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文汇报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lnvestigation），简称FBI，是美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型情报警务机构，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联邦调查局档案》一书，详细介绍了包括“爱德华八世退位真相”、“珍珠港事件”、“洛克比空难”等FBI参与调查的一系列事件，也介绍了几位历任美国总统与FBI纠缠不清的关系。
罗斯福：与FBI秘密交易
1936年8月24日，罗斯福绕过司法部长卡明斯，单独接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这次会见，是罗斯福总统与FBI秘密交易的正式开始。 罗斯福正式向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下达了搜集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在美国活动情报的任务。胡佛欣然同意并表示将严格遵守总统对此绝对保密的要求。
搜集这种敌对势力的情报，要求保密工作必须做得万无一失。应胡佛的要求，经罗斯福政府批准，联邦调查局将得到一大笔追加经费，而且无须经过国会的专项审批即可用于国内情报活动，因为这种国内秘密警察行动“要极其保密，以免引起不明情况者或动机不良者的无端反对或批评”。
值此非常时期，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必然扩大到非常的程度。
胡佛的崛起得益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间谍臆想症”，这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对“自由派”极度不信任，而罗斯福总统启用的尽是“自由派”。为此，胡佛仇视罗斯福，认为他有“变态的帝王思想”，认为“新政”是罗斯福御下的共产党人搞起来的。尽管表面对总统毕恭毕敬，但在私下场合，他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总统的机会。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彼此提防却能相安无事、相互倚重的原因在于，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罗斯福，首先是一个高明的政客。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稳固，对付来自左翼、极右势力、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形形色色的挑战，他需要借助于胡佛局长的特务政治手段。罗斯福虽然极其恼火于胡佛的阳奉阴违，但他却更需要这位“帕尔默袭击”中的闯将和智囊的帮助，所以他对胡佛只能听之任之，任其胡作非为。正是因为总统的纵容，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活动。为了完成罗斯福政府对政治调查工作提出的多重任务，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把手伸向了工业界、工会组织、社会团体、教育界，大量收买告密者，积累的“危险分子”的秘密档案也越来越高。
联邦调查局对左翼势力和右翼分子的调查，对罗斯福把美国逐步纳入战争轨道的既定战略，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发动作用。通过这次战争提供的契机，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一次飞跃，胡佛局长在政界的地位也将更加重要和牢固，与其志同道不合的罗斯福总统，将成为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政治保护人。
杜鲁门：建立中央情报局挟制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便着手对权势日益膨胀的联邦调查局进行整肃。1945年5月12日，欧洲战事刚刚结束四天，杜鲁门总统就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正在向这个方向蜕变。他们的职责本应是对付犯罪分子，但现在他们热衷的却是搜集名人丑闻并以此为把柄进行讹诈。他们对地方执法官员的藐视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杜鲁门发现情报机构杂乱无章，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互相矛盾，经过与军方协商，准备制定一个能使陆海军都能接受又不超出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计划，即建立一个使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均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央情报机构。经过各方的激烈争吵，直到1946年1月，才基本上达成了妥协意见。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也建立了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系内阁下设的一个专业局不同，中央情报局是总统直属机构，它既不归军方领导，也不属于国务院，而是对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防动员署署长等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联邦调查局仅负责反情报和国内安全工作，而国外情报则全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不像后者那样拥有发出传票和实施逮捕的权力，但它作为一支类似于黑章鱼的“秘密力量”，也拥有一些特殊权力。
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对外活动的领导大权据为己有的梦想破灭了，甚至大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取得的地盘，也拱手送给了中央情报局。FBI局长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横空出世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在向中央情报局移交海外情报活动档案时，他烧掉了一些重要材料，而且拒绝向中央情报局讲述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情报手段。
肯尼迪：让FBI尴尬万分
联邦调查局与肯尼迪总统的第一次交手源于联邦调查局对“间谍嫌疑分子”的调查。正是这次调查意外地给了肯尼迪一次成为英雄的机会，从而使肯尼迪踏上了政治坦途。
1941年年底，一位名叫英加・阿瓦德的年轻貌美的斯堪的那维亚女子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严密监视。这名女子出生于丹麦，时年28岁，是新闻工作者，曾采访过希特勒和戈林元帅，在许多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袒露自己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有魅力，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胡佛担心此人可能在华盛顿为德国人搜集情报，遂下令对她进行调查，特工人员便在她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1942年年初，一位名叫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的声音通过窃听器传到了负责监听的特工人员的耳中。电话中两人情谊绵绵，甚至谈到了结婚的问题，只是苦于无法取得家族的同意。接到窃听报告后，胡佛立即向白宫做了汇报，并“从安全因素考虑”建议把肯尼迪中尉调到国外。不久，约翰・肯尼迪被调到了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太平洋战场。1943年，他所指挥的PT一109号鱼雷快艇被日本人的鱼雷击沉，而他又以惊人的勇气带领下属泅渡获生，并在经历了七个月的治疗后拄着拐杖回国。其实，鱼雷艇被击沉一事，作为艇长的他理应担负一定的指挥失当的责任，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肯尼迪家族在华盛顿的大力宣传，他成了名扬全国的战争英雄，获得了“紫心”勋章和海军奖章。
1945年，约翰・肯尼迪从海军退役后，开始投身于政治生活。他担心联邦调查局掌握的他与英加・阿瓦德小姐的一段感情可能会成为仕途上的冰山。194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第11选区当选为美国众议员时，就试图从联邦调查局那里拿回当年电话窃听的录音带。一位朋友告诫他说：“别那样干。如果他们知道你拼命想拿回，他们就会意识到已经卡住了你的脖子。”
趋利避害的策略考虑，使肯尼迪在当选为参议员后决定与联邦调查局和平共处，换言之，就是与胡佛局长握手言和。
在肯尼迪当选总统前，一份报纸预言，如果他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必然会把已担任联邦调查局负责人三十六年之久的埃德加・胡佛从他的政府里撵走。尽管这可能是捕风捉影的臆测，但胡佛还是放心不下。于是，他的助手托尔逊委托一位与合众国际社副社长相熟的特工人员，请他向当选总统肯尼迪加以核实。面对提问，肯尼迪不假思索地回答：“胡佛先生将是我首批予以任命的人之一。”
前途既已有惊无险，胡佛在肯尼迪当选的那一天便可以向他表示忠心了：“亲爱的参议员，请允许我与其他支持者一道，向您当选为美国总统表示由衷的祝贺。在这充满动荡的日子里，美国得到了您这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幸事……您可以对联邦调查局寄以厚望，因为它愿意为您提供一切所需帮助。”
令胡佛始料不及的是，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他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长！新任司法部长年仅三十五岁，而他的下属埃德加・胡佛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位置上已达三十七年之久！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里，联邦调查局局长一直越过顶头上司司法部长，与总统直接联系，如今罗伯特横插一刀，FBI局长不再享有特权，胡佛怎能不气急败坏！
为了证明谁是司法部大楼里的惟一主人，罗伯特借口需要随时同胡佛先生保持联系，派人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里安装了直线电话，而且不允许秘书代接这个电话。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胡佛颇为恼火地拿起话筒，里面却是到司法部长办公室玩耍的罗伯特的孩子们的吃吃笑声。还有一次，罗伯特在电话里吩咐一句：“我要你立即来一趟。”随即“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罗伯特之所以要胡佛立即来一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这位老人拥有绝对的权威。胡佛虽然涨红了脸，还是不得不立即来到了罗伯特的办公室。 罗伯特・肯尼迪恢复了司法部长的权威。
里根：FBI的告密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打击共产党威胁的浪潮中，娱乐圈的一个二流演员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联邦调查局第100－382196号档案记录着此人的资料：罗纳德・里根，身高6.1英尺，体重175磅，蓝眼睛，棕色头发，既是一个演员，又客串过工会工作。联邦调查局认为，他所参加的工会其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于是，里根辞去了在“艺术、科学和专业工作者委员会”的理事一职，转而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代号为T－10，并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了演艺界工会中“追随共产党路线小集团”的情况，后来又在联邦调查局的安排下，到北美活动委员会秘密作证。此人在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
1986年11月，巴黎贝鲁特西区一家亲叙利亚的杂志，披露了一条轰动世界的内幕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和他的四名助手，曾于1986年5月秘密访问德黑兰，并在下榻的独立饭店同伊朗外交部、议会的官员们举行了会谈，伊朗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
此消息一披露，伊朗政界人士大为惊讶。议长拉夫桑贾尼5月4日晚上发表讲话，详细透露了麦克法兰的伊朗之行。他证实，麦克法兰确实到过伊朗，他是带着四名助手，持着爱尔兰假护照，装扮成机组人员乘飞机到伊朗的。一下飞机，他就找到机场官员，说他们是美国人，带来了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信件和礼物。所谓信，据说只是里根总统签名的一本《圣经》，签上名的那一页，说是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和睦相处。至于礼物则是象征性的，一支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蛋糕则是打开美伊大门的钥匙。 几乎所有的西方传媒都争相报道这则消息。
南希・里根追忆丈夫
为了弄清“伊朗门”事件真相，里根总统于1986年11月25日宣布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调查小组，包括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前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由于托尔担任该特别小组组长，故称托尔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对包括里根及诸多在任部长和前任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在内的五十多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最后写成了一份厚达282页的托尔报告。
托尔报告说，里根总统一心想救出美国人质，就稀里糊涂地听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伙人的“馊主意”，同意向伊朗出售军火……
1987年3月4日，作为对托尔报告的答复，里根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他入住白宫以来最困难的一次电视讲话。里根承认，他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演变成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是“一个错误”。但他又自我解嘲说：“人到了这般年龄，容易犯错误。”里根还承认，他对整个“伊朗门”事件负有全部责任。他说他并不知道售给伊朗武器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但“作为总统，我不能逃避责任”。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lnvestigation），简称FBI，是美国最早建立的现代大型情报警务机构，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犯罪侦破技术实验室。《联邦调查局档案》一书，详细介绍了包括“爱德华八世退位真相”、“珍珠港事件”、“洛克比空难”等FBI参与调查的一系列事件，也介绍了几位历任美国总统与FBI纠缠不清的关系。
罗斯福：与FBI秘密交易
1936年8月24日，罗斯福绕过司法部长卡明斯，单独接见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这次会见，是罗斯福总统与FBI秘密交易的正式开始。 罗斯福正式向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下达了搜集共产党和法西斯分子在美国活动情报的任务。胡佛欣然同意并表示将严格遵守总统对此绝对保密的要求。
搜集这种敌对势力的情报，要求保密工作必须做得万无一失。应胡佛的要求，经罗斯福政府批准，联邦调查局将得到一大笔追加经费，而且无须经过国会的专项审批即可用于国内情报活动，因为这种国内秘密警察行动“要极其保密，以免引起不明情况者或动机不良者的无端反对或批评”。
值此非常时期，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必然扩大到非常的程度。
胡佛的崛起得益于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发的“间谍臆想症”，这位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对“自由派”极度不信任，而罗斯福总统启用的尽是“自由派”。为此，胡佛仇视罗斯福，认为他有“变态的帝王思想”，认为“新政”是罗斯福御下的共产党人搞起来的。尽管表面对总统毕恭毕敬，但在私下场合，他却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攻击总统的机会。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彼此提防却能相安无事、相互倚重的原因在于，作为伟大政治家的罗斯福，首先是一个高明的政客。为了确保自己的权力稳固，对付来自左翼、极右势力、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形形色色的挑战，他需要借助于胡佛局长的特务政治手段。罗斯福虽然极其恼火于胡佛的阳奉阴违，但他却更需要这位“帕尔默袭击”中的闯将和智囊的帮助，所以他对胡佛只能听之任之，任其胡作非为。正是因为总统的纵容，胡佛领导下的联邦调查局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活动。为了完成罗斯福政府对政治调查工作提出的多重任务，联邦调查局进一步把手伸向了工业界、工会组织、社会团体、教育界，大量收买告密者，积累的“危险分子”的秘密档案也越来越高。
联邦调查局对左翼势力和右翼分子的调查，对罗斯福把美国逐步纳入战争轨道的既定战略，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发动作用。通过这次战争提供的契机，联邦调查局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一次飞跃，胡佛局长在政界的地位也将更加重要和牢固，与其志同道不合的罗斯福总统，将成为这位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政治保护人。
杜鲁门：建立中央情报局挟制
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便着手对权势日益膨胀的联邦调查局进行整肃。1945年5月12日，欧洲战事刚刚结束四天，杜鲁门总统就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不需要盖世太保或者秘密警察。联邦调查局正在向这个方向蜕变。他们的职责本应是对付犯罪分子，但现在他们热衷的却是搜集名人丑闻并以此为把柄进行讹诈。他们对地方执法官员的藐视已达到无法容忍的程度。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杜鲁门发现情报机构杂乱无章，自己所得到的情报互相矛盾，经过与军方协商，准备制定一个能使陆海军都能接受又不超出总统控制的情报机构计划，即建立一个使所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部门均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央情报机构。经过各方的激烈争吵，直到1946年1月，才基本上达成了妥协意见。第二年，国会通过了《国家安全法》，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时也建立了中央情报局。与联邦调查局系内阁下设的一个专业局不同，中央情报局是总统直属机构，它既不归军方领导，也不属于国务院，而是对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财政部长、国防动员署署长等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
中央情报局成立后，联邦调查局仅负责反情报和国内安全工作，而国外情报则全部由中央情报局负责。中央情报局不像后者那样拥有发出传票和实施逮捕的权力，但它作为一支类似于黑章鱼的“秘密力量”，也拥有一些特殊权力。
联邦调查局把美国对外活动的领导大权据为己有的梦想破灭了，甚至大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取得的地盘，也拱手送给了中央情报局。FBI局长胡佛对中央情报局的横空出世非常恼火却又无可奈何，所以在向中央情报局移交海外情报活动档案时，他烧掉了一些重要材料，而且拒绝向中央情报局讲述过去几年发展起来的一些新型情报手段。
肯尼迪：让FBI尴尬万分
联邦调查局与肯尼迪总统的第一次交手源于联邦调查局对“间谍嫌疑分子”的调查。正是这次调查意外地给了肯尼迪一次成为英雄的机会，从而使肯尼迪踏上了政治坦途。
1941年年底，一位名叫英加・阿瓦德的年轻貌美的斯堪的那维亚女子受到联邦调查局特工的严密监视。这名女子出生于丹麦，时年28岁，是新闻工作者，曾采访过希特勒和戈林元帅，在许多公开场合直言不讳地袒露自己的观点：认为希特勒有魅力，富有理想主义色彩。胡佛担心此人可能在华盛顿为德国人搜集情报，遂下令对她进行调查，特工人员便在她房间里安装了窃听器。
1942年年初，一位名叫约翰・肯尼迪的海军中尉的声音通过窃听器传到了负责监听的特工人员的耳中。电话中两人情谊绵绵，甚至谈到了结婚的问题，只是苦于无法取得家族的同意。接到窃听报告后，胡佛立即向白宫做了汇报，并“从安全因素考虑”建议把肯尼迪中尉调到国外。不久，约翰・肯尼迪被调到了与日本人浴血奋战的太平洋战场。1943年，他所指挥的PT一109号鱼雷快艇被日本人的鱼雷击沉，而他又以惊人的勇气带领下属泅渡获生，并在经历了七个月的治疗后拄着拐杖回国。其实，鱼雷艇被击沉一事，作为艇长的他理应担负一定的指挥失当的责任，但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肯尼迪家族在华盛顿的大力宣传，他成了名扬全国的战争英雄，获得了“紫心”勋章和海军奖章。
1945年，约翰・肯尼迪从海军退役后，开始投身于政治生活。他担心联邦调查局掌握的他与英加・阿瓦德小姐的一段感情可能会成为仕途上的冰山。1946年，他在马萨诸塞州第11选区当选为美国众议员时，就试图从联邦调查局那里拿回当年电话窃听的录音带。一位朋友告诫他说：“别那样干。如果他们知道你拼命想拿回，他们就会意识到已经卡住了你的脖子。”
趋利避害的策略考虑，使肯尼迪在当选为参议员后决定与联邦调查局和平共处，换言之，就是与胡佛局长握手言和。
在肯尼迪当选总统前，一份报纸预言，如果他获得大选胜利，上台后必然会把已担任联邦调查局负责人三十六年之久的埃德加・胡佛从他的政府里撵走。尽管这可能是捕风捉影的臆测，但胡佛还是放心不下。于是，他的助手托尔逊委托一位与合众国际社副社长相熟的特工人员，请他向当选总统肯尼迪加以核实。面对提问，肯尼迪不假思索地回答：“胡佛先生将是我首批予以任命的人之一。”
前途既已有惊无险，胡佛在肯尼迪当选的那一天便可以向他表示忠心了：“亲爱的参议员，请允许我与其他支持者一道，向您当选为美国总统表示由衷的祝贺。在这充满动荡的日子里，美国得到了您这样雄才大略的领导人，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幸事……您可以对联邦调查局寄以厚望，因为它愿意为您提供一切所需帮助。”
令胡佛始料不及的是，肯尼迪总统任命了他的弟弟罗伯特担任司法部长！新任司法部长年仅三十五岁，而他的下属埃德加・胡佛在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位置上已达三十七年之久！
在此之前的数十年里，联邦调查局局长一直越过顶头上司司法部长，与总统直接联系，如今罗伯特横插一刀，FBI局长不再享有特权，胡佛怎能不气急败坏！
为了证明谁是司法部大楼里的惟一主人，罗伯特借口需要随时同胡佛先生保持联系，派人在联邦调查局局长办公室里安装了直线电话，而且不允许秘书代接这个电话。一次，电话铃声响起来，胡佛颇为恼火地拿起话筒，里面却是到司法部长办公室玩耍的罗伯特的孩子们的吃吃笑声。还有一次，罗伯特在电话里吩咐一句：“我要你立即来一趟。”随即“砰”的一声挂断了电话。罗伯特之所以要胡佛立即来一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对这位老人拥有绝对的权威。胡佛虽然涨红了脸，还是不得不立即来到了罗伯特的办公室。 罗伯特・肯尼迪恢复了司法部长的权威。
里根：FBI的告密者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打击共产党威胁的浪潮中，娱乐圈的一个二流演员引起了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联邦调查局第100－382196号档案记录着此人的资料：罗纳德・里根，身高6.1英尺，体重175磅，蓝眼睛，棕色头发，既是一个演员，又客串过工会工作。联邦调查局认为，他所参加的工会其实是共产党的一个外围组织。于是，里根辞去了在“艺术、科学和专业工作者委员会”的理事一职，转而成了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代号为T－10，并向联邦调查局特工报告了演艺界工会中“追随共产党路线小集团”的情况，后来又在联邦调查局的安排下，到北美活动委员会秘密作证。此人在1981年成为美国总统。
1986年11月，巴黎贝鲁特西区一家亲叙利亚的杂志，披露了一条轰动世界的内幕新闻：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和他的四名助手，曾于1986年5月秘密访问德黑兰，并在下榻的独立饭店同伊朗外交部、议会的官员们举行了会谈，伊朗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武器。
此消息一披露，伊朗政界人士大为惊讶。议长拉夫桑贾尼5月4日晚上发表讲话，详细透露了麦克法兰的伊朗之行。他证实，麦克法兰确实到过伊朗，他是带着四名助手，持着爱尔兰假护照，装扮成机组人员乘飞机到伊朗的。一下飞机，他就找到机场官员，说他们是美国人，带来了里根总统给伊朗领导人的信件和礼物。所谓信，据说只是里根总统签名的一本《圣经》，签上名的那一页，说是各种不同宗教的信徒要和睦相处。至于礼物则是象征性的，一支手枪和做成钥匙形状的蛋糕。手枪意味着美国可以向伊朗提供武器，蛋糕则是打开美伊大门的钥匙。 几乎所有的西方传媒都争相报道这则消息。
南希・里根追忆丈夫
为了弄清“伊朗门”事件真相，里根总统于1986年11月25日宣布成立了一个三人特别调查小组，包括前参议员约翰・托尔、前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和前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由于托尔担任该特别小组组长，故称托尔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对包括里根及诸多在任部长和前任部长等高级政府官员在内的五十多人进行了调查询问，最后写成了一份厚达282页的托尔报告。
托尔报告说，里根总统一心想救出美国人质，就稀里糊涂地听信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伙人的“馊主意”，同意向伊朗出售军火……
1987年3月4日，作为对托尔报告的答复，里根向美国人民发表了他入住白宫以来最困难的一次电视讲话。里根承认，他对伊朗采取的主动行动演变成以武器交换人质的交易，是“一个错误”。但他又自我解嘲说：“人到了这般年龄，容易犯错误。”里根还承认，他对整个“伊朗门”事件负有全部责任。他说他并不知道售给伊朗武器所得款项转移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一事，但“作为总统，我不能逃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