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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29日20:9:7(京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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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仁：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连载14）
（续前）可是，纪硕鸣一直没有余闲，挤不出时间跑到渖阳去看仰融的中华轿车，三拖两推就到了新年。2002年1月8日下午3时，《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对纪硕鸣作出工作布置：“宝马负责亚洲区的销售副总裁通过公关公司找到了我们《亚洲周刊》，指定要你去采访他们的亚洲区销售会议，你看看这些材料，然后去参加宝马的会议，作一次采访。”
接过总编辑递上的资料袋，坐回电脑前，纪硕鸣看完会议材料后，方知道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1年，宝马公司却逆境而上，一马当先，在全球卖出去了95.5万辆汽车，达到12％的增幅，而在亚洲地区销售6.1万辆宝马车，重新回到亚洲金融风暴前的销售数量；中国大陆则在上一年售出宝马轿车5,742辆，成为继日本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
所以，在如此显着的市场变动中，宝马一改常态，将多年来选址新加坡的亚洲区年度销售会议，移入香港九龙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在富有浓郁欧洲情调的会议厅里，筹画和落实新一年宝马车在亚洲的销售。同时，也意在显现宝马集团于在华投资，同华晨合作生产宝马3系列、5系列轿车的前夕，通过这次落址香港的亚洲区销售会议而更加接近中国大陆。
随后，按照资料袋里留下的一组号码，纪硕鸣给公关公司打去电话，查问宝马出于哪种考虑，而指定这里的专人赴会采访？对方回话：“尽管宝马的亚洲区销售会议的公关宣传由我们来做，但宝马知道《亚洲周刊》，不是我们推荐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宝马的副总裁要指定你来采访。”
既然这次指定采访同公关公司无关，那么会不会和去年10月20日在上海采访过仰融，作过宝马将同华晨合作，在中国制造宝马的那篇报道有关呢？边想着，纪硕鸣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BMW”3个字母。
第二天上午，纪硕鸣早早出行，从港岛过海到九龙的半岛酒店，途中给李正山打去电话，询问华晨与宝马合作的进程？李正山向仰融请示后告知：“一切照旧。”
卖车，没有什么值得多写的，而宝马来华投资却是很抢眼的新闻。进了酒店，见到宝马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格纳尔博士（Michael Ganal）后，纪硕鸣在采访中即问：“宝马在华投资，生产整车，为什么要选择华晨，选择仰融先生？”
迈克尔．格纳尔这个德国壮汉看了看个子与自己不相上下的香港记者，爽然应答：“这同华晨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背景有关，这家公司的机制适合宝马的要求，而且华晨现在生产轿车的设备，也适合于宝马的制造。”
待纪硕鸣记完停笔，迈克尔．格纳尔博士又说：“宝马汽车的文化代表新的技术、新的文化，车型体现出了运动的气质，符合新一代企业家、商业家和新崛起一代的追求，而华晨和仰融先生则是我们来中国后，所看到的最接近宝马风格的公司和企业家，仰融先生这个人思想前卫，很有干劲和活力，这正是我们宝马来华投资，生产3系列、5系列整车所最需要的企业和企业家。”
这番话说得在理，换个地方制造轿车，宝马缺什么呢？资金、技术、品牌、管理、销售、维修，那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们不愁这些，让他们最为看中的则是企业的机制和经营者的素质，而在宝马集团的眼里，他们恰恰感觉到了仰融正是中国一枝独秀的人物。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结束对迈克尔．格纳尔博士的采访，纪硕鸣落笔成文，把宝马对华晨和仰融的分析、评价和选择，刊发在2002年第2期的《亚洲周刊》上。此后，他不知道仰融是不是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他则忙于其他选题，也没有再同华晨方面联系。直到2002年7月17日，一个周三的深夜，在几声电话铃响后，他才听到从上海传过来的声音，惊闻华晨产权划拨给了辽宁省政府，仰融在将被“双规”的当夜抽身躲进医院，进而出走海外的内幕讯息。
华晨那么大的一份家底，一旦出现产权变动，资产移位，那么有待报道的真相就太多了。纪硕鸣马上起身坐到了电脑前，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零星文章上，看到仰融并没有倒在诈骗钱财、行贿受赂、偷税漏税这类低层面的经济犯罪上，而是陷进了产权界定、资产归属的争议里面，以致跟随多年的身边4个人反目、反水，弄得他不得不离境方可安身。
出走30多天，仰融和华晨的近况怎么样了？纪硕鸣拨出了李正山的手机号码，可是连拨多次，总是听到“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此前，惦记着去渖阳看看华晨的中华轿车，以及华晨同宝马的合作，纪硕鸣给李正山打过几次电话，无论是深夜，还是清晨，都可以听到这位仰融秘书的声音，怎么这一次李正山的流动电话竟然会长时间关机呢？
第二天上午9时，纪硕鸣离家从炮台山坐上地铁，换乘报馆班车，进了编辑部，继续给李正山打电话，但是依然没有回音。是不是李正山这个秘书随同仰融一起走掉了，也去了海外？纪硕鸣作出了这番猜测，转而给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它已随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回原名）打去电话，找已从董事会秘书改任副总裁的朱胜良。
“你过两个小时再给我打电话。”听到打来电话的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纪硕鸣，朱胜良马上回话，随即挂断电话。
朱胜良一直是个沉稳的人，有学者风度，遇到大事、急事至多连抽几包烟，而不会显得忙乱慌张，但是在这一个电话中，纪硕鸣却明显感到了他的语调是那么的急促、紧迫，有点失常。看来，上海那边华晨的事态正如昨天深夜的那个电话所言，仰融出大事了。
大事能出大文章，《亚洲周刊》又将有震动社会各方的选题出世，纪硕鸣马上起身离座，向总编辑邱立本的办公室大步走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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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可是，纪硕鸣一直没有余闲，挤不出时间跑到渖阳去看仰融的中华轿车，三拖两推就到了新年。2002年1月8日下午3时，《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对纪硕鸣作出工作布置：“宝马负责亚洲区的销售副总裁通过公关公司找到了我们《亚洲周刊》，指定要你去采访他们的亚洲区销售会议，你看看这些材料，然后去参加宝马的会议，作一次采访。”
接过总编辑递上的资料袋，坐回电脑前，纪硕鸣看完会议材料后，方知道在全球经济衰退的2001年，宝马公司却逆境而上，一马当先，在全球卖出去了95.5万辆汽车，达到12％的增幅，而在亚洲地区销售6.1万辆宝马车，重新回到亚洲金融风暴前的销售数量；中国大陆则在上一年售出宝马轿车5,742辆，成为继日本后的亚洲第二大市场。
所以，在如此显着的市场变动中，宝马一改常态，将多年来选址新加坡的亚洲区年度销售会议，移入香港九龙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在富有浓郁欧洲情调的会议厅里，筹画和落实新一年宝马车在亚洲的销售。同时，也意在显现宝马集团于在华投资，同华晨合作生产宝马3系列、5系列轿车的前夕，通过这次落址香港的亚洲区销售会议而更加接近中国大陆。
随后，按照资料袋里留下的一组号码，纪硕鸣给公关公司打去电话，查问宝马出于哪种考虑，而指定这里的专人赴会采访？对方回话：“尽管宝马的亚洲区销售会议的公关宣传由我们来做，但宝马知道《亚洲周刊》，不是我们推荐的，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宝马的副总裁要指定你来采访。”
既然这次指定采访同公关公司无关，那么会不会和去年10月20日在上海采访过仰融，作过宝马将同华晨合作，在中国制造宝马的那篇报道有关呢？边想着，纪硕鸣边在笔记本上记下了“BMW”3个字母。
第二天上午，纪硕鸣早早出行，从港岛过海到九龙的半岛酒店，途中给李正山打去电话，询问华晨与宝马合作的进程？李正山向仰融请示后告知：“一切照旧。”
卖车，没有什么值得多写的，而宝马来华投资却是很抢眼的新闻。进了酒店，见到宝马集团管理委员会成员迈克尔．格纳尔博士（Michael Ganal）后，纪硕鸣在采访中即问：“宝马在华投资，生产整车，为什么要选择华晨，选择仰融先生？”
迈克尔．格纳尔这个德国壮汉看了看个子与自己不相上下的香港记者，爽然应答：“这同华晨是一家民营企业的背景有关，这家公司的机制适合宝马的要求，而且华晨现在生产轿车的设备，也适合于宝马的制造。”
待纪硕鸣记完停笔，迈克尔．格纳尔博士又说：“宝马汽车的文化代表新的技术、新的文化，车型体现出了运动的气质，符合新一代企业家、商业家和新崛起一代的追求，而华晨和仰融先生则是我们来中国后，所看到的最接近宝马风格的公司和企业家，仰融先生这个人思想前卫，很有干劲和活力，这正是我们宝马来华投资，生产3系列、5系列整车所最需要的企业和企业家。”
这番话说得在理，换个地方制造轿车，宝马缺什么呢？资金、技术、品牌、管理、销售、维修，那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他们不愁这些，让他们最为看中的则是企业的机制和经营者的素质，而在宝马集团的眼里，他们恰恰感觉到了仰融正是中国一枝独秀的人物。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结束对迈克尔．格纳尔博士的采访，纪硕鸣落笔成文，把宝马对华晨和仰融的分析、评价和选择，刊发在2002年第2期的《亚洲周刊》上。此后，他不知道仰融是不是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他则忙于其他选题，也没有再同华晨方面联系。直到2002年7月17日，一个周三的深夜，在几声电话铃响后，他才听到从上海传过来的声音，惊闻华晨产权划拨给了辽宁省政府，仰融在将被“双规”的当夜抽身躲进医院，进而出走海外的内幕讯息。
华晨那么大的一份家底，一旦出现产权变动，资产移位，那么有待报道的真相就太多了。纪硕鸣马上起身坐到了电脑前，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零星文章上，看到仰融并没有倒在诈骗钱财、行贿受赂、偷税漏税这类低层面的经济犯罪上，而是陷进了产权界定、资产归属的争议里面，以致跟随多年的身边4个人反目、反水，弄得他不得不离境方可安身。
出走30多天，仰融和华晨的近况怎么样了？纪硕鸣拨出了李正山的手机号码，可是连拨多次，总是听到“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的提示音。此前，惦记着去渖阳看看华晨的中华轿车，以及华晨同宝马的合作，纪硕鸣给李正山打过几次电话，无论是深夜，还是清晨，都可以听到这位仰融秘书的声音，怎么这一次李正山的流动电话竟然会长时间关机呢？
第二天上午9时，纪硕鸣离家从炮台山坐上地铁，换乘报馆班车，进了编辑部，继续给李正山打电话，但是依然没有回音。是不是李正山这个秘书随同仰融一起走掉了，也去了海外？纪硕鸣作出了这番猜测，转而给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它已随上海华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改回原名）打去电话，找已从董事会秘书改任副总裁的朱胜良。
“你过两个小时再给我打电话。”听到打来电话的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纪硕鸣，朱胜良马上回话，随即挂断电话。
朱胜良一直是个沉稳的人，有学者风度，遇到大事、急事至多连抽几包烟，而不会显得忙乱慌张，但是在这一个电话中，纪硕鸣却明显感到了他的语调是那么的急促、紧迫，有点失常。看来，上海那边华晨的事态正如昨天深夜的那个电话所言，仰融出大事了。
大事能出大文章，《亚洲周刊》又将有震动社会各方的选题出世，纪硕鸣马上起身离座，向总编辑邱立本的办公室大步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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