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正在使用一款已经过时的浏览器！部分功能不能正常使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请尝试升级或使用 其他浏览器。
董事会杂志：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金融版图告急 [转贴]
- 主题发起人 wgg
- 开始时间
金融大甩卖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
银行大厦。”
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如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
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
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
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
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
罗德基金管理公司。而且自从2004年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
49%后, 我国目前合资基金公司数已达18家。目前仅从不完全的统计中就有67家金
融机构已向外资出售股权。(见附表)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痛惜地说:在金融业竞卖股权、私
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超女选秀”般的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
格和市盈率, 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 如中国人寿和交通银行。交通银
行仅以每股2.5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在排队海外上市的队伍中
, 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行、中国工行、民生银行等等。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
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
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
卖金融股权, 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 这将会带给中
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
余云辉分析,如果监管当局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境外上市当做改善金融企业
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惟一法宝,其代价将十分巨大。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这一轮银行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
据不完全统计, 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 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
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 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20%。从数
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
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 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
来了40亿美元左右, 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
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
市场影响力来看, 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
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 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
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 让它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陈功不客气地说:“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但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
可以说非常之少！拥有几大国有商业银行, 基本上用30亿美元左右, 就可以换来
10%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 我们
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今年年初,华尔街某银行一支劲头十足的团队飞往中国
,考察投资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两家――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经过一周会谈后
, 当这个工作小组的领队准备离开北京时, 他们的电话响了。但令他们感到意外
的是,电话另一头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位官员,他请这家外国投资银行考虑投资建
行。
“这种事实表明, 中国陷入困境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 从外国竞争
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 而且这已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渴望。现在,这种
渴望正迫使国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
陈功认为,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定价太低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耶鲁
大学教授陈志武就曾指出, 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 客户是银
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
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 其巨大的网络、品
牌和信用度的价值, 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之上。他认为,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
市的过程中,银行业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须调整。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
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
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汇丰银
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 “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
。”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 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 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 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
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
现代世界中, 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 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
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
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 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 谁有强大
的金融产业, 谁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与它强
大的金融业密切相关。
骆德明说,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贱卖金融企业(卖股
份或合资),有些监管高层还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资。这样大跃进式地在金融领域
招商引资, 正可谓引狼入室, 不出五至十年, 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
被外资廉价获得, 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 也就是说, 我国的经济
命脉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这样的前景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他指出,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
置障碍。试问中国的金融企业能轻易地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廉价获得
他们金融企业的股份吗？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了,至
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
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里
, 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
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full banking license)。而淡马锡和星展银行是新加
坡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类似于我国的汇金公司), 却在中国大量购买中国的银行
股份、基金管理公司股份, 甚至还要在中国控制一家全国规模的银行。为什么我
们没有类似于新加坡政府的金融保护政策？
汇丰银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
银行大厦。”
近来,外资争夺中国金融企业股权的消息不绝于耳,如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
入股中国建设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国银行
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出资30亿美元购得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德
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国凯雷投资集团等出资4亿美元收购太平
人寿25%的股权并有权增持到49%;施罗德投资管理公司与交通银行合资成立交银施
罗德基金管理公司。而且自从2004年年底外资在基金公司中的持股比例被放宽至
49%后, 我国目前合资基金公司数已达18家。目前仅从不完全的统计中就有67家金
融机构已向外资出售股权。(见附表)
德邦证券有限公司总裁、经济学博士余云辉痛惜地说:在金融业竞卖股权、私
募融资的同时,海外上市也成为“超女选秀”般的时尚。发行人比拼的不是发行价
格和市盈率, 而是贱卖股份所带来的认购倍数, 如中国人寿和交通银行。交通银
行仅以每股2.5港元的价格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发行上市。在排队海外上市的队伍中
, 还有中国银行、中国建行、中国工行、民生银行等等。中国金融业向外资贱卖
股权宛如一场招商引资的大跃进,谁向外资出售的速度快、出售的比例高,谁就能
得到执政的政绩和媒体的掌声。国内金融企业在境外像甩卖温州鞋子一样竞相甩
卖金融股权, 甚至多家金融机构向同一境外投资者压价竞卖股份, 这将会带给中
国金融业灾难性的后果。
余云辉分析,如果监管当局将金融企业引入外资、境外上市当做改善金融企业
治理结构、提高金融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惟一法宝,其代价将十分巨大。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指出,这一轮银行股权出售浪潮值得警惕。
据不完全统计, 从2001年开始到2005年8月, 中国至少有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和5家
城市商业银行引入了外国投资者, 几乎每家银行出售的股权比例都接近20%。从数
量比例上看,外资入股国内股份制银行的比例已达50%;如果算上4家在谈的股份制
银行,这一比例高达8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 建设银行约用15%左右的股权换
来了40亿美元左右, 中国银行则将用10%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现在,工
行也即将用10%左右的股权换来30亿美元左右的资金。
这个价格是贵还是便宜？从被入股的银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实际控制力和
市场影响力来看, 几十亿美元的价格太便宜了。以工商银行为例,在国内拥有2.2万
个网点,控制着中国银行业近20%的资产。入股工行, 将给予外国投资者一个极大
的共享影响力的机会, 让它们可以分享中国金融业潜在的爆炸式增长。
陈功不客气地说:“我们正在‘出卖’整个银行业。但外资总共花了多少钱？
可以说非常之少！拥有几大国有商业银行, 基本上用30亿美元左右, 就可以换来
10%的股权。这简直会成为世界银行界的历史性事件。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 我们
还在求着把股权卖给别人。今年年初,华尔街某银行一支劲头十足的团队飞往中国
,考察投资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两家――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经过一周会谈后
, 当这个工作小组的领队准备离开北京时, 他们的电话响了。但令他们感到意外
的是,电话另一头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一位官员,他请这家外国投资银行考虑投资建
行。
“这种事实表明, 中国陷入困境的国有银行渴望在海外上市前, 从外国竞争
对手那里吸引资金和专业技术, 而且这已表现出一种毫无顾忌的渴望。现在,这种
渴望正迫使国外各投资银行改变它们与中国打交道的手法,以俯就的态度抬高要价
。”
陈功认为,对于中国国有银行的股权出售,定价太低几乎是毋庸置疑的。耶鲁
大学教授陈志武就曾指出, 银行的价值主要在于网络、品牌和信用度, 客户是银
行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在中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
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而对于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来讲, 其巨大的网络、品
牌和信用度的价值, 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之上。他认为,在中国的银行业海外上
市的过程中,银行业以“低价”被出售的策略亟须调整。
上海某银行会计学博士骆德明认为,国外资本入股中国金融企业,除了追逐利
润这一资本的本质特性外,其更长远的目标是要控制中国的金融企业和金融产业,最
终达到控制中国经济的目的,从而瓜分中国的经济资源及其所创造的财富。汇丰银
行一位高管仰望浦东的交银大厦说道: “交银大厦不久将要更名为汇丰银行大厦
。”悄悄地控股平安保险, 平稳地笑纳交行的控股权, 再择机控股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 最后完成在中国设立金融控股集团的布局。这就是
汇丰等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战略。
金融和国防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标志。因为在国际分工已十分发达的
现代世界中, 许多需求都可以通过交换或贸易得以满足, 但惟有金融和国防是花
钱也买不来的。金融是配置社会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通过配置资源引导各种生产
要素,重新塑造经济乃至社会格局。在当今世界, 谁有发达的金融市场, 谁有强大
的金融产业, 谁就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强国,与它强
大的金融业密切相关。
骆德明说,在金融犹如国防的情况下,我们还在大量廉价地贱卖金融企业(卖股
份或合资),有些监管高层还明文规定商业银行改革“必须”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成立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与境外战略投资者合资。这样大跃进式地在金融领域
招商引资, 正可谓引狼入室, 不出五至十年, 我国金融企业的股份将有一半以上
被外资廉价获得, 从而使我国的金融业掌控在外资之手, 也就是说, 我国的经济
命脉掌握在外资的掌心。这样的前景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他指出,正因为金融的重要,外国政府总是千方百计地对他国金融资本进入设
置障碍。试问中国的金融企业能轻易地在西方发达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或廉价获得
他们金融企业的股份吗？中国建设银行在纽约和伦敦已设了十多年的代表处了,至
今还不能升格为分行。
根据新加坡银行法规,如果一个银行的控制权在外国政府或政府代理机构手里
, 新加坡政府就不会批准这个银行在新加坡开展银行业务,中国银行在新加坡至今
没有领到完整的银行执照(full banking license)。而淡马锡和星展银行是新加
坡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类似于我国的汇金公司), 却在中国大量购买中国的银行
股份、基金管理公司股份, 甚至还要在中国控制一家全国规模的银行。为什么我
们没有类似于新加坡政府的金融保护政策？
外资略地路线图
这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
,外方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刘崇献分析,监管部门热衷于引进国外战略投
资者,是认为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
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然而, 这种想法是出于外来战略投资者都是友好合
作的假设之下, 可能是一厢情愿。
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是以获利为目的,而对该银行的管理权或者控制权的争
夺将是获利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合资银行管理方面的整合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各种明争暗斗很容易消耗企业的效率。早一些引入外资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权争
夺和最终被实际控制就是例子。而现在刚刚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其他银行, 由于时
间短还没有明显暴露这种倾向。
2007年以后, 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 届时, 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
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 而必然包括当前各个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所设立的
各个分支银行, 那么, 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在中国的旁系
分支 (参股的中资银行) 发生面对面的争夺, 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这些战略
投资者将会帮谁不是很明显吗？首先要努力控制参股的中资银行, 如果不能, 也
将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该银行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 在此之前, 这些
外来战略投资者会全心全意无保留地把中方想得到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东西提供
给所参股的中资银行吗？这只是中资银行的天真愿望, 外方肯定有保留, 如果外
方不能取得相当的控制权, 肯定不会尽力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和效率的。
刘崇献尖锐地指出,中资银行“一窝疯”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对自己管理
能力的否定,是包括中国政府监管层和各个银行的管理层缺乏自信和无能的表现,认
为自己管理不好才请个国外的“大爷”来管家,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弊端和危害。尤
其是银行业这种关键性的垄断行业, 具有非常高的资金杠杆效应的特殊企业, 大
比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造成巨额利润的流失, 而中国的民营资本却不能分
享中国最肥美的蛋糕。当前各个国内银行争先恐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种把
“无能当个性”的表现, 是一个没有经过慎重试验的“大跃进式”的败笔。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银行改革给了外资银行打入中资银行内部的机会,使其
掌握了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有可能在2006年以后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市
场和客户争夺中把中资银行打得一败涂地。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指出,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
设计我国银行改革的模式,则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了国外投资者
,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的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对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
安全的影响更值得深思。
外国某银行一位经理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不理解中国银行界为什么会那么
大意。现在许多中国大银行都有外国银行或公司入股, 并进入董事会, 中国银行
的机密和各种资金动向、客户资源等都知道, 这会让中国非常被动。他说: “这
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外方
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
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
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
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
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
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 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
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
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
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
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
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再兑换成人民币,
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
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 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
分支机构。
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
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统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国外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
,国内企业比如中国石油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
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
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
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
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
这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
,外方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刘崇献分析,监管部门热衷于引进国外战略投
资者,是认为可以根本性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水平、金融服务水平、产品创新能
力以及综合盈利和竞争能力。然而, 这种想法是出于外来战略投资者都是友好合
作的假设之下, 可能是一厢情愿。
外资银行参股中资银行是以获利为目的,而对该银行的管理权或者控制权的争
夺将是获利的重要手段和前提。合资银行管理方面的整合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各种明争暗斗很容易消耗企业的效率。早一些引入外资的深圳发展银行的股权争
夺和最终被实际控制就是例子。而现在刚刚大规模引进外资的其他银行, 由于时
间短还没有明显暴露这种倾向。
2007年以后, 中国银行业将对外资全面开放, 届时, 进入中国的银行将更多
地以独资银行的形式存在, 而必然包括当前各个银行引进的战略投资者所设立的
各个分支银行, 那么, 这些所谓的战略投资者银行的嫡系分支将和在中国的旁系
分支 (参股的中资银行) 发生面对面的争夺, 包括市场和高端客户群。这些战略
投资者将会帮谁不是很明显吗？首先要努力控制参股的中资银行, 如果不能, 也
将会通过各种渠道把该银行优质客户群提供给其嫡系分支机构, 在此之前, 这些
外来战略投资者会全心全意无保留地把中方想得到的先进的管理经验等东西提供
给所参股的中资银行吗？这只是中资银行的天真愿望, 外方肯定有保留, 如果外
方不能取得相当的控制权, 肯定不会尽力地改善中资银行的管理和效率的。
刘崇献尖锐地指出,中资银行“一窝疯”地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对自己管理
能力的否定,是包括中国政府监管层和各个银行的管理层缺乏自信和无能的表现,认
为自己管理不好才请个国外的“大爷”来管家,而没有充分考虑其弊端和危害。尤
其是银行业这种关键性的垄断行业, 具有非常高的资金杠杆效应的特殊企业, 大
比例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将会造成巨额利润的流失, 而中国的民营资本却不能分
享中国最肥美的蛋糕。当前各个国内银行争先恐后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是一种把
“无能当个性”的表现, 是一个没有经过慎重试验的“大跃进式”的败笔。
更为严重的是,当前的银行改革给了外资银行打入中资银行内部的机会,使其
掌握了中资银行的核心信息和弱点,有可能在2006年以后外资银行与中国银行的市
场和客户争夺中把中资银行打得一败涂地。
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事谭雅玲指出,引进外资,包括邀请外国大银行
设计我国银行改革的模式,则意味着把国有商业银行的全部信息告诉了国外投资者
,核心竞争力和核心的弱点都毫无保留地表露在他们面前,对国家经济利益和金融
安全的影响更值得深思。
外国某银行一位经理私下对他的中国朋友说,不理解中国银行界为什么会那么
大意。现在许多中国大银行都有外国银行或公司入股, 并进入董事会, 中国银行
的机密和各种资金动向、客户资源等都知道, 这会让中国非常被动。他说: “这
就像中国人只穿着短裤却坐在西装革履的西方人面前,中国对外方知之不多,外方
对中国情况却一清二楚,这将使中国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专家指出,根据外资金
融机构常用的策略,可以模拟出他们在中国本土攻城略地的基本路线图:
第一步,小比例参股,进入董事会,了解被投资企业情况,同时了解和掌握所在行业
趋势和市场状况;
第二步,通过增资或收购等途径把持股比例提高到离控股国内金融企业仅有一步
之遥的某个临界点(或直接控股);
第三步,通过外资所在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借助中国经济的上升周期,
迫使人民币进一步升值,使外资机构所持有的人民币资产(中国金融企业股权)升值;
第四步,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出口逐步下降,而国内需求因财富外流却难以提高,
最后导致宏观经济环境逐步恶化;
第五步,在中国宏观经济环境逐步走向恶化的过程中, 人民币汇率已经处于高位,
此时,外资机构通过政府组织和其他手段要求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实现人民币自由
兑换;
第六步,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伴随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一路持有的股权不
仅分红丰厚,而且得到股份增值和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双重收益,他们通过金融企业
上市减持股份,并把投资和利润兑换成为外汇撤离中国;
第七步,当这种撤离行动变成一种一致行动时,人民币不得不大幅度贬值,国内金
融危机爆发;
第八步,利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贬值之际,境外机构把外汇回流再兑换成人民币,
并进一步增持或收购中国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控股目的,完成对中国金融业的进一
步控制。经过一系列的有序进攻, 大部分中资金融企业变成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
分支机构。
中国经济的最后图景将会是:外资金融机构像血管一样深入到中国各个产业的
肌体之中,利用金融资本统治国内产业资本,并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中国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的董事会里都有国外金融机构的代表或董事
,国内企业比如中国石油的任何国际并购活动,都可能通过银行的渠道透露到国际
市场或竞争对手一方,中国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处在竞争对手的监控之下;外资机构
还将其全球金融市场上的金融风险通过关联交易和衍生工具转移到其控股的中国
金融企业之中,从而达到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开疆拓土的最终目的:转移风险,收获
利润,掌控经济命脉,影响政治。
财富是如何流失的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
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购买美国国债,11年的收益大约是1500万美元。
外资入股参股中国的金融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交通银
行半年报显示, 该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人民币, 而去年同期则亏损19.05亿
元人民币; 税前利润68.84亿元人民币。按此估计,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
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永久控制权。汇丰入股以
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 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
46亿元的金凤凰了呢？难道是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当然不是!
那是上市之前刻意的财务安排。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 已将不良资产剥
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 (剥离的不良资产却由国民财力来消化), 以使上市后有
个好的财务表现。
骆德明分析,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
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 按市净率定价时根本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
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 导
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又如,汇丰银行2001年
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低价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
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余云辉举了一个例子, 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已拥有
国内某基金管理公司33%的股权, 目前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到49%的手续。外方预
计,他们只一次性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
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按规定1.5%-2%的管理费提取比例,基金公
司若管理100亿元人民币,一年管理费收入可达1.5亿-2亿)。如果中国设立 20家类
似的基金管理公司 (现在已合资18家), 未来每年流出境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
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更甚于此。
余云辉说,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了中国
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 外资
投入于国内商业银行以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 而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
国国债, 美元又回到美国, 只获得很低的利息回报。以高盛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
例,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公司股权为代价换来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
,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了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
之旅后回到美国时, 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
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了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
美元资本金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1500万美元的收益。
我国虽然在相对昂贵的股票二级市场堵住了口子,迄今为止只给予QFII投资额
度100亿美元,但在廉价的股票一级市场却敞开了大门。仅中国银行一家就给予了
60亿美元的额度 (中国银行已有20%股权在外资手里) 。在此姑且不谈未来股权
投资收益,仅人民币升值一项,60亿美金因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多赚20多亿美元。可
见, 即使要出卖股权, 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候。如果在现阶段大举出售股权、引
进外资,相当于协助外资机构廉价地在中国进行资产配置和布局,等到这项布局完
成之后将会进一步胁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从这个角度看, 国内银行业的
招商引资运动事实上为外资机构和外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建行为了顺利IPO,已经明确承诺高比例派息,派息率达到35%到
45%。这种承诺比交行仅在招股说明书上写明派息策略, 显然更进了一步。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在内地上市的中国公司几乎从来就没有向国内投资者承诺派息率。在
国内市场恶狠狠地圈钱, 在国外市场却大方送钱, 其中国民财富的流向几乎一清
二楚。
中国正在争先恐后争取海外上市的银行,实际上都是经过中国内地纳税人以万
亿计的注资之后形成的“新”银行,如此慷慨地廉价出售,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的巨
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买卖就多少有点愚弄
本国国民的味道。
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9.7亿美元的
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美元购买美国国债,11年的收益大约是1500万美元。
外资入股参股中国的金融企业,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中国的资源和财富。交通银
行半年报显示, 该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46.05亿元人民币, 而去年同期则亏损19.05亿
元人民币; 税前利润68.84亿元人民币。按此估计,不到5年就可收回在交行的全部
投资,以后将是纯粹获利,并获得了对中国第五大银行的永久控制权。汇丰入股以
及在港上市不到半年, 交通银行怎么一下子从亏损19亿元多的丑小鸭变成了盈利
46亿元的金凤凰了呢？难道是汇丰入股及境外上市发挥了特异功能？当然不是!
那是上市之前刻意的财务安排。因为交通银行在汇丰入股之前, 已将不良资产剥
离出去并进行了财务重组 (剥离的不良资产却由国民财力来消化), 以使上市后有
个好的财务表现。
骆德明分析,交通银行自今年6月底在港上市后,股价屡创新高,两个月内已上
涨了近30%。这说明发行当初定价过低, 按市净率定价时根本没有考虑交通银行覆
盖全国中心城市与国外主要金融中心的合理布局以及品牌、客户等无形资产, 导
致本该由国内投资者享有的无形财富白白地被外资瓜分了。又如,汇丰银行2001年
以每股2.49元人民币的低价入股上海某家银行,获得每年每股0.5元左右的回报,5年
就能收回初始投资,并拥有了这家银行8%的股份。
金融业是高利润行业。余云辉举了一个例子, 比利时某基金管理公司已拥有
国内某基金管理公司33%的股权, 目前正在办理1元1股增持到49%的手续。外方预
计,他们只一次性投资4900万元人民币,5年之后可以从这家合资的基金管理公司取
得股权投资收益每年6亿元人民币以上(按规定1.5%-2%的管理费提取比例,基金公
司若管理100亿元人民币,一年管理费收入可达1.5亿-2亿)。如果中国设立 20家类
似的基金管理公司 (现在已合资18家), 未来每年流出境外的财富将达到120亿元
人民币。这还仅仅是基金业的状况,银行业、保险业的状况更甚于此。
余云辉说,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析,外国实际是以虚拟的货币符号换取了中国
金融企业现实的股权甚至控制权,并分走巨额财富。其中的真实游戏过程是: 外资
投入于国内商业银行以美元等外币换得股权, 而我国拿这些美元主要用于购买美
国国债, 美元又回到美国, 只获得很低的利息回报。以高盛当年购买平安保险为
例,中国以高收益的保险公司股权为代价换来的美元,又重新投入到美国国债市场
,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美国仅仅支付了很低的国债利息。而在美元完成一次中国
之旅后回到美国时, 带走了中国金融业的股权和高利润。摩根士丹利和高盛分别
以3500万美元投资平安保险11年共获得了9.7亿美元的回报,但我们取得的3500万
美元资本金买成美国国债,11年只能取得大约1500万美元的收益。
我国虽然在相对昂贵的股票二级市场堵住了口子,迄今为止只给予QFII投资额
度100亿美元,但在廉价的股票一级市场却敞开了大门。仅中国银行一家就给予了
60亿美元的额度 (中国银行已有20%股权在外资手里) 。在此姑且不谈未来股权
投资收益,仅人民币升值一项,60亿美金因人民币升值就可以多赚20多亿美元。可
见, 即使要出卖股权, 现在也不是合适的时候。如果在现阶段大举出售股权、引
进外资,相当于协助外资机构廉价地在中国进行资产配置和布局,等到这项布局完
成之后将会进一步胁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从这个角度看, 国内银行业的
招商引资运动事实上为外资机构和外国政府逼迫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升值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建行为了顺利IPO,已经明确承诺高比例派息,派息率达到35%到
45%。这种承诺比交行仅在招股说明书上写明派息策略, 显然更进了一步。具有讽
刺意味的是,在内地上市的中国公司几乎从来就没有向国内投资者承诺派息率。在
国内市场恶狠狠地圈钱, 在国外市场却大方送钱, 其中国民财富的流向几乎一清
二楚。
中国正在争先恐后争取海外上市的银行,实际上都是经过中国内地纳税人以万
亿计的注资之后形成的“新”银行,如此慷慨地廉价出售,实际上是将纳税人的巨
额财富拱手送到境外。在这个意义上, 中国大型银行的股权买卖就多少有点愚弄
本国国民的味道。
大道难通天
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
标不治本。
在中国金融业内外交困、左支右绌的情况下,引进国际金融巨头似乎成了挽救
中国金融业迫不得已的惟一出路,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共识。然而
, 这条看上去很美的康庄大道可能并非是中国金融业的通天之途。事实上,我国金
融企业改革并非只有上市、出售这一条道。如果根本制度不改, 不管是上市融资
、卖股引资, 还是坏账剥离, 都不能改变国有银行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 引来的
外资可以照样流入黑洞, 剥离的坏账可以更快的速度再产生。
骆德明博士认为,“引入外资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并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 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 跟监督制度执行不到位 (权
力大于制度) 、人事制度无法形成专家领导团队等有关, 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
资冲动有关, 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
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这可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
结果看出。迄今已有不少银行引入了外资,因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
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
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
督作用。”
骆德明同时指出,“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
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 所谓的技术援助, 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
扫盲教育而已, 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 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
并非核心的技术, 外方也不肯透露。”
事实证明,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
效益,是治标不治本,这从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
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银事件), 管理机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机
制、体制的深刻变革,仅依靠上市融资是无法建立运行高效率的现代商业银行。因
此, 转变机制比上市融资更重要, 这才是关键。
骆德明认为,中国各银行目前的上市改革在策略上是错的。从银行的盈利情况
上可以看出, 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 盈利已经大幅改善。2004年
, 中国工商银行实现盈利747亿元。外资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外
国投资者几乎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就可以取得这10%的股权,并且可以在4年之内得
到至少100%的投资回报率,这还没有考虑到未来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
骆德明说,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
制度的创新,也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
, 我们可以像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
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
而是外国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了, 这样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其实,中国金融业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政府与银
行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则,明确责权利,就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研究员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
之所以困难重重,最大问题在于无法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中走出,在于政府
对金融市场垄断太多、管制太多,干预频繁,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既企业又政府机构
的“特色”。现行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体制为主、市场规则为
辅;仍然是政府希望以对金融资源的管制来聚集整个社会的资源,并为政府所主导
的目标及国有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 有效的市场机制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四
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国家花巨资处理了一批又一批, 但又在不断产生着。
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保证金
融制度确立的效率性与合理性,改制能否有良好的法律依据和公开的讨论渠道,能
否通过利益博弈与协商的方式公平竞争。他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强
调在改制过程中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他认为国有银行之所以无效率,就在于各个当
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不清楚。而保证有效率的银行合约结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是“对银行家的制度安排”:对剩余控制权有效激励与对个人控制权的有效约束。
即如何才能让努力经营和真实信息披露的现实激励成为可能,如何让掌有银行控制
权的个人得到约束或职位惩罚。而政府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不再是银行市场的参
与者而是保证银行有效履行合约的仲裁人。
说白了,如果不打破过去沿袭严重而浓厚的官僚本位主义,不放弃行政官僚体
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无论怎样参照国外的经营模式和董事会架构,都将流于形式
。
事实上,在目前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色彩并没有减少。有媒体披露,
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入股中行的同时, 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获得了一系列的“
保护性条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中行承诺,在2007年以前,中行每年
度末每股资产净值不低于2004年年底的水平,否则须予以赔偿”,类似包赚不赔的
“保护性条款”,在入股中行的淡马锡集团以及与工行达成初步协议的高盛财团那
里都已经出现。这种“保护性条款”, 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政府担保。其中隐
含的道德风险一目了然。从向国内储蓄者提供隐含担保和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隐含
担保, 中国金融业的政府色彩丝毫也没有减少。
对于银行业的引资狂潮,有著名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
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
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然而,究竟是外资的信用文
化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是中国的特殊环境改变外资银行的商业行为,跨国巨头
近年来在中国并不鲜见的造假及商业贿赂,似乎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
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效益,是治
标不治本。
在中国金融业内外交困、左支右绌的情况下,引进国际金融巨头似乎成了挽救
中国金融业迫不得已的惟一出路,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的共识。然而
, 这条看上去很美的康庄大道可能并非是中国金融业的通天之途。事实上,我国金
融企业改革并非只有上市、出售这一条道。如果根本制度不改, 不管是上市融资
、卖股引资, 还是坏账剥离, 都不能改变国有银行效益低下的严重状况, 引来的
外资可以照样流入黑洞, 剥离的坏账可以更快的速度再产生。
骆德明博士认为,“引入外资并不一定就能完善我国金融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
并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其实, 银行不良资产的形成, 跟监督制度执行不到位 (权
力大于制度) 、人事制度无法形成专家领导团队等有关, 也跟忽冷忽热的政府投
资冲动有关, 并非银行治理结构一个因素发挥作用。即使为了改善治理结构,引进
外资也未必具有想象中的效果。这可从国内一些银行引入外资后的公司治理运行
结果看出。迄今已有不少银行引入了外资,因外资的引入也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但
实际运行还是按照原来的模式运行,行长级领导还是由组织部门任命和管理,董事
会没有选择经营班子的实际权力,监事会也只是安排干部的一个机构,难以发挥监
督作用。”
骆德明同时指出,“再从经营管理来看,汇丰银行入股某银行后,签订了一系列
的技术援助协议。但是, 所谓的技术援助, 只是搞些有关银行业务的入门培训和
扫盲教育而已, 从未将其核心管理技术传授给该银行, 即使像成本分摊方法这些
并非核心的技术, 外方也不肯透露。”
事实证明,金融企业改革仅靠上市、注资、引资,并不能真正改善管理并提高
效益,是治标不治本,这从我国1600多家上市公司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香
港上市的公司(例如香港中银事件), 管理机制也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如果没有机
制、体制的深刻变革,仅依靠上市融资是无法建立运行高效率的现代商业银行。因
此, 转变机制比上市融资更重要, 这才是关键。
骆德明认为,中国各银行目前的上市改革在策略上是错的。从银行的盈利情况
上可以看出, 赢得了大量国家注资之后的国有商业银行, 盈利已经大幅改善。2004年
, 中国工商银行实现盈利747亿元。外资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外
国投资者几乎没有花费任何溢价,就可以取得这10%的股权,并且可以在4年之内得
到至少100%的投资回报率,这还没有考虑到未来工行上市之后的股权溢价。
骆德明说,建立一个完善的法人法理结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金融机构管理
制度的创新,也需要法治环境的配合,绝对不是外资参股之后就能够形成的。当然
, 我们可以像出卖深圳发展银行和交通银行控股权一样出卖各个金融机构的控股
权来建立法人治理结构, 但是这种方式建立的已不是中国金融企业的治理结构,
而是外国控股企业的治理结构了, 这样的成本和代价不是太高了吗？
其实,中国金融业的根本症结在于政府与银行的关系问题,所以,改革政府与银
行的关系,遵循市场规则,明确责权利,就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当务之急。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研究室研究员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
之所以困难重重,最大问题在于无法从以往计划经济体制的窠臼中走出,在于政府
对金融市场垄断太多、管制太多,干预频繁,在于国有商业银行既企业又政府机构
的“特色”。现行的国有银行运作机制仍然是以行政主导体制为主、市场规则为
辅;仍然是政府希望以对金融资源的管制来聚集整个社会的资源,并为政府所主导
的目标及国有企业服务。在这种情况下, 有效的市场机制如何才能建立起来？四
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国家花巨资处理了一批又一批, 但又在不断产生着。
易宪容认为,目前四大国有银行改革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治制度能否保证金
融制度确立的效率性与合理性,改制能否有良好的法律依据和公开的讨论渠道,能
否通过利益博弈与协商的方式公平竞争。他特别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 强
调在改制过程中的透明化和公开化。他认为国有银行之所以无效率,就在于各个当
事人的权利与义务界定不清楚。而保证有效率的银行合约结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是“对银行家的制度安排”:对剩余控制权有效激励与对个人控制权的有效约束。
即如何才能让努力经营和真实信息披露的现实激励成为可能,如何让掌有银行控制
权的个人得到约束或职位惩罚。而政府在银行经营中的作用不再是银行市场的参
与者而是保证银行有效履行合约的仲裁人。
说白了,如果不打破过去沿袭严重而浓厚的官僚本位主义,不放弃行政官僚体
系的管理思路或模式,无论怎样参照国外的经营模式和董事会架构,都将流于形式
。
事实上,在目前引进外资的过程中,政府干预色彩并没有减少。有媒体披露,
在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入股中行的同时, 苏格兰皇家银行财团获得了一系列的“
保护性条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中行承诺,在2007年以前,中行每年
度末每股资产净值不低于2004年年底的水平,否则须予以赔偿”,类似包赚不赔的
“保护性条款”,在入股中行的淡马锡集团以及与工行达成初步协议的高盛财团那
里都已经出现。这种“保护性条款”, 实际上是一种赤裸裸的政府担保。其中隐
含的道德风险一目了然。从向国内储蓄者提供隐含担保和向外国投资者提供隐含
担保, 中国金融业的政府色彩丝毫也没有减少。
对于银行业的引资狂潮,有著名经济学家言之凿凿地断言:“只要外资进入,就
会对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改变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外资进入国有银行必然打
破现有的关系和利益格局,逐渐形成新的信用文化。”然而,究竟是外资的信用文
化改变中国的商业环境,还是中国的特殊环境改变外资银行的商业行为,跨国巨头
近年来在中国并不鲜见的造假及商业贿赂,似乎已经提供了部分答案。
另一种改革
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连续四年荣膺“世界
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
对于中国金融改革,骆德明先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
、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
骆德明提出,要建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以革新的人
事制度、按市场化的运作原则,选出 “一个责任心强、眼光远大、懂管理的金融
专家型领导班子”。
余云辉认为,其实在中国,也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
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
资者, 也没有到境外上市, 却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家好银行。在招商银行成立以来
短短的15年间,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并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
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中国银联同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奇迹, 保卫了中国银
行卡业的经济版图。“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托管给招商银
行的管理团队, 也许是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改革。”
他提出,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
,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以交通银行为例, 不必要以出售
控股权给汇丰银行, 今后每年要付出40亿元以上利润的方式来完善治理结构, 而
可以通过银行管理权借助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来完善银行治理, 按照市场化的方式
来运作。
具体做法是:1.通过优秀的金融企业管理团队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等管理
团队作为主要发起人,设立多家“银行产业管理公司”;2.各个“银行产业管理公
司”提出具体的银行管理方案,包括高薪引进境外各级管理人才等,并通过市场化
竞标,把交通银行的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免权交给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3.交
通银行的股东拥有所有权并行使完全的监督权,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行使
完全的经营管理权,即通过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政府和
银行分开;4.若交通银行的股东没有出让和稀释股权,可以享有完整股权所带来的
利润,而“银行产业管理公司”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提取管理费。5.在合同期满之
后, 股东可以通过招标, 重新遴选更优秀的管理公司。6.外资金融机构可以挟带
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产业管理公司”的层面上进行合资合作, 从而避免金融企业
如银行股权的丧失。
专家指出,尤其金融管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靠行政任命一些不太善于现代
化金融管理的人担任关键职位,整个国家已支付并还会支付巨大学费,然而又不能
拱手把控制权交给外方。余云辉和骆德明建议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未被外资控股
的金融企业应该采取“保持所有权国有、推行管理权民营化”这一改革模式。任
何改革措施都必须看到长期的成本和代价,而这一模式可走出一条中国的市场化之
路,而且改革效果好,改革成本低,没有后遗症。
然而,上述改革模式要想成为可能,就首先要从体制上确立一种公平竞争的环
境。不改变沿袭二十多年的单向度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 就很难
出现真正有效的金融体制。
金融及证券研究人士袁剑认为,金融改革能否成功,不能仅放在金融体系这个
单一格局里来看,而要从全局考虑。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不
能建立舆论监督机制和法治的权威,不能在政府监管之外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金
融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他说,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可以把企业、银行、基
金、保险公司等出售给外资,为什么就不能出售给国内的民营资本呢？至少也应该
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对国内的民族企业我们反而完全设限不准进入,单单对
外资开口子,这是极不利于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存在一些不规范的
行为, 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上总让民资民企处于不公平竞争的
劣势地位, 让他们不得不利用不正当手段来“赎买”。中国若不尽快改变单向度
开放政策,WTO保护期一过,我们的国企由于缺乏竞争而没有竞争力,我们的民企又
由于种种限制而无法长大强健,加上各种不公平税率的负担,那么可以想见本土企
业在未来岁月与众多跨国公司的竞争会是怎样的结局。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也认为:为什么我们在出售有影响力的银行
股权时,会变得如此被动？因为外资入股没有竞争者, 我们自己的政策把国内的竞
争者挡在门外, 为外资保留了巨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有很多
,但都被政策排除在外,不能参与其中。既然外资只有少数几家, 外资们用着同样
的语言在说话, 而外资成了被求者。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交易,正演变为求人、变成
送股票人家还不要的局面。但如果我们能够引入国内企业, 那将有可能加大国有
银行的股权竞争, 从而提高股权的溢价。
在现阶段,需要及时制止各个金融机构竞相甩卖金融企业股权的现象,避免各
级政府和部门只以创造短期政绩(如引进了多少外资等)为考量而不顾国家长远利
益,竞相争邀外资参股控股我国金融企业。而且, 即使有必要向外资出售少量金融
股权, 也应该排除行政干扰的因素, 要像做生意一样按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来做
, 而最忌讳各地各层争先恐后一窝蜂地卖, 抢时间、争速度地卖, 就像竞相杀价
出口各种产品一样, 这样的结果只能卖出贱价。
余云辉建议,金融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升值趋势、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因素,重视把握对外开放的时间和节奏。
而且,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 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
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受
到重重阻拦,因此,特别需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 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
中国银行10%的股份, 作为对等的条件, 中国汇金公司也可以入股苏格兰皇家银行
10%的股份, 至少应该拿到参股的权利或期权; 同样, 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19.9%的
股份, 作为对等条件, 中国汇金公司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参股汇丰银行19.9%的股份
, 具体形式可以通过汇丰银行向中国汇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来完成。保险
、证券、基金管理、信托、租赁、担保、汽车金融等等金融机构,都可以采取上述
方式开展国际间的合资与合作。总之, 应该避免在一窝蜂甩卖的情况下, 陷自己
于被动卖、单向卖、贱价卖的境地, 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
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也没有到境外上市,却连续四年荣膺“世界
25家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
对于中国金融改革,骆德明先生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
、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
骆德明提出,要建立良好的金融企业,关键是要有良好的制度设计,以革新的人
事制度、按市场化的运作原则,选出 “一个责任心强、眼光远大、懂管理的金融
专家型领导班子”。
余云辉认为,其实在中国,也存在一些没有通过引进外资、没有海外上市却运
作得十分成功的金融企业,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招商银行既没有境外战略投
资者, 也没有到境外上市, 却是国内外公认的一家好银行。在招商银行成立以来
短短的15年间,创造了足以令中国骄傲的银行业奇迹,并连续四年荣膺“世界25家
最佳资本利润率银行”。中国银联同样创造了中国金融业的奇迹, 保卫了中国银
行卡业的经济版图。“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把交通银行、中国银行托管给招商银
行的管理团队, 也许是一个成本和代价最小的改革。”
他提出,中国的金融企业可以通过“所有权保持国有、管理权民营化”的方式
,以低成本的代价,建立起金融产业的治理结构。以交通银行为例, 不必要以出售
控股权给汇丰银行, 今后每年要付出40亿元以上利润的方式来完善治理结构, 而
可以通过银行管理权借助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来完善银行治理, 按照市场化的方式
来运作。
具体做法是:1.通过优秀的金融企业管理团队比如招商银行和中国银联等管理
团队作为主要发起人,设立多家“银行产业管理公司”;2.各个“银行产业管理公
司”提出具体的银行管理方案,包括高薪引进境外各级管理人才等,并通过市场化
竞标,把交通银行的管理权包括人事任免权交给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3.交
通银行的股东拥有所有权并行使完全的监督权,中标的“银行产业管理公司”行使
完全的经营管理权,即通过市场化授权的方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把政府和
银行分开;4.若交通银行的股东没有出让和稀释股权,可以享有完整股权所带来的
利润,而“银行产业管理公司”可以按照约定的比例提取管理费。5.在合同期满之
后, 股东可以通过招标, 重新遴选更优秀的管理公司。6.外资金融机构可以挟带
管理经验和技术在“产业管理公司”的层面上进行合资合作, 从而避免金融企业
如银行股权的丧失。
专家指出,尤其金融管理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靠行政任命一些不太善于现代
化金融管理的人担任关键职位,整个国家已支付并还会支付巨大学费,然而又不能
拱手把控制权交给外方。余云辉和骆德明建议四大国有银行和其他未被外资控股
的金融企业应该采取“保持所有权国有、推行管理权民营化”这一改革模式。任
何改革措施都必须看到长期的成本和代价,而这一模式可走出一条中国的市场化之
路,而且改革效果好,改革成本低,没有后遗症。
然而,上述改革模式要想成为可能,就首先要从体制上确立一种公平竞争的环
境。不改变沿袭二十多年的单向度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对内不开放), 就很难
出现真正有效的金融体制。
金融及证券研究人士袁剑认为,金融改革能否成功,不能仅放在金融体系这个
单一格局里来看,而要从全局考虑。如果不能建立一个开放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不
能建立舆论监督机制和法治的权威,不能在政府监管之外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金
融改革就不可能成功。
他说,其中最基本的是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们可以把企业、银行、基
金、保险公司等出售给外资,为什么就不能出售给国内的民营资本呢？至少也应该
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对国内的民族企业我们反而完全设限不准进入,单单对
外资开口子,这是极不利于本土金融业发展的。民营企业之所以存在一些不规范的
行为, 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政策制定和资源配置上总让民资民企处于不公平竞争的
劣势地位, 让他们不得不利用不正当手段来“赎买”。中国若不尽快改变单向度
开放政策,WTO保护期一过,我们的国企由于缺乏竞争而没有竞争力,我们的民企又
由于种种限制而无法长大强健,加上各种不公平税率的负担,那么可以想见本土企
业在未来岁月与众多跨国公司的竞争会是怎样的结局。
安邦集团研究总部首席分析师陈功也认为:为什么我们在出售有影响力的银行
股权时,会变得如此被动？因为外资入股没有竞争者, 我们自己的政策把国内的竞
争者挡在门外, 为外资保留了巨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中国有实力的企业有很多
,但都被政策排除在外,不能参与其中。既然外资只有少数几家, 外资们用着同样
的语言在说话, 而外资成了被求者。中国银行业的股权交易,正演变为求人、变成
送股票人家还不要的局面。但如果我们能够引入国内企业, 那将有可能加大国有
银行的股权竞争, 从而提高股权的溢价。
在现阶段,需要及时制止各个金融机构竞相甩卖金融企业股权的现象,避免各
级政府和部门只以创造短期政绩(如引进了多少外资等)为考量而不顾国家长远利
益,竞相争邀外资参股控股我国金融企业。而且, 即使有必要向外资出售少量金融
股权, 也应该排除行政干扰的因素, 要像做生意一样按市场规律、价值规律来做
, 而最忌讳各地各层争先恐后一窝蜂地卖, 抢时间、争速度地卖, 就像竞相杀价
出口各种产品一样, 这样的结果只能卖出贱价。
余云辉建议,金融改革必须综合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成熟程度、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升值趋势、国际贸易环境恶化等因素,重视把握对外开放的时间和节奏。
而且, 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过程中, 需要把“外资引进来战略”和“内资走出去战
略”有机地结合起来。中国本土资金“走出去”比“外资引进来”难度大得多,受
到重重阻拦,因此,特别需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 苏格兰皇家银行入股
中国银行10%的股份, 作为对等的条件, 中国汇金公司也可以入股苏格兰皇家银行
10%的股份, 至少应该拿到参股的权利或期权; 同样, 汇丰银行入股交通银行19.9%的
股份, 作为对等条件, 中国汇金公司可以按照市场价格参股汇丰银行19.9%的股份
, 具体形式可以通过汇丰银行向中国汇金公司定向增发股份的方式来完成。保险
、证券、基金管理、信托、租赁、担保、汽车金融等等金融机构,都可以采取上述
方式开展国际间的合资与合作。总之, 应该避免在一窝蜂甩卖的情况下, 陷自己
于被动卖、单向卖、贱价卖的境地, 改变目前这种不平等、不对等的开放策略。
花旗集团财团获准 53亿元购广发行85％股权
--------------------------------------------------------------------------------
《联合早报》
（上海综合电）以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为首的财团击败荷兰银行（ABN AMRO）
和法国兴业银行(SG)，赢得对中国广东发展银行的入股投标，获准以32亿美元（
53亿4000万新元）的出资额购入后者85％的股权。
路透社消息，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广东
省政府各派出两人参与了周四晚上在广州召开的会议，并做出上述决定。不过，
该事项仍需得到中国国务院的最后审批。
消息人士透露，花旗将最早在下周与广发行在技术性领域开始排他性谈判，
包括员工利益、技术支持和新的管理层等。
广发行一位人士表示：“除非排他性谈判出人意料地失败，或者国务院不同
意该项交易，否则其他竞标者将不会再有收购机会。”
据悉，花旗集团为首的财团中还包括中粮集团等几家中央国有企业，以及至
少一家外资企业，其中花旗计划获得广发行近50％的股权，其余由其他合作伙伴
获得。
根据中国目前的规定，单一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最高比例为20％，多家
外资行入股中资行的上限则为25％。但花旗集团此次可能会获得中国国务院的特
许，突破持股上限，这可能是花旗愿意以超过两倍于账面价值的价格购入广发行
股权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建设银行今年首次公开上市(IPO)时的发行价则略低于其
两倍账面价。
此次共有20家候选对象参与竞购广发行股份，花旗集团、法国兴业银行和荷
兰银行进入了最后角逐，而新加坡星展银行未能进入最后竞标阶段。目前，广东
省政府是广发银行的实际控股股东。
此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与花旗集团达成协议，将终止双方
原先签订的排他性投资条款。此举扫清花旗集团在中国投资入股其他银行的障碍
。
另据《财经》杂志报道，坏账累累的广发行今年已经进行了五轮招标。由于
竞争空前激烈，评审小组难以取舍，所以并未按既定程序揭标，从12月22日开始
又“加赛”了一轮。在这场为期六天的加时赛中，广东省政府和竞标方各有让步
。
各竞标方均提高报价，一直与平安携手竞标的荷兰银行最后关头退出，法国
兴业－华闻竞标团更吸引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作为策略投资者加入投标团，以
增强中方的竞标实力。
除了报价，谈判中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所谓“保障条款问题”。竞标方担心
未来暴露出更多不良贷款，所以提出政府要承诺在未来数年内进行保证和补偿，
广东省政府却显然不愿意做出更多承诺，此轮竞标后双方各做了一些让步。
广东省政府将对新进入投资者的保障补偿上限从投资总额的50％提高到了60％
，补偿期限为一年。这意味着，倘若在投资者进入后一年内，广发行暴露出在审
计范围(以及双方认定的范围)以外的不良资产，广东省政府最多可赔偿投资者60％
。
（编辑：陈颖佳
--------------------------------------------------------------------------------
《联合早报》
（上海综合电）以美国花旗集团（Citigroup）为首的财团击败荷兰银行（ABN AMRO）
和法国兴业银行(SG)，赢得对中国广东发展银行的入股投标，获准以32亿美元（
53亿4000万新元）的出资额购入后者85％的股权。
路透社消息，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和广东
省政府各派出两人参与了周四晚上在广州召开的会议，并做出上述决定。不过，
该事项仍需得到中国国务院的最后审批。
消息人士透露，花旗将最早在下周与广发行在技术性领域开始排他性谈判，
包括员工利益、技术支持和新的管理层等。
广发行一位人士表示：“除非排他性谈判出人意料地失败，或者国务院不同
意该项交易，否则其他竞标者将不会再有收购机会。”
据悉，花旗集团为首的财团中还包括中粮集团等几家中央国有企业，以及至
少一家外资企业，其中花旗计划获得广发行近50％的股权，其余由其他合作伙伴
获得。
根据中国目前的规定，单一外资银行入股中资银行的最高比例为20％，多家
外资行入股中资行的上限则为25％。但花旗集团此次可能会获得中国国务院的特
许，突破持股上限，这可能是花旗愿意以超过两倍于账面价值的价格购入广发行
股权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建设银行今年首次公开上市(IPO)时的发行价则略低于其
两倍账面价。
此次共有20家候选对象参与竞购广发行股份，花旗集团、法国兴业银行和荷
兰银行进入了最后角逐，而新加坡星展银行未能进入最后竞标阶段。目前，广东
省政府是广发银行的实际控股股东。
此前，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与花旗集团达成协议，将终止双方
原先签订的排他性投资条款。此举扫清花旗集团在中国投资入股其他银行的障碍
。
另据《财经》杂志报道，坏账累累的广发行今年已经进行了五轮招标。由于
竞争空前激烈，评审小组难以取舍，所以并未按既定程序揭标，从12月22日开始
又“加赛”了一轮。在这场为期六天的加时赛中，广东省政府和竞标方各有让步
。
各竞标方均提高报价，一直与平安携手竞标的荷兰银行最后关头退出，法国
兴业－华闻竞标团更吸引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作为策略投资者加入投标团，以
增强中方的竞标实力。
除了报价，谈判中的另一个核心议题是所谓“保障条款问题”。竞标方担心
未来暴露出更多不良贷款，所以提出政府要承诺在未来数年内进行保证和补偿，
广东省政府却显然不愿意做出更多承诺，此轮竞标后双方各做了一些让步。
广东省政府将对新进入投资者的保障补偿上限从投资总额的50％提高到了60％
，补偿期限为一年。这意味着，倘若在投资者进入后一年内，广发行暴露出在审
计范围(以及双方认定的范围)以外的不良资产，广东省政府最多可赔偿投资者60％
。
（编辑：陈颖佳
崇洋媚外、民族情结与中国银行业的未来
金融学博士 韩铭珊
2005年12月28日
来自:价值中国网
一、崇洋情结充斥整个国家，无形抬高进口产品价格，
几年前一只美国“蛇果”（苹果）标价35元，这种苹果在美国是很普通的，简直
不可思议，让人感觉价格标错了。“麦当劳”在美国多开在高速公路旁，供远途
的客人歇脚打尖，可是“麦当劳”一来我们这里，可谓鲤鱼跃上龙门。无数少男
少女们来此聚会，多少小伙子在这儿请自己的女友。在报上看到，一家的婚宴竟
在“麦当劳”举行！一语道破：此乃吃“文化”。很多人把嚼那些垃圾食品当作
一种优越的文化，而对自己本民族的产品歧视，文化上自卑。当然，这就是西方
新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渗透的效果了。当年轻人把情人节、圣诞节当作一个重要盛
大的日子，把一束束玫瑰、戒指、圣诞树送到情人、家人的手中时，七夕、端午
、清明却日渐被人们淡漠。曾几何时一把金黄色的、紫色、棕色的头发是街头的
时尚，咱的头发黑黑的土死了，看见就烦，就差不能把皮肤染成白色、瞳孔漂成
兰色……我曾经和我的女儿探讨这些，言谈中透出对我“老土”的置疑让我很是
寒心??不经意之间我们原本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被一些无形的东西从
意识里驱使。
正是10年前消费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品带有某种炫耀性的性质，导致当今
人们骨子里形成“崇洋的情结”，其实在“洋品”很多时候并非因为质量、性能
真的比中国的好，而是嚼汉堡包、喝“可乐”比起吃米饭、喝茶水来得“酷”、
透着进步、演示时尚；身上套几件外国名牌，显得有品位、懂文化；更重要的是
那些外国名牌在向别人证明着自己或自己的老爸、老公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支
付能力！
二、富裕消费只青睐进口产品，不拉动国内消费
社会分化在我们国家造就了一个富裕的阶级，这个阶级比发达国家的富裕阶级具
有更加奢侈的消费倾向，甚至更贪婪、更炫耀。但是，这些新兴的富裕阶级的极
其强烈的消费欲望和极其强盛的消费能力，却无助于拉动本国的国内消费市场。
原因很简单，富裕阶级不屑于消费国内产品，而是青睐进口产品。这种消费倾向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态度，即富裕阶级的优越感演化而成的崇洋情结。富裕
阶级的文化态度，使民族经济、国内产业缺乏需求与消费拉动。而一个社会中最
强的消费能力不能引导和拉动本民族的产业，这个国家的民族产业的境遇是可想
而知的――民族产业只能去适应低消费群体的购买力。
三、洋教条充斥国内，崇洋媚外盛行
国门的打开使得很多有识之士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去求学，他们不仅仅学习了西方
的管理、技术，而且也“拿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其中的很多人并未能真
正理解这种“文化”的真实内涵，也没有能像80年前毛泽东同志那样“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更多的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
什维克”，“一切服从共产国际、一切照搬苏联”。更为可怕的是掌握我们国家
的经济命脉权贵很多都是这样的出身，代表的是这样的利益。
社会的文化、经济政策、消费取向是由上层（权贵、钱贵）引导的，相对贫困（
钱、权）的阶级、阶层，购买力低下、人微言轻，在思维、意识、价值取向上更
多受上层引导，因而在精神上同样向往西方，也要得到享受进口品的荣耀。别人
开着开着宝马、穿着登西路、打着高尔夫、吃着法国蜗牛……多拽啊。俺家没钱
，等中彩票了也风光一把。孩子他爹你看广告上面那个力士洗发露多好啊，下个
月发工资了，也给咱闺女买一瓶…....消费力和消费取向的不对称，这恐怕就是
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不衰的深层的经济及社会心理原因吧？
正是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价值趋向、这样的经济政策导致多数企业打着支持国
货的牌子，私下里却行着“洋为中用“的事实。放眼望去，彩电、手机、电脑、
汽车……无数的所谓“国货”背后隐藏着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子，当然也包括日本
。目前，大多数国货的处境其实并不妙，其中手机行业尤其明显。表面看国内手
机市场兴旺发达，但个个都是用的“贴牌战术”，核心技术都在人家外国人手中
，主要利润也都给了国外。对于这种貌似强大的国货行业，我觉得就算说句“仰
人鼻息”也不为过。
四、官僚和中外精英制造理论，共同攫取人民的资产
更有甚者，一些民族产业企业，是国家、老百姓几乎两代人千辛万苦、节衣缩食
的付出，将它们培育成长的，曾几时全民动员“储蓄支援国家建设”、“买国库
券支援国家建设”，可是面对当外国资本的时候，我们的权贵们缺忘记了这些曾
经支援的“下层百姓”，为什么不能“先让利于国人”、“让利于民族资本”？
这些所谓的企业的拥有者、负责人到底是谁的利益的代表者？为什么会毫不犹豫
的把产业卖给外国人？卖出的价格是否合理？这正是我们反腐败、实行民主目的
之一。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将心血、利益让度给那些虎视眈眈企图殖民我们的
国家和利益集团，否则那讲引狼入室！
那些支持银行应该坚持将“殖民化”进行到底的观点主要有：
胡祖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ü 首先是补充银行资本金；
ü 其次是增加了公众投资人的信心，确保IPO圆满成功；
ü 再次是移植先进管理经验；
ü 最后是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u 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
l “花钱买到机制”，实现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营运的基础条件发
生根本的变化；
l 通过合作来迅速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l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国有独资的单一性，实现股权结构的
多元化，国家财政才可能不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否则就有悖于市场公
平竞争的环境和原则。
党的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是我们党制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
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党章》中规定的：“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
是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准确的表述。这条思想路线大体包括三层意思：一
是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通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认识和掌握事物运
动的客观规律；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理
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确定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是真理，还要
回到实践当中去，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根据我们党不同时期革命和建
设实践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有机
结合，否则我们前进将失去灯塔、失去方向。
五、民族银行业的改革并不等同于一定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按照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去检验我们民族银行业的改革趋向，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
点，有以下疑问祈望讨教：
（一）中资银行确实存在很多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东西，因此笔者赞同银行业“股
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的改革战略，可是“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并不等同于
一定要将民族银行业股权卖给外国人？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讨论的
是如何“股份制改造”的问题、如何定价银行资产问题！通俗讲就是卖给谁、卖
多少钱的问题，而不是卖不卖的问题！
另外，看着上述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缘由，笔者似乎觉得是那么熟悉。
曾记得我们的民族、国家在上个世纪初，被称作“东亚病夫”、“劣等民族”，
那些打着“教化病夫”、“诊治病夫”的侵略者也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我想请教
胡先生是不懂还是站错了队伍？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假设真像胡先生所言：
ü 为什么不允许民族资本来补充银行资本金；
ü 难道只有“鬼子进村”才能激起公众对民族银行业的“信心”；
ü 民族汽车、家电等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到底引进了多少先进核心管理和技术
？
ü “鬼子”真能传道、授业、解惑？
再次，“花钱真能买到机制“吗？假设能买到，那到底应该多大成本？
笔者不是要全面否定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对民族银行业改革的作用，而是认为我
们的决策者、专家，不要本末倒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仅仅是变化
的条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外国
资本家”，否则真会“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任何时候我
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坚持共和国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
（二）难道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还是文化资源
)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吗？为什么
不能首先鼓励和允许民族资本参与民族银行业改革？我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和金
融界很多专家进行交流，被告知：假设由民族资本参与银行业改革，那些目前利
益集团代表者未毕能得到真正实惠，比如年工资收入、期权等等，假设给了“鬼
子”，他们既享受“领导干部“待遇、又享受“资本家”待遇。
据《财经时报》记者牛丽静报导：
ü 截止目前，外资共参股15家中资银行；中外合资成立的基金公司有19家(其中
，2004年以来成立的有11家)；外资参股和控股的保险公司有19家。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预计出让的股权总标底超过200亿美元。
ü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速度之快由上述数据可见一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
对内开放还存在诸多限制。很多私营资本谋划成立民营银行多年，但至今未有实
质进展。民营企业在金融领域所受限制有例为证。据传，温州民间游资多达5000亿
元，其中用来炒房、炒油、炒煤的达2000亿元。温州一些企业家因此想通过一些
创新方式利用这些资金，去年，9家民营企业联合成立名为中瑞财团的金融控股公
司，希望搭建一个金融平台。该财团一成立似乎就引起监管当局的恐慌，随即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该财团进行监控。银监会通告所有银行，对这9家股东企业的贷
款要谨慎对待，于是，工行不得不终止其与中瑞财团签订的协议。中瑞财团投资
的项目旋即也被叫停。
（三）国际金融的职能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
在全球范围流动，因此当今世界金融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
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
因。如果一国金融业控制在别国手中，那么和殖民地又有何区别？难道这些利益
集团的代表者不清楚“金融软肋”曾带给中国的耻辱吗？
六、警惕清末历史：财政破产与金融市场不发达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两个事件：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必须向日本支
付两亿两银子的赔款；第二个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定庚
子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清政府一年的所有税收大约8千
万两，2亿两甲午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两年半的税收。而庚子赔款的4.5个亿，
就几乎是其6年的全部税收了。
单说甲午赔款，当时签协议时规定，清政府必须两年以后交清赔款。这简直
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可以有这样几个选择：第一，发国
债；第二，借外债；第三，卖土地，也就是向日本割让更多的领土，但是从民族
感情而言，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就要尽量考虑通过金融借贷来解决这个
问题。
清政府在1895年至1897年间试过发行一亿两银子的名叫“昭信股份”的国债
，利息5%。可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也没有投资银行，国债的销
售谈何容易！试过一段，只销售了一千多万两银子的国债，就被迫停止。最后清
政府被逼无奈，不得不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一些国家的银行借外债。
借外债与在本国国内发债有很大的差别。外国银行的权益怎么保护？即使可
以给予外国银行抵押，但是拿什么做抵押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故宫作为质押
品，但即使外国人能够接受这种质押品，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一旦遇到中
方赖账的情况，作为债权人的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也不可能把故宫接管过来。
如果强行接管，那么全体中国人民都会出于民族尊严而反对。因此如果清政府想
借外债的话，就必须给外方银行提供可以接受的质押品，这种质押品不可以是不
动产，惟一可行的质押品只能是某种现金流权益。当时清政府的现金流只有税收
。从金融契约的监督执行角度而言，因为外方银行不可能派人来接管中国的地租
、地税，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外最后达成了共识：用海关的关税作为
质押品。因为当时的关税只在几个口岸征收，比较集中，方便验证。特别是通过
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负责监督和管理关税的收入流，增加了海关关税作为抵押
品对中外双方的可接受程度。我们当然认为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同
样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当年中国的金融业不发达逼出来的。
与对日本的2亿两赔款相对应，后来的庚子赔款也使清政府面对同样的情况。
到1901年，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是不发达，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债还是惟一
可以依赖的途径。
我们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遭遇的苦难，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银行业发
展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了。
同时银行业对目前本国政府、企业、居民个人而言，不仅仅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
、清算、结算、汇兑、信贷融资等功能，更为主要是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都
可利用金融产品把任何一次性的大开支尽量去摊平，让这种大开支不至于把一个
政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拖垮。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的本国银行业”，短期巨额支付所能带来的冲击会是很致命的，人或者国家的
自主权在短时间内会很容易被牺牲。上面刚讲到的那2亿两银子以及后来的4.5亿
两庚子赔款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政府最后破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金融
市场不发达。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英国能否建立起18、19世纪的
大英帝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承认金融发展为英国从17世纪末开始崛起
提供了力量。在1700年之后，英国政府大举国债，在18世纪中，其国债最多时大
约是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英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国债利
息。按照当时英国2%至3%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它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
收入的15到20倍。换句话说，那时英国政府的负债程度远比庚子赔款之后的清政
府严重，是后者的两倍。然而，晚清政府被这些债务拖得破产，而债务负担相对
更严重的英国不仅没破产，反而在那之后变得更强大。
我们再有个疑问？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和金融一体化呼声最强烈的美、英、德、法
、日等国都能够保持母国金融业的本民族化？再看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泰
国，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银行业“国际化”带来的灾难和付出的代价！
七、银行业改革不能简单的复制汽车、家电等工业改革
银行生产的不仅仅是一辆性能价格比的汽车或者一台电视、冰箱。工业企业、工
业产品呈现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特性，产品基本是可以被贸易的、也是可以
被贴牌的，当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将研发、生产、营销进行完全分割的，所
以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商业模式是可以在时间、空间上被细分。而银行缺不然
，它的研发、生产、销售是精密相联的，是一切以一个特定区域、特定客户为特
定对象进行的，更多的产品不是“流水线”下来的，更多产品研发是不能拷贝、
也不能通用的，必须要适应服务对象的文化、习惯、嗜好、行为等等，因此更多
体现为个性化产品，而更多产品是通过一系列总体解决方案来体现的，试想一想
花旗银行在美洲某地的产品能完全被简单复制到中国某地使用吗？假设需要客户
化谁来做？难道美国人或者“海龟”比“土鳖”还了解中国？我说这些并非否定
引进外资，而是想说明我们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别南辕北辙！
笔者也认为外资银行在信用卡、理财等业务的经验和工具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我们
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些工具必须要与国人的消费倾向、文化等密切结合。那
些单纯认为引进外资银行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理想主义未毕过于乌托邦，引进外资
仅仅是战术、并非战略，根本上是必须要从体制上建立：银行管理者、经营者、
从业者的责权利体制，像招商银行完全是我们民族银行业的典范，其在产品创新
、服务提升等方面给那些企图完全借助“鬼子”的机会主义者当头一棒！
今天早上偶尔在我女儿写字台上看到《圣诞节又到了，我们过吗？》，不知谁的
大作？其中有这样一疑问句：“现在中国人过外国节日都是一种时尚，什么愚人
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这究竟是不是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不是‘和平战略’
的表象？”。文章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崇洋迷外，其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信仰
”，看到这儿我似乎记得很早以前在网上也曾经看到这样的认识，也记得前几天
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小范围的专题讲座时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认为：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信仰，否则就形
同走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理想、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修养、品质等
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词语几乎被我们所遗忘，对于很多现在40岁上下的人来说原来
所崇尚的东西几乎被打碎，可是新的又未能树立，这时候除了“金钱”、“权力
”还能有什么？我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也不例外！传统的体制、机制、组织、业
务流程、产品、分配等等都已经不适时宜，但新的是什么？因为各种缘由，自己
不思创新，那只好寻求“外力”，把期望寄托予“外国资本家”，可是完全这样
又怕失去控制、遭到国人的唾骂，怎么办？除了寻找一些借口予以搪塞国人，剩
下的就是寻求更大的利益集团壮大自己“话语权”队伍。
八、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国人来改良技术和管理
我们就拿具有典型代表的汽车工业来佐证：汽车工业与我国的家电、个人电脑、
手机等许多产业由合资陆续转入自主开发相反，不但合资没有减少，原来没有合
资的汽车厂，近年来也纷纷与外商合资；东风集团，从轿车已发展到全行业（含
货车、发动机）合资，还自诩为“全方位开放”。我国汽车工业超过90%已走上了
与外商合资的轨道。听说一位汽车大企业的负责人感叹：长此以往，在中国的汽
车工业舞台上，将上演一出没有中国演员的中国话剧。
为什么如此？表面看，合资后迅速投产，国家有税收、企业有利润，不太费
劲，汽车工业就很繁荣，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和职工工资增加了，于是皆大欢喜。
可只要我们加以研究分析，就会发现，原来是我国的一系列政策宠出来的。请看
：①合资企业，只吸收我方的精兵强将，老弱病残等等包袱，一概由原来的老企
业、国家背起来；②在税收上优惠：两免三减（前两年免征所得税，第3~5年减半
征收，实际上更低）；设备、CKD等散件进口减免关税。③用高关税保护合资厂的
“国产”汽车。从超过200%逐渐降低，2003年排量3L以下轿车整车进口还有38.2%的
关税。④国家对合资企业，只要求提高国产化率，不要求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其
他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巴西等国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因而产品具备国际竞
争力）。于是就出现了广州本田，在我国生产的雅阁牌轿车，销售价高达30多万
元，折合390万日元，高出日本国内价格六成左右，2001年的利润率高达36%；德
国大众与我国合资生产的汽车数量仅占其总量的 14%，但利润的80%却来自中国；
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多美元的怪现象。这不是
骇人听闻的暴利和掠夺么？汽车界业内少数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义愤填膺，有的
离开了合资企业，转入自主开发企业（以下简称民族企业）。令人不安的是，大
多数人却熟视无睹，对国家和老百姓财富大量外流的现象不感到心疼，个别人甚
至还为之叫好，说什么“不要为民族（工业）所累”。
透过现象看本质。国家减少的税收，国家买公车、老百姓买车多花了高出国
际市场价格百分之几十的冤枉钱，都流入了合资企业；而合资企业收益的大头（
据估算大体为我方利润的2~5倍）却被合资的外方拿走了。因外方除利润分成外，
还有高额的技术转让、零部件实验、设计更改开发费、散件、设备进口费，外方
人员高额工资等额外收入。实际上外方是老板，我方只是打工者。
据统计计算2003年我国生产了202万辆轿车，以90%合资生产，平均每辆20万
元计，销售额约为3640亿元，平均利润率按20%计（实际比这还高），利润达727亿
元，我方分得其中的363亿；保守估计，外方的各种所得为我方利润的3倍，一年
就拿走1100亿元。怪不得有的外企合资不到几年，就把投资全部收回去了。日本
的跨国公司，原来只卖汽车给我国，看到合资的油水如此之大，于是纷纷与我合
资了。
有人说，凡是在中国土地上建设的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就是中国的企业。人们
不禁要问，这种“中国的企业”，享受了中国政府这样多的优惠政策，中国的劳
动力成本又很低，为什么卖给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轿车的价格，却要比国际市场高
出好几成？在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份仅占一半（有的仅30%），为什么拿走的收益
，却为我方利润的好几倍？
这么大的被掠夺换来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了吗？中国搞汽车工业发展50多年，
可是中国自己的主流市场主流品牌依然不见自主品牌身影。十几年来，中国民族
汽车工业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构想实践证明也基本落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招牌下，汽车合资公司50对50的股比成为一块“遮羞布”。我国汽车工业的主
体迅速滑向“巴西模式”，成为外资品牌的加工厂。
在此同时我们来看那些真正为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勤勤恳恳、孜孜兀兀、不折不挠
的人们和企业，2005年4月当笔者身处上海车展这样名车林立的环境中时，让我久
久不能平静的却是那些怀揣着“中国心”的自主品牌??比亚迪F3、奇瑞A21、华
晨M2、长安风尚号称国产汽车的四多金花。这些车型不仅刷新了人们以往对国产
车的陈旧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和发展，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看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实现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理想，至少是
在朝着理想奋进。这里笔者想选择两个纯粹没有任何外资合作的企业来分析，一
个是地方国营企业“奇瑞”，另一个是民营企业“吉利”。
“奇瑞”是安徽芜湖市新兴的地方国有企业。1996年购买了一条发动机生产线，
1999年12月开始生产轿车。2001年自主开发出第一款轿车，至2003年共开发了4款
轿车投放市场。2003年销售轿车9万多辆，其中出口1200多辆，占2003年我国轿车
出口的50%左右。2003年签约，为伊朗建一个年产5万辆轿车的整车厂，用奇瑞的
品牌和散件装车，成为我国第一个到国外去建合资轿车厂的企业。奇瑞的成就意
义重大，戳穿了我国汽车工业的两个神话：一是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自主开发轿车
的神话；二是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必须与外商合资的神话。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为主要产业的民
营企业集团。1997年进入汽车制造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不断的观念
创新，快速成长为中国经济型轿车的主力品牌，吉利汽车进入汽车领域的短短8年
，给沉睡50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2003年实现中国轿车出口零的
突破；2004年产销量突破10万辆，社会保有量超过40万辆，名列中国轿车企业前
八名，轿车整车出口量全国第一；2005年1~6月轿车整车出口量全国第一。吉利汽
车还创造出数个震惊中外的第一：中国第一辆国产跑车――美人豹；中国第一台
功率超过57.2的高性能发动机；第一台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第一台电
动智能助力转向……现已拥有年产20万辆整车、20万台发动机和15万台变速箱的
生产能力；随着宁波、台州、上海等新建项目陆续竣工投产，集团的整车生产能
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辆，发动机生产能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台。
被喻为“中国第一跑”的都市休闲跑车“美人豹”成为永久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
的中国自主设计开发的第一辆跑车；华普系列轿车被评为“性价出众产品”；吉
利系列轿车被评为“消费者喜爱的自主汽车品牌”；自行研制的MR479Q系列发动
机处国内同类机型的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成为国内第一款拥有自主
产权的自动变速箱。让笔者感到万分自豪和为之振奋的是2005年9月13日，当我置
身于素有世界汽车工业“奥运会”美誉的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时，看到的是成千
上万热爱汽车的观众，怀着好奇和尊敬，向第61届法兰克福车展上空的五星红旗
行注目礼。他们被告知，世界汽车工业行列中名不见经传的一名 “新兵”―中国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来到了这里。当自由舰(CK-1)AT版、FC-1、豪情203(HO)右舵车
、美人豹新款中国龙(CD)、海域303H (Marindo)等五款代表其目前最高研发水平
的轿车全部摆到了展台上时，似乎展出的是中国人的志气、中国“龙”的骨气！
这就是我们金融监管高层被用来予以佐证对洋人必须开放中资银行的民族汽车工
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假设我们主要的银行被外资控制（直接或者间接），那么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银
行系统还能贯彻下去吗？除非仍然延续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主要领导由中组部任命
！可是果真这样那“机制和体制的创新”就成了奢望，更何况外资是不会接受又
出钱、又出管理经验、又出技术，而不能行使管理职能这样的条件，否则岂不是
“天上掉馅饼”。
九、谁来真正拯救我们民族银行业？
笔者也并非是说中资银行不能允许向外资开放，而是不能一窝蜂、不能赶超、不
能“大跃进”、不能绝对化。要根据不同银行的属性、功能、定位决定选择银行
的战略投资者，要寻求彼此双方“都需要”进行联姻，要坚决多决投机主义和机
会主义者，要量力而行、量需而行，切忌追星，否则看似一片热闹、繁荣，其实
背后是虚假和不真实。就像“泡妞”一样，并非一定要是明星，不然自己被卖掉
还不知道找谁要钱！最后伤害的是国人利益。
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清晰的明白靠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银行业？外资纷纷踊跃
排队进入中国银行业真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通过变卖中资银行股权果能实现民族
银行业的真正复兴吗？
我看未毕，不然哪个决策者、倡导者敢于站出来承担这个民族的责任？
我们总是期望别人做什么。愿望是良好的、纯洁的，但是如果真实按照这个意愿
去制定战略，那我们岂不是太幼稚了！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断然坚持？知道这样做不会成功，而且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受到损失是惨重的，也就是得不偿失，又为什么还要为之？
大国之间政治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没有太多想当然的，中国作为一个有一定经
济、外交实力的大国，目前因为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管制等等致使我们
对很多问题有宽裕的周旋空间和耐受能力，可是假设中国70％银行变成我们自己
无法完全控制，别说行政干预，恐怕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都要大打折扣。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银行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
思路可能将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
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
在中国的其他行业、特别是笔者前面详细论述的汽车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
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
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不仅仅是一切爱
国主义、民族主义人士心里难以接受的，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
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
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
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
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
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银行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
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和不符合实际的
幻想都没有存身之地。
笔者试图描绘一幅不甚清晰的未来全球银行版图，但可以清晰看到倘若跨国巨头
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中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资源特别丰
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
外商通过控制中国遍布经济生活各个环节的银行，便捷地掌握了我们企业、组织
、家庭、居民个人的所有信息。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乃至
政治版图中被“偷窥者”，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
，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
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
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
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
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
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
的合谋。
笔者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
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
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
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
2006年12月，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
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
换取管理”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
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
局。
（未完待续）
・ 锦涛家宝同志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万里霜: 2005-12-31 21:17:00)0 Bytes(0/21/0)・
现代金融是经济链条最上端的环节，出问题就出大事。(向死而生A: 2005-12-31
20:32:40)0 Bytes(0/20/0)・ 不止是银行，而是整个改革思路的问题。对外资是
不是什么都能卖？股份制改革为何不卖给职工而要推行MBO？(没有睡够: 2005-12-31
19:17:24)284 Bytes(0/24/0)国企海外上市造成利润外流，国企被外资控股难道
不用考虑么？国企搞不好是就一定是国有制的问题么？计划经济一定不灵，市场
经济一定灵么？很多问题，难道不 值得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方向么？不要再仅
仅听那些只会吹牛说不出什么实际道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被西方国家灌
过脑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了。
请胡温看看这篇贴子就知道。。。。。。
[万里霜] 于 2005-12-31 21:42:09上贴
银行到底贱卖没有？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工行总经理说：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
于1984年1月1日。在二十二年的发展史上，工商银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 秉承“以人为本、崇尚信誉、追求卓越、服务社会”的理念，锐意进取，取得
了一系列辉煌成就。总资产由1984年成立时的2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 末的6.3万
亿元，增长了23倍；存款余额由1984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5.6万亿
元，增长了32倍；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 25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3.1万亿元
，增长了12倍。建立了适应大型商业银行管理特点的“下管一级、监控两级”的
管理体制与垂直领导、具有 较强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内部 审计体系；率先建立了
现代化的大型数据中心，实现了全行经营数据的统一、实时处理；率先投产了全
行信贷综合管理系统及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系统，并实现了全行 经营管理报表的T＋
1日自动生成；率先投产了基于数据仓库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工商银行二十二年
的奋斗历程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批发银行、最大的零售银行、最 大的按揭银行、最
大的电子银行、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和最大的清算银行。另据报道，工行上市前
，国家一次性注入资金290亿美元，工行2004年盈利747 亿元。 外资用31亿美元
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也就是说总资产6。3万亿的资产再加上几乎等同
于国家信用的巨大信用价值，控制中国五分之一银行资产的 银行，股权仅为310亿
美元，还说没贱卖？难道十几亿人的大国，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的银行
资产，就值一千多亿美元？ 傻子也该能算出这笔帐来吧？
金融学博士 韩铭珊
2005年12月28日
来自:价值中国网
一、崇洋情结充斥整个国家，无形抬高进口产品价格，
几年前一只美国“蛇果”（苹果）标价35元，这种苹果在美国是很普通的，简直
不可思议，让人感觉价格标错了。“麦当劳”在美国多开在高速公路旁，供远途
的客人歇脚打尖，可是“麦当劳”一来我们这里，可谓鲤鱼跃上龙门。无数少男
少女们来此聚会，多少小伙子在这儿请自己的女友。在报上看到，一家的婚宴竟
在“麦当劳”举行！一语道破：此乃吃“文化”。很多人把嚼那些垃圾食品当作
一种优越的文化，而对自己本民族的产品歧视，文化上自卑。当然，这就是西方
新殖民主义思想文化渗透的效果了。当年轻人把情人节、圣诞节当作一个重要盛
大的日子，把一束束玫瑰、戒指、圣诞树送到情人、家人的手中时，七夕、端午
、清明却日渐被人们淡漠。曾几何时一把金黄色的、紫色、棕色的头发是街头的
时尚，咱的头发黑黑的土死了，看见就烦，就差不能把皮肤染成白色、瞳孔漂成
兰色……我曾经和我的女儿探讨这些，言谈中透出对我“老土”的置疑让我很是
寒心??不经意之间我们原本民族的、传统的东西已经逐渐被一些无形的东西从
意识里驱使。
正是10年前消费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产品带有某种炫耀性的性质，导致当今
人们骨子里形成“崇洋的情结”，其实在“洋品”很多时候并非因为质量、性能
真的比中国的好，而是嚼汉堡包、喝“可乐”比起吃米饭、喝茶水来得“酷”、
透着进步、演示时尚；身上套几件外国名牌，显得有品位、懂文化；更重要的是
那些外国名牌在向别人证明着自己或自己的老爸、老公的社会地位，当然还有支
付能力！
二、富裕消费只青睐进口产品，不拉动国内消费
社会分化在我们国家造就了一个富裕的阶级，这个阶级比发达国家的富裕阶级具
有更加奢侈的消费倾向，甚至更贪婪、更炫耀。但是，这些新兴的富裕阶级的极
其强烈的消费欲望和极其强盛的消费能力，却无助于拉动本国的国内消费市场。
原因很简单，富裕阶级不屑于消费国内产品，而是青睐进口产品。这种消费倾向
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态度，即富裕阶级的优越感演化而成的崇洋情结。富裕
阶级的文化态度，使民族经济、国内产业缺乏需求与消费拉动。而一个社会中最
强的消费能力不能引导和拉动本民族的产业，这个国家的民族产业的境遇是可想
而知的――民族产业只能去适应低消费群体的购买力。
三、洋教条充斥国内，崇洋媚外盛行
国门的打开使得很多有识之士不远万里漂洋过海去求学，他们不仅仅学习了西方
的管理、技术，而且也“拿来”了西方的各种“文化”，其中的很多人并未能真
正理解这种“文化”的真实内涵，也没有能像80年前毛泽东同志那样“将马克思
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更多的是王明的“百分之百的布尔
什维克”，“一切服从共产国际、一切照搬苏联”。更为可怕的是掌握我们国家
的经济命脉权贵很多都是这样的出身，代表的是这样的利益。
社会的文化、经济政策、消费取向是由上层（权贵、钱贵）引导的，相对贫困（
钱、权）的阶级、阶层，购买力低下、人微言轻，在思维、意识、价值取向上更
多受上层引导，因而在精神上同样向往西方，也要得到享受进口品的荣耀。别人
开着开着宝马、穿着登西路、打着高尔夫、吃着法国蜗牛……多拽啊。俺家没钱
，等中彩票了也风光一把。孩子他爹你看广告上面那个力士洗发露多好啊，下个
月发工资了，也给咱闺女买一瓶…....消费力和消费取向的不对称，这恐怕就是
假、冒、伪、劣商品盛行不衰的深层的经济及社会心理原因吧？
正是这样的一些人、这样的价值趋向、这样的经济政策导致多数企业打着支持国
货的牌子，私下里却行着“洋为中用“的事实。放眼望去，彩电、手机、电脑、
汽车……无数的所谓“国货”背后隐藏着其他西方国家的影子，当然也包括日本
。目前，大多数国货的处境其实并不妙，其中手机行业尤其明显。表面看国内手
机市场兴旺发达，但个个都是用的“贴牌战术”，核心技术都在人家外国人手中
，主要利润也都给了国外。对于这种貌似强大的国货行业，我觉得就算说句“仰
人鼻息”也不为过。
四、官僚和中外精英制造理论，共同攫取人民的资产
更有甚者，一些民族产业企业，是国家、老百姓几乎两代人千辛万苦、节衣缩食
的付出，将它们培育成长的，曾几时全民动员“储蓄支援国家建设”、“买国库
券支援国家建设”，可是面对当外国资本的时候，我们的权贵们缺忘记了这些曾
经支援的“下层百姓”，为什么不能“先让利于国人”、“让利于民族资本”？
这些所谓的企业的拥有者、负责人到底是谁的利益的代表者？为什么会毫不犹豫
的把产业卖给外国人？卖出的价格是否合理？这正是我们反腐败、实行民主目的
之一。一言以蔽之，我们不能将心血、利益让度给那些虎视眈眈企图殖民我们的
国家和利益集团，否则那讲引狼入室！
那些支持银行应该坚持将“殖民化”进行到底的观点主要有：
胡祖六（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高盛集团董事总经理）：
ü 首先是补充银行资本金；
ü 其次是增加了公众投资人的信心，确保IPO圆满成功；
ü 再次是移植先进管理经验；
ü 最后是提供持续改革的“催化剂”。
u 刘明康（中国银监会主席）
l “花钱买到机制”，实现机制和体制的创新，促进商业银行营运的基础条件发
生根本的变化；
l 通过合作来迅速提升国有商业银行的竞争能力。
l 只有从根本上改变以往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国有独资的单一性，实现股权结构的
多元化，国家财政才可能不再为商业银行的经营亏损买单，否则就有悖于市场公
平竞争的环境和原则。
党的思想路线也叫认识路线，是我们党制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
是正确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保证。我们党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
在全党确立了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党章》中规定的：“一切
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就
是对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完整准确的表述。这条思想路线大体包括三层意思：一
是要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通过深入周密的调查研究，认识和掌握事物运
动的客观规律；二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不能把理论当作教条，理
论与实践要紧密结合起来；三是要确定我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否是真理，还要
回到实践当中去，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根据我们党不同时期革命和建
设实践得出的经验和教训，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有机
结合，否则我们前进将失去灯塔、失去方向。
五、民族银行业的改革并不等同于一定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按照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去检验我们民族银行业的改革趋向，笔者不敢苟同上述观
点，有以下疑问祈望讨教：
（一）中资银行确实存在很多需要改革和创新的东西，因此笔者赞同银行业“股
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的改革战略，可是“股份制改造和发行上市”并不等同于
一定要将民族银行业股权卖给外国人？这岂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讨论的
是如何“股份制改造”的问题、如何定价银行资产问题！通俗讲就是卖给谁、卖
多少钱的问题，而不是卖不卖的问题！
另外，看着上述银行业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缘由，笔者似乎觉得是那么熟悉。
曾记得我们的民族、国家在上个世纪初，被称作“东亚病夫”、“劣等民族”，
那些打着“教化病夫”、“诊治病夫”的侵略者也是打着这样的旗号。我想请教
胡先生是不懂还是站错了队伍？到底代表谁的利益？
假设真像胡先生所言：
ü 为什么不允许民族资本来补充银行资本金；
ü 难道只有“鬼子进村”才能激起公众对民族银行业的“信心”；
ü 民族汽车、家电等行业引进战略投资者后到底引进了多少先进核心管理和技术
？
ü “鬼子”真能传道、授业、解惑？
再次，“花钱真能买到机制“吗？假设能买到，那到底应该多大成本？
笔者不是要全面否定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对民族银行业改革的作用，而是认为我
们的决策者、专家，不要本末倒置！“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外因仅仅是变化
的条件，而内因是变化的根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绝对不能把希望寄托给“外国
资本家”，否则真会“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任何时候我
们都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坚持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坚持共和国人民利
益高于一切！
（二）难道我们已经无法通过本民族的资源(无论是政治资源、经济还是文化资源
)来改革中国的国有银行，而必须借助于超越于民族国家的全球化力量吗？为什么
不能首先鼓励和允许民族资本参与民族银行业改革？我曾经带着这样的问题和金
融界很多专家进行交流，被告知：假设由民族资本参与银行业改革，那些目前利
益集团代表者未毕能得到真正实惠，比如年工资收入、期权等等，假设给了“鬼
子”，他们既享受“领导干部“待遇、又享受“资本家”待遇。
据《财经时报》记者牛丽静报导：
ü 截止目前，外资共参股15家中资银行；中外合资成立的基金公司有19家(其中
，2004年以来成立的有11家)；外资参股和控股的保险公司有19家。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以来，中国金融机构预计出让的股权总标底超过200亿美元。
ü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速度之快由上述数据可见一斑。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
对内开放还存在诸多限制。很多私营资本谋划成立民营银行多年，但至今未有实
质进展。民营企业在金融领域所受限制有例为证。据传，温州民间游资多达5000亿
元，其中用来炒房、炒油、炒煤的达2000亿元。温州一些企业家因此想通过一些
创新方式利用这些资金，去年，9家民营企业联合成立名为中瑞财团的金融控股公
司，希望搭建一个金融平台。该财团一成立似乎就引起监管当局的恐慌，随即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该财团进行监控。银监会通告所有银行，对这9家股东企业的贷
款要谨慎对待，于是，工行不得不终止其与中瑞财团签订的协议。中瑞财团投资
的项目旋即也被叫停。
（三）国际金融的职能是最大限度的发挥资本的边际效用，这必然导致国际资本
在全球范围流动，因此当今世界金融力量的对比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个国家社会政
治生活的基本因素之一，也是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危机和社会动荡的直接原
因。如果一国金融业控制在别国手中，那么和殖民地又有何区别？难道这些利益
集团的代表者不清楚“金融软肋”曾带给中国的耻辱吗？
六、警惕清末历史：财政破产与金融市场不发达
学习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两个事件：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后，中国必须向日本支
付两亿两银子的赔款；第二个是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清政府被迫签定庚
子条约，赔款4.5亿两白银。19世纪90年代的时候，清政府一年的所有税收大约8千
万两，2亿两甲午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当时两年半的税收。而庚子赔款的4.5个亿，
就几乎是其6年的全部税收了。
单说甲午赔款，当时签协议时规定，清政府必须两年以后交清赔款。这简直
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清政府可以有这样几个选择：第一，发国
债；第二，借外债；第三，卖土地，也就是向日本割让更多的领土，但是从民族
感情而言，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当时就要尽量考虑通过金融借贷来解决这个
问题。
清政府在1895年至1897年间试过发行一亿两银子的名叫“昭信股份”的国债
，利息5%。可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自己的银行体系，也没有投资银行，国债的销
售谈何容易！试过一段，只销售了一千多万两银子的国债，就被迫停止。最后清
政府被逼无奈，不得不向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等一些国家的银行借外债。
借外债与在本国国内发债有很大的差别。外国银行的权益怎么保护？即使可
以给予外国银行抵押，但是拿什么做抵押呢？或许有人以为可以将故宫作为质押
品，但即使外国人能够接受这种质押品，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一旦遇到中
方赖账的情况，作为债权人的外国银行和外国投资者也不可能把故宫接管过来。
如果强行接管，那么全体中国人民都会出于民族尊严而反对。因此如果清政府想
借外债的话，就必须给外方银行提供可以接受的质押品，这种质押品不可以是不
动产，惟一可行的质押品只能是某种现金流权益。当时清政府的现金流只有税收
。从金融契约的监督执行角度而言，因为外方银行不可能派人来接管中国的地租
、地税，所以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外最后达成了共识：用海关的关税作为
质押品。因为当时的关税只在几个口岸征收，比较集中，方便验证。特别是通过
英国人掌管中国海关，负责监督和管理关税的收入流，增加了海关关税作为抵押
品对中外双方的可接受程度。我们当然认为这对中国是很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同
样侵犯了我们的主权。但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安排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
当年中国的金融业不发达逼出来的。
与对日本的2亿两赔款相对应，后来的庚子赔款也使清政府面对同样的情况。
到1901年，中国的证券市场仍然是不发达，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外债还是惟一
可以依赖的途径。
我们透过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遭遇的苦难，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银行业发
展对一个国家的意义是多么重大了。
同时银行业对目前本国政府、企业、居民个人而言，不仅仅提供更为便捷的支付
、清算、结算、汇兑、信贷融资等功能，更为主要是政府、企业、家庭和个人都
可利用金融产品把任何一次性的大开支尽量去摊平，让这种大开支不至于把一个
政府、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家庭拖垮。如果没有“最大限度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
益的本国银行业”，短期巨额支付所能带来的冲击会是很致命的，人或者国家的
自主权在短时间内会很容易被牺牲。上面刚讲到的那2亿两银子以及后来的4.5亿
两庚子赔款在很大程度上迫使清政府最后破产，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当时中国金融
市场不发达。
我们做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市场，英国能否建立起18、19世纪的
大英帝国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必须承认金融发展为英国从17世纪末开始崛起
提供了力量。在1700年之后，英国政府大举国债，在18世纪中，其国债最多时大
约是当时英国国民收入的两倍，英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国债利
息。按照当时英国2%至3%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它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
收入的15到20倍。换句话说，那时英国政府的负债程度远比庚子赔款之后的清政
府严重，是后者的两倍。然而，晚清政府被这些债务拖得破产，而债务负担相对
更严重的英国不仅没破产，反而在那之后变得更强大。
我们再有个疑问？为什么在经济全球和金融一体化呼声最强烈的美、英、德、法
、日等国都能够保持母国金融业的本民族化？再看看亚洲金融危机后的韩国、泰
国，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银行业“国际化”带来的灾难和付出的代价！
七、银行业改革不能简单的复制汽车、家电等工业改革
银行生产的不仅仅是一辆性能价格比的汽车或者一台电视、冰箱。工业企业、工
业产品呈现技术、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特性，产品基本是可以被贸易的、也是可以
被贴牌的，当然可以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将研发、生产、营销进行完全分割的，所
以生产企业的组织形式、商业模式是可以在时间、空间上被细分。而银行缺不然
，它的研发、生产、销售是精密相联的，是一切以一个特定区域、特定客户为特
定对象进行的，更多的产品不是“流水线”下来的，更多产品研发是不能拷贝、
也不能通用的，必须要适应服务对象的文化、习惯、嗜好、行为等等，因此更多
体现为个性化产品，而更多产品是通过一系列总体解决方案来体现的，试想一想
花旗银行在美洲某地的产品能完全被简单复制到中国某地使用吗？假设需要客户
化谁来做？难道美国人或者“海龟”比“土鳖”还了解中国？我说这些并非否定
引进外资，而是想说明我们真正需要的究竟是什么？别南辕北辙！
笔者也认为外资银行在信用卡、理财等业务的经验和工具创新等方面都具有我们
不可比拟的优势，但是这些工具必须要与国人的消费倾向、文化等密切结合。那
些单纯认为引进外资银行就可以大功告成的理想主义未毕过于乌托邦，引进外资
仅仅是战术、并非战略，根本上是必须要从体制上建立：银行管理者、经营者、
从业者的责权利体制，像招商银行完全是我们民族银行业的典范，其在产品创新
、服务提升等方面给那些企图完全借助“鬼子”的机会主义者当头一棒！
今天早上偶尔在我女儿写字台上看到《圣诞节又到了，我们过吗？》，不知谁的
大作？其中有这样一疑问句：“现在中国人过外国节日都是一种时尚，什么愚人
节、万圣节、圣诞节等等。这究竟是不是西方文化的侵入，是不是‘和平战略’
的表象？”。文章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崇洋迷外，其根本的原因是“没有信仰
”，看到这儿我似乎记得很早以前在网上也曾经看到这样的认识，也记得前几天
在北京大学参加一个小范围的专题讲座时一位非常有名的教授认为：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一个组织、一个家庭、一个个人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信仰，否则就形
同走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于理想、世界观、价值观、民族观、修养、品质等
等意识形态方面的词语几乎被我们所遗忘，对于很多现在40岁上下的人来说原来
所崇尚的东西几乎被打碎，可是新的又未能树立，这时候除了“金钱”、“权力
”还能有什么？我们民族银行业的发展也不例外！传统的体制、机制、组织、业
务流程、产品、分配等等都已经不适时宜，但新的是什么？因为各种缘由，自己
不思创新，那只好寻求“外力”，把期望寄托予“外国资本家”，可是完全这样
又怕失去控制、遭到国人的唾骂，怎么办？除了寻找一些借口予以搪塞国人，剩
下的就是寻求更大的利益集团壮大自己“话语权”队伍。
八、民族工业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不能完全依赖外国人来改良技术和管理
我们就拿具有典型代表的汽车工业来佐证：汽车工业与我国的家电、个人电脑、
手机等许多产业由合资陆续转入自主开发相反，不但合资没有减少，原来没有合
资的汽车厂，近年来也纷纷与外商合资；东风集团，从轿车已发展到全行业（含
货车、发动机）合资，还自诩为“全方位开放”。我国汽车工业超过90%已走上了
与外商合资的轨道。听说一位汽车大企业的负责人感叹：长此以往，在中国的汽
车工业舞台上，将上演一出没有中国演员的中国话剧。
为什么如此？表面看，合资后迅速投产，国家有税收、企业有利润，不太费
劲，汽车工业就很繁荣，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和职工工资增加了，于是皆大欢喜。
可只要我们加以研究分析，就会发现，原来是我国的一系列政策宠出来的。请看
：①合资企业，只吸收我方的精兵强将，老弱病残等等包袱，一概由原来的老企
业、国家背起来；②在税收上优惠：两免三减（前两年免征所得税，第3~5年减半
征收，实际上更低）；设备、CKD等散件进口减免关税。③用高关税保护合资厂的
“国产”汽车。从超过200%逐渐降低，2003年排量3L以下轿车整车进口还有38.2%的
关税。④国家对合资企业，只要求提高国产化率，不要求提高自主开发能力。其
他几乎没有任何要求（巴西等国还要求有一定数量的出口，因而产品具备国际竞
争力）。于是就出现了广州本田，在我国生产的雅阁牌轿车，销售价高达30多万
元，折合390万日元，高出日本国内价格六成左右，2001年的利润率高达36%；德
国大众与我国合资生产的汽车数量仅占其总量的 14%，但利润的80%却来自中国；
通用汽车公司每辆车在美国赚145美元，在中国却赚2400多美元的怪现象。这不是
骇人听闻的暴利和掠夺么？汽车界业内少数有识之士对这种现象义愤填膺，有的
离开了合资企业，转入自主开发企业（以下简称民族企业）。令人不安的是，大
多数人却熟视无睹，对国家和老百姓财富大量外流的现象不感到心疼，个别人甚
至还为之叫好，说什么“不要为民族（工业）所累”。
透过现象看本质。国家减少的税收，国家买公车、老百姓买车多花了高出国
际市场价格百分之几十的冤枉钱，都流入了合资企业；而合资企业收益的大头（
据估算大体为我方利润的2~5倍）却被合资的外方拿走了。因外方除利润分成外，
还有高额的技术转让、零部件实验、设计更改开发费、散件、设备进口费，外方
人员高额工资等额外收入。实际上外方是老板，我方只是打工者。
据统计计算2003年我国生产了202万辆轿车，以90%合资生产，平均每辆20万
元计，销售额约为3640亿元，平均利润率按20%计（实际比这还高），利润达727亿
元，我方分得其中的363亿；保守估计，外方的各种所得为我方利润的3倍，一年
就拿走1100亿元。怪不得有的外企合资不到几年，就把投资全部收回去了。日本
的跨国公司，原来只卖汽车给我国，看到合资的油水如此之大，于是纷纷与我合
资了。
有人说，凡是在中国土地上建设的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就是中国的企业。人们
不禁要问，这种“中国的企业”，享受了中国政府这样多的优惠政策，中国的劳
动力成本又很低，为什么卖给中国政府和老百姓轿车的价格，却要比国际市场高
出好几成？在合资企业中，外方股份仅占一半（有的仅30%），为什么拿走的收益
，却为我方利润的好几倍？
这么大的被掠夺换来了民族汽车工业的发展了吗？中国搞汽车工业发展50多年，
可是中国自己的主流市场主流品牌依然不见自主品牌身影。十几年来，中国民族
汽车工业坚持“以市场换技术”的构想实践证明也基本落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
的招牌下，汽车合资公司50对50的股比成为一块“遮羞布”。我国汽车工业的主
体迅速滑向“巴西模式”，成为外资品牌的加工厂。
在此同时我们来看那些真正为民族汽车工业发展勤勤恳恳、孜孜兀兀、不折不挠
的人们和企业，2005年4月当笔者身处上海车展这样名车林立的环境中时，让我久
久不能平静的却是那些怀揣着“中国心”的自主品牌??比亚迪F3、奇瑞A21、华
晨M2、长安风尚号称国产汽车的四多金花。这些车型不仅刷新了人们以往对国产
车的陈旧概念，更多的是一种心灵上的震撼，汽车自主品牌的崛起和发展，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看到身边有这样一群人正在实现民族汽车工业崛起理想，至少是
在朝着理想奋进。这里笔者想选择两个纯粹没有任何外资合作的企业来分析，一
个是地方国营企业“奇瑞”，另一个是民营企业“吉利”。
“奇瑞”是安徽芜湖市新兴的地方国有企业。1996年购买了一条发动机生产线，
1999年12月开始生产轿车。2001年自主开发出第一款轿车，至2003年共开发了4款
轿车投放市场。2003年销售轿车9万多辆，其中出口1200多辆，占2003年我国轿车
出口的50%左右。2003年签约，为伊朗建一个年产5万辆轿车的整车厂，用奇瑞的
品牌和散件装车，成为我国第一个到国外去建合资轿车厂的企业。奇瑞的成就意
义重大，戳穿了我国汽车工业的两个神话：一是中国汽车工业不能自主开发轿车
的神话；二是中国汽车工业企业必须与外商合资的神话。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生产经营为主要产业的民
营企业集团。1997年进入汽车制造领域以来，凭借灵活的经营机制和不断的观念
创新，快速成长为中国经济型轿车的主力品牌，吉利汽车进入汽车领域的短短8年
，给沉睡50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带来了巨大的震动：2003年实现中国轿车出口零的
突破；2004年产销量突破10万辆，社会保有量超过40万辆，名列中国轿车企业前
八名，轿车整车出口量全国第一；2005年1~6月轿车整车出口量全国第一。吉利汽
车还创造出数个震惊中外的第一：中国第一辆国产跑车――美人豹；中国第一台
功率超过57.2的高性能发动机；第一台中国人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第一台电
动智能助力转向……现已拥有年产20万辆整车、20万台发动机和15万台变速箱的
生产能力；随着宁波、台州、上海等新建项目陆续竣工投产，集团的整车生产能
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辆，发动机生产能力将提升到年产30万台。
被喻为“中国第一跑”的都市休闲跑车“美人豹”成为永久收藏在国家博物馆中
的中国自主设计开发的第一辆跑车；华普系列轿车被评为“性价出众产品”；吉
利系列轿车被评为“消费者喜爱的自主汽车品牌”；自行研制的MR479Q系列发动
机处国内同类机型的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自动变速箱成为国内第一款拥有自主
产权的自动变速箱。让笔者感到万分自豪和为之振奋的是2005年9月13日，当我置
身于素有世界汽车工业“奥运会”美誉的法兰克福国际汽车展时，看到的是成千
上万热爱汽车的观众，怀着好奇和尊敬，向第61届法兰克福车展上空的五星红旗
行注目礼。他们被告知，世界汽车工业行列中名不见经传的一名 “新兵”―中国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来到了这里。当自由舰(CK-1)AT版、FC-1、豪情203(HO)右舵车
、美人豹新款中国龙(CD)、海域303H (Marindo)等五款代表其目前最高研发水平
的轿车全部摆到了展台上时，似乎展出的是中国人的志气、中国“龙”的骨气！
这就是我们金融监管高层被用来予以佐证对洋人必须开放中资银行的民族汽车工
业发展历程和现状。
假设我们主要的银行被外资控制（直接或者间接），那么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在银
行系统还能贯彻下去吗？除非仍然延续目前四大国有银行主要领导由中组部任命
！可是果真这样那“机制和体制的创新”就成了奢望，更何况外资是不会接受又
出钱、又出管理经验、又出技术，而不能行使管理职能这样的条件，否则岂不是
“天上掉馅饼”。
九、谁来真正拯救我们民族银行业？
笔者也并非是说中资银行不能允许向外资开放，而是不能一窝蜂、不能赶超、不
能“大跃进”、不能绝对化。要根据不同银行的属性、功能、定位决定选择银行
的战略投资者，要寻求彼此双方“都需要”进行联姻，要坚决多决投机主义和机
会主义者，要量力而行、量需而行，切忌追星，否则看似一片热闹、繁荣，其实
背后是虚假和不真实。就像“泡妞”一样，并非一定要是明星，不然自己被卖掉
还不知道找谁要钱！最后伤害的是国人利益。
其中的关键是我们必须清晰的明白靠谁来拯救我们的民族银行业？外资纷纷踊跃
排队进入中国银行业真是来拯救我们的吗？通过变卖中资银行股权果能实现民族
银行业的真正复兴吗？
我看未毕，不然哪个决策者、倡导者敢于站出来承担这个民族的责任？
我们总是期望别人做什么。愿望是良好的、纯洁的，但是如果真实按照这个意愿
去制定战略，那我们岂不是太幼稚了！从一开始就知道不能达到预期目的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断然坚持？知道这样做不会成功，而且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
面受到损失是惨重的，也就是得不偿失，又为什么还要为之？
大国之间政治都是利益权衡的结果，没有太多想当然的，中国作为一个有一定经
济、外交实力的大国，目前因为人民币汇率、资本流动、银行管制等等致使我们
对很多问题有宽裕的周旋空间和耐受能力，可是假设中国70％银行变成我们自己
无法完全控制，别说行政干预，恐怕所有宏观经济政策的传导都要大打折扣。
撇开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遮蔽，仅就目前的银行引资改革而言，这种单向开放的
思路可能将引发严重的后果。其中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中国国有银行无所不在
的网路资源可能成为外资金融机构品牌和高端业务的廉价销售渠道。这种情形，
在中国的其他行业、特别是笔者前面详细论述的汽车行业中已经广泛出现。在这
个正在被悄悄打造的新的金融价值链中，中国银行获得的可能只是一点面包屑式
的代工费。在中国分配格局已经严重失衡的情况下，这种后果将不仅仅是一切爱
国主义、民族主义人士心里难以接受的，而且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很难承受的。
同样，另外一种后果也同样可能发生。国际资本通过超高工资以及其他种种看上
去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赎买中国的技术官僚阶层，强化国有银行(到那时可
能是外资银行)的垄断地位，获取在别处完全不可想象的金融垄断溢价。以跨国巨
头的资本实力和中国政治体制固有缺陷组合而成的新型金融垄断，可能比现有的
金融垄断更加具有隐蔽性和压迫性。如果这种情况真的成为现实，那么我们现在
就可以提前宣布，中国的本土银行服务业已经被彻底缴械并将在长时间内被边缘
化。垄断，是任何资本都孜孜以求的，在这里，任何侥幸的假设和不符合实际的
幻想都没有存身之地。
笔者试图描绘一幅不甚清晰的未来全球银行版图，但可以清晰看到倘若跨国巨头
掌握了市场占有率极高的中资国有银行，有着顽强储蓄传统因而储蓄资源特别丰
富的中国，就可能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进行资金配置的一个主要的储蓄抽取地；
外商通过控制中国遍布经济生活各个环节的银行，便捷地掌握了我们企业、组织
、家庭、居民个人的所有信息。如此，中国就随时可能成为全球经济、金融乃至
政治版图中被“偷窥者”，成为全球资金流动的候补受害者。金融作为一种工具
，具有极强的财富分配功能，在这种全球性的财富分配游戏中，中国除了某些顶
层阶级可能受益之外，其他阶层的在食物链中的位置可想而知。事实上，中国纳
税人在与国际金融资本的第一场博弈中就输得一败涂地，因为他们对国有银行数
以万亿计的注资，已经部分被跨国金融资本通过参股方式轻而易举地收入囊中。
跨国资本不会比权贵资本更贪婪，但也决不会比他们更仁慈。最理性的选择因此
也是最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与权贵资本携起手来，进行一场超越国界
的合谋。
笔者无意为中国金融改革描绘出一幅阴郁的图画，但上述种种后果并非是小概率
事件。对于这些重大的不确定性，集中了中国目前一批最优秀技术官僚的金融管
理当局，不可能不察觉到。而之所以要在现在冒险推进，一来是因为他们与国际
资本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二来则是因为现实的形势所迫。
2006年12月，是中国全面履行WTO相关金融协议的最后一年。大限一过，武装到牙
齿的金融大鳄将鱼贯而入。不难推断，在那些偏爱“以开放促改革”、“以市场
换取管理”的战略家眼中，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毕其功于一役的最佳时机。显而易
见，中国金融正面临着一场生死豪赌。不幸的是，这是一场并没有太多胜算的赌
局。
（未完待续）
・ 锦涛家宝同志好好看看这篇文章。(万里霜: 2005-12-31 21:17:00)0 Bytes(0/21/0)・
现代金融是经济链条最上端的环节，出问题就出大事。(向死而生A: 2005-12-31
20:32:40)0 Bytes(0/20/0)・ 不止是银行，而是整个改革思路的问题。对外资是
不是什么都能卖？股份制改革为何不卖给职工而要推行MBO？(没有睡够: 2005-12-31
19:17:24)284 Bytes(0/24/0)国企海外上市造成利润外流，国企被外资控股难道
不用考虑么？国企搞不好是就一定是国有制的问题么？计划经济一定不灵，市场
经济一定灵么？很多问题，难道不 值得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调整方向么？不要再仅
仅听那些只会吹牛说不出什么实际道理，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的被西方国家灌
过脑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了。
请胡温看看这篇贴子就知道。。。。。。
[万里霜] 于 2005-12-31 21:42:09上贴
银行到底贱卖没有？ 以中国工商银行为例。工行总经理说：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
于1984年1月1日。在二十二年的发展史上，工商银行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
, 秉承“以人为本、崇尚信誉、追求卓越、服务社会”的理念，锐意进取，取得
了一系列辉煌成就。总资产由1984年成立时的2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 末的6.3万
亿元，增长了23倍；存款余额由1984年的17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5.6万亿
元，增长了32倍；贷款余额由1984年的 2500亿元增加到2005年9月末的3.1万亿元
，增长了12倍。建立了适应大型商业银行管理特点的“下管一级、监控两级”的
管理体制与垂直领导、具有 较强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内部 审计体系；率先建立了
现代化的大型数据中心，实现了全行经营数据的统一、实时处理；率先投产了全
行信贷综合管理系统及企业信用等级评定系统，并实现了全行 经营管理报表的T＋
1日自动生成；率先投产了基于数据仓库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工商银行二十二年
的奋斗历程造就了中国最大的批发银行、最大的零售银行、最 大的按揭银行、最
大的电子银行、最大的资产托管银行和最大的清算银行。另据报道，工行上市前
，国家一次性注入资金290亿美元，工行2004年盈利747 亿元。 外资用31亿美元
购买了中国工商银行10%的股份，也就是说总资产6。3万亿的资产再加上几乎等同
于国家信用的巨大信用价值，控制中国五分之一银行资产的 银行，股权仅为310亿
美元，还说没贱卖？难道十几亿人的大国，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血汗积累的银行
资产，就值一千多亿美元？ 傻子也该能算出这笔帐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