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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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改革何为？
改革，顾名思义，是革故鼎新。因为旧的存在已不能满足人们需要、在旧形式下人们已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于是改革成为必要。因此，要回答“改革何为”的问题，就必须明白人们有何目的和需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缠绕着两大相关的主题，一是强国富民，二是现代化。富民即增进公众福利，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强国是自人类按国家形式组织以来，必然追求的公共目标，二者都是由社会内生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自从鸦片战争敲开国门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不得你要还是不要。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作为社会竞争力标志的现代化指标，无疑更具有正当性和迫切性；现代化成为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必由之路。
可见，改革并非为了实现某种道德理想，并非为了实践某种抽象理念，而是为了实现现实的需要、应对现实的难题。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不是看它符不符合某种经典理论，而是看它是否解决了现实问题、是否改善了现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由于中国所处国情、所面对的问题更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中国改革的判断不能以某种国外的“成功示范”作为标准，而主要只能以现状的改变情况作为衡量。
二，没有普世真理和普世道路
自上个世纪末冷战终结以来，西方欧美模式及其经典理论逐渐成为国际主流，被标榜为普世真理和普世道路。主流理论认为：西方欧美模式是实现现代化、达到民富国强目标的唯一途径，后发展国家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需也只能照搬这一模式。否则就是误入歧途，与“世界潮流”、“历史规律”相对抗，必然灰飞烟灭。
对于这种说法，中国人并不陌生。确实，由于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致力于将自己包装成“终结历史”的普世真理，因此，这种曾经颇具生命力的理论正在重蹈历史上一切试图终结历史的理论之覆辙--被历史所终结。
就象股市中的“概念”、“故事”一样，终极理论总是强调自己与以前出现的“不一样”，强调“这次是真的了”。其实，哪有什么不一样？至少在试图终结历史、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方面，它们是一样的。正是这种一样，注定了它们相同的命运。
虽然目前还言之尚早，但所谓普世真理、普世道路的困境已初现端倪。一方面，西方模式在中等发达程度以下国家试验的全面失败，使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此一模式的成功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条件，它并不能解决后发展国家最为迫切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装模作样地呆在“普世真理”神龛内的自由民主主义理论，不可避免会越来越僵化和脆弱。
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理论，都只是对人类有限经验的归纳总结。因此，任何理论一旦自我膨胀到“普世”或“绝对”真理的高度，它的生命力就终结了。为了维持并不存在的“普世”
性，它只能自我封闭，拒绝开放和交流。在思想专制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制度会帮助思想清除异己。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自由民主主义只能划地为牢、自我禁锢；局限在圈子内部自说自话，回避与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锋。
这种自我封闭是理论僵化脆弱的表现，其结果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僵化脆弱、脱离实际、丧失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作为证明，当自由民主主义阵营偶有不甘自我封闭之士出来与外界交流时，其僵硬脆弱、不能解释现象的特征就表露无疑，不但降低了该理论在民众中的声誉，而且必然遭致阵营内部的不满。于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圈子越划越小、越闭越严。秦汪温的杭州对话如此，最近萧功秦先生舌战天则群儒也是如此。
在天则，自由民主主义的知名人士黎鸣先生反驳萧先生，主要讲了两点：1，中国人为
什么难于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的权力永远属于私有”；2，中国发展一点也不快，因为
“尽管中国人口这么多，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还没有达到4%”。
自由民主主义者在此表现出的空洞僵化、脱离实际是很令人吃惊的。首先，黎先生在此完全混淆了原因和结果。权力公有化即政治民主化即使在自由民主主义视角内也是后发展国家所要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之一，怎么它反过来成了“难以现代化”的原因？这种颠因倒果的背后，裸露出自由民主主义在基本的理论自洽方面也已经难以为继的逻辑困境。
其次，按照黎先生说法，中国改革至今年平均百分之九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不为快，必须达到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相匹配才叫快。要满足黎先生此一要求，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怪不得萧先生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典范。
一改革何为？
改革，顾名思义，是革故鼎新。因为旧的存在已不能满足人们需要、在旧形式下人们已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于是改革成为必要。因此，要回答“改革何为”的问题，就必须明白人们有何目的和需要。
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缠绕着两大相关的主题，一是强国富民，二是现代化。富民即增进公众福利，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追求；强国是自人类按国家形式组织以来，必然追求的公共目标，二者都是由社会内生的目标。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外部，自从鸦片战争敲开国门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中国无法回避的课题，由不得你要还是不要。在全球化竞争日益剧烈的今天，作为社会竞争力标志的现代化指标，无疑更具有正当性和迫切性；现代化成为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必由之路。
可见，改革并非为了实现某种道德理想，并非为了实践某种抽象理念，而是为了实现现实的需要、应对现实的难题。衡量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不是看它符不符合某种经典理论，而是看它是否解决了现实问题、是否改善了现状。由于各国情况不同，由于中国所处国情、所面对的问题更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中国改革的判断不能以某种国外的“成功示范”作为标准，而主要只能以现状的改变情况作为衡量。
二，没有普世真理和普世道路
自上个世纪末冷战终结以来，西方欧美模式及其经典理论逐渐成为国际主流，被标榜为普世真理和普世道路。主流理论认为：西方欧美模式是实现现代化、达到民富国强目标的唯一途径，后发展国家包括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只需也只能照搬这一模式。否则就是误入歧途，与“世界潮流”、“历史规律”相对抗，必然灰飞烟灭。
对于这种说法，中国人并不陌生。确实，由于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已经致力于将自己包装成“终结历史”的普世真理，因此，这种曾经颇具生命力的理论正在重蹈历史上一切试图终结历史的理论之覆辙--被历史所终结。
就象股市中的“概念”、“故事”一样，终极理论总是强调自己与以前出现的“不一样”，强调“这次是真的了”。其实，哪有什么不一样？至少在试图终结历史、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方面，它们是一样的。正是这种一样，注定了它们相同的命运。
虽然目前还言之尚早，但所谓普世真理、普世道路的困境已初现端倪。一方面，西方模式在中等发达程度以下国家试验的全面失败，使越来越多人认识到此一模式的成功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条件，它并不能解决后发展国家最为迫切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必须装模作样地呆在“普世真理”神龛内的自由民主主义理论，不可避免会越来越僵化和脆弱。
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理论，都只是对人类有限经验的归纳总结。因此，任何理论一旦自我膨胀到“普世”或“绝对”真理的高度，它的生命力就终结了。为了维持并不存在的“普世”
性，它只能自我封闭，拒绝开放和交流。在思想专制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制度会帮助思想清除异己。在思想多元化的今天，自由民主主义只能划地为牢、自我禁锢；局限在圈子内部自说自话，回避与不同思想的碰撞和交锋。
这种自我封闭是理论僵化脆弱的表现，其结果必然导致进一步的僵化脆弱、脱离实际、丧失对真实世界的解释力。作为证明，当自由民主主义阵营偶有不甘自我封闭之士出来与外界交流时，其僵硬脆弱、不能解释现象的特征就表露无疑，不但降低了该理论在民众中的声誉，而且必然遭致阵营内部的不满。于是，自由民主主义的圈子越划越小、越闭越严。秦汪温的杭州对话如此，最近萧功秦先生舌战天则群儒也是如此。
在天则，自由民主主义的知名人士黎鸣先生反驳萧先生，主要讲了两点：1，中国人为
什么难于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的权力永远属于私有”；2，中国发展一点也不快，因为
“尽管中国人口这么多，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所占的比重还没有达到4%”。
自由民主主义者在此表现出的空洞僵化、脱离实际是很令人吃惊的。首先，黎先生在此完全混淆了原因和结果。权力公有化即政治民主化即使在自由民主主义视角内也是后发展国家所要追求的现代化目标之一，怎么它反过来成了“难以现代化”的原因？这种颠因倒果的背后，裸露出自由民主主义在基本的理论自洽方面也已经难以为继的逻辑困境。
其次，按照黎先生说法，中国改革至今年平均百分之九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不为快，必须达到人口份额与经济份额相匹配才叫快。要满足黎先生此一要求，中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三十五以上--怪不得萧先生称之为政治浪漫主义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