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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第一次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的炮舰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沉睡的封建帝国中，一部分人开始醒来，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帝国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严峻的形势使更多的国人觉醒了，他们明显地意识到，帝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物，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奕忻、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拥有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渴望采用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人士。由于正适同光年间，故也称“同光新政“ 洋务派登上帝国的政治舞台，还有一个历史契机。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病死热河。权力欲极强，而又素与顾命大臣肃顺等人有嫌怨的慈禧，趁机联合恭亲王奕忻等人密谋政变，一举夺取了朝政大权。在奕忻集团和后党势力紧密配合下的政变成功，标志着新兴改革力量对顽固守旧力量的胜利。不久后，西太后慈禧被肃顺余党于承德避暑山庄毒杀。东太后慈安还政与同治帝，同治帝下旨奕忻组建总理衙门，总揽洋务。从此，在执掌朝廷大权的新兴势力领导下，帝国的近代化运动迅速开展起来。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趋于平息，1864年洪秀全病死在天京天王府邸，太平天国多如牛毛的王爷们纷纷夺权，引发大规模的内讧，李秀全、洪仁轩等有见识的太平天国将领受到排挤，曾国藩、李鸿章趁机率湘军、淮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给镇压，李秀全、洪仁轩等太平天国精英率残军在撤往台湾。洋务派利用国内外暂时的和平环境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引发了一场洋务运动。
工业：洋务派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深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说：“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他希望能够接受教训，“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指出，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而，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首先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李鸿章在1865年《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这篇不到三千字的奏折中，“机器”一词就出现了二十八处之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是帝国大地上首次出现的国人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这是帝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七十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等相继出现。1872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并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帝国近代矿业是从机器采煤开始的。1875年5月，清政府同意李鸿章等人分别在直隶和山西试办煤矿年产量达到104000吨，它是帝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1877年，李鸿章派人筹建开平矿务局，于1879年开始使用外国机器开采，产量逐年激增，至1880年已达647000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187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8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电报业的产生，开始是出于抵御外侮的用兵需要。1879年9月18日，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并在大沽、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紫竹林、清江浦等处设立分局，1881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又架线至浙江、福建、武汉、广东、广西。到1881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海南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1878年3月，在李鸿章主持下，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仿效西方做法，试办邮政，这是帝国近代邮政之始。1881年，帝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
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帝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帝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1881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在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帝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奠定了帝国工业化的基础。
教育：从以往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洋务派最先感到的是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
同文馆是帝国第一所近代学校，它为帝国造就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同文算学馆成立后，又为帝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80年，单为海军就培养了六千三百多名水兵、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1872年，帝国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二十七批，共二千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帝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洋务派还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建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此举遭受最大的抵制，各地文人上了不知多少万言书要求恢复科举，为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在强大的阻力面前，总理衙门只有妥协不立即废除科举制度，但却规定在科举考试逐步加入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科目的考核，且比例会逐步加大，拟数年后全面废除。并且在全国推广、普及初级教育，刚开始由于士大夫、传统文人、保守官僚的坚决反对并且不让自己的子女入校学习西学，加上也缺少能够教授西学的师资力量，所以推广的并不顺利。后来帝国花重金从香港、南洋招了不少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来编写教程，担当种子教员，才解决了师资问题。并且在推广的过程中，帝国大大削减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的费用，以利于普及，绝大多数贫苦家庭的父母见有机会让孩子读书，摆脱目不识丁的困窘，纷纷将子女送到学堂内读书，他们可不管读的是什么，只要有书读就已经很不错了，获得教育的贫苦家庭子女在受到西式教育后，掌握了西方知识后的他们在帝国新兴工厂主们工厂里纷纷得到重用，从而促进了新式学堂在全国的推广。到1880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比率已达到53%。西式教育的推广与普及为帝国今后的进一步深化新政奠定了民众基础。
外交：近代国际社会中，外交官有没有外交经验，其结果大不一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他们不了解世界形势，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帝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帝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与英国的修约谈判，经过整整九个月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签订了新约，其中英国政府提出的十九项不平等要求，最主要的都被清政府拒绝。1871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最后双方签订了完全平等的条约。又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帝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初步的军事改革：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帝国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趁此机会，排除顽固派的干扰，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建议采用西法开采煤铁，建造铁路，发展轮船航运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帝国近代海军的开端。
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6000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0年已装备370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除了叛乱分子内讧的原因外，与新式装备的大量应用也是分不开的。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几乎每一项洋务事业都遭到他们的攻击和阻挠。同光新政在在重重阻挠中曲折但坚定的向更深更广展开！
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已经趋于平息，1864年洪秀全病死在天京天王府邸，太平天国多如牛毛的王爷们纷纷夺权，引发大规模的内讧，李秀全、洪仁轩等有见识的太平天国将领受到排挤，曾国藩、李鸿章趁机率湘军、淮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给镇压，李秀全、洪仁轩等太平天国精英率残军在撤往台湾。洋务派利用国内外暂时的和平环境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引发了一场洋务运动。
工业：洋务派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深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奕忻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说：“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他希望能够接受教训，“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指出，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因而，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首先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富国强兵的根本。李鸿章在1865年《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这篇不到三千字的奏折中，“机器”一词就出现了二十八处之多。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在短短几年中，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产品包括大炮、枪械、弹药、水雷、和蒸气轮船等新式武器，用于装备近代化的军队。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是帝国大地上首次出现的国人自己的资本主义工业，这是帝国历史的一大进步。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七十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等相继出现。1872年，李鸿章主持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并在天津、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一千三百多万两银子，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帝国近代矿业是从机器采煤开始的。1875年5月，清政府同意李鸿章等人分别在直隶和山西试办煤矿年产量达到104000吨，它是帝国第一座近代化煤矿。1877年，李鸿章派人筹建开平矿务局，于1879年开始使用外国机器开采，产量逐年激增，至1880年已达647000吨，有力地抵制了洋煤的进口。1875年，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抵制洋铁入口，开工兴建汉阳铁厂，至1883年全部竣工，该厂设备先进，拥有十个工厂，三千多工人，所生产的铁除了供应本国外，还出口到美日等国。电报业的产生，开始是出于抵御外侮的用兵需要。1879年9月18日，李鸿章在天津成立了电报总局，并在大沽、济宁、镇江、苏州、上海、紫竹林、清江浦等处设立分局，1881年电报总局迁往上海，又架线至浙江、福建、武汉、广东、广西。到1881年，沿海、沿江各省都架设了电线，总长度达到一万数千里，连厦门、海南之间都架设了海底电缆。1878年3月，在李鸿章主持下，以天津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仿效西方做法，试办邮政，这是帝国近代邮政之始。1881年，帝国自己修筑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竣工。
轻工业也在此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帝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同年，李鸿章也派人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帝国近代纺织业从上海、宁波、镇江、武昌等地向全国蔓延开来。1881年，广州开始有了自来水，稍后，武昌、上海也相继办起了自来水厂。近代化的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在六、七十年代建立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初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帝国的民用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由此奠定了帝国工业化的基础。
教育：从以往的对外交涉过程中，洋务派最先感到的是缺乏通晓外语的外交人才。1861年1月，奕忻等首先提出培养翻译人才，清政府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1862年6月开办了“同文馆”，设英、法、俄文三个班，随后又增加了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课程。
同文馆是帝国第一所近代学校，它为帝国造就了第一批外语和外交人才，从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中有二十八人后来做了驻外公使一级的外交官。同文算学馆成立后，又为帝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才。洋务运动期间，还开办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上海操炮学堂等一批军事学校，至1880年，单为海军就培养了六千三百多名水兵、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1872年，帝国政府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十四年间派出了二十七批，共二千多人。这些人回国后，在许多领域代替洋工程师工作，如福州船政局的国产军舰都是由他们制成的。新式海军舰艇的管带、大副也大都由留学生担任，帝国第一条独立修筑的铁路──京张铁路，也是由留美学生詹天佑设计修筑的。
洋务派还决定废除科举制度建立的新的教育体制，如分年排课、按班级授课以及考试、升级等制度。此举遭受最大的抵制，各地文人上了不知多少万言书要求恢复科举，为此还引发了一系列的事端，在强大的阻力面前，总理衙门只有妥协不立即废除科举制度，但却规定在科举考试逐步加入算学、天文、物理、化学、外国历史、地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科目的考核，且比例会逐步加大，拟数年后全面废除。并且在全国推广、普及初级教育，刚开始由于士大夫、传统文人、保守官僚的坚决反对并且不让自己的子女入校学习西学，加上也缺少能够教授西学的师资力量，所以推广的并不顺利。后来帝国花重金从香港、南洋招了不少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人来编写教程，担当种子教员，才解决了师资问题。并且在推广的过程中，帝国大大削减进入新式学堂学习的费用，以利于普及，绝大多数贫苦家庭的父母见有机会让孩子读书，摆脱目不识丁的困窘，纷纷将子女送到学堂内读书，他们可不管读的是什么，只要有书读就已经很不错了，获得教育的贫苦家庭子女在受到西式教育后，掌握了西方知识后的他们在帝国新兴工厂主们工厂里纷纷得到重用，从而促进了新式学堂在全国的推广。到1880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比率已达到53%。西式教育的推广与普及为帝国今后的进一步深化新政奠定了民众基础。
外交：近代国际社会中，外交官有没有外交经验，其结果大不一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清朝官员，没有任何外交经验，他们不了解世界形势，不懂国际公法，更谈不上谈判经验。英方代表说：“在欧洲，外交家们极为重视条约中的字句与语法，而帝国的代表们并不仔细审查，一览即了。很容易看出来他们所焦虑的只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赶紧离开。”在洋务运动中，帝国外交官员的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使清政府的外交有了起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1868年开始，陆续与西方列强进行修约谈判，由于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研究了对策，使西方列强的侵略阴谋没有得逞。如与英国的修约谈判，经过整整九个月的讨价还价，最后双方签订了新约，其中英国政府提出的十九项不平等要求，最主要的都被清政府拒绝。1871年日本政府派人来华要求按照“西人成例，一体订约”，也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最后双方签订了完全平等的条约。又如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在赴俄修约时，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利用俄国克里米亚战争之败，又倚仗左宗棠在新疆的重兵威胁，在长达七个月的谈判中，“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终于挽回了《里瓦几亚条约》给帝国造成的部分损失，争回了伊犁周围大片领土，以及有关通商、纳税等主权。
初步的军事改革：光绪五年（1879年）日本并吞了琉球国，对清政府刺激很大，使帝国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将“为中国永久大患”。洋务派趁此机会，排除顽固派的干扰，提出了“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具体措施的“海防议”。李鸿章是“海防议”最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支持总理衙门和丁日昌关于建立新式海军和配备海防近代化枪炮武器外，还建议将沿江、沿海各省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并建议采用西法开采煤铁，建造铁路，发展轮船航运等一系列措施。清政府最终采纳了这些建议，任命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和南洋海防，又决定每年拨银四百万两作为海防经费，是为帝国近代海军的开端。
洋务运动期间，陆军也开始过渡为专门抵抗外国侵略的国防军，这是具有近代化意义的职能转变。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命令淮军向洋兵学习西洋枪炮和阵法，仅仅两年多的时间，就把6000多人的淮军扩充到五、六万人，洋枪三、四万支，炮兵六、七个营。淮军从1871年开始改装当时最先进的克虏伯后膛钢炮，到1880年已装备370多门。左宗棠所部湘军从1863年开始建立洋枪队，1867年进军西北后，洋枪比例增加到六成。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除了叛乱分子内讧的原因外，与新式装备的大量应用也是分不开的。陆军不仅装备改良，而且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西式军事训练。许多军官都经过军事学校的培训，军队的素质得到提高。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和顽固派进行了长期的激烈斗争。顽固派抱着“中国文化独尊”论不放，把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看作是可耻可恨之事，几乎每一项洋务事业都遭到他们的攻击和阻挠。同光新政在在重重阻挠中曲折但坚定的向更深更广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