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世界杯折戟之谜（一）
世界杯自乌拉圭发轫，距今已７５年，在６４４场决赛周的比赛中，争议、丑闻和天才俯拾皆是，可从没有那场比赛像１９７４年的决赛那样，在一个国家的灵魂深处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在一个民族的感情自尊上留下如此难以愈合的创伤，在球迷的内心激起如此广泛的遗憾和同情。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的最高潮，也是一场令人潸然泣下的悲剧的最强音。
有些事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１９７４年７月７日在慕尼黑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和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桩枪击案，有什么相关？荷兰已经将大力神半抱入怀，但得而复失；肯尼迪夫妇遭枪手伏击，总统和州长一死一伤，美国人一度拥有，但最终失去了他们历史上最年轻有为的领袖。尽管二者在时间和地点上相隔如此遥远，有一点是共通的：肯尼迪被刺对美国人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美国的国策也因之偏离了既定的走向；荷兰在迈向光荣和不朽的关头功败垂成，输给了他们憎恨和嫉妒的德国人，这份失落在人潮散尽后，逐渐涌上荷兰人的心头，噩梦般沉重持久，挥之不去。
这场失利，在荷兰人眼里，绝非一场球赛那么简单，它承载了郁金香们太多的理想和寄托，引发了“海上马车夫”对二战、对未来和对自身的种种反思。一场球赛具有如此深邃的哲学内涵，在其它的民族看来不仅匪夷所思，更不堪负荷。但荷兰人勤思善辨，喜欢追根究底，踢球做人都目标明确，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德国，巴西，或者英格兰发起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而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如此沉痛。
荷兰无法忘记这场改变历史和命运的决赛。１９９４年，一个学术机构在慕尼黑决赛２０周年之际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发现几乎每个经历那场悲剧的人，都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身在何处，所为何事。荷兰戏剧家蒂莫斯在研究这场不幸及其后遗症后总结道：这是荷兰２０世纪的三大灾难之一，仅次于１９５３年的洪水和二战被近邻侵占。
令人不解的是，这份悲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即使有，荷兰人也许把它深藏内心。表面上，他们热烈欢迎国脚们的归来――不管输赢――他们都是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将豪迈壮丽的全能足球带给了世界，并在战后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一举打进了决赛。米歇尔斯和队员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广场受到万众景仰和称颂，随后还蒙女王召见和赐宴。
时过境迁，荷兰人越品味这场失败，越觉得含恨无比，一位心理学家说：“我们不敢承认这场比赛对我们如此重要，不愿承认我们对它是那么在乎，这个心灵的创伤太深了，深得我们很久不敢去触动它，１９７４，就像是一道永恒的伤疤，一个没有被惩罚的罪案。”这场失落的决赛，成了荷兰人谈论足球必然导致的终极话题，即使一个普通人也会在聊起它时黯然神伤。笔者在２００４年６月飞赴里斯本采访欧洲杯途中，于阿姆斯特丹转机，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便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啊，１９７４年，我们虽然球踢得好看，可总是赢不了什么。”
荷兰输给西德，不仅象征着一个足球理想的死亡，也意味着６０年代遍及欧洲的种种喧嚣和狂热暗淡收场，其文化含义远远超出足球本身，它是荷兰在７０年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乐观让位于宿命，期盼变成了怀疑。决赛后不久，荷兰的社会党政府垮台了，该党是６０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以宽容及和平为治国之本，劝告世人像荷兰那样忘记过去，和伤害过自己的人共存共荣。
至今，仍有谜团无法解开，仍有假设没有答案，借用丘吉尔的话，就是
为什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克鲁伊夫、范哈内亨、内斯肯斯、克洛尔、哈安――会输给远不如他们的西德？为什么西德两次挑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１９５４年战胜普什卡什领衔的匈牙利），都能爆冷夺得冠军？为什么荷兰在８０秒内进了一球，但在随后的２５分钟里再无建树直至被对手翻盘？为什么荷兰（甚至在任何国家都是）最杰出的一代球员在决赛才犯这种错误？究竟是伦森布灵克有伤影响了整体配合？还是克鲁伊夫的太太打电话干扰了夫君的情绪？究竟是德国媒体蓄意捏造“裸体女郎”丑闻动摇了荷兰的军心？还是西德的战术打法对头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荷兰每逢大赛总受困于内讧？为什么荷兰连续在世界杯决赛输给东道主？如果１９７４年的决赛是荷兰人的梦魇，为什么１９７８年的决赛没有引发类似的情感？如果１９７４年的决赛是荷兰足球和社会发展的分水岭，１９７８年的决赛该有什么样的地位？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
也许１９７０年世界杯的巴西在人们眼里更伟大，更神圣，因为大部分人爱看大团圆的结局――最强大的球队最后夺冠，功德圆满，皆大欢喜。但恰恰是同样群星璀璨的荷兰输了，这个不亚于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悲剧，便带着摄魂夺魄的魅力和诱惑，今年３月初，“荷兰足球之父”米歇尔斯辞世，更激发笔者去探究他们失败的内在原因，去经历一次英雄曾经历的悲怆。
荷兰足球是一种哲学，直到今天仍带有阿贾克斯学派的鲜明印记。看一眼荷兰人的跑动和传球，会立即给你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象：球的线路是那么符合几何美学，人的位置又和空间配合得那么妙不可言，极为复杂的战术概念经他们演绎，化为场上朴实无华的动作，浑然天成。看他们踢球，是一种温暖和激动的享受，让你按捺不住，屏息失语。甚至荷兰队的球衣颜色也极具原创精神，不像其它国家（法国、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等）那样按国旗的蓝白红三色搭配，而是独具慧眼，以１９４８年伦敦奥运的荷兰田径女英雄布兰克斯－科恩的橙色运动衣为荣――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跳跃着一抹橙色，真是匠心独具，让人心神为之一振。
荷兰球员也是充满魅力，矛盾和谐共存的奇妙物种。许多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球员母语都未必说得流畅，但无论早年的克鲁伊夫、克洛尔、哈安、米歇尔斯，还是后来的古利特、范巴斯滕、科曼、里杰卡尔德、范加尔，都能操流利的外语和外国媒体侃侃而谈。他们能言善辩，思维敏捷，既讲究整体的严谨又注重个性的自由。在荷兰，足球是艺术，是美感，是意识。即使盘带和射门俱佳，你也未必受到观众的爱戴和媒体的赞扬。博格坎普曾说：“对于不好看的进球，在下没有什么兴趣。”莱因克尔这么难得的射手，在克鲁伊夫的眼里也价值寥寥，他先把英格兰人安排在右翼，最后打发后者回家。如此神奇的集体，你无论如何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饮恨世界杯。
本文讲述的，不仅仅是荷兰在两届世界杯决赛折戟的故事，而是回顾荷兰全能足球兴起的过程，探究１９６５到１９７４这１０年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对荷兰足球的影响，藉此勾起那尘封的回忆――尽管苦涩，但不失美好。
世界杯自乌拉圭发轫，距今已７５年，在６４４场决赛周的比赛中，争议、丑闻和天才俯拾皆是，可从没有那场比赛像１９７４年的决赛那样，在一个国家的灵魂深处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在一个民族的感情自尊上留下如此难以愈合的创伤，在球迷的内心激起如此广泛的遗憾和同情。那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的最高潮，也是一场令人潸然泣下的悲剧的最强音。
有些事情似乎风马牛不相及，１９７４年７月７日在慕尼黑进行的一场足球比赛，和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的一桩枪击案，有什么相关？荷兰已经将大力神半抱入怀，但得而复失；肯尼迪夫妇遭枪手伏击，总统和州长一死一伤，美国人一度拥有，但最终失去了他们历史上最年轻有为的领袖。尽管二者在时间和地点上相隔如此遥远，有一点是共通的：肯尼迪被刺对美国人是个巨大的精神打击，美国的国策也因之偏离了既定的走向；荷兰在迈向光荣和不朽的关头功败垂成，输给了他们憎恨和嫉妒的德国人，这份失落在人潮散尽后，逐渐涌上荷兰人的心头，噩梦般沉重持久，挥之不去。
这场失利，在荷兰人眼里，绝非一场球赛那么简单，它承载了郁金香们太多的理想和寄托，引发了“海上马车夫”对二战、对未来和对自身的种种反思。一场球赛具有如此深邃的哲学内涵，在其它的民族看来不仅匪夷所思，更不堪负荷。但荷兰人勤思善辨，喜欢追根究底，踢球做人都目标明确，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德国，巴西，或者英格兰发起一场震撼人心的革命，而革命的结果竟然是如此沉痛。
荷兰无法忘记这场改变历史和命运的决赛。１９９４年，一个学术机构在慕尼黑决赛２０周年之际做了一次社会调查，发现几乎每个经历那场悲剧的人，都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身在何处，所为何事。荷兰戏剧家蒂莫斯在研究这场不幸及其后遗症后总结道：这是荷兰２０世纪的三大灾难之一，仅次于１９５３年的洪水和二战被近邻侵占。
令人不解的是，这份悲痛在当时并没有那么强烈，即使有，荷兰人也许把它深藏内心。表面上，他们热烈欢迎国脚们的归来――不管输赢――他们都是国人心目中的英雄：是他们将豪迈壮丽的全能足球带给了世界，并在战后首次参加世界杯就一举打进了决赛。米歇尔斯和队员们在阿姆斯特丹的市中心广场受到万众景仰和称颂，随后还蒙女王召见和赐宴。
时过境迁，荷兰人越品味这场失败，越觉得含恨无比，一位心理学家说：“我们不敢承认这场比赛对我们如此重要，不愿承认我们对它是那么在乎，这个心灵的创伤太深了，深得我们很久不敢去触动它，１９７４，就像是一道永恒的伤疤，一个没有被惩罚的罪案。”这场失落的决赛，成了荷兰人谈论足球必然导致的终极话题，即使一个普通人也会在聊起它时黯然神伤。笔者在２００４年６月飞赴里斯本采访欧洲杯途中，于阿姆斯特丹转机，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便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啊，１９７４年，我们虽然球踢得好看，可总是赢不了什么。”
荷兰输给西德，不仅象征着一个足球理想的死亡，也意味着６０年代遍及欧洲的种种喧嚣和狂热暗淡收场，其文化含义远远超出足球本身，它是荷兰在７０年代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后，乐观让位于宿命，期盼变成了怀疑。决赛后不久，荷兰的社会党政府垮台了，该党是６０年代理想主义者的代表，以宽容及和平为治国之本，劝告世人像荷兰那样忘记过去，和伤害过自己的人共存共荣。
至今，仍有谜团无法解开，仍有假设没有答案，借用丘吉尔的话，就是
为什么历史上最伟大的球队――克鲁伊夫、范哈内亨、内斯肯斯、克洛尔、哈安――会输给远不如他们的西德？为什么西德两次挑战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１９５４年战胜普什卡什领衔的匈牙利），都能爆冷夺得冠军？为什么荷兰在８０秒内进了一球，但在随后的２５分钟里再无建树直至被对手翻盘？为什么荷兰（甚至在任何国家都是）最杰出的一代球员在决赛才犯这种错误？究竟是伦森布灵克有伤影响了整体配合？还是克鲁伊夫的太太打电话干扰了夫君的情绪？究竟是德国媒体蓄意捏造“裸体女郎”丑闻动摇了荷兰的军心？还是西德的战术打法对头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什么荷兰每逢大赛总受困于内讧？为什么荷兰连续在世界杯决赛输给东道主？如果１９７４年的决赛是荷兰人的梦魇，为什么１９７８年的决赛没有引发类似的情感？如果１９７４年的决赛是荷兰足球和社会发展的分水岭，１９７８年的决赛该有什么样的地位？问题可以一直问下去……
也许１９７０年世界杯的巴西在人们眼里更伟大，更神圣，因为大部分人爱看大团圆的结局――最强大的球队最后夺冠，功德圆满，皆大欢喜。但恰恰是同样群星璀璨的荷兰输了，这个不亚于罗密欧和朱丽叶式的悲剧，便带着摄魂夺魄的魅力和诱惑，今年３月初，“荷兰足球之父”米歇尔斯辞世，更激发笔者去探究他们失败的内在原因，去经历一次英雄曾经历的悲怆。
荷兰足球是一种哲学，直到今天仍带有阿贾克斯学派的鲜明印记。看一眼荷兰人的跑动和传球，会立即给你留下独一无二的印象：球的线路是那么符合几何美学，人的位置又和空间配合得那么妙不可言，极为复杂的战术概念经他们演绎，化为场上朴实无华的动作，浑然天成。看他们踢球，是一种温暖和激动的享受，让你按捺不住，屏息失语。甚至荷兰队的球衣颜色也极具原创精神，不像其它国家（法国、南斯拉夫和俄罗斯等）那样按国旗的蓝白红三色搭配，而是独具慧眼，以１９４８年伦敦奥运的荷兰田径女英雄布兰克斯－科恩的橙色运动衣为荣――蓝天白云之下，绿茵场上跳跃着一抹橙色，真是匠心独具，让人心神为之一振。
荷兰球员也是充满魅力，矛盾和谐共存的奇妙物种。许多英格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球员母语都未必说得流畅，但无论早年的克鲁伊夫、克洛尔、哈安、米歇尔斯，还是后来的古利特、范巴斯滕、科曼、里杰卡尔德、范加尔，都能操流利的外语和外国媒体侃侃而谈。他们能言善辩，思维敏捷，既讲究整体的严谨又注重个性的自由。在荷兰，足球是艺术，是美感，是意识。即使盘带和射门俱佳，你也未必受到观众的爱戴和媒体的赞扬。博格坎普曾说：“对于不好看的进球，在下没有什么兴趣。”莱因克尔这么难得的射手，在克鲁伊夫的眼里也价值寥寥，他先把英格兰人安排在右翼，最后打发后者回家。如此神奇的集体，你无论如何想不通他们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饮恨世界杯。
本文讲述的，不仅仅是荷兰在两届世界杯决赛折戟的故事，而是回顾荷兰全能足球兴起的过程，探究１９６５到１９７４这１０年社会、政治和文化因素对荷兰足球的影响，藉此勾起那尘封的回忆――尽管苦涩，但不失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