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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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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1-8 16:52:01 来源：中国改革2004.1 作者：刘海英 陈细玉
未来10年，第三种力量兴起，世界地图、世界力量对比将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未来10年，可能会有220――230个国家，其中可能有1/5---1/4的国家破产。
未来10年，国际制度网络将冲击原有的国家制度、主权观念。
未来10年，国际冲突的主战场将以蛇形分布在欧亚大陆上。
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
本刊记者 刘海英 实习记者 陈细玉
记者：中国正处在战略机遇期，从国家安全角度讲，也有人说战略危险期，但大家有一点共识，就是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增长，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是前提。作为外交和国家战略的资深研究者，您对未来十年的国际环境有何判断？
王逸舟：未来一段时间，即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机遇期，一般指在15--20年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会有一些新特点：
首先一超多强格局继续存在，难以撼动， 但是它还有某些变化，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加拿大等等，排序不停地变化而且会出现新的力量中心，一超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继续处于霸主地位，而多强就是多极化，各个大国处在第二、第三等级的位置上，包括像欧盟一些大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也包括一些地区性强国、地区大国，像印度、巴西，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埃及，等等。 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各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多极本身的含义也随之改变，多极不是三极五极，未来可能很多很多极。
第二,从力量格局来看，各种全球市民社会，各种所谓的NGO（有人叫新兴力量、第三种势力），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在传统国家、国际组织之外崛起的新的力量，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将使得世界地图、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一种变化，比如，将来联合国安理会改组以后，可能将来不仅是有更多国家参加，还可能有NGO代表，可能有地区性的代表，或者有市民社会，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将来可能有生态保护组织、女权组织或者其他的反全球化势力，这些都是正常权力表达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联合国本身已经由过去单纯的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变成越来越多吸收非政府的组织、团体、个人参加的场所、机构，据我所知，联合国在酝酿一些改革，不光安理会在改革，其它构成也会出现变化，这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到来的时候国际政治的新现象，长远来看，对中国而言，需要学会重视市民社会，学会和NGO打交道，同各种利益集团打交道。
第三，从国际关系的走势来看，会出现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会大大加快的局面。像欧美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国、东盟国家所谓东方文明，这三种主要的文明圈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加快，这点已经谈了有10年，现在势头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美国攻打伊拉克，随着巴以矛盾的升级，中东和平进展停止不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所谓现代化文明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另外一些非西方的世界对美国主导性的体制、文化、观念的反抗，他们之间的磨擦越来越加剧，恐怖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特别浅表的东西，深层次的思考是究竟这个世界向何处去，文化、文明或者文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前途？
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处理不当可能加剧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磨擦对抗，未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可能更长时间内会有一轮又一轮的较量，这是让人很担忧的，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将陷入国家性的破产，不光是某个公司、个人、落后区域的破产，是整个国家的破产。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迹象，南部美洲、拉美，出现了国家整个欠债，而用整个国家收入无法偿还的局面，国际社会谈论所谓的以联合国的方式、以国际货币基金的方式托管，或者以超级大国、发达国家的名义来托管，但是现在没什么方案，往往采取国际货基金组织货款，或者延迟还款的方式，实际上在拖延这个过程。很显然，在未来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国家内部治理不善，缺少能力，社会混乱，也可能是外部南北关系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交换，失败国家（有人叫破产国家）数目在上升，我们设想现在的国家有191个，再过10年，可能会接近220――230个国家，在这些国家间，可能有1/5――1/4的国家破产，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并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应付这样一些所谓失败国家和破产国家的局面，而发达国家特别像美国这样很自私的做法往往使得危机加深而不是缓解，有些北欧国家、西欧国家意识到这些问题，北欧很多国家已经把他们国家对外援助的数额有意的提升，有的上升到0.8%，甚至未来很快上升到1%，但国际社会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坦率的讲，中国在经过经济文化革命、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淡漠了，相对而言介入很少，责任承担不多，我们的对外援助离理想值还有很大差距。在我看来，破产国家、失败国家剧增可能是国际社会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得不面临的重大挑战。
另外，未来十年有可能会出现主要大国在欧亚大陆展开新一轮或者多轮竞争的可能性，这是目前我关注的焦点。现在出现一种态势，欧亚大陆成为战略制高点，欧亚大陆的资源争夺、反恐战争，还有地区热点，越来越多的成为全球政治安全、国际关系的焦点，前苏联东欧地区是一个主要焦点，不管是民族分裂、地区冲突、国家能源战略，第二个地区伊斯兰的弧带，包括像北非、中东、西亚、中亚，主要以穆斯林居住的包含几十个国家，有上10亿人口的大弧带，巴以冲突、中东热点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在南亚次大陆以及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恐怖主义的袭击新一轮的浪潮看来有加剧的趋势，各种教派之间的冲突，宗教的分离，国家之间的潜在矛盾有加剧而不是收敛的势头，它们都位于欧亚大陆上，他们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一个S形（也称蛇型）分布，这个S形的分布将构成未来国际冲突的主战场，国际安全的主要焦点，这是我们的外部环境中需高度重视的。
欧亚大陆可能是制高点，这点对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部，欧亚大陆的战略价值的提升越来越多地会成为各国战略家包括中国人不得不应对的一个大课题，
另外一个趋势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将冲击原先的国家制度、主权观念。从整个未来扭转时期（10――15年）来看，国际制度的网络状况，像联合国系统，WTO系统，像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导弹控制和核武器，禁止核武器等等各种各样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公约或者叫国际制度网络会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地摆在各个主权国家面前，使得原先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不得干涉”这样的信条、原则、惯例被打破或者受冲击，这是未来一个大趋势，一方面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制度的网络在冲击原先的国家制度，冲击原先的主权观念，冲击原先领土和边界，信息，因特网的传播，使得国家的外交跟过去有质的变化，所以如何面对制度性的网络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国际社会并不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有它的规则，有它的公约，有它的制度性网络，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可能受到网络的束缚，受到推动或者牵制。
现在国际制度越来越多而且有硬化的趋势，对各个国家主权政府提出很多约束，这些东西我们要适应，要学会应对，学习适应的过程是极富挑战性的很复杂曲折的进程。
记者：有人说我们国家外交没有很清晰的战略，甚至对以往的实践提出质疑，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新一届政府在外交战略上是否有所调整，会有什么样的外交战略？
王逸舟：在我看来，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大体上有三大任务：
第一位是重视发展的战略。发展不是狭义的经济发展，他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人的权力的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第二大任务，是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并且逐步朝着解决台湾问题方向迈开重大的步伐。如果说过去这一二十年中国国防现代化相对经济发展缓慢的话，我想未来一段时期可能是加速时期，加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以实力为基础，以和平为方式尽最大可能妥善解决和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在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中间，我们国家可能是边界邻国最多的国家，有15个接壤邻国，还有大体相同数目的非接壤邻国，有30来个邻国的国家在全世界是很少的，其中有一半左右和中国有主权纠葛。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靠武力、靠强力去解决，但是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多的被提出来，引起决策者、引起各国的重视，怎么在这种边界纠纷、主权磨擦中间不让它变糟，不要变成像格鲁吉亚、车臣、南斯拉夫、科索沃那样，由一种纠纷导致外部干涉，外部干涉导致内乱。对中国领导和中国的外交家来说，处心积虑地处理好这种主权的纠纷，不使它干扰国内建设大局，是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巨的任务，这是其一。
其二，主权任务还有一个特殊含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外交或者中国国际战略家们未来10年面临最艰巨、最敏感、最复杂的一个挑战，只有这个地方可能导致中国军队一战。针对台独势力，针对美国可能介入，怎么尽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危机，怎么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尽可能地减少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延缓，包括在此过程中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有很多很多不同层面的任务，在我看来，很多任务还没有个头绪来解决，这是最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好两岸关系，以及处理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对外关系，这将是我们吞不下去又不能不吞的硬核桃。
第三个任务是责任。什么叫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的唯一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作用会不断提高。当前中国作为这样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还是有限的，我们所能提出来的倡议，所能做出来的事情跟我们人口和历史是不太相称的。
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主要是内向型的目标设置，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不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做的不错，但有所作为可能做得不够，尤其是跟中国的实力、跟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相比不对称，中国如何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能够给人类做出一个和她的历史和他的人口相称的贡献，这是我所说的责任。
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未来10年可能是关键的时期，必须得越来越多考虑的问题，如果说前20年主要考虑自身发展，解决温饱问题、生计问题，现在在继续保持发展的同时，在维护国家主权、努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还要考虑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就是在国际事务中间更加积极的参与，更加主动提出创意，更有建设性的负责任地去发挥作用，比如在全球环保方面、全球维护人权方面、全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方面，在防止破产国家数目增长方面，在局部冲突方面以及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光是东亚，中国东盟之间的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而且是世界经济的谈判进程、国际经贸关系的不合理现状得到改善方面，中国如何做出贡献，都是应当好好考虑的。我列的这些方面，实际远没有覆盖全部领域，中国如何就自身的资源、实力、思想文化来参与，这是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第三大任务。
未来10年会见证，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外交的一场静悄悄的转型，或者说静悄悄的革命，因为过去是内向式的，由主要顾及自身的目标设置和动员过程，变成一个内外兼顾的，就是即考虑自身的需要和发展，又关注全球的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未来若干年富有挑战性，这个过程肯定是在曲折中行进，希望回头看的时候说“毕竟做得不错”，历史向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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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4-1-8 16:52:01 来源：中国改革2004.1 作者：刘海英 陈细玉
未来10年，第三种力量兴起，世界地图、世界力量对比将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未来10年，可能会有220――230个国家，其中可能有1/5---1/4的国家破产。
未来10年，国际制度网络将冲击原有的国家制度、主权观念。
未来10年，国际冲突的主战场将以蛇形分布在欧亚大陆上。
中国外交将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访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副所长王逸舟研究员
本刊记者 刘海英 实习记者 陈细玉
记者：中国正处在战略机遇期，从国家安全角度讲，也有人说战略危险期，但大家有一点共识，就是中国经济要持续健康增长，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是前提。作为外交和国家战略的资深研究者，您对未来十年的国际环境有何判断？
王逸舟：未来一段时间，即十六大提出的战略机遇期，一般指在15--20年间，我们所面临的国际环境，会有一些新特点：
首先一超多强格局继续存在，难以撼动， 但是它还有某些变化，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日本、中国、加拿大等等，排序不停地变化而且会出现新的力量中心，一超是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继续处于霸主地位，而多强就是多极化，各个大国处在第二、第三等级的位置上，包括像欧盟一些大国，日本、中国、俄罗斯，也包括一些地区性强国、地区大国，像印度、巴西，非洲的南非、尼日利亚、埃及，等等。 在未来一段时期，随着各个地区经济一体化加速，多极本身的含义也随之改变，多极不是三极五极，未来可能很多很多极。
第二,从力量格局来看，各种全球市民社会，各种所谓的NGO（有人叫新兴力量、第三种势力），在国际舞台上崛起，在传统国家、国际组织之外崛起的新的力量，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将使得世界地图、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一种变化，比如，将来联合国安理会改组以后，可能将来不仅是有更多国家参加，还可能有NGO代表，可能有地区性的代表，或者有市民社会，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将来可能有生态保护组织、女权组织或者其他的反全球化势力，这些都是正常权力表达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联合国本身已经由过去单纯的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变成越来越多吸收非政府的组织、团体、个人参加的场所、机构，据我所知，联合国在酝酿一些改革，不光安理会在改革，其它构成也会出现变化，这是90年代后期特别是21世纪到来的时候国际政治的新现象，长远来看，对中国而言，需要学会重视市民社会，学会和NGO打交道，同各种利益集团打交道。
第三，从国际关系的走势来看，会出现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会大大加快的局面。像欧美的基督教文明、阿拉伯的伊斯兰文明，和中国、东盟国家所谓东方文明，这三种主要的文明圈会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也会加快，这点已经谈了有10年，现在势头愈演愈烈，特别是随着美国攻打伊拉克，随着巴以矛盾的升级，中东和平进展停止不前，以美国为核心的这样一种所谓现代化文明和阿拉伯世界以及另外一些非西方的世界对美国主导性的体制、文化、观念的反抗，他们之间的磨擦越来越加剧，恐怖主义是其中的一个特别突出、特别浅表的东西，深层次的思考是究竟这个世界向何处去，文化、文明或者文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前途？
文明之间的差异性处理不当可能加剧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磨擦对抗，未来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可能更长时间内会有一轮又一轮的较量，这是让人很担忧的，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将陷入国家性的破产，不光是某个公司、个人、落后区域的破产，是整个国家的破产。
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迹象，南部美洲、拉美，出现了国家整个欠债，而用整个国家收入无法偿还的局面，国际社会谈论所谓的以联合国的方式、以国际货币基金的方式托管，或者以超级大国、发达国家的名义来托管，但是现在没什么方案，往往采取国际货基金组织货款，或者延迟还款的方式，实际上在拖延这个过程。很显然，在未来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是国家内部治理不善，缺少能力，社会混乱，也可能是外部南北关系的不合理、不公平的交换，失败国家（有人叫破产国家）数目在上升，我们设想现在的国家有191个，再过10年，可能会接近220――230个国家，在这些国家间，可能有1/5――1/4的国家破产，联合国和联合国宪章并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应付这样一些所谓失败国家和破产国家的局面，而发达国家特别像美国这样很自私的做法往往使得危机加深而不是缓解，有些北欧国家、西欧国家意识到这些问题，北欧很多国家已经把他们国家对外援助的数额有意的提升，有的上升到0.8%，甚至未来很快上升到1%，但国际社会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数量。坦率的讲，中国在经过经济文化革命、改革开放初期到现在，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淡漠了，相对而言介入很少，责任承担不多，我们的对外援助离理想值还有很大差距。在我看来，破产国家、失败国家剧增可能是国际社会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得不面临的重大挑战。
另外，未来十年有可能会出现主要大国在欧亚大陆展开新一轮或者多轮竞争的可能性，这是目前我关注的焦点。现在出现一种态势，欧亚大陆成为战略制高点，欧亚大陆的资源争夺、反恐战争，还有地区热点，越来越多的成为全球政治安全、国际关系的焦点，前苏联东欧地区是一个主要焦点，不管是民族分裂、地区冲突、国家能源战略，第二个地区伊斯兰的弧带，包括像北非、中东、西亚、中亚，主要以穆斯林居住的包含几十个国家，有上10亿人口的大弧带，巴以冲突、中东热点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在南亚次大陆以及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恐怖主义的袭击新一轮的浪潮看来有加剧的趋势，各种教派之间的冲突，宗教的分离，国家之间的潜在矛盾有加剧而不是收敛的势头，它们都位于欧亚大陆上，他们构成一个首尾相连的一个S形（也称蛇型）分布，这个S形的分布将构成未来国际冲突的主战场，国际安全的主要焦点，这是我们的外部环境中需高度重视的。
欧亚大陆可能是制高点，这点对中国很重要，因为中国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部，欧亚大陆的战略价值的提升越来越多地会成为各国战略家包括中国人不得不应对的一个大课题，
另外一个趋势是国际制度的网络将冲击原先的国家制度、主权观念。从整个未来扭转时期（10――15年）来看，国际制度的网络状况，像联合国系统，WTO系统，像生态环境保护的系统，导弹控制和核武器，禁止核武器等等各种各样的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公约或者叫国际制度网络会越来越多层出不穷地摆在各个主权国家面前，使得原先意义上的“主权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主权国家内部事务不得干涉”这样的信条、原则、惯例被打破或者受冲击，这是未来一个大趋势，一方面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的基石，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制度的网络在冲击原先的国家制度，冲击原先的主权观念，冲击原先领土和边界，信息，因特网的传播，使得国家的外交跟过去有质的变化，所以如何面对制度性的网络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重大挑战。国际社会并不完全是无政府状态，有它的规则，有它的公约，有它的制度性网络，我们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可能受到网络的束缚，受到推动或者牵制。
现在国际制度越来越多而且有硬化的趋势，对各个国家主权政府提出很多约束，这些东西我们要适应，要学会应对，学习适应的过程是极富挑战性的很复杂曲折的进程。
记者：有人说我们国家外交没有很清晰的战略，甚至对以往的实践提出质疑，在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新一届政府在外交战略上是否有所调整，会有什么样的外交战略？
王逸舟：在我看来，中国的外交和国际战略大体上有三大任务：
第一位是重视发展的战略。发展不是狭义的经济发展，他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人的权力的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各个方面的发展，这是中国外交的首要任务。
第二大任务，是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并且逐步朝着解决台湾问题方向迈开重大的步伐。如果说过去这一二十年中国国防现代化相对经济发展缓慢的话，我想未来一段时期可能是加速时期，加速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以实力为基础，以和平为方式尽最大可能妥善解决和处理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在当今世界190多个国家中间，我们国家可能是边界邻国最多的国家，有15个接壤邻国，还有大体相同数目的非接壤邻国，有30来个邻国的国家在全世界是很少的，其中有一半左右和中国有主权纠葛。我并不是说一定要靠武力、靠强力去解决，但是这些问题会越来越多的被提出来，引起决策者、引起各国的重视，怎么在这种边界纠纷、主权磨擦中间不让它变糟，不要变成像格鲁吉亚、车臣、南斯拉夫、科索沃那样，由一种纠纷导致外部干涉，外部干涉导致内乱。对中国领导和中国的外交家来说，处心积虑地处理好这种主权的纠纷，不使它干扰国内建设大局，是个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艰巨的任务，这是其一。
其二，主权任务还有一个特殊含义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外交或者中国国际战略家们未来10年面临最艰巨、最敏感、最复杂的一个挑战，只有这个地方可能导致中国军队一战。针对台独势力，针对美国可能介入，怎么尽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危机，怎么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尽可能地减少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延缓，包括在此过程中处理好同美国的关系，有很多很多不同层面的任务，在我看来，很多任务还没有个头绪来解决，这是最难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好两岸关系，以及处理好由台湾问题引起的对外关系，这将是我们吞不下去又不能不吞的硬核桃。
第三个任务是责任。什么叫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作为一个发展中世界的主要国家之一，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中的唯一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作用会不断提高。当前中国作为这样的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还是有限的，我们所能提出来的倡议，所能做出来的事情跟我们人口和历史是不太相称的。
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主要是内向型的目标设置，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不够，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韬光养晦做的不错，但有所作为可能做得不够，尤其是跟中国的实力、跟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相比不对称，中国如何扮演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的角色，能够给人类做出一个和她的历史和他的人口相称的贡献，这是我所说的责任。
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未来10年可能是关键的时期，必须得越来越多考虑的问题，如果说前20年主要考虑自身发展，解决温饱问题、生计问题，现在在继续保持发展的同时，在维护国家主权、努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过程中，还要考虑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就是在国际事务中间更加积极的参与，更加主动提出创意，更有建设性的负责任地去发挥作用，比如在全球环保方面、全球维护人权方面、全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方面，在防止破产国家数目增长方面，在局部冲突方面以及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不光是东亚，中国东盟之间的地区经济的一体化，而且是世界经济的谈判进程、国际经贸关系的不合理现状得到改善方面，中国如何做出贡献，都是应当好好考虑的。我列的这些方面，实际远没有覆盖全部领域，中国如何就自身的资源、实力、思想文化来参与，这是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第三大任务。
未来10年会见证，这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外交的一场静悄悄的转型，或者说静悄悄的革命，因为过去是内向式的，由主要顾及自身的目标设置和动员过程，变成一个内外兼顾的，就是即考虑自身的需要和发展，又关注全球的人类的生存和命运，未来若干年富有挑战性，这个过程肯定是在曲折中行进，希望回头看的时候说“毕竟做得不错”，历史向前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