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资中筠
这里面有日本文化自身的原因――自由民主思想对于日本始终是“外来”的，难以在精神上融入日本文化，所以日本没有从内心清除军国主义的动力。这里面有国际社会的原因――由于战后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的美国改变了对日策略，使日本失去了彻底与军国主义告别的机会。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源远流长，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今天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与那段罪恶的历史划清界限，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以其勤奋和善于学习，对世界做出贡献。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对历史的反省，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不干脆，不彻底，时不时地要做些翻案文章，就不能像德国那样。这是为什么？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比较
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却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
另外，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上个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于是，日本民族的心态就是：傲视其他亚洲人，致力于“脱亚入欧”。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西方传媒对此事也大多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代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可谓不残酷。
这种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上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发愤图强，不到20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为日本走向和平、民主和经济繁荣打下一定的基础。当时美国的亚洲战略是扶助中国，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到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日本右派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的改革。从此美国的战略变成扶植日本，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特别宽容。
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美日关系当然也有矛盾，特别是贸易摩擦也曾一度比较紧张，但是美日的特殊关系始终与中日、中美关系不同，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吵架而不会离婚”。自尼克松访华到中日、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和日本有识之士都认为，中、美、日之间关系并不一定此消彼长，而完全可以维持三边良好的关系。事实上，自中日建交到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一段时期内的确出现过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或者至少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1989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关系恶化，日本由于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相对说来反而态度比较温和。自90年代末之后，美国在中日之间偏向日本日益明显。其中因素很多，无法详述。不过当前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对中国的所谓“崛起”的疑虑。也就是“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中国羽翼远未丰满，全面的综合国力、发达的程度远远比不上美、日，却已被两家列为要共同防范和对付的目标。对讲求实际的美国说来，历史的一页早已翻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更无法指望美国对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说一句公道话。
我们或该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那就是我们或许该反躬自问。
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
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冷战期间政府无交往的情况下，取得了细水长流促进民间相互了解的效果，以后时机成熟，田中访华，日本国内舆论阻力较小。不过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未能沿着这一原则进行锲而不舍的工作。现在，极右派的群众基础已经有所扩大。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原则常不一贯。
假设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权利福利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如果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如何以自强、自重、理性、自爱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本文发表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本刊发表时作者有所补充修改)
这里面有日本文化自身的原因――自由民主思想对于日本始终是“外来”的，难以在精神上融入日本文化，所以日本没有从内心清除军国主义的动力。这里面有国际社会的原因――由于战后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的美国改变了对日策略，使日本失去了彻底与军国主义告别的机会。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源远流长，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今天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与那段罪恶的历史划清界限，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以其勤奋和善于学习，对世界做出贡献。日本政治人物也不是没有表示过对历史的反省，但是总是反反复复，不干脆，不彻底，时不时地要做些翻案文章，就不能像德国那样。这是为什么？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比较
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却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日本则不然。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19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
另外，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上个世纪60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于是，日本民族的心态就是：傲视其他亚洲人，致力于“脱亚入欧”。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西方传媒对此事也大多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他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代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可谓不残酷。
这种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上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发愤图强，不到20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比自己落后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为日本走向和平、民主和经济繁荣打下一定的基础。当时美国的亚洲战略是扶助中国，抵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但是到1948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日本右派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的改革。从此美国的战略变成扶植日本，遏制“共产主义中国”。对日本的战争罪行特别宽容。
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美日关系当然也有矛盾，特别是贸易摩擦也曾一度比较紧张，但是美日的特殊关系始终与中日、中美关系不同，用一位美国学者的话来说：“吵架而不会离婚”。自尼克松访华到中日、中美建交之后，美国和日本有识之士都认为，中、美、日之间关系并不一定此消彼长，而完全可以维持三边良好的关系。事实上，自中日建交到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一段时期内的确出现过三者良性互动的局面，或者至少朝着这一方向发展。
1989年之后，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国关系恶化，日本由于意识形态不那么强烈，相对说来反而态度比较温和。自90年代末之后，美国在中日之间偏向日本日益明显。其中因素很多，无法详述。不过当前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对中国的所谓“崛起”的疑虑。也就是“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中国羽翼远未丰满，全面的综合国力、发达的程度远远比不上美、日，却已被两家列为要共同防范和对付的目标。对讲求实际的美国说来，历史的一页早已翻过去。在这种情况下，更无法指望美国对日本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说一句公道话。
我们或该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那就是我们或许该反躬自问。
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
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在冷战期间政府无交往的情况下，取得了细水长流促进民间相互了解的效果，以后时机成熟，田中访华，日本国内舆论阻力较小。不过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未能沿着这一原则进行锲而不舍的工作。现在，极右派的群众基础已经有所扩大。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原则常不一贯。
假设几十年来中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权利福利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如果今天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当然这是假设，如何以自强、自重、理性、自爱来赢得他人的尊重，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本文发表在《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本刊发表时作者有所补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