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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日19:41:48(京港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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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仁：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连载17）
（续前）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叶骏那里始终没有可去采访仰融的进展。就在纪硕鸣心神不安的等待中，8月9日上午10时，朱胜良副总裁打来电话：“纪先生，有个汪康懋教授要找你，这个人以前同仰融合作过，他有话想说，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另外，你看看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有没有问题？”
作为杂志的资深特派员，有人愿意找上门来提供材料，当然来者不拒，正为采访仰融无路可行而感到困顿的纪硕鸣，马上答应下来：“我不但可以，并且十分愿意同汪康懋通电话，你告诉他，我现在正在铜锣湾的路上，半个小时后就给他打电话。”
回到编辑部，纪硕鸣按照朱胜良副总裁提供的号码，给正在上海家中的汪康懋打去电话。得知电话另一端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汪康懋说出了实情：“我经常看你的文章，我在新加坡时也曾经接受过《亚洲周刊》的采访。早年，我同仰融合作过，那时我在纽约金融街做事，是华晨在美国上市的一个推手。最近，国际金融报的记者找过我，专门谈了仰融的第一桶金的问题，华晨到底是谁出资，我了解情况，那都是仰融拿出来的钱。前几天，我在美国还见到了仰融，很希望你能来采访我，把这些内容写一写。”
他既然与仰融有很深的交往，那就不会不知道仰融现在何处，怎样可以取得联系，而只要采访到了仰融，对整个华晨事件的其他采访也都会顺势完成。虽然同汪康懋未曾谋面，只是第一次通上电话，但也只有从他那里能够寻得通向仰融的线路了。
纪硕鸣看了一眼电脑荧幕上的几段文字，接着说：“汪先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能够接受我来采访你，但是现在我的手头上还在写其他的文章，这两天不可能到上海，但下周三后我可以脱身来上海见你。你刚才告诉我，前些日子你还见过仰融，那么你能不能把同仰融联系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汪康懋爽快地答应下来：“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接着他报出了一串美国202区号的电话号码。
可是，按照汪康懋提供的这组号码，从中午一直到晚上，纪硕鸣不断地拨打电话，地球另一端响起并传送过来的全是同一个内容的录音答覆，根本没有人接听。会不会因为中美之间东半球、西半球的时差，仰融正巧不在电话机近旁，而把来电转到留言档上了呢？子夜过后，纪硕鸣继续拨出号码，可是直到□晨时分，听筒里响起的仍旧是那一段录音。
这个号码对不对？纪硕鸣给汪康懋打去电话：“按照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总是录音，而且对202这个区号，我问了几个住在美国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汪先生，怎么回事啊？”
“号码肯定是对的，我就是打这个电话同仰融联系的。纪先生，你什么时候来上海？”汪康懋明言电话号码无误，然后有点着急地问。
虽然他连个能使仰融直接接听的电话号码都拿不出来，但他毕竟在华晨中国汽车于美国上市时，与仰融共事多时，掌握很多内情，是个有必要尽快见上一面的人。纪硕鸣当即回答：“我这里空一点，就马上来上海。”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纪硕鸣对采访人选的把握是恰当的，汪康懋确实在知情者之列。前些天，他已经接受了多家报刊记者的采访，《经济观察报》以《华晨汽车原董事汪康懋：我帮仰融美国上市》的大字标题，刊出了记者王锐的报道：“当仰融被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解除董事局主席职务以后，去年刚刚回到国内的美籍华人汪康懋教授上周决定出来澄清一些问题，因为他曾经是华晨系在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的发起人、董事兼常务副总裁，直到1995年才离开。当时，仰融已经尝试过到加拿大、香港等地上市，但都没有成功，1992年的1月份，曾经在美林证券的美国总部供职的汪康懋作为一名外籍专家正式加入华晨，担任常务副总裁。”
在采访中，汪康懋对记者明言，基金会的钱是仰融弄来的，然后又作出解释：“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过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我们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这样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
接着，汪康懋向记者坦言：“其他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后来出现在招股说明书上的这个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是仰融临时拼凑起来的，是一个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的机构。这个基金会的钱大部分是仰融弄来的，因为在我们一开始准备上市的时候，这个基金会根本没参与，只是听了投资银行的建议后，仰融才说要搞个基金会。”
那么，仰融拿出来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在采访汪康懋当中，记者王锐得到实情，随后写下：“根据汪康懋的判断，有一部分钱是仰融自己的，有一部分则可能是临时从银行借来的。仰融本人曾对汪康懋说，钱是炒金杯A股的股票赚来的。”进而，记者又添上一笔：“正如仰融曾经公开表示的：原始股本上，基金会没有给我一分钱。”
谈出了华晨中国汽车的资金真正来源后，汪康懋向记者阐述自己的分析：“还有一点足以说明基金会不是真正出钱的大股东，因为如果说基金会真正出了钱，为什么作为大股东他不派人进入华晨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华晨的董事长是由仰融兼的，这说明仰融是代表大股东基金会的，而且基金会的官员任免、到民政部注册等事宜都是仰融一手操办的，基金会的办公室就在仰融的办公室里。所以仰融当时虽然是基金会的副会长，但在美国上市以后，仰融就和基金会很少联系了，基本上不能算基金会的人。在企业中，仰融做任何事情都不对基金会负责，也不必向基金会报告。开董事会基金会都不派人来。”
由此，汪康懋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仰融只不过借用了一下基金会的名义，完成上市以后，不可能和他们一直保持什么关系。历年以来的年报、股东大会等事宜，从来没见过基金会这个大股东的身影，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从来不见这个大股东的踪影，仰融包办了一切。对于活动能力惊人的仰融来说，尽管他机关算尽，但这也许是他致命的疏忽。正是这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基金会，在关键的时候把他从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董事会主席的宝座上轻松推了下来。”
被《商界名流》杂志尊为国际学者、智囊、华尔街名人的汪康懋，几番长谈都是凭多年前的记忆而言，对此他能拿出凭据、书证来吗？8月15日下午，正在休假的纪硕鸣飞赴上海，去打浦桥肇嘉_路上的寓所，采访了汪康懋，然后在商务中心复印汪康懋提供的资料时，打出电话，约见更加知情的叶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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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叶骏那里始终没有可去采访仰融的进展。就在纪硕鸣心神不安的等待中，8月9日上午10时，朱胜良副总裁打来电话：“纪先生，有个汪康懋教授要找你，这个人以前同仰融合作过，他有话想说，我把他的电话号码给你。另外，你看看我把你的电话号码给他，有没有问题？”
作为杂志的资深特派员，有人愿意找上门来提供材料，当然来者不拒，正为采访仰融无路可行而感到困顿的纪硕鸣，马上答应下来：“我不但可以，并且十分愿意同汪康懋通电话，你告诉他，我现在正在铜锣湾的路上，半个小时后就给他打电话。”
回到编辑部，纪硕鸣按照朱胜良副总裁提供的号码，给正在上海家中的汪康懋打去电话。得知电话另一端是《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汪康懋说出了实情：“我经常看你的文章，我在新加坡时也曾经接受过《亚洲周刊》的采访。早年，我同仰融合作过，那时我在纽约金融街做事，是华晨在美国上市的一个推手。最近，国际金融报的记者找过我，专门谈了仰融的第一桶金的问题，华晨到底是谁出资，我了解情况，那都是仰融拿出来的钱。前几天，我在美国还见到了仰融，很希望你能来采访我，把这些内容写一写。”
他既然与仰融有很深的交往，那就不会不知道仰融现在何处，怎样可以取得联系，而只要采访到了仰融，对整个华晨事件的其他采访也都会顺势完成。虽然同汪康懋未曾谋面，只是第一次通上电话，但也只有从他那里能够寻得通向仰融的线路了。
纪硕鸣看了一眼电脑荧幕上的几段文字，接着说：“汪先生，谢谢你对我的信任，能够接受我来采访你，但是现在我的手头上还在写其他的文章，这两天不可能到上海，但下周三后我可以脱身来上海见你。你刚才告诉我，前些日子你还见过仰融，那么你能不能把同仰融联系的电话号码告诉我？”
汪康懋爽快地答应下来：“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接着他报出了一串美国202区号的电话号码。
可是，按照汪康懋提供的这组号码，从中午一直到晚上，纪硕鸣不断地拨打电话，地球另一端响起并传送过来的全是同一个内容的录音答覆，根本没有人接听。会不会因为中美之间东半球、西半球的时差，仰融正巧不在电话机近旁，而把来电转到留言档上了呢？子夜过后，纪硕鸣继续拨出号码，可是直到□晨时分，听筒里响起的仍旧是那一段录音。
这个号码对不对？纪硕鸣给汪康懋打去电话：“按照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总是录音，而且对202这个区号，我问了几个住在美国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汪先生，怎么回事啊？”
“号码肯定是对的，我就是打这个电话同仰融联系的。纪先生，你什么时候来上海？”汪康懋明言电话号码无误，然后有点着急地问。
虽然他连个能使仰融直接接听的电话号码都拿不出来，但他毕竟在华晨中国汽车于美国上市时，与仰融共事多时，掌握很多内情，是个有必要尽快见上一面的人。纪硕鸣当即回答：“我这里空一点，就马上来上海。”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纪硕鸣对采访人选的把握是恰当的，汪康懋确实在知情者之列。前些天，他已经接受了多家报刊记者的采访，《经济观察报》以《华晨汽车原董事汪康懋：我帮仰融美国上市》的大字标题，刊出了记者王锐的报道：“当仰融被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解除董事局主席职务以后，去年刚刚回到国内的美籍华人汪康懋教授上周决定出来澄清一些问题，因为他曾经是华晨系在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的发起人、董事兼常务副总裁，直到1995年才离开。当时，仰融已经尝试过到加拿大、香港等地上市，但都没有成功，1992年的1月份，曾经在美林证券的美国总部供职的汪康懋作为一名外籍专家正式加入华晨，担任常务副总裁。”
在采访中，汪康懋对记者明言，基金会的钱是仰融弄来的，然后又作出解释：“一开始的时候，仰融曾经打算过要以个人的名义注册上市，但投资银行建议我们还是以国有身份在美国露面，因为当时西方只知道中国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不相信中国的私营企业家有这么多钱，可以置这么大的产业，如果这样注册，肯定会引来非常繁琐的调查。”
接着，汪康懋向记者坦言：“其他的我不太清楚，但我知道，后来出现在招股说明书上的这个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是仰融临时拼凑起来的，是一个没什么实质性内容的机构。这个基金会的钱大部分是仰融弄来的，因为在我们一开始准备上市的时候，这个基金会根本没参与，只是听了投资银行的建议后，仰融才说要搞个基金会。”
那么，仰融拿出来的钱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在采访汪康懋当中，记者王锐得到实情，随后写下：“根据汪康懋的判断，有一部分钱是仰融自己的，有一部分则可能是临时从银行借来的。仰融本人曾对汪康懋说，钱是炒金杯A股的股票赚来的。”进而，记者又添上一笔：“正如仰融曾经公开表示的：原始股本上，基金会没有给我一分钱。”
谈出了华晨中国汽车的资金真正来源后，汪康懋向记者阐述自己的分析：“还有一点足以说明基金会不是真正出钱的大股东，因为如果说基金会真正出了钱，为什么作为大股东他不派人进入华晨担任董事或董事长？华晨的董事长是由仰融兼的，这说明仰融是代表大股东基金会的，而且基金会的官员任免、到民政部注册等事宜都是仰融一手操办的，基金会的办公室就在仰融的办公室里。所以仰融当时虽然是基金会的副会长，但在美国上市以后，仰融就和基金会很少联系了，基本上不能算基金会的人。在企业中，仰融做任何事情都不对基金会负责，也不必向基金会报告。开董事会基金会都不派人来。”
由此，汪康懋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仰融只不过借用了一下基金会的名义，完成上市以后，不可能和他们一直保持什么关系。历年以来的年报、股东大会等事宜，从来没见过基金会这个大股东的身影，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从来不见这个大股东的踪影，仰融包办了一切。对于活动能力惊人的仰融来说，尽管他机关算尽，但这也许是他致命的疏忽。正是这个已经失去利用价值的基金会，在关键的时候把他从美国上市公司华晨汽车董事会主席的宝座上轻松推了下来。”
被《商界名流》杂志尊为国际学者、智囊、华尔街名人的汪康懋，几番长谈都是凭多年前的记忆而言，对此他能拿出凭据、书证来吗？8月15日下午，正在休假的纪硕鸣飞赴上海，去打浦桥肇嘉_路上的寓所，采访了汪康懋，然后在商务中心复印汪康懋提供的资料时，打出电话，约见更加知情的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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