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终于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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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哀一下下. 那么有文采的人阿。
巴金：希望建文革博物馆 还原历史真相
晚年亲近巴金的家人透露，巴金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还原历史真相。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金原名李尧棠，一九○四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二一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二七年赴法国留学，写成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以巴金为笔名。
六○年代文革期间曾遭批斗，终其一生并未入党。
巴金一生与妻子萧珊相濡以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萧珊给予巴金精神上的支持，也替巴金承受过铜头皮带的毒打。１９７２年７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３日中午，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巴金是中国少数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一度还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一九三○年代写成的“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巴金
晚年巴金更提倡“讲真话”，在“随想录”中深入反思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伤害。巴金管家徐钤指出，巴金淡泊名利，热心助人，敢说真话，是巴老给人的印象，但巴老在文革十年浩劫，所受屈辱却是鲜为人知。
“文革”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 “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随想录》出版后，老人宣布搁笔。但那些阴丝丝的冷风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1991年，北京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针对此，老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道：“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巴金简历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生，四川成都人(汉族)，无党派。
１９２１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赴法国留学。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０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
１９５０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１９５３年９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 学》主编。
１９６２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２００３年11月，被授予“人民作家”荣衔。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０６分在上海逝世。
晚年亲近巴金的家人透露，巴金生前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建立文革博物馆，还原历史真相。
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19时零6分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巴金原名李尧棠，一九○四年11月25日出生于四川成都，二一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二七年赴法国留学，写成处女作长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以巴金为笔名。
六○年代文革期间曾遭批斗，终其一生并未入党。
巴金一生与妻子萧珊相濡以沫。在“文革”的艰难岁月中，萧珊给予巴金精神上的支持，也替巴金承受过铜头皮带的毒打。１９７２年７月底，备受精神摧残的萧珊患了直肠癌。１９７２年８月１３日中午，萧珊故去后，她的骨灰一直放在巴金的卧室里。巴金对萧珊一往深情，写了《怀念萧珊》、《再忆萧珊》，还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等文章。
巴金是中国少数具有国际知名度的作家之一，一度还被视为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他最知名的作品是一九三○年代写成的“激流三部曲”：“家”、“春”、 “秋”。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巴金
晚年巴金更提倡“讲真话”，在“随想录”中深入反思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的伤害。巴金管家徐钤指出，巴金淡泊名利，热心助人，敢说真话，是巴老给人的印象，但巴老在文革十年浩劫，所受屈辱却是鲜为人知。
“文革”后，巴金用了8年时间写了150篇《随想录》，计有42万字。巴金说：“五集《随想录》主要是我一生的总结，一生的收支总账。”学术界认为这是一部 “力透纸背，情透纸背，热透纸背”的“讲真话的大书”，是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它的价值和影响，远远超出了作品的本身和文学范畴。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正如他在后来所写的《随想录》合订本新记中说的：“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
巴金对他在50年代的一些行为的反思，则是挖掘到一个更深的思想层次上了：即在无约束的权威秩序统治下，他是为了保全自己而被迫牺牲正义和朋友，这就在事实上为无约束的权威秩序作了帮凶，而在这行为的背后，他原是明白是非的，所以他的良心也要为此而受到煎熬，结果就在愈加绝望的生存环境和身心交困的巨大痛苦中，他最终一点点地丧失了清醒的意志，放弃了作为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的自觉和能力，也根本违背了自己曾经奉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这也正是他何以会在文革中变成精神奴隶的心理基础。
巴金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奴隶意识的联系，他发现在“文革”初期他也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而在《十年一梦》中，他痛苦地喊出了这样的自谴：“奴隶，过去我总以为自己同这个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隶！……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隶。这个发现使我十分难过！我的心在挣扎，我感觉到奴隶哲学像铁链似地紧紧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随想录》出版后，老人宣布搁笔。但那些阴丝丝的冷风并没有消除对老人的敌意。1991年，北京一家报纸上公开发表署名文章，含沙射影地攻击老人晚年用生命来呼喊的“讲真话”口号，这篇奇文以“真话不等于真理”为理由，把一盆盆污水朝老人头上泼去，诬陷“真话”是“投向党和人民政权的石头、枪弹”。针对此，老人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反驳道：“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
巴金简历
１９０４年１１月生，四川成都人(汉族)，无党派。
１９２１年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肄业。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２９年赴法国留学。
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５０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平明出版社总编辑。
１９５０年后任平明出版社总编辑，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
１９５３年９月后先后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文艺月报》、《收获》、《上海文 学》主编。
１９６２年后任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
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３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１９８３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２００３年３月在全国政协十届一次会议上当选为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２００３年11月，被授予“人民作家”荣衔。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１９时０６分在上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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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怀念曹禺
编者按：巴金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株枝叶共茂的大树。>>全部
作者：巴 金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 9 3 6 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 9 3 7 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 9 4 0 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 9 4 2 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 9 7 8 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二
1 9 6 6 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 9 9 3 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1 9 9 8 年3 月
http://news.sina.com.cn/cl/2005-10-18/13078043166.shtml
编者按：巴金在九十岁(1994)以后身体越来越显得衰老了，不仅头发全白，他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更加严重，生活状态尽管如此，他还是在轮椅上架起一块木板，当作书桌，颤颤巍巍地写出一篇篇短文。1998年，巴金发表了他的最后一篇抒情散文《怀念曹禺》。这是继《怀念萧珊》之后，巴金晚年散文中的又一株枝叶共茂的大树。>>全部
作者：巴 金
一
家宝逝世后，我给李玉茹、万方发了个电报：“请不要悲痛，家宝并没有去，他永远活在观众和读者的心中！”话很平常，不能表达我的痛苦，我想多说一点，可颤抖的手捏不住小小的笔，许许多多的话和着眼泪咽进了肚里。
躺在病床上，我经常想起家宝。六十几年的往事历历在目。
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靳以把家宝的一部稿子交给我看，那时家宝还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学生。在南屋客厅旁那间用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地震动了！就像从前看托尔斯泰的小说《复活》一样，剧本抓住了我的灵魂，我为它落了泪。我曾这样描述过我当时的心情：“不错，我流过泪，但是落泪之后我感到一阵舒畅，而且我还感到一种渴望，一种力量在身内产生了，我想做一件事情，一件帮助人的事情，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精力。《雷雨》是这样地感动过我。”然而，这却是我从靳以手里接过《雷雨》手稿时所未曾料到的。我由衷佩服家宝，他有大的才华，我马上把我的看法告诉靳以，让他分享我的喜悦。《文学季刊》破例一期全文刊载了《雷雨》，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第二年，我旅居日本，在东京看了由中国留学生演出的《雷雨》，那时候，《雷雨》已经轰动，国内也有剧团把它搬上舞台。我连着看了三天戏，我为家宝高兴。
1 9 3 6 年靳以在上海创刊《文学季刊》，家宝在上面连载四幕剧《日出》，同样引起轰动。1 9 3 7 年靳以又创办《文丛》，家宝发表了《原野》。我和家宝一起在上海看了《原野》的演出，这时，抗战爆发了。家宝在南京教书，我在上海搞文化生活出版社，这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但是我仍然有机会把他的一本本新作编入《文学丛刊》介绍给读者。
1 9 4 0 年，我从上海到昆明，知道家宝的学校已经迁至江安，我可以去看他了。我在江安待了六天，住在家宝家的小楼里。那地方真清静，晚上七点后街上就一片黑暗。我常常和家宝一起聊天，我们隔了一张写字台对面坐着，谈了许多事情，交出了彼此的心。那时他处在创作旺盛时期，接连写出了《蜕变》、《北京人》，我们谈起正在上海上演的《家》(由吴天改编、上海剧艺社演出)，他表示他也想改编。我鼓励他试一试。他有他的“家”，他有他个人的情感，他完全可以写一部他的《家》。1 9 4 2 年，在泊在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家宝开始写他的《家》。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我在桂林读完他的手稿，不能不赞叹他的才华，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我当时就想写封信给他，希望他把心灵中的宝贝都掏出来，可这封信一拖就是很多年，直到1 9 7 8 年，我才把我心里想说的话告诉他。但这时他已经满身创伤，我也伤痕遍体了。
二
1 9 6 6 年夏天，我们参加了亚非作家北京紧急会议。那时“文革”已经爆发。一连两个多月，我和家宝在一起工作，我们去唐山，去武汉，去杭州，最后大会在上海闭幕。送走了外宾，我们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家宝马上要回北京参加运动，我也得回机关学习，我们都不清楚等待我们的将是什么。分手时，两人心里都有很多话，可是却没有机会说出来。这之后不久，我们便都进了“牛棚”。等到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二年后了。我失去了萧珊，他失去了方瑞，两个多么善良的人！
在难熬的痛苦的长夜，我也想念过家宝，不知他怎么挨过这段艰难的日子。听说他靠安眠药度日，我很为他担心。我们终于还是挺过来了。相见时没有大悲大喜，几句简简单单的话说尽了千言万语。我们都想向前看，甚至来不及抚平身上的伤痕，就急着要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我有不少东西准备写，他也有许多创作计划。当时他已完成了《王昭君》，我希望他把《桥》写完。《桥》是他在抗战胜利前不久写的，只写了两幕，后来他去美国讲学就搁下了。他也打算续写《桥》，以后几次来上海收集材料。那段时候，我们谈得很多。他时常抱怨，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劝他少些顾虑，少开会，少写表态文章，多给后人留一点东西。我至今怀念那些日子：我们两人一起游豫园，走累了便在湖心亭喝茶，到老饭店吃“糟钵头”；我们在北京逛东风市场，买几根棒冰，边走边吃，随心所欲地闲聊。那时我们头上还没有这么多头衔，身边也少有干扰，脚步似乎还算轻松，我们总以为我们还能做许多事情，那感觉就好像是又回到了三十年代北平三座门大街。
但是，我们毕竟老了。被损坏的机体不可能再回复到原貌。眼看着精力一点一点从我们身上消失，病魔又缠住了我们，笔在我们手里一天天重起来，那些美好的计划越来越遥远，最终成了不可触摸的梦。我住进了医院，不久，家宝也离不开医院了。起初我们还有机会住在同一家医院，每天一起在走廊上散步，在病房里倾谈往事。我说话有气无力，他耳朵更加聋了，我用力大声说，他还是听不明白，结果常常是各说各的。但就是这样，我们仍然了解彼此的心。
我的身体越来越差，他的病情也加重了。我去不了北京，他无法来上海，见面成了奢望，我们只能靠通信互相问好。1 9 9 3 年，一些热心的朋友想创造条件让我们在杭州会面，我期待着这次聚会，结果因医生不同意，家宝没能成行。这年的中秋之夜，我在杭州和他通了电话，我清清楚楚地听到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响亮，中气十足。我说：“我们共有一个月亮。”他说：“我们共吃一个月饼。”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三
我和家宝都在与疾病斗争。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家宝小我六岁，他会活得比我长久。我太自信了。我心里的一些话，本来都可以讲出来，他不能到杭州，我可以争取去北京，可以和他见一面，和他话别。
消息来得太突然。一屋子严肃的面容，让我透不过气。我无法思索，无法开口，大家说了很多安慰的话，可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我不能接受这个事实，前些天北京来的友人还告诉我，家宝健康有好转，他写了发言稿，准备出席六次文代会的开幕式。仅仅只过了几天！李玉茹在电话里说，家宝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平静地离去的。那么他是真的走了。
十多年前家宝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样的话：“我要死在你的前面，让痛苦留给你……”我想，他把痛苦留给了他的朋友，留给了所有爱他的人，带走了他心灵中的宝贝，他真能走得那样安详吗？
1 9 9 8 年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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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资产阶级会认为巴金是巨人 （zt)
今天的中国，又一个活宝成为了历史的人物。这个在孤岛文学中跟着鲁迅亦步亦
趋，在新中国趋炎附势，在文革中卑颜奴膝，在文革后装疯卖傻，自称是鲁迅的
学生却把鲁迅的精神抛在脑后的活宝，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巴金。除了会
写几个字以外，基本上是个废物。
回想起它也描写过人民的英雄，描写过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可它是怎样描写
的呢？在它的笔下，邱少云是个可怜虫、王成是个废物，最值得称赞的是小资产
阶级脉脉温情的伤感，不是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这是
为什么？
再回想起当年我站在小平叔一边精神清污的时候，巴金在干什么？它在发梦：你
们又要搞什么东西？哪里又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蔓延？分明文革又回来
了，搞精神清污就是来收我这把老骨头！天下太平得很，社会无限美好，可鬼又
来了，张王江姚又还魂了！六四风波它在干什么？在支持和声援美帝国主义领导
的民运分子打倒中国共产党，号召反动的武装分子袭击解放军！这TMD是什么东西
？！
就像我在《纪念鲁迅》中说的“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的巴金，不是在1989年和以美
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集团走到一起了吗？！巴金1986年反对精神清污，1989年
支持“六四”动乱，他是代表了哪个国家和哪个阶级的利益？！不错，抗战时期
有很多年轻人是拿着巴金的《家》、《春》、《秋》奔赴解放区，投奔共产党的
。但是，这只能说明他的过去。若论过去的辉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要远胜于他
。列宁说，“有些人以前帮助过我们，现在他们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指的就是
像巴金这样一些人，把革命当作交易，认为自己为革命服务，人民就应当供养他
们、听从他们，在达不到目的后，就走向了人民的反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终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正所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
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也就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只有资产阶级会认为巴金巨人――因为它们比
那个废物更加矮小。无产阶级当然会有一个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是
我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今天的中国，又一个活宝成为了历史的人物。这个在孤岛文学中跟着鲁迅亦步亦
趋，在新中国趋炎附势，在文革中卑颜奴膝，在文革后装疯卖傻，自称是鲁迅的
学生却把鲁迅的精神抛在脑后的活宝，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巴金。除了会
写几个字以外，基本上是个废物。
回想起它也描写过人民的英雄，描写过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可它是怎样描写
的呢？在它的笔下，邱少云是个可怜虫、王成是个废物，最值得称赞的是小资产
阶级脉脉温情的伤感，不是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的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这是
为什么？
再回想起当年我站在小平叔一边精神清污的时候，巴金在干什么？它在发梦：你
们又要搞什么东西？哪里又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和蔓延？分明文革又回来
了，搞精神清污就是来收我这把老骨头！天下太平得很，社会无限美好，可鬼又
来了，张王江姚又还魂了！六四风波它在干什么？在支持和声援美帝国主义领导
的民运分子打倒中国共产党，号召反动的武装分子袭击解放军！这TMD是什么东西
？！
就像我在《纪念鲁迅》中说的“现在还在苟延残喘的巴金，不是在1989年和以美
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世界反动集团走到一起了吗？！巴金1986年反对精神清污，1989年
支持“六四”动乱，他是代表了哪个国家和哪个阶级的利益？！不错，抗战时期
有很多年轻人是拿着巴金的《家》、《春》、《秋》奔赴解放区，投奔共产党的
。但是，这只能说明他的过去。若论过去的辉煌，蒋介石和汪精卫都要远胜于他
。列宁说，“有些人以前帮助过我们，现在他们在帮助我们的敌人”。指的就是
像巴金这样一些人，把革命当作交易，认为自己为革命服务，人民就应当供养他
们、听从他们，在达不到目的后，就走向了人民的反面。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终将暴露自己的本来面目。正所谓“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
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也就像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样，只有资产阶级会认为巴金巨人――因为它们比
那个废物更加矮小。无产阶级当然会有一个与资产阶级完全不同的结论，这就是
我们的阶级立场决定的。
lostse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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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到底是谁的良心？(zt)
有人说巴金是人民的良心。
我希望你们不要借巴金来强奸人民。
巴金在文革中受了点苦，絮絮叨叨了二三十年，咕哝着要建文革博物馆。无非是
说，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住了牛棚。什么叫住牛棚呢？听起来吓人，
其实，就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被雇方下放到农村锻炼，和中国的农民住一起、吃一
起罢了。而且，往往是农民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最好的地方给他们住，但
这些知识分子受不了，认为是住的是牛棚，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他们要为自
己在文革中受的苦建纪念馆。
巴金的用心是良苦的，因为他有着深不可测的目的。他要借文革说事，借文革的
争论来掩盖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指教授、研究员和所谓精英，如果你只是个大学
生，你别以为自己也是知识分子一员，你不够格）大面积腐败、腐化，用文革的
争论来掩盖当前广大劳工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用文革的争论来掩盖当前打工仔
打工妹受的重重苦难和非人遭遇。
你巴金可曾为中国当前劳工的处境说个一句话吗？没有，一个字都没说！你可曾
为中国的农民说过一句话吗？没有！一个字都没说！
巴金死了，就安息吧，你所推崇的精英们还在中国大地上满脸狰狞舞翩跹，你所
鄙视的劳工还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看看吧，看到下面这些图片，你所谓的文革博物馆要表达一种什么意义呢？难道
你要让中国的劳工永远跪下，而让你们这种精英永远高高在上？
有人说巴金是人民的良心。
我希望你们不要借巴金来强奸人民。
巴金在文革中受了点苦，絮絮叨叨了二三十年，咕哝着要建文革博物馆。无非是
说，他们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在文革中住了牛棚。什么叫住牛棚呢？听起来吓人，
其实，就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被雇方下放到农村锻炼，和中国的农民住一起、吃一
起罢了。而且，往往是农民把最好的东西给他们吃，把最好的地方给他们住，但
这些知识分子受不了，认为是住的是牛棚，受了天大的委屈，所以，他们要为自
己在文革中受的苦建纪念馆。
巴金的用心是良苦的，因为他有着深不可测的目的。他要借文革说事，借文革的
争论来掩盖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指教授、研究员和所谓精英，如果你只是个大学
生，你别以为自己也是知识分子一员，你不够格）大面积腐败、腐化，用文革的
争论来掩盖当前广大劳工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用文革的争论来掩盖当前打工仔
打工妹受的重重苦难和非人遭遇。
你巴金可曾为中国当前劳工的处境说个一句话吗？没有，一个字都没说！你可曾
为中国的农民说过一句话吗？没有！一个字都没说！
巴金死了，就安息吧，你所推崇的精英们还在中国大地上满脸狰狞舞翩跹，你所
鄙视的劳工还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挣扎。
看看吧，看到下面这些图片，你所谓的文革博物馆要表达一种什么意义呢？难道
你要让中国的劳工永远跪下，而让你们这种精英永远高高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