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反腐三大看点

[Black Bear]

2004反腐三大看点
《掺望》周刊 (2004-01-13)

　　最新一期的《掺望》周刊发表李永忠的文章“2004反腐三大看点”，现转载如下。

　　２００４年，在权力、资金、物资密集区域选择基础条件好的领域和部门，集中兵力主动对腐败发起战役进攻，为在２０１０年前进行反腐败战略决战积累经验，创造条件。

　　以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和重申纪律处分条例等前所未有的制度设计为标志，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在战略上将出现“三个转向”，即，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

　　与此相适应，反腐斗争在打法上也将努力完成三个转变：即从“小作坊式”个案反腐，向大规模的“集约式”规模反腐转变；从纪检机关、少数职能部门分散地、单打独斗式地反腐，向加强组织协调，整合反腐资源，合成作战，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转变；从侧重打击腐败，向惩处与预防腐败并重转变。

　　从守势转向攻势

　　无论是为了打破反腐十年徘徊的僵局，还是为了改变反腐败斗争的被动局面，抑或是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都要求反腐败斗争必须尽快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

　　从１９８２年“十二大”提出开展反腐蚀斗争，到１９９３年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正式提出开展反腐败斗争，再到十六大前，我们虽然提出的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但在实际斗争中执行的却是以治标为主的方针，这使斗争基本上处于一种原地踏步和低水平的重复。虽然年年要求深入，但是年年难以深入。

　　被动防御以治标为主的战术，使反腐斗争始终陷于一种扬汤止沸而非釜底抽薪的守势状态。斗争无可奈何的被腐败现象、腐败行为、腐败分子牵着鼻子走，常常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三乱”未除，“五风”又刮；“两个五条”刚发，“十面埋伏”又起。

　　从反腐蚀斗争到反腐败斗争，２０多年来，由于缺少主动进攻，斗争常常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致使反腐败斗争总是停留在“游击战”的初级阶段，以至缺乏建立和扩大“根据地”的整体意识。实践已经证明，并非所有的小胜都能积为大胜，也不是所有的阶段性成果都能巩固为最终成果。

　　转向主动进攻，要求我们必须抓大放小，必须在腐败极易多发高发的权力、资金、物资的密集领域，整合反腐资源，主动发起进攻，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

　　改变权力反腐单一模式

　　在我党执政以来的反腐败斗争史上，大体经历过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和制度反腐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运动反腐被果断停止。

　　但是，由于对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我们在较长时间基本上是依靠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败。从某种意义上讲，基本上属于一种权力反腐模式。

　　由于缺乏制度的保障，在不少地区和部门的反腐败中，常常出现反腐败力度，因领导者的改变而改变；反腐败的重点，因领导者的转移而转移。这也是改革开放２５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各行业，反腐蚀、反腐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

　　改革开放的２５年基本上是向下放权的２５年。但是，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得到下放的权力的同时，却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监督，以至有的地方和部门的一把手可以很方便地将下放的权力据为己有。由此出现一种奇特的权力反向运动――中央向地方各级组织放权，而地方各级组织的权力却向个人（主要是一把手）集中。致使一些地方和部门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失去了应有的监督。

　　受现行监督体制的束缚，在监督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这就是我们这些年基本上没有事前监督的病根所在。

　　２００３年，中纪委在改革和完善纪检体制方面，进行了两个大的动作。一是在对各省的“块块”方面，组建了专门的巡视机构；二是在对各部委的“条条”方面，对试点的派驻机构实行了统一管理，直接领导。目的就是一个――加强事前监督。

　　２００４年，将是实现由事后监督向事前监督稳步推进的重要一年。为了强化党内监督，中纪委１３年磨一剑，制定并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建党８２年，执政５４年，我们有了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