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31日20:18:4(京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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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仁：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连载16）
（续前）面对问话，朱胜良并未说出什么，而是想了想后提出建议：“苏强在，不如你去采访苏强。”说着，他报出了苏强的手机号码，把与仰融去向有关的采访推了出去。
身为公司副总裁，作为学兄又与仰融先后师从刘诗白教授，在西南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不会不知道仰融的近况，但是对远道而来的特派员他却只字不谈仰融，把采访推到了苏强那里。这么做，他是不愿谈，还是不便谈，或者不该谈仰融？
上门采访是求别人的事，既然朱胜良绕了过去，纪硕鸣不得不答应下来：“也好，我把苏强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同他联系一下，先采访他。”
几笔记下电话号码，纪硕鸣想到整个华晨产权出现变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不会是苏强，也不应该是苏强，这时候去找苏强，在采访上会有什么进展呢？惟有找到仰融，听他讲述，才会获知内情，掌握华晨事件的真相。这么一想，他转念向朱胜良提出：“我想先采访仰融，你看有没有可能？”
再提仰融，朱胜良副总裁又一次推脱：“我现在没有仰融的电话号码，辽宁公安来人找我，我对他们也说我没有仰融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事，都是仰融打电话给我。”
怎么？辽宁警方已经出面，到上海查问仰融的下落了，从朱胜良副总裁回话透露出的这一内情中，纪硕鸣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朱胜良副总裁的手上，怎么会没有仰融在海外的电话号码呢？昨夜连访几人，纪硕鸣已经探知，依然身为董事长的仰融，一个多月来都是在越洋电话中，对申华实业的决策走向和经营管理，接连作出部署和安排，与朱胜良通话频繁。这么多的事情，两人之间的交谈怎么可能仅仅是仰融单方面拨打电话的呢？仰融不打电话过来，即使申华公司有再大的事情要向仰融报告，朱胜良这里不也断线了吗？
有没有仰融在海外的电话号码，可不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外人，对朱胜良的处境会有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吗？他为什么要连声否认知道仰融的电话号码呢？难道真会是局势险恶，仰融连个电话号码都不能，也不敢留给朱胜良吗？纪硕鸣正在疑虑当中，办公室主任叶骏推门进来，见有外人，从口袋里掏出1张50元面额的人民币，递给朱胜良，没说什么又出去了。
“采访苏强是有必要的，但我仅仅采访他，了解不到很多与仰融直接有关的内容，也听不到仰融的看法，采访不到仰融这个最主要的人物，我的报道就没有办法写出来。”纪硕鸣又一次说出专程飞抵上海，上门采访的来意。
但是，朱胜良副总裁依然不改初衷：“我刚才向你谈了，你还是写写申华，现在申华危在旦夕，我希望你能把真相写出来，有媒体的力量介入，将使辽宁那边不能很快对申华下手。”
从获知不多的事态内情中，纪硕鸣可以分析出已经被免去华晨中国汽车董事局主席职务的仰融，势必要守住申华实业这最后一个仍在手中的内地上市公司，朱胜良提出报道申华实业目前的处境，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即使落笔申华，也无疑要涉及华晨产权之争，还是要采访到仰融才能弄明白很多内幕，不采访仰融又怎么能够把这样一篇大文章做下去呢？
考虑到此，纪硕鸣继续向朱胜良提出：“苏强那里，我会同他联系，去采访他，前一阵子，有一些报道已经披露出来，苏强是仰融身边反水的四大金刚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但是以采访他为主来进行报道，并不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仅仅采访他，恐怕会离题太远，所以我还是要先采访仰融，请你给我安排一下。”
听听港刊资深特派员讲得十分在理，朱胜良想了想，提出又一个建议：“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去找一个人，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是叶骏，仰融的办公室主任，刚才进来的那个人，我不能直接跟仰融联系，你有什么问题，你同他讲。”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接过朱胜良写上电话号码的字条，纪硕鸣感到尽管依然不知仰融此时身在何处，如何同他联系，但已经开始走近了那个方向。回到国际贵都大酒店，纪硕鸣于下午4时25分打通了叶骏的手机，但是叶骏回话正在忙着，待空下来再回电。
可是，守在酒店里的纪硕鸣，直到晚上10点多钟，在久久的等候之中，仍未接到叶骏的电话。他等不下去了，给朱胜良打了电话。自仰融走后，独撑申华实业一方天地的朱胜良副总裁马上告知：“我已经同叶骏谈过你要找他，你直接给叶骏打电话吧。”
再与叶骏通电话，这位跟随了仰融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向纪硕鸣提出：“你想采访仰总，你想谈什么问题，有哪些要问的内容，给我一个提纲。”接着，两人在电话中商定，第二天上午10时叶骏来酒店，取资深特派员采访仰融的提纲。
当夜，就采访仰融的提纲，纪硕鸣动开了脑筋。其实，他对仰融失守华晨的内情所知甚少，不可能列出详问深究的内容，只能从大局着眼，提出采访的一些思路：华晨中国汽车到美国上市，仅仅是仰融海外融资的一次大手笔，还是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中国企业家走向全球的一个模式？中华轿车由仰融一手打造，仅仅是一辆车的下线，还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制造与世界同步的中高档轿车，继一汽、二汽、上汽、广汽等与国外汽车大公司合资之外的又一个模式？华晨10年，仅仅是仰融的资本大翻番，还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下做大、做强了的一种模式？
静想之后，纪硕鸣取国家与仰融的关系为立意，围绕仰融的金融模式、民族汽车工业模式、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写下采访提纲，在第二天上午10时叶骏来酒店时，把提纲交给了他。转身离去时，叶骏留话：“请你等消息。”
在上海等了两天，采访仰融并无下文，纪硕鸣只能返回香港。走出赤_角国际机场时，他心事重重，这是进《亚洲周刊》7年来，唯一一次出门远行，空手而返的采访。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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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仁：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连载16）
（续前）面对问话，朱胜良并未说出什么，而是想了想后提出建议：“苏强在，不如你去采访苏强。”说着，他报出了苏强的手机号码，把与仰融去向有关的采访推了出去。
身为公司副总裁，作为学兄又与仰融先后师从刘诗白教授，在西南财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不会不知道仰融的近况，但是对远道而来的特派员他却只字不谈仰融，把采访推到了苏强那里。这么做，他是不愿谈，还是不便谈，或者不该谈仰融？
上门采访是求别人的事，既然朱胜良绕了过去，纪硕鸣不得不答应下来：“也好，我把苏强的电话号码记下来，同他联系一下，先采访他。”
几笔记下电话号码，纪硕鸣想到整个华晨产权出现变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不会是苏强，也不应该是苏强，这时候去找苏强，在采访上会有什么进展呢？惟有找到仰融，听他讲述，才会获知内情，掌握华晨事件的真相。这么一想，他转念向朱胜良提出：“我想先采访仰融，你看有没有可能？”
再提仰融，朱胜良副总裁又一次推脱：“我现在没有仰融的电话号码，辽宁公安来人找我，我对他们也说我没有仰融的电话号码，有什么事，都是仰融打电话给我。”
怎么？辽宁警方已经出面，到上海查问仰融的下落了，从朱胜良副总裁回话透露出的这一内情中，纪硕鸣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朱胜良副总裁的手上，怎么会没有仰融在海外的电话号码呢？昨夜连访几人，纪硕鸣已经探知，依然身为董事长的仰融，一个多月来都是在越洋电话中，对申华实业的决策走向和经营管理，接连作出部署和安排，与朱胜良通话频繁。这么多的事情，两人之间的交谈怎么可能仅仅是仰融单方面拨打电话的呢？仰融不打电话过来，即使申华公司有再大的事情要向仰融报告，朱胜良这里不也断线了吗？
有没有仰融在海外的电话号码，可不可以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外人，对朱胜良的处境会有什么直接的不利影响吗？他为什么要连声否认知道仰融的电话号码呢？难道真会是局势险恶，仰融连个电话号码都不能，也不敢留给朱胜良吗？纪硕鸣正在疑虑当中，办公室主任叶骏推门进来，见有外人，从口袋里掏出1张50元面额的人民币，递给朱胜良，没说什么又出去了。
“采访苏强是有必要的，但我仅仅采访他，了解不到很多与仰融直接有关的内容，也听不到仰融的看法，采访不到仰融这个最主要的人物，我的报道就没有办法写出来。”纪硕鸣又一次说出专程飞抵上海，上门采访的来意。
但是，朱胜良副总裁依然不改初衷：“我刚才向你谈了，你还是写写申华，现在申华危在旦夕，我希望你能把真相写出来，有媒体的力量介入，将使辽宁那边不能很快对申华下手。”
从获知不多的事态内情中，纪硕鸣可以分析出已经被免去华晨中国汽车董事局主席职务的仰融，势必要守住申华实业这最后一个仍在手中的内地上市公司，朱胜良提出报道申华实业目前的处境，这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即使落笔申华，也无疑要涉及华晨产权之争，还是要采访到仰融才能弄明白很多内幕，不采访仰融又怎么能够把这样一篇大文章做下去呢？
考虑到此，纪硕鸣继续向朱胜良提出：“苏强那里，我会同他联系，去采访他，前一阵子，有一些报道已经披露出来，苏强是仰融身边反水的四大金刚中最重要的一个人，但是以采访他为主来进行报道，并不是我现在最想要做的事。仅仅采访他，恐怕会离题太远，所以我还是要先采访仰融，请你给我安排一下。”
听听港刊资深特派员讲得十分在理，朱胜良想了想，提出又一个建议：“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去找一个人，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他就是叶骏，仰融的办公室主任，刚才进来的那个人，我不能直接跟仰融联系，你有什么问题，你同他讲。”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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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守在酒店里的纪硕鸣，直到晚上10点多钟，在久久的等候之中，仍未接到叶骏的电话。他等不下去了，给朱胜良打了电话。自仰融走后，独撑申华实业一方天地的朱胜良副总裁马上告知：“我已经同叶骏谈过你要找他，你直接给叶骏打电话吧。”
再与叶骏通电话，这位跟随了仰融多年的办公室主任向纪硕鸣提出：“你想采访仰总，你想谈什么问题，有哪些要问的内容，给我一个提纲。”接着，两人在电话中商定，第二天上午10时叶骏来酒店，取资深特派员采访仰融的提纲。
当夜，就采访仰融的提纲，纪硕鸣动开了脑筋。其实，他对仰融失守华晨的内情所知甚少，不可能列出详问深究的内容，只能从大局着眼，提出采访的一些思路：华晨中国汽车到美国上市，仅仅是仰融海外融资的一次大手笔，还是中国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中国企业家走向全球的一个模式？中华轿车由仰融一手打造，仅仅是一辆车的下线，还是中国民族汽车工业制造与世界同步的中高档轿车，继一汽、二汽、上汽、广汽等与国外汽车大公司合资之外的又一个模式？华晨10年，仅仅是仰融的资本大翻番，还是中国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下做大、做强了的一种模式？
静想之后，纪硕鸣取国家与仰融的关系为立意，围绕仰融的金融模式、民族汽车工业模式、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写下采访提纲，在第二天上午10时叶骏来酒店时，把提纲交给了他。转身离去时，叶骏留话：“请你等消息。”
在上海等了两天，采访仰融并无下文，纪硕鸣只能返回香港。走出赤_角国际机场时，他心事重重，这是进《亚洲周刊》7年来，唯一一次出门远行，空手而返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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