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１日在天津公能学会的演讲稿中，提到美国社会的“扒
粪运动”。这篇文章原载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日天津《大公报》，题目叫做《我们
能做什么？》。如果说得直白一些，当下中国由审计总署李金华署长亲自启动的“
审计风暴”，就是一种政府高层的“扒粪运动”；而在逐步启动村民自治的中国农
村社会里，由草根农民浴血奋战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更称得上是推进中
国宪政民主的原动力之一。
一、《我们能做什么？》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党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结束一党训政、实
施宪政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于１９４７年元旦正式发布，接下来，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全民普选的民主化浪潮。胡适的演讲稿《我们能做什么？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据胡适在开场白中介绍：“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位先
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
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
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他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
道要选谁。”
针对这种实际情况，胡适建议说：“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
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
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
们要让他负责任，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Ｘ
’，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Ｘ’，‘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
关于“我们能做什么”胡适明确界定说：这个“我们”指的是“没有军队支持
，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民间团体。胡适的答案主要分
三个方面：“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做。第二是
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
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在这里，笔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胡适介绍的“扒粪运动”。按照胡适的说法，“
‘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
‘ＢＯＳＳ’，我们可以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
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
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
力，结果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
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
，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这里所谓的“ＢＯＳＳ”，实际上就是当年上海滩的“小开”以及遍布于乡村
社会的土豪劣绅。当年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就是以“小开”的
面目出现在上海的。说得更彻底一点，被当作“扒粪”对象的“ＢＯＳＳ”，就是
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资金、资产、资源甚至于政府权力的黑社会头目。当下中国社会
的乡、村两级政权，有相当一部分就掌握在这样的“ＢＯＳＳ”手中，新一轮的“
扒粪运动”，也正是号称“新民权运动”的草根民主运动中的一大亮点。
二、“扒粪运动”中的生死较量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下午４时许，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金彪及其两个儿子，在光天化日且有当地派出所两名警察跟随的
情况下，将本村村民王勇刀砍致死。张金彪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建的阜（阳
）六（安）高速公路经过宁大行政村的６个村庄，该村部分土地被征用后，上百万
元的征地补偿款被非法截留，从而遭到许多村民的坚决抵制。老实憨厚的王勇，在
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张金彪父子发泄私愤和实施报复的牺牲品。
张金彪敢于如此丧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是与袁集镇政府及当地派出所的同流合
污分不开的。９年前的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同样是在阜南县，就曾经发生过中
岗镇沈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可理持枪征收提留款，当场枪杀１人、枪伤２
人的恐怖血案。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意见》。就在同一天，河
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执法玩法，判决该区银城铺乡三里屯村村委会副主任、
村理财小组组长甄树清的女儿甄珍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一个花季少女竟然因为
在恶作剧时炸破邻居家的两块玻璃，就被拉来充当了“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
度”的牺牲品；她的父亲甄树清，于２４天前被４名身份不明的黑社会人员打断右
腿，到当地派出所两次备案却无人理会。
从三里屯村现任村委会、理财小组连同村党员会议认真核实过的一份上访申诉
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到该村前两委主要成员村书记刘广明、村主任王得贵、治保主
任仁士宝、会计白秀华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资产上千万，非法占用土地
上千亩的犯罪事实；更可以看到丰润区区纪检委负责人刘力军、银城铺乡党委书记
李本道等人对于乡、村两级贪官污吏的公然包庇！包庇贪官污吏的刘力军和李本道
，自然也免不掉黑吃黑的贪污嫌疑。直接掌控着基层社会几乎所有的资金、资产、
资源甚至于政府权力的刘力军、李本道、刘广明、王得贵、仁士宝、白秀华等人，
分明就是“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碍！甄树清等人依据现行宪法
和法律冒死查账，正是上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扒粪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再度涌
现。有所不同的是，１００年前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扒粪运动”，是由新闻记者所
主导的；而在新闻管制的前提下，当下中国的“扒粪运动”，主要是由最为弱势的
草根农民艰难启动的。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最低
层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的民主化改革，注定是要在血雨腥风的艰难肉搏中反复
启动的！
三、党西村：“反腐败的下场”
《党西村：“反腐败的下场”》是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党西村新一届
村委会主任张廷夫的申诉材料，抄录如下：
谁敢反腐败？――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这个地盘上再没有人敢腐败
了。反腐败的下场，一是要坐牢、二是被伤、三是丧命。
我镇殷家林村周长清代表农民反腐败因上访数人坐牢。我镇党家庄西村张廷夫
代表村民反腐败保护耕地在家遭到杀手伤害。最残忍的是我镇魏家庄村一村民因清
村里经济账并要求本村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就此一家四口丧命，从此以后在
这个地盘上再没有敢反腐败了。
支化成，男，汉族，７１岁，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魏家庄村村民。
２００２年受本村村民委托组织村民查账小组，查村里经济账查出近四百万元严重
经济问题。紧接着又是村委会换届，支化成带领村民要求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
，使非法选举不能进行，非法目的不能得逞。此期间本村书记商学吉指示其亲信本
村村民姓徐的到支化成家公开要挟说：“你小心，要你的老命，杀你全家，叫你断
子绝孙。”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的儿子、儿媳、孙女被杀。
当时儿媳身怀有孕，四口被杀。血案发生后，至今无人问管不了了之，这就是反腐
败的下场，我地再没有敢反腐败了！！！
四、下荒村的６００亩土地被倒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的老村长张树学，在２００２
年４月１３日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次村委会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村党支部的换届
选举。４月２２日，村委会又一次召开会议，议题是讨论出卖林木和治理当地的老
哈河。张树学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讨论出卖林木的会议，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
倒卖土地的会议。会后第二天即４月２３日，６００亩河滩地经村党支部书记王义
全之手卖给了个体建筑队的包工头任相军。下荒村村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骤然
失去６００亩土地，一个个义愤填膺。张树学、宋国民等人前往乡镇政府上访申诉
，事后却被任相军以妨碍征地为由告上了法庭。
村党委书记王义全等人宣称该项土地是经过公开招标拍卖的，然而，土地在开
会的次日就卖掉了，是什么时候公正招标的呢？王义全说参加会议的３４人是村民
代表，代表们都同意卖地。事实上，那天开会时，名单上有１０个人并没有到会，
有９个人根本不是村民代表，甚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村民代表。名单上另
有一人已经死去两年，有一人根本就查无此人。开会的人中有８人是党员，有７人
是普通村民，但并不是村民代表。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卖掉这么多的土
地，是要召开全体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和表决的。王义全代表村委会和任相军签订的
卖地合同上，标是３６０亩地，村民经过丈量后发现，实际圈地面积是６００亩。
令村民们感到意外的是喀喇沁旗法庭在判决书（２００２）喀民初字第８０４
号中，对于任相军一方的证据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采信”，而对于村民方的证据
则统统认定为“证据不足”，对于村民们联署签字的举证材料，法庭也一概置之不
理。据村民们了解，法庭庭长韩涛，直接参与了该项土地的买卖过程。韩涛在２０
０２年５月１３日下达裁定书，５月２３日又将依法上访的老村长张树学拘留，
１５天之后才得以释放。５月２４日，韩涛又再次派出１２辆警车到村里抓人。在
整个土地倒卖过程中，签合同的有韩涛，抓人是韩涛，审讯的是韩涛，判决的还是
韩涛，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贼喊捉贼的鬼把戏。
村民们在喀喇沁旗法庭的判决书上，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错误：在一段话里把原
告任相军误写成了“我”。“原告”一词怎么可能在正式的判决书里写成“我”字
呢？这份判决书也似乎在告诉人们发生在暗箱黑幕中的真实故事。
下荒村的支部书记王义全等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腐败问题。村民选举的村长因
为要查书记王义全的帐目，结果被王义全和他的兄弟打成重伤，后来不得不逃往异
乡。小学校舍的建筑费用本来只需要５０万元，实际上却花掉了７０万元，建成的
校舍却根本没有经过质量检验，几乎就是一座危房。村外河堤的防护工程本来应该
建筑１８道石坝，结果却偷工减料建筑了９道石坝。王义全的哥哥经营市场，赔钱
后反让村民负担，给村里带来１０元的债务。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种种劣迹，使下荒
村的村民们终于觉醒：必须通过村官民选才能保证村委会服务于村民。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下荒村的几个村民代表打印几百份《致全体村民的紧急
呼吁书》，其中历数了几年来村干部们的贪污腐败，最后写到：“第五届村委会选
举要开始了，广大村民快点觉醒吧，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和腐败干部斗争到底！”
然而，即使村民们能够成功地选举出自己信任的一村之长，也只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被卖掉的土地不能被轻易收回，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判决也得不到重新审
理，直接参与土地交易的韩涛和王义全等人依然手握重权，村民们并没有权力罢免
贪赃枉法的法官和贪得无厌的村支书。下荒村的村民何时才能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
６００亩土地，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５日，“土地征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
，由于来自下荒村的老村长张树学及其他几位村民，不属于特邀人员，他们连公开
发言的机会都没得到。看着弱势村民们既无助又无奈的痛苦表情，笔者黯然神伤。
五、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
看过这些惊心动魄的申诉材料，笔者又看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的一篇文章《寻找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其中恰好有一个小标题与
１９４７年的胡适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做什么”。
党国英认为：“如同中国整体的经济改革一样，农村改革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
、改良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借口改革而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眼下，我们应该也有
可能做好下面的一些工作。第一，借助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机会，大大缩小乡村公
共机构的权力，发展民间组织（如各种专业协会及其联合会），以它来替代现有政
府的部分公共权力。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农村的专业经济协会，会自然转变成类似
农会那样的组织。第二，改革土地制度，把基层官员对土地的控制权力剥离出来。
修改刚刚出台的《土地承包法》，加快《物权法》的出台，明晰土地产权，使农民
拥有土地财产权。通过以上两个办法减小公共机构的权力，增加社区民选官员的荣
誉性，有利于平稳推进乡村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第三，改革党支部权力的生成机
制。在农村实行更开放的党员发展制度，鼓励有选举权的守法公民加入党组织，以
扩大党支部书记的‘选民’范围。在条件成熟以后，创造一种形式使‘两委’选举
统一起来。目前的‘两票制’也是一种好的过渡方式。第四，大力推动乡村选举中
的竞选制度。”
至于文章中提到的“据我们了解，农民对当选村主任的第一要求是‘查账’，
而原任村干部最害怕的是‘翻旧账’”，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
动”，党国英却语焉不详。
笔者不是农村问题专家，而是一个饥着肚子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后代，近年来也
亲历过一些草根农民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
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大抵可分为资金、资产、资源三大部分。单就当下中国而言
，随着计划经济的宣告失败，国有银行的资金和国营企业的资产，已经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逐步丧失垄断性的绝对优势，并且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现代管理制度。在
这种情况下，极其有限的国土资源，成为贪官奸商争相掠夺的最后一块肥肉。勉力
温饱的一点点土地，又恰恰是近１０亿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在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民的家园土地保卫战，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国家战争，
都要来得旷日持久和深刻惨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根本命脉就系于此。
以现代公民的合法身份，坚持不懈地通过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的依法维权与
和平抗争，来有效遏制部分地区与公民为敌的制度性腐败，也许是当下农村社会最
后的一线生机和希望。
就目前来说，极其弱势的草根农民，离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还相当遥远。利用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有限资源，造就出几十位、上百位像杨银波那样的来自草根民
间的维权斗士和网络作家，应该是并不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笔者最近一段时间努
力探索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导。
粪运动”。这篇文章原载１９４７年９月２２日天津《大公报》，题目叫做《我们
能做什么？》。如果说得直白一些，当下中国由审计总署李金华署长亲自启动的“
审计风暴”，就是一种政府高层的“扒粪运动”；而在逐步启动村民自治的中国农
村社会里，由草根农民浴血奋战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更称得上是推进中
国宪政民主的原动力之一。
一、《我们能做什么？》
１９４６年１１月，国民党政府主持召开国民大会，通过了结束一党训政、实
施宪政民主的《中华民国宪法》。这部宪法于１９４７年元旦正式发布，接下来，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全民普选的民主化浪潮。胡适的演讲稿《我们能做什么？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
据胡适在开场白中介绍：“来天津以前，今天早晨我与张佛泉、谭炳训诸位先
生去参观北平市参议员选举的五个投票区。从这里我们训练了自己，教育了自己。
……宪法规定普选，不分性别，不分教育程度，不计财产，只要满二十岁就有选举
权，这是世界上最进步的制度，我们是迎头赶上了。但是我们选民的‘能’不够，
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来选举，竞选的人递给他三张片子，走到代书人面前，她不知
道要选谁。”
针对这种实际情况，胡适建议说：“候选人应该加以限制，应该要他负责。英
国规定候选人须缴两百镑保证金，选票不及选民三分之一时，保证金就充公为选举
经费，这办法也许太严，但我们绝不能让一个人随便去登记一下就成为候选人。我
们要让他负责任，候选人减少，就可以全部印在选票上，选民只要在名下画个‘Ｘ
’，不会写字的人总可以画‘Ｘ’，‘代书人’可以免除。这就改正了一个缺点。
我们要能够接受经验，改正缺点。”
关于“我们能做什么”胡适明确界定说：这个“我们”指的是“没有军队支持
，没有党派协助的个人”以及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民间团体。胡适的答案主要分
三个方面：“第一是消极的研究、讨论，来影响政治，个人、团体都能做。第二是
要不怕臭，努力扒粪，调查，揭发，总会使政治日渐清明。第三是以团体的力量做
大规模的调查和教育工作，直接推动了选举，积极促进了政治。”
在这里，笔者所关心的主要是胡适介绍的“扒粪运动”。按照胡适的说法，“
‘扒粪主义’起于二十世纪初年，美国有一些新闻记者感到许多大小城市都有所谓
‘ＢＯＳＳ’，我们可以译为‘老板’。这种人并不是大资本家，大政客，只是凭
着权术、手段，经过多少年的活动，把持着这个城市的一切恶势力。所谓‘扒粪运
动’，就是有计划，有知识的，对恶势力长期作战。根据调查的事实，来攻击恶势
力，结果得到很大的效果。我们要有扒粪的精神，不要单是喊打倒贪污，究竟贪污
的证据在那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在天津的人可以调查天津的机关，可以查账
，没有一种假账是查不出来的。这种事，个人能做，团体也能做。”
这里所谓的“ＢＯＳＳ”，实际上就是当年上海滩的“小开”以及遍布于乡村
社会的土豪劣绅。当年从事中国共产党地下情报工作的潘汉年，就是以“小开”的
面目出现在上海的。说得更彻底一点，被当作“扒粪”对象的“ＢＯＳＳ”，就是
控制着基层社会的资金、资产、资源甚至于政府权力的黑社会头目。当下中国社会
的乡、村两级政权，有相当一部分就掌握在这样的“ＢＯＳＳ”手中，新一轮的“
扒粪运动”，也正是号称“新民权运动”的草根民主运动中的一大亮点。
二、“扒粪运动”中的生死较量
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７日下午４时许，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袁集镇宁大村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张金彪及其两个儿子，在光天化日且有当地派出所两名警察跟随的
情况下，将本村村民王勇刀砍致死。张金彪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在建的阜（阳
）六（安）高速公路经过宁大行政村的６个村庄，该村部分土地被征用后，上百万
元的征地补偿款被非法截留，从而遭到许多村民的坚决抵制。老实憨厚的王勇，在
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张金彪父子发泄私愤和实施报复的牺牲品。
张金彪敢于如此丧心病狂地草菅人命，是与袁集镇政府及当地派出所的同流合
污分不开的。９年前的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同样是在阜南县，就曾经发生过中
岗镇沈寨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可理持枪征收提留款，当场枪杀１人、枪伤２
人的恐怖血案。
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３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正式下发《关于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意见》。就在同一天，河
北省唐山市丰润区人民法院执法玩法，判决该区银城铺乡三里屯村村委会副主任、
村理财小组组长甄树清的女儿甄珍有期徒刑三年零六个月。一个花季少女竟然因为
在恶作剧时炸破邻居家的两块玻璃，就被拉来充当了“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
度”的牺牲品；她的父亲甄树清，于２４天前被４名身份不明的黑社会人员打断右
腿，到当地派出所两次备案却无人理会。
从三里屯村现任村委会、理财小组连同村党员会议认真核实过的一份上访申诉
材料中，不仅可以看到该村前两委主要成员村书记刘广明、村主任王得贵、治保主
任仁士宝、会计白秀华等人，利用职务之便，侵占集体资产上千万，非法占用土地
上千亩的犯罪事实；更可以看到丰润区区纪检委负责人刘力军、银城铺乡党委书记
李本道等人对于乡、村两级贪官污吏的公然包庇！包庇贪官污吏的刘力军和李本道
，自然也免不掉黑吃黑的贪污嫌疑。直接掌控着基层社会几乎所有的资金、资产、
资源甚至于政府权力的刘力军、李本道、刘广明、王得贵、仁士宝、白秀华等人，
分明就是“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制度”的最大障碍！甄树清等人依据现行宪法
和法律冒死查账，正是上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扒粪运动”，在中国社会的再度涌
现。有所不同的是，１００年前发生在美国社会的“扒粪运动”，是由新闻记者所
主导的；而在新闻管制的前提下，当下中国的“扒粪运动”，主要是由最为弱势的
草根农民艰难启动的。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最低
层次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的民主化改革，注定是要在血雨腥风的艰难肉搏中反复
启动的！
三、党西村：“反腐败的下场”
《党西村：“反腐败的下场”》是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党西村新一届
村委会主任张廷夫的申诉材料，抄录如下：
谁敢反腐败？――在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这个地盘上再没有人敢腐败
了。反腐败的下场，一是要坐牢、二是被伤、三是丧命。
我镇殷家林村周长清代表农民反腐败因上访数人坐牢。我镇党家庄西村张廷夫
代表村民反腐败保护耕地在家遭到杀手伤害。最残忍的是我镇魏家庄村一村民因清
村里经济账并要求本村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就此一家四口丧命，从此以后在
这个地盘上再没有敢反腐败了。
支化成，男，汉族，７１岁，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家庄镇魏家庄村村民。
２００２年受本村村民委托组织村民查账小组，查村里经济账查出近四百万元严重
经济问题。紧接着又是村委会换届，支化成带领村民要求村委会换届必须依法选举
，使非法选举不能进行，非法目的不能得逞。此期间本村书记商学吉指示其亲信本
村村民姓徐的到支化成家公开要挟说：“你小心，要你的老命，杀你全家，叫你断
子绝孙。”
２００３年２月１５日，农历正月十五夜，支化成的儿子、儿媳、孙女被杀。
当时儿媳身怀有孕，四口被杀。血案发生后，至今无人问管不了了之，这就是反腐
败的下场，我地再没有敢反腐败了！！！
四、下荒村的６００亩土地被倒卖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的老村长张树学，在２００２
年４月１３日莫名其妙地参加了一次村委会会议，会议议题是讨论村党支部的换届
选举。４月２２日，村委会又一次召开会议，议题是讨论出卖林木和治理当地的老
哈河。张树学没有想到的是，一场讨论出卖林木的会议，却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
倒卖土地的会议。会后第二天即４月２３日，６００亩河滩地经村党支部书记王义
全之手卖给了个体建筑队的包工头任相军。下荒村村民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骤然
失去６００亩土地，一个个义愤填膺。张树学、宋国民等人前往乡镇政府上访申诉
，事后却被任相军以妨碍征地为由告上了法庭。
村党委书记王义全等人宣称该项土地是经过公开招标拍卖的，然而，土地在开
会的次日就卖掉了，是什么时候公正招标的呢？王义全说参加会议的３４人是村民
代表，代表们都同意卖地。事实上，那天开会时，名单上有１０个人并没有到会，
有９个人根本不是村民代表，甚至于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村民代表。名单上另
有一人已经死去两年，有一人根本就查无此人。开会的人中有８人是党员，有７人
是普通村民，但并不是村民代表。按照《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卖掉这么多的土
地，是要召开全体村民会议集体讨论和表决的。王义全代表村委会和任相军签订的
卖地合同上，标是３６０亩地，村民经过丈量后发现，实际圈地面积是６００亩。
令村民们感到意外的是喀喇沁旗法庭在判决书（２００２）喀民初字第８０４
号中，对于任相军一方的证据几乎无一例外地予以“采信”，而对于村民方的证据
则统统认定为“证据不足”，对于村民们联署签字的举证材料，法庭也一概置之不
理。据村民们了解，法庭庭长韩涛，直接参与了该项土地的买卖过程。韩涛在２０
０２年５月１３日下达裁定书，５月２３日又将依法上访的老村长张树学拘留，
１５天之后才得以释放。５月２４日，韩涛又再次派出１２辆警车到村里抓人。在
整个土地倒卖过程中，签合同的有韩涛，抓人是韩涛，审讯的是韩涛，判决的还是
韩涛，彻头彻尾就是一个贼喊捉贼的鬼把戏。
村民们在喀喇沁旗法庭的判决书上，还发现一个有趣的错误：在一段话里把原
告任相军误写成了“我”。“原告”一词怎么可能在正式的判决书里写成“我”字
呢？这份判决书也似乎在告诉人们发生在暗箱黑幕中的真实故事。
下荒村的支部书记王义全等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腐败问题。村民选举的村长因
为要查书记王义全的帐目，结果被王义全和他的兄弟打成重伤，后来不得不逃往异
乡。小学校舍的建筑费用本来只需要５０万元，实际上却花掉了７０万元，建成的
校舍却根本没有经过质量检验，几乎就是一座危房。村外河堤的防护工程本来应该
建筑１８道石坝，结果却偷工减料建筑了９道石坝。王义全的哥哥经营市场，赔钱
后反让村民负担，给村里带来１０元的债务。村支部和村委会的种种劣迹，使下荒
村的村民们终于觉醒：必须通过村官民选才能保证村委会服务于村民。
２００３年６月２日，下荒村的几个村民代表打印几百份《致全体村民的紧急
呼吁书》，其中历数了几年来村干部们的贪污腐败，最后写到：“第五届村委会选
举要开始了，广大村民快点觉醒吧，让我们勇敢地站起来和腐败干部斗争到底！”
然而，即使村民们能够成功地选举出自己信任的一村之长，也只是万里长征的
第一步。被卖掉的土地不能被轻易收回，已经发生效力的法律判决也得不到重新审
理，直接参与土地交易的韩涛和王义全等人依然手握重权，村民们并没有权力罢免
贪赃枉法的法官和贪得无厌的村支书。下荒村的村民何时才能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
６００亩土地，迄今为止还是一个未知数。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５日，“土地征用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
，由于来自下荒村的老村长张树学及其他几位村民，不属于特邀人员，他们连公开
发言的机会都没得到。看着弱势村民们既无助又无奈的痛苦表情，笔者黯然神伤。
五、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
看过这些惊心动魄的申诉材料，笔者又看到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党国英的一篇文章《寻找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突破口》，其中恰好有一个小标题与
１９４７年的胡适不谋而合：“我们可以做什么”。
党国英认为：“如同中国整体的经济改革一样，农村改革也必然是一个渐进的
、改良的过程，但我们不能借口改革而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眼下，我们应该也有
可能做好下面的一些工作。第一，借助当前农村税费改革的机会，大大缩小乡村公
共机构的权力，发展民间组织（如各种专业协会及其联合会），以它来替代现有政
府的部分公共权力。在适当的时候，中国农村的专业经济协会，会自然转变成类似
农会那样的组织。第二，改革土地制度，把基层官员对土地的控制权力剥离出来。
修改刚刚出台的《土地承包法》，加快《物权法》的出台，明晰土地产权，使农民
拥有土地财产权。通过以上两个办法减小公共机构的权力，增加社区民选官员的荣
誉性，有利于平稳推进乡村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第三，改革党支部权力的生成机
制。在农村实行更开放的党员发展制度，鼓励有选举权的守法公民加入党组织，以
扩大党支部书记的‘选民’范围。在条件成熟以后，创造一种形式使‘两委’选举
统一起来。目前的‘两票制’也是一种好的过渡方式。第四，大力推动乡村选举中
的竞选制度。”
至于文章中提到的“据我们了解，农民对当选村主任的第一要求是‘查账’，
而原任村干部最害怕的是‘翻旧账’”，也就是笔者所说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
动”，党国英却语焉不详。
笔者不是农村问题专家，而是一个饥着肚子在农村长大的农民后代，近年来也
亲历过一些草根农民的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在笔者看来，一个国家和民族
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大抵可分为资金、资产、资源三大部分。单就当下中国而言
，随着计划经济的宣告失败，国有银行的资金和国营企业的资产，已经在市场经济
条件下逐步丧失垄断性的绝对优势，并且逐步建立起较为健全的现代管理制度。在
这种情况下，极其有限的国土资源，成为贪官奸商争相掠夺的最后一块肥肉。勉力
温饱的一点点土地，又恰恰是近１０亿中国农民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在接下来的
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民的家园土地保卫战，将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意义的国家战争，
都要来得旷日持久和深刻惨烈。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社会的根本命脉就系于此。
以现代公民的合法身份，坚持不懈地通过新民权运动之“扒粪运动”的依法维权与
和平抗争，来有效遏制部分地区与公民为敌的制度性腐败，也许是当下农村社会最
后的一线生机和希望。
就目前来说，极其弱势的草根农民，离信息时代的网络技术还相当遥远。利用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有限资源，造就出几十位、上百位像杨银波那样的来自草根民
间的维权斗士和网络作家，应该是并不困难的一件事情，也是笔者最近一段时间努
力探索的一件事情，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