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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 (博讯 boxun.com)
我儿子遇难的那天，正好是个周末。
那天傍晚天空灰蒙蒙的，气压也很低，很沉闷。我们打算晚饭后去校园散步；如果儿子愿意，也想带他一起去走走。
在这以前，儿子一连三天放学回家后再没有离开家里，而且晚饭后总是立即坐到他的书桌前复习功课，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才睡觉。我发现他有些疲劳，就问他：“期中考试不是刚完嘛，怎么还抓得这样紧啊？”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回答我说：“您不是常说不要临到考试的时候才用功吗？我这是提前准备期末考试啊！”我知道他这是在哄骗我，因为以前每次考试完毕，他总要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休整一段时间的。但这次我没有再追问，我怕他嫌我唠叨；一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他已被学校选中，不久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奥林匹克物理选拔赛。他是在为这次竞赛作紧张的准备，但他始终对我们隐瞒着这件事，直到他离我们而去。
那天晚饭后，我们正准备出门，不料，北京的形势竟发生了突变。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是政府要有什么行动，要求全市居民耽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从播音员一反常态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调我们知道要出事了；因为自从实行戒严以来不断传来军队要进城的消息，我们猜想这次一定是真的要进城了。我们决定留在家里不再出门。但是，儿子一听到那个紧急通告却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去保护广场的学生，但现在已无法做到。”我劝告他：“外面太危险，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却急切地想出去，并且批评我怯懦。
我和他父亲答应同他一起去校园里看看情况。我心里想，按惯例，每个周末校部礼堂都会有电影的，那么，我们就陪他去看一场电影吧，也许会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但没有想到，这天礼堂竟大门禁闭，门口空无一人。我们这才知道，这个周末的电影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们朝学校东大门走去，那里是人们探听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们仍不断地耐心劝说儿子。他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们身边；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亲后半辈子就只能形影相吊地过日子了。”但他不仅对父亲的这些话毫无所动，反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形影相吊就形影相吊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们那样自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吗？”也许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许他已下决心要同天安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们看得出他去意已定。
在校门口，他几次想偷偷离开我们，都被我们拉住了。那时校门里外的空地上已挤满了人，设在附近学生宿舍楼内的一个广播站正不断地播出有关戒严部队向市区调动的消息，并且一遍一遍地向学生和市民发出呼吁，说天安门广场情况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不断有一批批杂乱的人群急速地奔赴戒严部队进城的方向。我们意识到这次北京市民和戒严部队之间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冲突，因此不能在外面久留了，于是好说歹说把儿子勉强拉回了家里。他父亲让我在家看守住儿子，自己又随即返回到校门口，答应随时把有关消息带回来告诉我们。
作为母亲，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就非达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索性锁上了居室的大门，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门也好有个防备。但是，儿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会我的劝说，一个人默默地开始作外出的准备。他把我的一枚红色校徽（凡教职人员的校徽都是红色的）别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给了同学，学生证也在游行时丢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钱包里装了两元钱纸币和一些硬币，最后把父亲的自行车钥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安慰我说：“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里（指天安门广场）便去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拍拍胸前的红校徽，对我说：“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会说我是‘痞子’，戒严部队不会伤害我的。”我想，他这时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里桥参加堵军车时接触过的那个小战士，他曾告诉过我们，那天他与这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儿子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谙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调动那么多军队进北京是干什么的！他也不明白军队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个多小时，说什么也不让他离开家里。也许是不忍心伤害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片苦心吧，他终于随我坐到了客厅的小沙发里。我顺手打开了电视机，但电视里所有频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个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我又随手把电视机关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备飞快地冲进了厕所并插上了门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楼的底层），便急忙奔过去猛砸厕所的门。我喊叫了许久，没有回音。我绝望地扶住门框，眼前犹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会厕所门又打开了，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缓的语气对我说：“您急什么呀！我又没有走，不是好好的吗！”我紧紧地拉住他再也不肯松手；他负疚地紧靠着我坐了下来。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可是，没多久他又再一次冲向了厕所，这次我在厕所门口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便猛力挣脱了我，迅速地冲进厕所，插上了门栓。我又狠狠地砸门，却已经没有了音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了。等我清醒过来再一次敲门时，发现门栓已松开，但厕所里空空的，他已经越窗而去了。我发疯似的追到门外，在房前房后转着圈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儿子的出走竟是我们母子的永诀。
蒋培坤：
儿子的离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抛入了无法挽回的深重灾难之中。但在当时，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极端严重性。那天夜晚，我在学校东大门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人们从来自各方息面的消判断：这次戒严部队的行动明显不同于前几次，这次不仅调动的军队多，而且来势汹汹，因此不可能象前几次那样被挡回去，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根据这种判断，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学生赶快从广场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事态的恶化、情况的危急是无可怀疑的了，但人们似乎还存有最后一点幻想，包括一些经历过很多事情、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往事情的最坏处想，觉得军队总还不至于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将近１１点的时候，我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返回到了家里；但我没有想到儿子已离家出走，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丁子霖一见到我就哭喊着责怪我不早一点回家，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不会回来了！他不会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应该把儿子交给他妈妈而自己独自外出，但这时已后悔莫及。是啊，我要是留在家里，一定会拉住儿子的；可是他已经走了，无法追回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从此，那伴随我终生的，将是无尽的悔恨。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不容我们有任何犹豫。我和丁子霖随即赶往学校东大门，心想也许儿子还没有离开学校，我们还能在学校门口找到他。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远处传来了枪声，人群发生了骚动；校门口不断有学生踉踉跄跄地往学校里奔跑，有人高举着被鲜血染红的衣衫不停地大声呼叫：“军队开枪了！”“打死人了！”……顷刻间校园内外一片慌乱，一片惊恐，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当人们定下神来，似乎明白了眼下发生的事情，又都围拢到一起，焦灼地议论着，愤懑地叹息着；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于混乱的人群之中，四处寻找着外出未归的亲人和儿女。
人在危难时也许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顾不得许多，唯一的祈求就是能尽快地知道儿子的下落。我们向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着，向每一个从校外回来的人描绘着儿子的长相和模样。但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我们伫立在校门外的马路边上，注视着每一个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我们往返于朝不同方向移动着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儿子一米八二的个头一定能发现的……。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时此刻，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等待，再等待，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这无望的等待中，我猛然想起了儿子临走时说过的话，他答应到了目的地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深信自己的儿子，他不会让父母为他担惊受怕；我们又想起４月１９日那次他去新华门，就曾经给家里打来了平安电话。于是，我们决定由我一个人留在校门口，而让丁子霖回到家里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儿子的电话，哪怕冒着枪林弹雨我也要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一夜我们俩在校门口和住所之间往返了七、八次，却始终未接到儿子的电话。我预感到厄运正一步一步逼近我们，灾难正在向我们降临。
一点，两点，三点，夜深了，远处仍不断地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我们目睹着人们推着一辆辆负载伤员的平板车急速地从我们面前通过，路面上的斑斑血迹时断时续向远处延伸着。我一阵心悸，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儿子苍白的面容。可不会是儿子也已遭此不幸了？我紧紧地把丁子霖拉到自己身边，什么也不敢想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一辆带兜的１３０小卡车突然在校门外的小广场上停了下来，人们从四面围了上去。我们看清楚了车兜里躺卧着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胸部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绷带上沾满了血污。他已经死了，他的年轻的母亲哭喊着守在他的身旁。这惨不忍赌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震惊了；想不到在共和国的首都竟会有如此的残忍和野蛮，想不到灭绝人性的暴行竟会落到一个幼嫩的小生命身上。人们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们的忍耐已超出了极限。顿时，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抗议声、唾骂声连成了一片；很多人洒下了同情的泪水，向死者亲属伸出了援手。
事隔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小男孩的亲属，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吕鹏，他父母当年是去山东插队的知青，后来留在了山东，孩子从小由在京的外祖母抚养。６月３日深夜１２时左右，孩子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射中，当即倒在了母亲的脚下。那年他才９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消息传来，出事现场的伤亡人数急剧增加，大街上尸横遍地，各个医院塞满了伤员，整个北京已成了一座死亡的城市。我们不敢离开原地一步，一直呆呆地等待着，头脑里不时闪现出那条沾满血污的白色绷带和一幕幕怵目惊心的可怖景象；我们又好像去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竟是一片茫然。
我们在期待和绝望的挣扎中，度过了一个梦魇般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身子回到了家里。这新的一天等待着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意识到应该到外面去寻找自己的儿子，但这么大的北京城，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在４日早上６点多钟的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由他父亲陪同来到了我们家里，他自称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们：蒋捷连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医院，但不知是哪家医院。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
３日晚上１０点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门口遇到蒋捷连，蒋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邀他一起去天安门。开始他不怎么想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当他们骑车经过木樨地桥头的时候，看到那里满大街都是人，从远处就能听到一阵一阵的呼喊声；而在桥西头的大街上，尽是装甲运兵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那时整个道路都被堵塞了，车辆和行人已无法通行。他们就把自行车放在附近的绿地上。他说正当这个时候，戒严部队开枪了，密集的机枪子弹朝着周围的人群一阵扫射。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闪烁，人群四散躲避，他俩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铁路北出口处的北侧、２９号高层楼以南的一个长花坛后面。这时，机枪和自动步枪的扫射更猛烈了。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蒋捷连的后背，另一颗子弹擦破了他的胳膊。他说他还听见蒋捷连轻松地对他说了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踉跄地走了几步，便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鲜血浸透了身上的Ｔ恤衫。
他说，是周围的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蒋捷连抬到２９楼北侧的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截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两位陌生人把已经昏迷的蒋捷连抬到了车上。他说当时出租车里已经坐了一位女士，他无法再挤进去，就被拉下了；他不知道汽车把蒋捷连拉到了哪个医院。他说他曾骑车去附近的很多医院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听完那位同学报告的消息，我们反而冷静下来了。我们首先想知道儿子是死是活？丁子霖镇静地问了一句：“子弹打在左边还是右边？”那位同学不敢吭声，他父亲轻声地替他作了回答：“是左边。”这时丁子霖的双腿一软，栽到了地上，过了好一会才慢慢苏醒过来。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地找到儿子的下落，只要他能活着回到我们身边，哪怕终生残废要我们养他一辈子我们也都认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丁子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她整个地垮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了我们的学生、同事和邻居，虽然他们同我们一样，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他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立即会同我们的亲属，分赴北京的各个医院展开了拉网式的寻找。
６月４日的北京，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先前那响彻夜空的呐喊声已经停息，但四处仍不断有零星的流弹呼啸而过；一路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丢弃的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那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着头，在为这惨遭灾祸的古城哭泣、流泪。
我和我的一位学生一连去了好几个医院。我们踏着一摊摊殷红的血迹来到躺满伤员的临时病房，怀着侥幸一个一个地查看着；我们来到一个个临时设立的手术室，急切地想从手术台上发现我的儿子；我们拿出他生前的照片，向所有能见到的医生、护士查询着；最后，我们又来到停放死者尸体的院子里，又是一个一个地翻看着。但是，所有这些医院、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我们不再怀疑儿子已离开了人世。
终于，在５日的中午，我们所在哲学系的主任和两位办事人员来到了我们家里，他们把我单独叫到了户外的楼门洞下；接着，我又看到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进了我们的家门。还没有等到单位领导开口，我已晕倒在地上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已躺在对门邻居家的床上了。单位的领导同我商量，要不要把儿子的死讯告诉丁子霖。我意识到必须马上告诉她。丁子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这样的事是瞒不住她的。我决定亲自把儿子的死讯告诉她。
待人们把我扶到家里并来到丁子霖的跟前时，她无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站在床前对她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她似乎早就知道了发生的一切，表情呆滞地看着我，连一声哭泣都没有。这时，在一旁陪着她的邻居、同事和大夫们都急了，拼命地向她呼喊：“丁子霖，你哭吧！丁子霖，你大声地哭出来啊！”她终于哭出了声。那痛不欲生的号啕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黯然泪下。
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就这样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撕碎了！
事后我们知道，儿子的死讯在４日那天的傍晚就已证实了，校、系领导通知了我们的另外两个子女。当天夜里，我们的大儿子去所在医院认领了他弟弟的遗体。第二天清晨，又由学校派车把遗体拉到了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院。但是，这一切过程他们都没有让我们知道。
过了很久，我们又知道了儿子遇难的情况。６月３日夜我儿子由一些好心人送到了地处复兴门外的市儿童医院，他是第一批被送往该医院抢救的伤员。当时院方毫无准备，该院医生也无救治枪伤的经验，只得临时召来几位外科大夫并搭起临时的手术台。但是，蒋捷连在被抬上手术台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是北京屠城中最早一批遇难者。据医院负责抢救的大夫说，我儿子当时面容安详，神态自若，他是平静地离开这个人世的。该院大夫还曾说起，他们开始无法确定死者身份，根据我儿子胸前别着的那个红色校徽，曾以为他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员，后来通过我们所在的学校，校方按校徽的号码核对，才证实死者是我们的儿子蒋捷连。
６月５日下午，也就是我们得到儿子死讯的那天下午，我所在的哲学系和儿子生前的学校人大附中校方，决定在中关村医院为儿子的遗体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不意这个消息让附中的很多学生知道了，他们纷纷向校方提出要求参加告别仪式。人大附中与中关村医院相距很近，只隔着一条马路，但那时大街上的情势仍十分紧张，戒严部队的军车不断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回巡逻警戒。我们担心处于悲愤之中的学生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再招来不必要的杀身之祸，要求学校领导转告学生，他们对蒋捷连的深厚情谊和哀掉之意我们心领了，但我们不能再看到更多的家庭遭受我们这样的不幸。经校方的反复劝说，同学们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事后我们知道，当６月５日得知蒋捷连遇难的消息后，人大附中整个学校被激怒了，尤其是蒋捷连生前所在的班级，课堂上一片哭泣声，连课都无法上下去了。这一天是周一，学校例行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群情激愤，执意要为遇难的蒋捷连同学降半旗致哀，后被校方劝阻了。我儿子生前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是人大附中有口皆碑的好学生；附中的师生凡知道他的，也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现在他们突然失去了一位好学生、好伙伴，怎能不为之痛惜、哀伤呢！
那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简单。在仪式之前，他哥哥和一位堂舅为他擦拭了身上的血迹，给他换上了生前爱穿的白衬衫、足球鞋和红白相间的人大附中校服。最后，又在他额头上扎上了那条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
小小的灵堂里没有鲜花、没有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母亲的哀号。儿子平躺在一块木板上，左胸前的伤口还透过衣服渗着鲜血。他安稳地睡着了，带着他对天安门广场的眷恋和向往，带着他对父母、对哥哥姐姐、对曾经和他走在一起的同伴的爱。儿子要出门远行了，父母为他梳理好头发，扶掖好衣衫，作了最后的吻别。
６月７日遗体火化的那天，我们都已无法去八宝山火葬场送别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母亲在前一天晚上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给儿子写了一封送行信，作为临别前对儿子的嘱咐。
当天清晨，儿子的遗体由他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校长和老师、他的哥哥和姐夫以及我们的一些同事护送，避开在市区大街上巡逻的戒严部队，绕道市郊的乡间小路运到了八宝山火葬场。在那里，送行的人们为蒋捷连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们在遗体前摆放了花圈和挽联，给遗体覆盖上一块白布，上面写着“爱国”两字，这是人大附中全体师生送给蒋捷连的。在儿子的身旁，摆放着母亲让他随身带走的一些物件，胸前安放着父母的送别信，额头上仍保留着那条他心爱的红布带。
儿子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父母不能为他去送行，惟有在心里祝愿他一路平安。
９月１１日，是儿子遇难一百天，我们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了祭奠仪式。
在这之前，儿子的骨灰一直由他哥哥秘密存放在他所在的学校里，因为我们答应儿子，过些日子一定要把他接回家里，所以没有找墓地安葬。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强忍着痛苦，把父母对亡儿的全部思念，倾注到了为他安排一个不再受到伤害的安息之所。为此，我们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北京居民那里觅得了上好的香樟木木材，由我亲手为儿子制作了一个样子像纪念碑的立柜，用来盛放儿子的骨灰。在柜子的正面，我刻下了这样一行碑文：
这短暂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 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 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 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
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一九八九．九．十一
为了能天天看到儿子的遗容，我们还把我们的一位学过美术的学生请到自己的家里，参照儿子生前参加游行时的照片，为他绘制了一幅正面半身的油画像。
在当时北京全城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们能为儿子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片哭泣和哀乐声中，把儿子的骨灰以及他求学期间的一些心爱之物，一起安放到了香樟木柜里，并把木柜安放到了他生前的居室里。在这个居室里，除增加了这个特殊的小柜和一幅油画像，其他一切布置照旧，儿子生前用的小床、书桌、书架都在原处放着。他的父母、亲人将永远陪伴着他。每年的清明、冥辰、忌日、中秋、春节，都在家里为他洒酒祭奠。我们还不能让他在九泉之下安息，那么就让他得到些许的慰藉吧！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我们带着无尽的感伤和对亡儿的思念，登上了南去的列车，暂时离开了这块曾经给予我们美好记忆而现在却除了痛苦不再有任何留恋的地方。
（丁子霖 蒋培坤执笔，２０００年５月初稿，２００４年４月校订）摘自《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我儿子遇难的那天，正好是个周末。
那天傍晚天空灰蒙蒙的，气压也很低，很沉闷。我们打算晚饭后去校园散步；如果儿子愿意，也想带他一起去走走。
在这以前，儿子一连三天放学回家后再没有离开家里，而且晚饭后总是立即坐到他的书桌前复习功课，直至深夜两、三点钟才睡觉。我发现他有些疲劳，就问他：“期中考试不是刚完嘛，怎么还抓得这样紧啊？”他又象认真又象开玩笑地回答我说：“您不是常说不要临到考试的时候才用功吗？我这是提前准备期末考试啊！”我知道他这是在哄骗我，因为以前每次考试完毕，他总要痛痛快快地玩个够，休整一段时间的。但这次我没有再追问，我怕他嫌我唠叨；一直到他死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时候他已被学校选中，不久将代表学校去参加北京市奥林匹克物理选拔赛。他是在为这次竞赛作紧张的准备，但他始终对我们隐瞒着这件事，直到他离我们而去。
那天晚饭后，我们正准备出门，不料，北京的形势竟发生了突变。我们从电视里看到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说是政府要有什么行动，要求全市居民耽在家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从播音员一反常态的表情和急促的语调我们知道要出事了；因为自从实行戒严以来不断传来军队要进城的消息，我们猜想这次一定是真的要进城了。我们决定留在家里不再出门。但是，儿子一听到那个紧急通告却再也无法安下心来，他焦急地直问我们：“怎么办，怎么办呢？天安门广场还有那么多大学生呢！”我回答他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北京市民倾城出动去保护广场的学生，但现在已无法做到。”我劝告他：“外面太危险，不要再出去了”。可他却急切地想出去，并且批评我怯懦。
我和他父亲答应同他一起去校园里看看情况。我心里想，按惯例，每个周末校部礼堂都会有电影的，那么，我们就陪他去看一场电影吧，也许会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但没有想到，这天礼堂竟大门禁闭，门口空无一人。我们这才知道，这个周末的电影也被取消了。于是，我们朝学校东大门走去，那里是人们探听消息的集中地。一路上，我们仍不断地耐心劝说儿子。他父亲对他说：“你哥哥、姐姐都成家了，现在只有你一个在我们身边；你要是出了事，我和你母亲后半辈子就只能形影相吊地过日子了。”但他不仅对父亲的这些话毫无所动，反而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形影相吊就形影相吊吧！天下的父母要是都像你们那样自私，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就完了吗？”也许他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也许他已下决心要同天安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在一起，我们看得出他去意已定。
在校门口，他几次想偷偷离开我们，都被我们拉住了。那时校门里外的空地上已挤满了人，设在附近学生宿舍楼内的一个广播站正不断地播出有关戒严部队向市区调动的消息，并且一遍一遍地向学生和市民发出呼吁，说天安门广场情况危急，希望大家前往支援。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校门外的马路上，不断有一批批杂乱的人群急速地奔赴戒严部队进城的方向。我们意识到这次北京市民和戒严部队之间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冲突，因此不能在外面久留了，于是好说歹说把儿子勉强拉回了家里。他父亲让我在家看守住儿子，自己又随即返回到校门口，答应随时把有关消息带回来告诉我们。
作为母亲，我了解自己的儿子。他要是想做一件事，就非达到目的不可。我看他坐立不安的样子，索性锁上了居室的大门，我想他如果非要出门也好有个防备。但是，儿子似乎已拿定主意，不再理会我的劝说，一个人默默地开始作外出的准备。他把我的一枚红色校徽（凡教职人员的校徽都是红色的）别在了自己的胸前（他的校徽已借给了同学，学生证也在游行时丢失了），又在他自己的小钱包里装了两元钱纸币和一些硬币，最后把父亲的自行车钥匙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他安慰我说：“我去看看，很快就回来，您要是不放心，我到了那里（指天安门广场）便去公用电话亭给家里打电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拍拍胸前的红校徽，对我说：“有了这个护身符，就不会说我是‘痞子’，戒严部队不会伤害我的。”我想，他这时一定想起了前不久在六里桥参加堵军车时接触过的那个小战士，他曾告诉过我们，那天他与这个小战士交上了朋友。
我的儿子是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谙世事！他都不明白政府调动那么多军队进北京是干什么的！他也不明白军队的天职就是服从上级的命令。
我苦苦央求了他一个多小时，说什么也不让他离开家里。也许是不忍心伤害我这个做母亲的一片苦心吧，他终于随我坐到了客厅的小沙发里。我顺手打开了电视机，但电视里所有频道播放的都仍然是那个戒严部队的紧急通告，我又随手把电视机关上了。可是他再也坐不住了，乘我不备飞快地冲进了厕所并插上了门栓。我猜想他是想跳窗出去（我家住居民楼的底层），便急忙奔过去猛砸厕所的门。我喊叫了许久，没有回音。我绝望地扶住门框，眼前犹如天塌地陷似的。但不一会厕所门又打开了，儿子就站在我面前，他用和缓的语气对我说：“您急什么呀！我又没有走，不是好好的吗！”我紧紧地拉住他再也不肯松手；他负疚地紧靠着我坐了下来。我想，我无论如何要把他的情绪稳定下来。可是，没多久他又再一次冲向了厕所，这次我在厕所门口追上了他，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我对他说：“你一个中学生，就是去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用奥运会运动员的一句话回答了我：“重要的不在行动，而在参与！”说罢，他转身轻轻地吻了一下我的面颊，说了一声：“诀别吧！”便猛力挣脱了我，迅速地冲进厕所，插上了门栓。我又狠狠地砸门，却已经没有了音信。我脑子里一片空白，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没有了。等我清醒过来再一次敲门时，发现门栓已松开，但厕所里空空的，他已经越窗而去了。我发疯似的追到门外，在房前房后转着圈不停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但四周已是一片昏暗，连个人影儿都没有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儿子的出走竟是我们母子的永诀。
蒋培坤：
儿子的离家出走，一下子把我、把我的家庭抛入了无法挽回的深重灾难之中。但在当时，我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极端严重性。那天夜晚，我在学校东大门逗留了一个多小时。当时，人们从来自各方息面的消判断：这次戒严部队的行动明显不同于前几次，这次不仅调动的军队多，而且来势汹汹，因此不可能象前几次那样被挡回去，军队进驻天安门广场只是个时间问题了。根据这种判断，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学生赶快从广场撤离，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事态的恶化、情况的危急是无可怀疑的了，但人们似乎还存有最后一点幻想，包括一些经历过很多事情、上了年纪的人，都不愿往事情的最坏处想，觉得军队总还不至于用真枪实弹来对付手无寸铁的老百姓。
将近１１点的时候，我看看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就返回到了家里；但我没有想到儿子已离家出走，走了还不到半个小时。丁子霖一见到我就哭喊着责怪我不早一点回家，她一遍一遍地重复着：“他不会回来了！他不会回来了！”我这才意识到不应该把儿子交给他妈妈而自己独自外出，但这时已后悔莫及。是啊，我要是留在家里，一定会拉住儿子的；可是他已经走了，无法追回了。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而且永远无法弥补。从此，那伴随我终生的，将是无尽的悔恨。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已不容我们有任何犹豫。我和丁子霖随即赶往学校东大门，心想也许儿子还没有离开学校，我们还能在学校门口找到他。可当我们赶到那里时，眼前已完全是另一种景象：远处传来了枪声，人群发生了骚动；校门口不断有学生踉踉跄跄地往学校里奔跑，有人高举着被鲜血染红的衣衫不停地大声呼叫：“军队开枪了！”“打死人了！”……顷刻间校园内外一片慌乱，一片惊恐，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事变惊呆了。当人们定下神来，似乎明白了眼下发生的事情，又都围拢到一起，焦灼地议论着，愤懑地叹息着；有一些父母和老人急匆匆地穿行于混乱的人群之中，四处寻找着外出未归的亲人和儿女。
人在危难时也许都有一种侥幸的心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顾不得许多，唯一的祈求就是能尽快地知道儿子的下落。我们向每一个熟悉的人询问着，向每一个从校外回来的人描绘着儿子的长相和模样。但我们的希望一次又一次地落空。
我们伫立在校门外的马路边上，注视着每一个从我们面前走过的人；我们往返于朝不同方向移动着的人群之中，希望能有一个意外的发现，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儿子一米八二的个头一定能发现的……。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的希望也在一分一秒地消失。此时此刻，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选择。等待，再等待，我们所能做到的就只有等待了。
在这无望的等待中，我猛然想起了儿子临走时说过的话，他答应到了目的地就给我们打电话。我们深信自己的儿子，他不会让父母为他担惊受怕；我们又想起４月１９日那次他去新华门，就曾经给家里打来了平安电话。于是，我们决定由我一个人留在校门口，而让丁子霖回到家里去守侯。我想，如果能接到儿子的电话，哪怕冒着枪林弹雨我也要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一夜我们俩在校门口和住所之间往返了七、八次，却始终未接到儿子的电话。我预感到厄运正一步一步逼近我们，灾难正在向我们降临。
一点，两点，三点，夜深了，远处仍不断地传来一阵阵密集的枪声和呐喊声。我们目睹着人们推着一辆辆负载伤员的平板车急速地从我们面前通过，路面上的斑斑血迹时断时续向远处延伸着。我一阵心悸，脑海里恍恍惚惚浮现出儿子苍白的面容。可不会是儿子也已遭此不幸了？我紧紧地把丁子霖拉到自己身边，什么也不敢想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一辆带兜的１３０小卡车突然在校门外的小广场上停了下来，人们从四面围了上去。我们看清楚了车兜里躺卧着的一个小男孩，他的胸部缠满了白色的绷带，绷带上沾满了血污。他已经死了，他的年轻的母亲哭喊着守在他的身旁。这惨不忍赌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震惊了；想不到在共和国的首都竟会有如此的残忍和野蛮，想不到灭绝人性的暴行竟会落到一个幼嫩的小生命身上。人们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他们的忍耐已超出了极限。顿时，广场上群情激愤的抗议声、唾骂声连成了一片；很多人洒下了同情的泪水，向死者亲属伸出了援手。
事隔多年，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小男孩的亲属，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吕鹏，他父母当年是去山东插队的知青，后来留在了山东，孩子从小由在京的外祖母抚养。６月３日深夜１２时左右，孩子在复兴门立交桥附近被戒严部队的子弹射中，当即倒在了母亲的脚下。那年他才９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消息传来，出事现场的伤亡人数急剧增加，大街上尸横遍地，各个医院塞满了伤员，整个北京已成了一座死亡的城市。我们不敢离开原地一步，一直呆呆地等待着，头脑里不时闪现出那条沾满血污的白色绷带和一幕幕怵目惊心的可怖景象；我们又好像去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对于那里发生的一切竟是一片茫然。
我们在期待和绝望的挣扎中，度过了一个梦魇般的不眠之夜。
第二天清晨，我们拖着疲惫、麻木的身子回到了家里。这新的一天等待着我们的又将是什么呢？我们意识到应该到外面去寻找自己的儿子，但这么大的北京城，又能到哪里去找呢？
在４日早上６点多钟的时候，一位学生模样的青年人由他父亲陪同来到了我们家里，他自称是我儿子的同班同学。他告诉我们：蒋捷连受了重伤，流了很多血，已被送往医院，但不知是哪家医院。接着，他向我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说：
３日晚上１０点半左右，他在人大校门口遇到蒋捷连，蒋骑着一辆黑色的自行车，邀他一起去天安门。开始他不怎么想去，但后来还是答应了。当他们骑车经过木樨地桥头的时候，看到那里满大街都是人，从远处就能听到一阵一阵的呼喊声；而在桥西头的大街上，尽是装甲运兵车和一队队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那时整个道路都被堵塞了，车辆和行人已无法通行。他们就把自行车放在附近的绿地上。他说正当这个时候，戒严部队开枪了，密集的机枪子弹朝着周围的人群一阵扫射。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橡皮子弹呢！但看到路面上火光闪烁，人群四散躲避，他俩也就躲到了木樨地地铁路北出口处的北侧、２９号高层楼以南的一个长花坛后面。这时，机枪和自动步枪的扫射更猛烈了。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蒋捷连的后背，另一颗子弹擦破了他的胳膊。他说他还听见蒋捷连轻松地对他说了句：“我可能中弹了！”说罢踉跄地走了几步，便蹲了下去，随即昏倒在地，鲜血浸透了身上的Ｔ恤衫。
他说，是周围的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把蒋捷连抬到２９楼北侧的门洞下，看他伤势严重，立即找来了一辆平板三轮车。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又截了一辆出租小汽车，由两位陌生人把已经昏迷的蒋捷连抬到了车上。他说当时出租车里已经坐了一位女士，他无法再挤进去，就被拉下了；他不知道汽车把蒋捷连拉到了哪个医院。他说他曾骑车去附近的很多医院寻找，但都没有找到。
听完那位同学报告的消息，我们反而冷静下来了。我们首先想知道儿子是死是活？丁子霖镇静地问了一句：“子弹打在左边还是右边？”那位同学不敢吭声，他父亲轻声地替他作了回答：“是左边。”这时丁子霖的双腿一软，栽到了地上，过了好一会才慢慢苏醒过来。当时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尽快地找到儿子的下落，只要他能活着回到我们身边，哪怕终生残废要我们养他一辈子我们也都认了。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丁子霖完全丧失了自持力，她整个地垮了。在这危难的时刻，多亏了我们的学生、同事和邻居，虽然他们同我们一样，刚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但他们置自身安危于不顾，立即会同我们的亲属，分赴北京的各个医院展开了拉网式的寻找。
６月４日的北京，犹如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祸，先前那响彻夜空的呐喊声已经停息，但四处仍不断有零星的流弹呼啸而过；一路上到处是弥漫的硝烟，到处是丢弃的坦克和军车，到处是流淌着的血污……。那马路两旁的树木、花草、房屋，所有一切，似乎都低垂着头，在为这惨遭灾祸的古城哭泣、流泪。
我和我的一位学生一连去了好几个医院。我们踏着一摊摊殷红的血迹来到躺满伤员的临时病房，怀着侥幸一个一个地查看着；我们来到一个个临时设立的手术室，急切地想从手术台上发现我的儿子；我们拿出他生前的照片，向所有能见到的医生、护士查询着；最后，我们又来到停放死者尸体的院子里，又是一个一个地翻看着。但是，所有这些医院、所有我们去过的地方，都没有找到我的儿子，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
所有的努力都落空了，我们不再怀疑儿子已离开了人世。
终于，在５日的中午，我们所在哲学系的主任和两位办事人员来到了我们家里，他们把我单独叫到了户外的楼门洞下；接着，我又看到有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进了我们的家门。还没有等到单位领导开口，我已晕倒在地上了。等我苏醒过来时，我发现自己已躺在对门邻居家的床上了。单位的领导同我商量，要不要把儿子的死讯告诉丁子霖。我意识到必须马上告诉她。丁子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这样的事是瞒不住她的。我决定亲自把儿子的死讯告诉她。
待人们把我扶到家里并来到丁子霖的跟前时，她无力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站在床前对她说：“我们的儿子已经不在了！”她似乎早就知道了发生的一切，表情呆滞地看着我，连一声哭泣都没有。这时，在一旁陪着她的邻居、同事和大夫们都急了，拼命地向她呼喊：“丁子霖，你哭吧！丁子霖，你大声地哭出来啊！”她终于哭出了声。那痛不欲生的号啕令所有在场的人都不禁黯然泪下。
一场突然降临的灾难就这样把一个好端端的家撕碎了！
事后我们知道，儿子的死讯在４日那天的傍晚就已证实了，校、系领导通知了我们的另外两个子女。当天夜里，我们的大儿子去所在医院认领了他弟弟的遗体。第二天清晨，又由学校派车把遗体拉到了学校附近的中关村医院。但是，这一切过程他们都没有让我们知道。
过了很久，我们又知道了儿子遇难的情况。６月３日夜我儿子由一些好心人送到了地处复兴门外的市儿童医院，他是第一批被送往该医院抢救的伤员。当时院方毫无准备，该院医生也无救治枪伤的经验，只得临时召来几位外科大夫并搭起临时的手术台。但是，蒋捷连在被抬上手术台前就已经停止了呼吸，他是北京屠城中最早一批遇难者。据医院负责抢救的大夫说，我儿子当时面容安详，神态自若，他是平静地离开这个人世的。该院大夫还曾说起，他们开始无法确定死者身份，根据我儿子胸前别着的那个红色校徽，曾以为他是人民大学的青年教员，后来通过我们所在的学校，校方按校徽的号码核对，才证实死者是我们的儿子蒋捷连。
６月５日下午，也就是我们得到儿子死讯的那天下午，我所在的哲学系和儿子生前的学校人大附中校方，决定在中关村医院为儿子的遗体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不意这个消息让附中的很多学生知道了，他们纷纷向校方提出要求参加告别仪式。人大附中与中关村医院相距很近，只隔着一条马路，但那时大街上的情势仍十分紧张，戒严部队的军车不断呼啸而过，荷枪实弹的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来回巡逻警戒。我们担心处于悲愤之中的学生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再招来不必要的杀身之祸，要求学校领导转告学生，他们对蒋捷连的深厚情谊和哀掉之意我们心领了，但我们不能再看到更多的家庭遭受我们这样的不幸。经校方的反复劝说，同学们终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事后我们知道，当６月５日得知蒋捷连遇难的消息后，人大附中整个学校被激怒了，尤其是蒋捷连生前所在的班级，课堂上一片哭泣声，连课都无法上下去了。这一天是周一，学校例行要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群情激愤，执意要为遇难的蒋捷连同学降半旗致哀，后被校方劝阻了。我儿子生前热爱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是人大附中有口皆碑的好学生；附中的师生凡知道他的，也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现在他们突然失去了一位好学生、好伙伴，怎能不为之痛惜、哀伤呢！
那天的遗体告别仪式十分简单。在仪式之前，他哥哥和一位堂舅为他擦拭了身上的血迹，给他换上了生前爱穿的白衬衫、足球鞋和红白相间的人大附中校服。最后，又在他额头上扎上了那条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红布带――他为之献出热血和生命的标志。
小小的灵堂里没有鲜花、没有哀乐，只有一片抽泣和母亲的哀号。儿子平躺在一块木板上，左胸前的伤口还透过衣服渗着鲜血。他安稳地睡着了，带着他对天安门广场的眷恋和向往，带着他对父母、对哥哥姐姐、对曾经和他走在一起的同伴的爱。儿子要出门远行了，父母为他梳理好头发，扶掖好衣衫，作了最后的吻别。
６月７日遗体火化的那天，我们都已无法去八宝山火葬场送别了。为了弥补这个缺憾，他母亲在前一天晚上从病榻上挣扎起来给儿子写了一封送行信，作为临别前对儿子的嘱咐。
当天清晨，儿子的遗体由他所在学校人大附中的校长和老师、他的哥哥和姐夫以及我们的一些同事护送，避开在市区大街上巡逻的戒严部队，绕道市郊的乡间小路运到了八宝山火葬场。在那里，送行的人们为蒋捷连作了最后的告别。他们在遗体前摆放了花圈和挽联，给遗体覆盖上一块白布，上面写着“爱国”两字，这是人大附中全体师生送给蒋捷连的。在儿子的身旁，摆放着母亲让他随身带走的一些物件，胸前安放着父母的送别信，额头上仍保留着那条他心爱的红布带。
儿子就这样匆匆地走了，父母不能为他去送行，惟有在心里祝愿他一路平安。
９月１１日，是儿子遇难一百天，我们在自己家里为他举行了祭奠仪式。
在这之前，儿子的骨灰一直由他哥哥秘密存放在他所在的学校里，因为我们答应儿子，过些日子一定要把他接回家里，所以没有找墓地安葬。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强忍着痛苦，把父母对亡儿的全部思念，倾注到了为他安排一个不再受到伤害的安息之所。为此，我们得到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从一位素不相识的北京居民那里觅得了上好的香樟木木材，由我亲手为儿子制作了一个样子像纪念碑的立柜，用来盛放儿子的骨灰。在柜子的正面，我刻下了这样一行碑文：
这短暂的十七年 你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 又像真正的人那样死去 你将以人性的高贵与完整 刻印在历史的永恒记忆里
永远爱你的爸爸妈妈 一九八九．九．十一
为了能天天看到儿子的遗容，我们还把我们的一位学过美术的学生请到自己的家里，参照儿子生前参加游行时的照片，为他绘制了一幅正面半身的油画像。
在当时北京全城风声鹤唳，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我们能为儿子做的，也就是这些了。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片哭泣和哀乐声中，把儿子的骨灰以及他求学期间的一些心爱之物，一起安放到了香樟木柜里，并把木柜安放到了他生前的居室里。在这个居室里，除增加了这个特殊的小柜和一幅油画像，其他一切布置照旧，儿子生前用的小床、书桌、书架都在原处放着。他的父母、亲人将永远陪伴着他。每年的清明、冥辰、忌日、中秋、春节，都在家里为他洒酒祭奠。我们还不能让他在九泉之下安息，那么就让他得到些许的慰藉吧！
１９８９年９月１８日，我们带着无尽的感伤和对亡儿的思念，登上了南去的列车，暂时离开了这块曾经给予我们美好记忆而现在却除了痛苦不再有任何留恋的地方。
（丁子霖 蒋培坤执笔，２０００年５月初稿，２００４年４月校订）摘自《民主中国》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