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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数学大师丘成桐 点破中国学术死穴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亚洲时报记者陈颖慈6月6日撰文 谭建中摄影）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靠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亚洲时报记者陈颖慈6月6日撰文 谭建中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