭。
中国曾多次尝试与这些西方公司谈判，希望能够引进先进的分离技术。可是，对方开出的条件却让人愤怒：不仅要价极其昂贵，还要求中国生产出来的所有稀土产品都必须由他们独家对外销售，使用他们的商标向全世界推广。
这哪里是技术转让，这分明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在远东的代工厂！
更令人绝望的是，西方国家对稀土分离技术的保密程度，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所有的萃取剂配方、工艺参数都被列为最高机密，生产过程绝对不允许外人参观。中国的科学家想要学习一点皮毛，都会被拒之门外。
连个反应釜的小垫片，都得看人家脸色。这种技术封锁的严密程度，比经济制裁还要令人窒息。
在包头的稀土厂里，徐光宪夫妇亲眼目睹了这种屈辱的现实。厂房里的设备大多是从国外进口的二手货，工艺落后得可怜，就像是用石器时代的工具想要制造宇宙飞船。分离出来的稀土纯度低得惊人，别说用于高科技领域，就连一般的工业应用都难以满足。
这种境况，就好比拥有全世界最好的葡萄园，却连一瓶像样的红酒都酿不出来。
而此时的徐光宪，已经52岁了，正值科学家的黄金年龄。这个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本可以在海外享受优渥生活的科学家，却义无反顾地选择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扛起了这副最沉重的担子。
简陋实验室里的科学革命
从包头回到北京后，徐光宪夫妇开始了一场看似以卵击石的战斗。
他们的“战场”在哪里？是那间由北大锅炉房改造而成的简陋实验室。这里没有国外那些实验室的先进设备，没有充足的研究经费，甚至连像样的实验容器都严重缺乏。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场足以改变世界稀土格局的科学革命，悄然拉开了序幕。
高小霞本来有着自己的学术道路。作为分析化学领域的顶尖专家，她在极谱催化波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开创了几十种微量元素的高灵敏分析方法。如果继续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她完全可以成就一番不逊于任何人的学术事业。
但是，当她看到丈夫为了稀土问题而夜不能寐时，这位伟大的女性做出了一个改变两人命运、也改变中国稀土命运的决定。
“因为这是你喜欢的事，所以我才感兴趣！我要和你一起干！”
多么朴素而又伟大的爱情宣言！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最珍贵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两颗为了共同理想而跳动的心。
从那时起，这对科学家夫妻开始了一场传奇的“双人舞”。徐光宪负责理论计算和工艺设计，用他在量子化学方面的深厚功底，为稀土分离寻找理论突破口；高小霞则负责成分分析和数据验证，用她在分析化学方面的精湛技艺，为每一个理论假设提供精确的实验支撑。
他们就像两台精密的仪器，在科学的殿堂里完美配合，缺一不可。
为了获得最真实、最准确的实验数据，两人经常冒着严寒，深入矿坑进行实地调研。内蒙古的冬天，气温动辄零下二三十度，呼出的气息瞬间就会结成冰花。可是为了弄清楚不同矿区稀土元素的组成差异，他们经常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
冻僵的手写下的字，纸上都带着冰碴子。有时候实验做到深夜，食堂早就关门了，高小霞就悄悄把白天省下的半个馒头留给丈夫当夜宵。那个年代的科学家，就是这样用生命在做科研，用信念在支撑梦想。
在那间破旧的实验室里，没有人知道这对默默无闻的科学家夫妻，正在酝酿着一场足以震撼世界的科学革命。
串级萃取：撬动世界的支点
1972年，注定成为中国稀土史上的转折之年。
这一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到了一项紧急的军工任务——分离稀土元素中性质最为相近的镨和钕。这两种元素的化学性质极其相似，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兄弟，要将它们分离开来，其技术难度被公认为是当时的世界级难题。
当这个任务摆在徐光宪面前时，他没有丝毫犹豫。虽然这已经是他自1951年回国后第四次因为国家需要而改变研究方向，虽然他在稀土领域还是一个“新兵”，但是国家的需要就是科学家的使命。
镨和钕，这两种元素比孪生兄弟还要相像，分离难度极大。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拥有国，长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我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再难也要上！
徐光宪深知，要想在这个领域取得突破，就不能亦步亦趋地跟在西方人后面。他决定采用一种在当时看来极其冒险的技术路线——萃取法。
当时，国际上稀土分离的主流方法是离子交换法和分级结晶法。这两种方法虽然相对成熟，但是过程不连续，成本极高，提炼出的稀土元素纯度也较低，根本无法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
萃取法在理论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过程连续、效率较高、适合工业化生产。但是，这种方法的技术难度也极大，特别是要实现稀土元素的高纯度分离，必须要经过上百次的萃取过程，并且将每次分离的成果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复杂的“串级萃取”体系。
这就好比要在一条流水线上同时进行上百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必须精确无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其复杂程度和技术难度，可想而知。
徐光宪仔细研究了美国曾经提出的“推拉体系”专利，发现其无法实现串级萃取过程的根本症结所在。经过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深入思考和反复推导，他重新设计了一套化学操作流程，导出了与此相应的串级萃取理论公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了一种全新的回流串级萃取工艺。
这套被他命名为“串级萃取理论”的技术，就像是给稀土元素排队的“魔法”。17种性质极其相似的稀土元素，在这套工艺下乖乖地按照顺序一个个分离出来，纯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理论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想真正改变中国稀土工业的落后面貌，还必须将这套理论成功地应用到实际的工业生产中去。
1974年9月，秋风萧瑟的包头，徐光宪再次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这一次，他不是来调研，而是来检验自己的理论能否经受住工业化生产的考验。
包头稀土三厂，这个在当时代表着中国稀土工业最高水平的企业，即将见证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工业试验的过程充满了未知和风险。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可能导致整个试验的失败。而一次失败，就意味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重新开始。对于已经54岁的徐光宪来说，时间是如此宝贵，容不得半点浪费。
可是，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严谨和客观。在经过了紧张而细致的准备后，试验开始了。
奇迹出现了！徐光宪的串级萃取工艺在包头稀土三厂获得了圆满成功，这是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用推拉体系高效率萃取分离稀土的工业生产。
消息传到国外，整个稀土界为之震动。那些长期垄断国际稀土市场的西方企业，突然发现他们引以为傲的技术优势正在被一个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所颠覆。
这就是后来被国际稀土界惊呼为“中国冲击（China Impact）”的开始。
而在遥远的江西红土地上，高小霞也在用自己的方式书写着稀土传奇。她利用稀土分离后的“废料”，成功研发出了“稀土微肥”。这种新型肥料不仅让原本贫瘠的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智慧和胸怀。
双院士的荣耀时刻
1980年，对于徐光宪、高小霞夫妇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铭记的年份。
这一年，他们夫妻双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在中科院的历史上，夫妻同年当选院士的情况极其罕见，堪称科学界的一段佳话。
这份荣誉的获得，绝非偶然。此时的中国稀土工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徐光宪的串级萃取理论不仅在包头获得了成功，更是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
1975年8月，第一次全国稀土会议在北京召开。当徐光宪在会上提出自己的串级萃取理论时，整个会场为之轰动。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的总工程师萧祖炽当场建议，请徐光宪为全国的科研人员举办一个串级萃取理论讨论班。
1978年，“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在上海跃龙化工厂成功举办。徐光宪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给来自全国各地的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几年前还被国外企业视为最高机密的稀土分离技术，就这样成了连中国的乡镇企业都能掌握的普通工艺。
这种无私的精神，体现了中国科学家的崇高品格。在徐光宪看来，科学技术属于全人类，更属于自己的祖国。只有让更多的人掌握这些技术，中国的稀土工业才能真正实现腾飞。
果然，随着串级萃取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国稀土工业开始了历史性的崛起。那些看似貌不惊人的萃取箱像流水线一样连接起来，只需要在一端投入原料，在另一端的不同出口就会源源不断地输出各种高纯度的稀土元素。
原来那种耗时长、产量低、分离系数低、无法连续生产的落后工艺，被彻底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世界稀土市场的格局，正在被这些来自东方的科学家彻底改写。
2005年，已经85岁高龄的徐光宪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元。面对这笔在当时来说数额不小的奖金，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没有丝毫犹豫，全部拿出来设立了“霞光奖学金”，专门用于奖励那些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又家境贫困的本科生。
“霞光”——这个美丽的名字，既有着妻子“小霞”的印记，也寓意着科学之光永远闪耀，照亮后来人前进的道路。
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至今还能听到这样一个温暖的故事：每当夕阳西下，徐光宪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抬头看看天空中的那片绚烂晚霞，仿佛在与远方的爱人默默对话。
爱情的最后华章
然而，再美好的故事也有曲终人散的时刻。1998年，高小霞被确诊患上了淋巴癌。
这个消息对于78岁的徐光宪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这位解决过无数化学难题的科学巨匠，第一次感到了真正的束手无策。
在妻子化疗最痛苦的日子里，徐光宪像一个虔诚的守护者，整夜整夜地陪伴在病床前。他握着妻子因为化疗而浮肿的手，一遍又一遍地为她讲述那些稀土分离的原理和公式。
也许在别人听来，那些复杂的化学方程式枯燥无味，但在他们的世界里，这些却是最美妙的情歌，是两个人半生科学情缘的见证。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高小霞想的还是如何让稀土分离技术更加完美。她用颤抖的手在纸上画下最后一个实验装置的设计图，那份对科学的执着和热爱，感动了所有知情的人。
1998年9月9日，这位伟大的女科学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在她的追悼会上，徐光宪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用颤抖的声音说出了那句让无数人落泪的话：
“她不仅是我的妻子，更是我的科研伙伴。我们一起走过的科学道路，就是我们最美好的爱情见证。”
失去了人生伴侣的徐光宪并没有被悲伤击垮。他知道，妻子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中国的稀土事业能够不断发展壮大。因此，他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2015年4月28日上午10时18分，徐光宪院士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这位“稀土之父”还在修改一篇关于稀土材料的论文。稿纸上未干的墨迹和没有完成的方程式，成了他留给世界的最后笔迹。
永不落幕的“中国冲击”
今天，当我们回望那段峥嵘岁月时，不禁为之感慨万千。
中国稀土冶炼分离技术已经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在内蒙古、四川、江西等地的现代化稀土工厂里，那些当年徐光宪夫妇设计的萃取装置已经发展成为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机器24小时不停地运转，每分每秒都在生产着高纯度的稀土产品，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全世界的高科技企业。
从当年只能出口廉价原料的屈辱，到今天牢牢掌握全球稀土分离技术主导权的荣光；从被西方技术封锁的无奈，到引领世界稀土工业发展方向的自信——这场华丽的历史逆转，凝聚着徐光宪、高小霞这样的科学家夫妻的毕生心血。
他们用手中的试管改写了中国稀土的命运，也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叫做“科学报国”。
在那个西方技术霸权看似牢不可破的年代，正是像他们这样的科学家，用智慧和坚持撬动了世界的天平。他们证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道理：只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正确的方法，再强大的技术封锁也终将被突破，再屈辱的历史也终将被改写。
当我们今天看到华为的5G技术领先全球，看到比亚迪的电动车驰骋世界各地，看到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徐光宪、高小霞这样的科学先驱。正是他们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播下的种子，才有了今天“东升西降”的历史大势。
结语
有人说，徐光宪和高小霞是打破西方技术垄断的“科研伉俪”，因为他们的传奇故事比任何小说都要精彩动人。
也有人说，他们是撬动世界稀土格局的“时代英雄”，因为他们用科学的力量改变了国际产业竞争的游戏规则。
但在我看来，他们更像是中国“东升西降”时代浪潮中的先锋战士。在那个西方科技霸权看似不可撼动的年代，正是像他们这样的科学家，用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对永远携手前行的科学之星，如今虽然已经化作天际的点点星光，但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却如北斗一般，永远指引着后来者前进的方向。而他们在那个简陋实验室里创造的科学奇迹，将继续激励着无数中国科学家在新的征程上续写更加辉煌的传奇。
这就是徐光宪和高小霞的故事——一个关于科学、奉献和国家荣誉的不朽传奇。在那些看似普通的试管里，装载的不仅仅是17种稀土元素，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勇攀科学高峰的精神密码。
从“白菜价”到定价权，从技术封锁到行业主导，这不仅仅是一个产业的华丽转身，更是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荣光的历史见证。而这一切的起点，就在那间破旧的锅炉房改造的实验室里，就在那对科学家夫妻紧握的双手中，就在他们对祖国深沉而炽热的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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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宪：提取高纯度稀土达到99.99%
2023/08/31 信息来源： 《学习时报》文字：王妍 编辑：安宁
徐光宪（1920.11.7—2015.4.28）出生于浙江绍兴。194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历任北京大学原子能系（后改为技术物理系）副主任、稀土化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科学部主任、中国化学学会理事长、中国稀土学会副理事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徐光宪院士基于对稀土化学键、配位化学和物质结构等基本规律的深刻认识，发现了稀土溶剂萃取体系具有“恒定混合萃取比”基本规律，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了具有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该理论已广泛应用于我国稀土分离工业，彻底改变了稀土分离工艺从研制到应用的试验放大模式，实现了设计参数到工业生产的“一步放大”，引导了我国稀土分离科技和产业的全面革新，使我国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和应用大国的飞跃，为稀土功能材料和器件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大大地提高了我国稀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和三等奖 （198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8年） 和三等奖 （1991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4年）、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1988年），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2005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08年度），以及多项省部级科技奖励。
“谁掌握了稀土，谁就全天候掌握了战场。”作为工业“维生素”，稀土是隐形战机、超导、核工业等高精尖领域必备的原料，提炼和加工难度极大，珍贵稀少。我国之所以拥有全世界最成熟的稀土工业体系，主要源于徐光宪的贡献。
漫漫回国路，拳拳赤子心
1920年，徐光宪出生在绍兴，他的父亲是一名律师，但对数学和围棋却十分感兴趣。父亲从小就喜欢让徐光宪做一些类似“鸡兔同笼”的数学题，训练他的数学思维。父亲还会教徐光宪下棋，锻炼他的逻辑思维。父亲过世后，母亲对徐光宪的影响突显出来，她常教导徐光宪“家有良田千顷，不如一技在身”，要勤奋，要努力。徐光宪成为科学家，离不开父母对他的教导，父亲带领他进入数理化的领域，而母亲则使他懂得勤奋是通往成功的必要条件。
1940年徐光宪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在这里他认识了同班同学高小霞，也就是以后与他同甘共苦共同奋斗的妻子。1949年9月，徐光宪用一年时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后，开始师从贝克曼教授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量子化学。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期间，徐光宪接连当选美国Phi Lambda Upsilon荣誉化学会会员和Sigma Xi荣誉科学会会员，拿到被称为“开启科学大门”的金钥匙。
徐光宪最初出国留学就存了学成报国之心，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光宪与妻子高小霞一直心系祖国。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博士的徐光宪带着妻子高小霞和学友一起，召开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他们背一大袋面包、香肠和饮料，到纽约中央公园举行聚会，没有旗帜的他们立下一块“胜利酒家”的牌子用来庆祝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后，徐光宪和妻子高小霞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同时放弃的还有妻子高小霞马上就要获得的博士学位。
1951年初，美国提出法案，想要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但法案生效需要大概半年时间，徐光宪和高小霞决定趁此空当回国。当时回国的签证已经很难办理了，夫妻二人就以家中母亲身体抱恙，需回国探亲，一个月后还会返回美国为借口，获得了签证。他们回国所坐的邮轮，正是美国政府“禁止中国留美学生归国”法案正式生效前，驶往中国的倒数第三艘邮轮。
立身一清如水，为国一片丹心
1951年9月，徐光宪到北京大学后，继续从事量子化学研究，但是当时国内的实验条件与在国外学习期间相比，差别很大，想要在量子化学领域进行前沿研究，非常困难，于是，徐光宪就开始考虑转换到溶液络合物化学方向。这是徐光宪科研方向的第一次转向——从量子化学到络合物化学。1957年8月，北京大学撤销物理研究室，成立放射化学教研室（对外称“物质结构教研室”），钱三强到北大调阅档案，建议任命徐光宪为放射化学教研室主任。徐光宪认为国家需要是第一位的，他服从组织分配，从配位化学转到放射化学专业方向。业界有这样的说法：“谁掌握了稀土，谁就全天候掌握了战场。”我国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稀土资源储备量，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不具备提取高纯度稀土资源的能力，只能通过向国外出口廉价的稀土原料“换取”进口的高纯度稀土产品。为了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打破外国人在稀土领域的垄断，1972年，徐光宪所在的北京大学化学系接到了一个军工任务，即高纯度地分离稀土元素中性质最为相近的镨和钕。徐光宪说：“（镨和钕）这两种元素比孪生兄弟还要像，分离难度极大。但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稀土所有国，长期只能出口稀土精矿和混合稀土等初级产品，我们心里不舒服。所以，再难也要上。”为了解决科研难题，徐光宪阅读了大量文献，每周工作80个小时，在美国宣告失败的维拉体系中获得启发，创造出一套新的串级萃取理论，并打破世界纪录，将纯度提高到99.99%。他和同事还率先办起“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使新的理论和方法广泛用于实际生产，大大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
1977年3月，钱三强又来到北京大学，他觉得国际形势发生改变需要徐光宪再次发挥自己的长处，于是徐光宪回到了量子化学专业。重回量子化学专业的徐光宪，利用计算机自行编写程序，开发出了中国第一个量子化学从头计算程序，改进了量子化学计算方法，提出了原子价及其共价的新定义及量子化学定义，以及分子结构的判定规则，改进了休克尔分子轨道理论并提出正弦型同系线性规律，在稀土配合物的电子结构和化学键领域作出独特贡献。此外，他还在量子化学领域培养了研究人才，积极推动中国化学研究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对于科学研究徐光宪认为：“能够坚持同一个方向，那成就就能够大一点，老是变换方向，学业上的成就还是会受影响。不过那时候国家需要我转变方向，我还是服从国家需要。”
“稀土紧紧连着我和我的祖国”
徐光宪轰动世界的事业巅峰，与“稀土工业”密不可分。为扭转我国稀土工业的落后状况，1972年，徐光宪转向稀土分离方法的理论和实验研究。近40年中，他带领科研团队潜心钻研、不畏挫折，最终创立了具有普适性的“串级萃取理论”，并引导稀土分离技术的全面革新，将我国稀土萃取分离工艺提高至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从稀土“资源大国”到“生产大国”的飞跃。“串级萃取理论”的广泛应用提升了我国在国际稀土分离科技和产业竞争中的地位，从而改变了世界稀土产业和市场格局。这被国际稀土界惊呼为“中国冲击”。徐光宪荣获200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成为中国化学、化工界首位获此殊荣的科学家。
徐光宪一生情系稀土研究。除了稀土分离基础研究领域与稀土配位化学，以及稀土生物化学、稀土功能材料外，他对稀土研究的其他领域也相当关注并倾心扶持。他密切关注与稀土资源相关的环境保护与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为此，徐光宪亲赴内蒙古白云鄂博和四川攀枝花冕宁矿区考察，并两次向中央提交有关白云鄂博稀土和钍资源可持续高效清洁利用方面的书面建议。2005年9月29日，徐光宪和师昌绪等15名院士联名发出了“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提出白云鄂博主矿和东矿稀土和钍矿资源利用严重不足，并且未被利用的钍对包头地区和黄河造成放射性污染等问题。建议国家应该限制白云鄂博主矿和东矿的开采量，用尾矿坝提供稀土需要，进一步提高选矿收率，收购钍作为战略能源储备等建议。国家对徐光宪等人的建议十分重视，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等部门组成调查组，对白云鄂博矿综合利用进行调研，国土资源部还下令限制稀土产量，挽回了一部分廉价出口稀土的损失。
因祖国需要，他毅然回到祖国；因祖国需要，他四改研究方向；因祖国需要，他两次上书国家。穷其一生，徐光宪从未忘记矢志报国的初心，为国家的稀土事业贡献了毕生的心血。
原文链接：徐光宪：提取高纯度稀土达到99.99%（原文载于《学习时报》2023年8月30日第6版）
徐光宪：提取高纯度稀土达到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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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是50年代初归国的留学生。
我小时候住中关园外公家，和他家是邻居，他家请客餐具不够就到我家借。
80年代初好像只有五位女院士，他们夫妇是一对。
我小时候住中关园外公家，和他家是邻居，他家请客餐具不够就到我家借。
80年代初好像只有五位女院士，他们夫妇是一对。
你是看他们家大知识分子来连餐具都没有，才坚定了自己出国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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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抛弃优厚待遇回国吃苦，你抛弃苦生活出国享福，现在老了老了，开始赞美起老一代的精神来了，你得有多虚伪啊。你出国那会，好歹生活应该比他回国那会儿好，这一正一反，差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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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的真宽，我没有你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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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实话啊。所以要称赞邓小平的智慧，第一次访美就让更多中国人能留学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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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邓小平想派5000留学生到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说：10万也没问题
2022-06-21 11:26 来源: 历史客栈发布于：山东省
治国安邦，人才为先，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就对人才有着非常紧迫的需求。
当时，一方面是世界上突飞猛进的新技术浪潮，另一方面，中国又在不堪回首的特殊年代浪费了太多时间，与世界先进科技产生了巨大的差距，这个现象，引起了中央领导们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当时还没有全面主持中央工作，而是主抓教育，在他的努力下，教育领域很快就出现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国家恢复高考，一大批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高等院校恢复招生。
消息传来，举国欢庆，无数青年重新拿起了书本，走进夜校，努力补习功课，一股全民重视教育的风气油然而生。
第二件大事，不仅震惊了国人，甚至连世界也为之一振，就是我国政府宣布，要重新委派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科学知识。
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清华大学校长时，谈到了留学生问题，说：“我赞成加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今年派3000出去，怎么选派，派到哪里，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
此话一出，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要知道，当时还没有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正式提出改革开放，压倒一切的思想基调还是阶级斗争，在这种基调下，向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派遣缺乏人生阅历、意志不够坚定的青年学子，无异于将这些大好青年推进漆黑的大染缸！
因此，这种想法一提出，就立即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和反对，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反动势力和特务间谍，一定会千方百计将黑手伸向这些青年，策反他们充当特务，就算这些学生能保住基本的政治底线，可是也难免被极具诱惑力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所侵蚀，不思回国报效，而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滞留国外。
对此，邓小平以高瞻远瞩的远大胸襟回应说：“要相信广大青年学子的爱国报国热情，就算个别不好的情况发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跑了10%甚至20%，还会有80%、90%的青年回来！”
从此，我国就开始与一些发达国家展开谈判，美国是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科学技术水平是世界最强大的，因此也是我国委派留学生的重点方向，1978年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访华，核心问题就是商定双方互派留学生。
美国当时还不知道中国会迈出多大的步伐，他们以为充其量就是十几个、几十个，顶多上百个人，谁知道，邓小平在亲自会见普雷斯时，提出的数字让他大吃一惊，完全出乎美国人的预料，普雷斯无法立即回复邓小平，表示要向总统汇报请示。
当时，美国正是凌晨三点，总统早已休息，但普雷斯等不及了，立即拨通了专线电话，叫醒了美国总统卡特。
电话接通后，普雷斯紧张地说：“总统先生，非常抱歉这时打搅您，因为中国的邓小平总理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卡特问：“他问了什么？”
普雷斯说：“他问中国能不能派5000个留学生到美国？”
卡特一听，也非常震惊，他知道中国之前的留学生政策，是与其外交方向一致的，换句话说，中国向哪个国家大量派遣留学生，也预示着中国即将与哪个国家积极发展友好关系。
卡特是美国一位积极对华友好的总统，他一直希望在他任内实现中美建交，而邓小平的这个提议，一下子给了他一颗定心丸。
于是，卡特非常兴奋，立即回答道：“你立即告诉邓小平先生，他就是派遣10万个留学生，美国也伸开双臂欢迎他们！”
当然，这些会谈话题只是奠定基调的问题，不可能真的一下子就派出这么多留学生，当时中国的教育事业刚刚起步，各大高等院校也不可能有这么多具有研究生资格的高级人才，因此，经过一番仔细的甄选，决定在两国建交前派出50名留学生，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突破。后来又增加了两人，总共52人。
当时，出国留学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几乎是一种变相的外交使团，这52名留学生要集中起来，接受外交部有关部门的外事培训，除了爱国主义教育，还有西方国家生活的细节培训。
有些细节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必须要郑重其事地进行培训，不然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比如，当时中国人如厕后习惯用报纸，可是到了美国，到处都是冲水马桶，用报纸就会造成堵塞，于是，每个留学生都发了大包小包的卫生纸。
另外，国家还给每个学生发了500块钱“制装费”，当时中国人根本没有什么时髦意识，衣服都是单调的灰黑蓝绿这几种颜色，现在让他们穿西装，也无形中形成了高度统一，结果，52个人做的全部都是黑色西装，等到他们在美国机场一亮相，把等候他们的西方记者都吓了一跳，竟然是52个衣装一模一样的黑衣青年！
这些照片在西方的报纸刊登后，读者纷纷询问：中国派来的是不是都是军人啊？连穿衣服都像军装一样整齐！
这就是封闭已久的中国学子留给世界的最初印象，也承载了中国人对他们的无限期望。
两年后，这52名留学生完成了学业，除了1个人因事延期外，其余51个人全部按时回国，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参考资料：《中国青年报》《留学》）
邓小平想派5000留学生到美国，美国总统卡特说：10万也没问题
普雷斯说：“他问中国能不能派5000个留学生到美国？”于是，卡特非常兴奋，立即回答道：“你立即告诉邓小平先生，他就是派遣10万个留学生，美国也伸开双臂欢迎他们！”有些细节在今天看来非常可笑，但在当时却是必须要…
你可真是的，你自己看到任何不知真假的对中国不利的消息就欢呼雀跃奔走相告，别人赞美真人真事你都不许。
非得跟你同流合污才有资格到加拿大“享福”啊！？
那个时代中国和国外科技水平差太远，当然要靠留学才能学到新东西了。现在就不一样了。
不过你看，此人当年是交通大学毕业的，说明当年的名牌还是聚集了中国的聪明人，选拔机制是没问题的。
那是因为你做不到啊！说了也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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