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奏折》真伪之争
刘济桐
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战争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充满了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其中，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田中奏折》事件，就是一个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而几十年来却仍然是扑朔迷离、难明真相的“历史公案”。
《田中奏折》的当事人田中义一是20年代中期日本政坛两大政党之一政友会的总裁，是一个狂热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者。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后，曾命侵华日军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后屠杀了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惨案”。
在田中义一担任首相期间，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基本策略。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东方会议”开了11天，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和日本侵占中国的步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田中以训示的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
“东方会议”的召开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由于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田中在开会当日就再三叮咛与会者“务请牢记本会之内容是绝对机密”。因此，摸清“东方会议”的具体内容，成为美、欧和中国十分关注的一件事。
时隔不久，从日本又传出消息说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写了一道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后人称之为田中奏折―――这道奏章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内容至为重要。
就在美、苏、英等国情报机构千方百计打探“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详情时，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于1929年2月刊出了一条令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称：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道奏章还具体规划了日本侵华及其它地区的五个时期和基本战略，充分暴露出其征服中国是征服全世界总纲领第一步的野心。
那么，中国方面是怎么得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呢？根据有关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这的确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惊险故事：
20年代在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在日本、南洋间经商。蔡智堪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是一位颇具爱国情操的人。他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转达给张学良。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桢一封藏在一块特制糕点内的密信，希望蔡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由于涉及日本最高机密，想要得到十分不易。蔡便想利用日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他先通过朋友引见结识了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通过接触，了解到牧野对政友会少壮派军人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蔡智堪便向牧野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于是，在一个深夜，蔡便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在牧野的妻弟小下勇的接应下，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的奏章上，用了两个夜晚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及时送到了王家桢手上。
王家桢收到文稿后，立即着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由张学良指示印制了200份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这些文件在辗转传阅过程中终于流传到外界，最后在报纸上公开披露出来，并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情绪。
《田中奏折》甫经披露，即在全球激起强烈反响。面对世界舆论的反应，日本政界要员纷纷出面矢口否认奏折的真实性。而此时的田中义一已经下台，不久便去世。时任阁员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海相冈田启介、外相重光葵或声明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这份奏折，或断言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伪造的。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关键人员仍反复声明，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一些日本学者在仔细研究了奏折全文后，指出文中所列内容
有不少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那份世间流传的奏折在奏程上也不符合日本的呈奏格式，一些问题不伦不类全然不属臣子呈送正式奏折中应当出现的。因此，他们断定奏折是伪造的。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从日本一些军政要人的回忆与只言片语中，也能找到奏折存在的蛛丝马迹，如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
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近年来，研究人员还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否定《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反证。
学者们进而指出，证明《田中奏折》不是伪造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步骤和事实，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辄―――有哪个人有如未卜先知的神仙一样，能在1928年就十分准确地预言，日本在“征服满蒙”之后开始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国大部领土后，又开始了突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亚洲、世界的道路呢？
70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也没拿出令人无话可说的事实和结论来。其实，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征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野心和计划，不管是否曾以《田中奏折》的方式形诸文字，也早已成为他们基本国策―――因为有无《田中奏折》一事，也决不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
刘济桐
在20世纪的国际关系和战争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充满了神秘莫测的传奇色彩。其中，日本侵华史上著名的《田中奏折》事件，就是一个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而几十年来却仍然是扑朔迷离、难明真相的“历史公案”。
《田中奏折》的当事人田中义一是20年代中期日本政坛两大政党之一政友会的总裁，是一个狂热主张扩大侵华战争的军国主义者。1927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后，曾命侵华日军出兵山东，占领济南后屠杀了中国军民数千人，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惨案”。
在田中义一担任首相期间，日本完成了侵华战争的基本策略。
1927年，田中义一担任首相不久，就主持召开了一个研究积极侵华政策的内阁会议―――“东方会议”。“东方会议”开了11天，对当时中国的现状和日本侵占中国的步骤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最后田中以训示的方式发布了《对华政策纲领》。
“东方会议”的召开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但由于这是一次极为机密的会议，田中在开会当日就再三叮咛与会者“务请牢记本会之内容是绝对机密”。因此，摸清“东方会议”的具体内容，成为美、欧和中国十分关注的一件事。
时隔不久，从日本又传出消息说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写了一道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后人称之为田中奏折―――这道奏章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内容至为重要。
就在美、苏、英等国情报机构千方百计打探“东方会议”和《田中奏折》详情时，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于1929年2月刊出了一条令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称：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
这道奏章还具体规划了日本侵华及其它地区的五个时期和基本战略，充分暴露出其征服中国是征服全世界总纲领第一步的野心。
那么，中国方面是怎么得到这份绝密文件的呢？根据有关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这的确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惊险故事：
20年代在东京有一位华人富商叫蔡智堪，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在日本、南洋间经商。蔡智堪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是一位颇具爱国情操的人。他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转达给张学良。
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桢一封藏在一块特制糕点内的密信，希望蔡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由于涉及日本最高机密，想要得到十分不易。蔡便想利用日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他先通过朋友引见结识了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通过接触，了解到牧野对政友会少壮派军人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蔡智堪便向牧野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于是，在一个深夜，蔡便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在牧野的妻弟小下勇的接应下，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的奏章上，用了两个夜晚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及时送到了王家桢手上。
王家桢收到文稿后，立即着人翻译并呈报给张学良，由张学良指示印制了200份给东北军政要员，并给南京政府送去4本。这些文件在辗转传阅过程中终于流传到外界，最后在报纸上公开披露出来，并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情绪。
《田中奏折》甫经披露，即在全球激起强烈反响。面对世界舆论的反应，日本政界要员纷纷出面矢口否认奏折的真实性。而此时的田中义一已经下台，不久便去世。时任阁员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海相冈田启介、外相重光葵或声明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这份奏折，或断言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伪造的。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关键人员仍反复声明，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一些日本学者在仔细研究了奏折全文后，指出文中所列内容
有不少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那份世间流传的奏折在奏程上也不符合日本的呈奏格式，一些问题不伦不类全然不属臣子呈送正式奏折中应当出现的。因此，他们断定奏折是伪造的。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从日本一些军政要人的回忆与只言片语中，也能找到奏折存在的蛛丝马迹，如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
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近年来，研究人员还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否定《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反证。
学者们进而指出，证明《田中奏折》不是伪造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步骤和事实，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辄―――有哪个人有如未卜先知的神仙一样，能在1928年就十分准确地预言，日本在“征服满蒙”之后开始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国大部领土后，又开始了突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亚洲、世界的道路呢？
70年来，关于《田中奏折》真伪的争论一直持续不断，也没拿出令人无话可说的事实和结论来。其实，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征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野心和计划，不管是否曾以《田中奏折》的方式形诸文字，也早已成为他们基本国策―――因为有无《田中奏折》一事，也决不能改变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