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注册
- 2005-02-08
- 消息
- 967
- 荣誉分数
- 28
- 声望点数
- 0
最近有两组数据耐人寻味，一是去年中国的储蓄率为46%，挣100元存下46元；另一个是美国人的储蓄率为-0.5%，也就是每挣100元要花掉100.5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是中国人很负责任而美国人不顾明天死活只顾今天享受？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但，金融发展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实现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有46%还留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一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提前消费。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存款总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存款总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去年可以消费的人均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
当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美国人花钱时会把收入和财富增值放到一起来算，而中国人可能只考虑实际收入的多少，不能提前花未来的收入。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土地价值、房产以及其他资产价值不是也升值了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更有信心地消费呢？答案在于三方面：所有制、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
财产国有还是私有，决定人们的财富感
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流动性财富或说资产是其私人拥有的土地和房产，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有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因为某块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在人们考虑到底可以多花还是少花钱时，不会受到土地升值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城市的房产终于是私有了，中国人的财富感得到了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房价的涨跌和租金的升降终于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中。按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价值的涨跌当然直接反映到众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上。中国却不然，许多企业还是国有，中石油、中国电信、国家电力公司等等企业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利润是100亿元还是1000亿元，对中国家庭的财富感没有影响。
因此，国有制占一国经济的程度越高，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据实际收入决定消费的高低。反之，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水平就越可以跟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发展金融业减少储蓄压力
当然，即使实现土地等资产的私有，并且也放开实物资产交易，可能还是无法完全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他们消费预算的一部分。毕竟，除了土地、房产这些实物资产外，其他诸如人力资本这样的资产或说财富是无形的，不便于直接交易。比如，张三刚读完博士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的主要财富可能不是土地或房产，而是他未来年复一年的工作收入流，这些收入流今天的总折现值即为他的人力资本价值。
1998年之后，中国先在50个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近两年又推出汽车贷款，这些当然缓和了城市家庭的部分储蓄压力，让他们的消费预算大大拓宽，能够将一部分人力资本提前变现，并能很快买到房子、汽车，也能有更多的现金让小孩上更好的学校等等。但到目前，这些金融品种对广大小城、乡镇和农村是不开放的，他们没办法提前享受到人力资本的好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等大城市的储蓄率远低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
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市场非常发达，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美国人都可用土地、房产、汽车作质押将未来的收入流变现。任何个人和企业的稳定收入流也可用来作质押贷款。美国有一亿多人拥有信用卡，而且不用先交钱就能使用。此外，企业股票上市也很容易，没有行政审批限制，美国工业产值80%以上是由上市公司生产的。所有这些发达的金融证券市场使美国的各种资产具有充分的流通性，使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能很快地变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在决定要花多少钱的时候，没有理由只根据当年的收入多少来计划，他们当然应该把其资产的升值部分考虑进去。
资产运营市场化与证券化促进消费
我们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而且还花得不情愿，花得心惊胆颤，总想到省钱。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不仅把今天挣的花掉，还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消费者金融品种等等都还很欠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敢不多存钱。在美国则是另一幅图景，其金融、保险都很发达。
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性资产仍然以公有制为主，土地是国有的，甚至连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单位所有。在众多管制下，许多资产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仍很低，这些制度安排使人们无法从资产升值中感受到好处，人们的财富感觉里不可能包含任何土地、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的成分，这些资产的升值自然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在美国，几乎所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商品一样自由交易。特别是通过资产票据化、证券化的交易，而不是实物交易，美国的证券与金融市场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很高的流通性，这不仅使美国家庭的财富感很“活”，各种财富都不是“死”的，而且使他们感到更富，所以就更愿意提前消费。
(中国证券报 文/陈志武)
这里，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金融发达或不发达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另一个原因是整个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但，金融发展的意义远不止此。在相当程度上，由于中国金融的不发达，人们在消费决策时是根据已实现到手的收入决定消费多少，由“过去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而美国人是根据未来的收入决定今天该花多少钱。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来说，个人的消费预算取决于当年以及过去已到手储蓄的收入，等收入到手才花，甚至到手了有46%还留到今后花。相比之下，美国人的消费预算由当年和未来收入的总折现值来决定，未来各种收入的折现值实际上是个人财富在今天的总值，这样一来，即使今年的可支配收入低，但只要未来的收入期望增加得足够多，财富的增长照样可以让你不仅把今年的收入都花费掉，而且还敢借钱花，提前消费。
以2005年为例，中国新增储蓄1.8万亿元，存款总余额为14万亿元(大约1.75万亿美元)，存钱很多。而同年美国人没存钱，总体上还借钱。可是，美国私人资产的年终总价值为51万亿美元，净增5万亿美元(是中国存款总余额的2.8倍)，人均财富存量净增约2万美元，这些私人资产包括私人房地产、生产性资产、证券和基金，还不包括个人的人力资本的增值部分。美国人没存下一分钱新收入，可他们的财富存量却照样上涨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如果个人消费预算的基础不仅包括当年的收入，而且包括个人资产的增值部分，那么美国人去年可以消费的人均金额约为5万美元，因此，虽然他们把当年3万美元的收入全部花完，但实际上还存了2万美元，占可花费金额的40%。所以，他们还是在存钱，只不过存的不是当年的收入，而是资产增值部分。
当然，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注意到美国人花钱时会把收入和财富增值放到一起来算，而中国人可能只考虑实际收入的多少，不能提前花未来的收入。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的土地价值、房产以及其他资产价值不是也升值了吗？为什么中国人不能更有信心地消费呢？答案在于三方面：所有制、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程度。
财产国有还是私有，决定人们的财富感
对于多数美国家庭来说，他们最重要的流动性财富或说资产是其私人拥有的土地和房产，财产的私有使每个人很具体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财富，有非常具体的财富感。相比之下，在中国，土地是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没有任何中国人会因为某块土地的升值而感到自己“更富了”，原因是那些土地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人，所以在人们考虑到底可以多花还是少花钱时，不会受到土地升值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今天中国城市的房产终于是私有了，中国人的财富感得到了一种本质上的变革，房价的涨跌和租金的升降终于进入越来越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中。按照同样的道理，美国的企业都是私有的，这些企业价值的涨跌当然直接反映到众多家庭的消费预算上。中国却不然，许多企业还是国有，中石油、中国电信、国家电力公司等等企业的价值是上涨还是下跌，利润是100亿元还是1000亿元，对中国家庭的财富感没有影响。
因此，国有制占一国经济的程度越高，老百姓就越是只能根据实际收入决定消费的高低。反之，在像美国那样的国家里，人们的消费水平就越可以跟土地等资产价值的涨跌挂钩。
发展金融业减少储蓄压力
当然，即使实现土地等资产的私有，并且也放开实物资产交易，可能还是无法完全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变成他们消费预算的一部分。毕竟，除了土地、房产这些实物资产外，其他诸如人力资本这样的资产或说财富是无形的，不便于直接交易。比如，张三刚读完博士并找到了工作，那么他的主要财富可能不是土地或房产，而是他未来年复一年的工作收入流，这些收入流今天的总折现值即为他的人力资本价值。
1998年之后，中国先在50个大中城市推出住房按揭贷款，近两年又推出汽车贷款，这些当然缓和了城市家庭的部分储蓄压力，让他们的消费预算大大拓宽，能够将一部分人力资本提前变现，并能很快买到房子、汽车，也能有更多的现金让小孩上更好的学校等等。但到目前，这些金融品种对广大小城、乡镇和农村是不开放的，他们没办法提前享受到人力资本的好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北京等大城市的储蓄率远低于全国46%的平均水平。
美国的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市场非常发达，不管在城市还是乡村，美国人都可用土地、房产、汽车作质押将未来的收入流变现。任何个人和企业的稳定收入流也可用来作质押贷款。美国有一亿多人拥有信用卡，而且不用先交钱就能使用。此外，企业股票上市也很容易，没有行政审批限制，美国工业产值80%以上是由上市公司生产的。所有这些发达的金融证券市场使美国的各种资产具有充分的流通性，使几乎所有的资产都能很快地变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在决定要花多少钱的时候，没有理由只根据当年的收入多少来计划，他们当然应该把其资产的升值部分考虑进去。
资产运营市场化与证券化促进消费
我们中国人只花今天和过去的钱，而且还花得不情愿，花得心惊胆颤，总想到省钱。美国人正好相反，他们不仅把今天挣的花掉，还把未来的收入借过来花。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在中国医疗保险、退休养老、失业保险、社会保障、消费者金融品种等等都还很欠缺，人们对未来充满了担忧，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敢不多存钱。在美国则是另一幅图景，其金融、保险都很发达。
另一方面，中国的生产性资产仍然以公有制为主，土地是国有的，甚至连人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单位所有。在众多管制下，许多资产不能在市场上自由交易，生产资料的市场化程度仍很低，这些制度安排使人们无法从资产升值中感受到好处，人们的财富感觉里不可能包含任何土地、国有企业等国有资产的成分，这些资产的升值自然不会影响老百姓的消费倾向或储蓄倾向。在美国，几乎所有资产和土地都是私有的，而且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像商品一样自由交易。特别是通过资产票据化、证券化的交易，而不是实物交易，美国的证券与金融市场让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具有很高的流通性，这不仅使美国家庭的财富感很“活”，各种财富都不是“死”的，而且使他们感到更富，所以就更愿意提前消费。
(中国证券报 文/陈志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