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岁老太花50万建毛主席纪念馆 免费供人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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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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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09月07日 13:21:09  来源:大河报


图片说明:老太太正带人参观纪念馆

71岁的汝州老太太齐春信,在10多年间花费50多万元,修建了一座毛主席纪念馆,免费供人参观。昨天,面对采访,老太太说:“30年前毛主席逝世时,我就有建馆的想法了!”

在禹州、长葛、新郑三市交界处有个陉山,纪念馆就位于山东南坡的悬崖边上。老太太和74岁的丈夫张永建正等记者到来。据同行的王先生介绍,山下边的村庄是张永建的老家禹州市无梁镇寇庄村,老两口退休后回到村里,开始收集有关毛主席的报道、图片、纪念章等。

走进纪念馆,一座2米高的毛主席汉白玉坐像一尘不染,墙上挂满了毛主席的照片和文字说明,屋右侧,还摆放着电视机,有关毛主席的VCD放满了两个盒子。

1997年7月1日,纪念馆开建。附近许多乡亲纷纷来帮忙,这让老太太很感动。“乡亲们这样关心我,说明乡亲们也都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老太太说。2001年,5间水泥结构的纪念馆落成。2003年3月,她又建成了5间水泥结构的房屋,用来陈列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图片、资料。

老太太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是老一辈人用鲜血换来的,我们不能忘了他们。”村民们说,纪念馆建成后,许昌、长葛、开封、广东等地都有人来参观。9月9日,纪念馆还要举行纪念毛主席逝世30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活动,人们将前来给毛主席像献花。(杜文育 万晓磊)
 
韶山“一号工程” 毛泽东文物馆动工

(中国)浙江日报  (2006-09-07)



  新华社长沙9月6日电 在毛泽东逝世30周年纪念日前夕,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主要建设项目之一――毛泽东文物馆土建工程6日正式动工。这座占地60多亩,建筑面积12104平方米的建筑全面落成后,韶山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品位和内涵将得到很大提升。

  毛泽东文物馆是韶山“一号工程”建设中的主体工程,于去年12月26日奠基,选址位于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南侧。按照“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优先”、“以人为本”的原则,这座建筑东西南三面环山,依山而建,与韶山冲自然生态浑然一体。全馆分为文物库房区和陈列展示区。

  2004年,党中央、国务院把韶山与井冈山、延安一起确立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一号工程”。韶山“一号工程”定位为突出“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主题,建设包括毛主席遗物保护和陈列布展工程,毛泽东同志铜像广场改扩建,韶河及沿线整治,毛泽东故居及纪念馆周边道路改造,信息、通信、监控管理系统改造等项目。这项总投资达2.9亿元的系统工程,将于2007年完成。
 
曹操语录:“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让天下人负我”
老毛再多活5年,中国绝对玩完。
 
辉煌的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事业回顾

谨以此文缅怀离开我们30周年的毛泽东主席

左克

2006年9月8日


零. 前言


  一年前,本人搜集了一些资料,以《科学的春天――毛泽东时代中国计算机
发展历程》为题张贴在互联网上。这些资料证明: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
代曾经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由于受当时所掌握材料的限制,文章存在着不少
缺陷,例如,没有注意和国外同时代的计算机发展水平进行横向对比,特别是,
文章没有分析在毛主席去世后,中国计算机事业衰落的原因。从网上的一些回复
看,确实有些人钻了这个空子,把这个责任归罪于毛主席,继续造谣诬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
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
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
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
史》[文献1]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
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
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
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
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一. 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
,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
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
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
,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
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
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
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
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文献
2]。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
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文献
2]。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
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
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文献3])。我国研制的第三代
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
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
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
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
),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
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
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文献4]。从此,中国计算机
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
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文献5]。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
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
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
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文献6]。另外,参照美国Intel 8008机型的国
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文献
5]。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
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
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
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
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
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
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
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
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
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 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
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
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文献7]。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
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
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
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
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
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
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
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
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
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
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
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
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
器件[文献8],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
,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
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
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
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文献9]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
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 256位和4096位、PMOS 1024位
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
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文献10];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
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文献7]。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 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
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
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
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
照Intel 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 6800的DJS-060系列四
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文献5]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
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文献10]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 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
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
成。[文献2]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
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
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
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
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 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
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 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
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
(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
、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
),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
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文献11]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
位微处理器[文献8]。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
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 SAB 8080 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 Bloc 8080
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
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
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
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
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
议上,把生产IBM 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
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
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
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
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
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
,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
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
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
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
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四. 决策上昏招叠出,中国的计算机业进入严冬


  1984年,邓小平在上海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也是在这一年,
邓小平访问美国。这一年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为我国的大量技术
引进提供了机遇。在大量进口汽车、彩电、冰箱生产线的同时,各科研、制造单
位和大专院校大量引进半导体器件生产线。从1984年到“七五”末期,先后共引
进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由于当时“巴统”的禁运政策,引进设备基本上都是国
外已淘汰的[文献12]。


  虽然引进技术会受制于人,容易造成“引进一代,落后一代”的被动状态,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坚持过去的方针,用已有的技术力量实现引进技术的本土化,
中国的集成电路产业迈上一个新的台阶仍然是有希望的,同时这也会对中国的计
算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日本、韩国就是成功的例子。但是,从80年
代中期开始,我们的计算机和半导体电子器件工业的发展模式从过去的“创新为
主,引进为辅”和重视基础研究,转变为单纯的引进,放弃了在通用电路方面的
追赶[文献12]。这种对改革开放的片面理解,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首先,我国自废武功,停止了半导体研发计划,天真地幻想依靠市场能自动
生成和换取技术。[文献13]


  第二,一味地强调技术引进,促使集成电路企业急功近利,很少有明确的消
化吸收方案,最后都亏本了,引进的33条集成电路生产线绝大多数没有发挥作用
。[文献12]


  第三,对洋技术、洋理论的无限美化,使国内出现了一种崇洋媚外的风气,
国产技术被贬为垃圾,科研单位和企业生存面临困境。在生存压力和崇洋媚外风
气的双重影响下,原有的计算机和微电子科研队伍流失严重,很多科技人员流到
国外。[文献9]


  在这个阶段,虽然我国也仿制或研制出了几种机型,如1984年的2780机,1985年
的银河超级小型机,1986年的HN-2730超级小型机,1987年的太极2220[文献5],
但由于缺乏微电子工业的支持,加上国家战略决策的失误,与国外产品的差距略
有拉大。例如,2780机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VAX-II/780 32位小型机落后6年,太
极2220比DEC公司的原始机型MicroVAX也落后6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计算
机的主要硬件完全依靠进口,我国这个时候单凭自己的技术已经很难生产出一台
计算机了。


  这一时期又出现两个极其错误的政策,给我们的计算机业和半导体集成电路
业雪上加霜。


  1984年,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听信一些智囊和洋专家的建议,未经科学
论证,在违反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情况下贸然实行“拨改贷”,从过去国家向
企业拨款作为流动资金和设备更新改造基金,改为银行向企业贷款,企业不仅要
偿还银行贷款,还要付高额利息。而政府不仅不投一分钱,反而像从前一样抽走
企业的大部分收入。这样一来把大部分国营企业搞亏损了,为以后的“产权”改
革和公开搞私有化提供了口实。然而,“拨改贷”至今没有被政府公开否定,赵
紫阳的错误也一直没有得到清算。


  正是由于“拨改贷”,使得我国当时的集成电路工业遭到严重打击,企业只
能忙于解决生存问题,没有精力和经费去消化引进技术和开发新产品。这就是企
业急功近利的根源。当时曾有一些专家警告说:“计算机工业投资不足,资金分
散的问题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文献14],但始终没有引起重视。

  另外一个失误,是当时的决策者在进入了“科学的春天”后,并没有真正重
视科学技术。


  国际上,通常把科技经费中用于研究和开发的部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称作“R&G/GDP”,用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以及这个国家对科技的重视程
度。在整个毛泽东时代,我国用于科技研发的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
在1.28%,达到当时几个初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意大利、西班牙)。到了毛
泽东时代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这个指标增加到2.32%,达到同期
几个最发达国家英、法、西德的水平,仅比当时的美国、日本低一些(美国长期
为2.8-3.0%,日本70年代以前1.6%,进入70年代后与美国接近)[文献15,16]。
这个数字如果拿到今天,甚至比2003年全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值2.2%还要高[文献
17],可见毛泽东时代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有些人指责文革时期或者毛泽东本
人不重视科学技术,完全是睁眼说瞎话。


  进入上世纪70时年代以后,特别是到了80年代,由于电子、计算机等新兴产
业的兴起,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发达国家的政府、企业等部门纷纷增加对
研发经费的投入。这个时候,如果我国对科学技术有起码的重视,把“科学技术
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即使我们能保持毛泽东时代后期那个据说是“不
重视科学技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时期的2.3%的水平,中国的微电子
业和计算机业的情况也会好很多。但是从80年代开始,我们的决策者却把R&G/GDP大
幅度往下砍,到了80年代中期,全社会对研发经费投入的R&G/GDP值不到0.7%。1984年
以后由于“拨改贷”造成了的困境,使企业基本无力进行研发投资,R&G/GDP骤然
降到0.6%以下[文献16]。


  由于研发经费缩水,我国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自主研制的计算机项目,与集
成电路和半导体研发一起,都以“没钱”为由停掉了。这些科研队伍解散后,除
了出国的以外,有的下海经商,有的回高校教书,更有甚者竟然被调去看机房。


  这一时期,我国的半导体领域从争相引进、无所建树到人财两空,以致到后
来谁都说“半导体不是好玩的”,“几十亿扔进去听不到响”,“上头一听半导
体就头大”[文献12]。由于失去了基础,我国此时的计算机工业,只能靠0520等
旧机型、千元的中华学习机、长城286等组装PC机维持。


五. 一错再错,中国的计算机业被彻底剿灭


  进入90年代,我国仍然延续了研发经费的低投入,除了1993年之前的几年受
国际封锁的影响有了点紧迫感,R&D/GDP略微超过0.70%以外,90年代中期再次回
到80年代的水平,其中1995和1996连续两年下跌到0.60%[文献18]。


  1989年中美关系的蜜月期结束,美国政府严格限制对中国出口高性能计算机
,除了要付出高额的采购费用外,还要把服务器放在一个透明的玻璃房子中,由
洋人监控,以防止用于其他目的。中国因技不如人而饱受屈辱的情形可想而知。
痛定思痛,国人自主研发高性能计算机的激情终于被唤醒。


  1993年,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曙光一号诞生;1995年曙光1000诞生,它与美国
Intel公司1990年产品的技术相近,标志着我国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缩小到
5年左右;1997年国防科大研制成功银河-III百亿次并行巨型计算机系统,系统综
合技术达到90年代中期国际先进水平[文献4]。然而,由于国内微电子业近十年的
技术停滞,这些高性能计算机没有实现完全国产化,技术上仍然受制于人。例如
,曙光一号采用美国Motorola公司1989年底推出的M88100商业微处理器,操作系
统移植了美国IBM公司的AT&T UNIX。后来的国产计算机,也都没有“中国芯”。


  尽管如此,我国的高性能计算机与国外的差距并没有被拉得太大。这要感谢
国外对高性能计算机技术的封锁,使我国不能买到相关技术,不得不自行研究。
相比之下,我国的微机业由于没有遭到封锁,在“造船不如买船”的洋奴哲学指
导下,日子反而不好过了。


  1990年,中国大幅降低了关税、取消了计算机产品进出口批文、开放了国内
微机市场。顷刻间,国外的286、386电脑如潮水般涌入,长城、浪潮、联想等国
内公司溃不成军;1991年由英特尔和AMD掀起的“黑色降价风暴”,更是让中国计
算机产业雪上加霜。由于绝大多数整机企业积压了高价买进的芯片,从而背上巨
额亏损的包袱,一家家整机厂商前赴后继般悲壮地倒在了血雨腥风之中。长城、
浪潮和联想也都元气大伤;1992年,国家实施控购,进一步使中国PC整机制造业
进入发展的低潮[文献19]。此后,国内的计算机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的微机组
装。相比之下,同样是面对外国计算机企业的竞争,由于日本非常注意对本国企
业的保护,规定进入日本市场的微机必须支持日语环境,从而使美国微机难以进
入日本市场。


  在微电子集成电路方面,国内企业继80年代中后期陆续亏损后,90年代纷纷
倒闭,国内集成电路工业逐步变为三资企业为主的局面。据专家估计,到上世纪
90年代末,我国微电子科技水平与国外的差距至少是10年[文献20]。

  其实我们还可以假设一下,即使没有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失误,即
使我国的计算机和集成电路技术能做到世界一流水平,到90年代中后期,这些工
业也会被龙永图这类败家子们卖掉,成为他们与国际接轨的政绩。这样看来,中
国计算机业的提前死亡,死得干净,没有落得个“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
衣裳”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件好事。


六. 尾声:亡羊补牢,犹未为晚


  1999年,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略军悍然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美帝国
主义的暴行,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人们逐渐认识到,国家安全是花钱买
不来的。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似乎也意识到了自主科技研发的重要性,有了危
机感,增加了科技投资。2000年,中国的R&D/GDP比例首次达到1.00%,2003年增
加到1.31%,首次达到毛泽东时代的平均水平,但是离毛泽东时代后期的水平仍有
一段距离。这个时候的中国民间,还出现了反思改革的思潮,一些长期居于主流
的学说遭到了全民声讨。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濒临死亡的计算机业出现了一丝
转机。


  2002年8月10日,我国成功制造出首枚高性能通用CPU――龙芯一号。此后龙
芯二号问世,龙芯三号也正在紧张的研制中。


  此时的国际CPU市场,除了美国、日本一些高端机型的专用CPU,以及苹果公
司的PC专用CPU以外,主要被美国的Intel和AMD两家公司垄断,两家的市场份额约
占98%。第三家是我国台湾的威盛公司,但它是1999年连续收购了美国两家制造CPU的
小公司之后,才进军处理器市场的,因此尽管威盛公司也打着“中国芯”的牌子
,但严格地说仍属于美国芯。龙芯的诞生,打破了国外的长期技术垄断,结束了
中国近二十年无“芯”的历史。


  龙芯的成功,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和和指引下实现的。“龙芯”系列CPU的
主设计师、青年科学家胡伟武经常强调要学习毛泽东思想,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
装自己的头脑。为了纪念毛主席诞辰110周年,他还把“龙芯2号”芯片命名为“
毛泽东110”。他说:“我们年青一代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我在科研工作中一直
都在思考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对中国近现代史、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心里对毛
主席就越敬佩,我在计算所经常说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课时组。”[文献
21]


七. 结语:只有毛泽东思想才能发展中国


  中国计算机业的发展历程证明,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事业最辉煌的时代
。特别是第三代和第四代计算机的研制过程,正处在据说是“科研工作停滞”的
文化大革命时期。很长时间以来,有一种很有中国特色的思维逻辑:要么否认文
革期间取得的一切进步,然后指责说“文革期间某某事业被破坏殆尽”;如果成
绩否认不掉,就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某某事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
[文献22]。包括本文正面引用的部分文献在内,也都是在遵守这种逻辑。但是文
革后,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后,历史却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我国的计算机事业
不仅没有取得更大的成就,反而被搞死了。那些给毛泽东时代泼污水的人,难道
就不脸红吗?


  其实不单计算机业,命运类似的还有汽车业、飞机制造业,等等。可见这些
绝不是孤立的现象,也不是某几个部门内部的政策失误。尽管主流精英们不愿意
承认,但事实明摆着,是路线出现了错误。国产计算机的死亡,就是路线错误造
成的恶果。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一个国家如何发展,关键看这个
国家奉行什么样的路线。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而且还将会继续证明:中国依靠毛
泽东思想,事业可以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放弃毛泽东思想,不论找什么虚张声
势、花里胡哨的理论,强势会变成弱势,已有的成果也会被葬送。计算机业就是
一个证明。

  只有坚持毛泽东思想,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这就是本文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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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
http://news.phoenixtv.com/phoenixtv/80817403176419328/20060907/882182.shtml

2006年09月07日 14:22

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学研究学者,前威斯康星大学、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伦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现已经退休,汉名“马思乐”。美国历史学会会员,亚洲研究协会会员。中共党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著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毛泽东的中国与后毛泽东的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邓小平时代》等。

下面辑录了莫里斯・迈斯纳的部分文章(重要选自他的《毛泽东的中国及以后:人民共和国历史》和《邓小平时代》两书)及对这些文章的评论。

莫里斯・迈斯纳比较毛泽东与邓小平时代――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 邓小平们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节选自莫里斯・迈斯纳《邓小平时代》第八章)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

莫里斯・迈斯纳

新的政府普遍喜欢把其经济问题归咎于前任的失误。因此,1976年下半年当华国锋开始其短促的任期时,就有传言谓:由于“四人帮”的阴谋破坏,中国经济“正处在崩溃的边缘”。据称,正是因为新政权的及时制止,中国经济才得以免于崩溃。

1978年10月当邓小平及其同盟者取得政治领导权时,以往的经济错误大部分被归溯到毛泽东时代,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添上了华国锋的错误,却不曾提到,邓小平正是后来被取消的华国锋“十年规划”的原初作者。随着时光流转,邓小平时代的政治圈中的经济学家们为过往的毛泽东时代描绘出的图景越来越黑暗。这样一种说法很快被人们接受并成为定论,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只有过两次相当短的经济发展的进步时期--1953年至1957年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一时期尽管也不无失误,然而在当时那个时代却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因为那些目前正在当政的人们当时曾是苏联模式的倡导者),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刘少奇路线时期;除此之外的毛泽东时代则几乎乏善可陈.


因此,许多那些曾经被毛泽东严厉批评过或者忽视过的人们便对这位前主席的幽灵开展了报复,他们把中国的大部分经济问题归结为极左的“主观主义”,“乌托帮思想”以及“平均主义”。毛泽东以后的批评家们指摘道,毛泽东主义者们没能遵从“客观经济规律”,而这些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现在正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下清楚地展现。然而,即使是按照邓小平时代的官方经济学家们编制的统计表展示的事实来看,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图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他们所描绘的那样黑暗。尽管新政权从毛泽东时代所继承来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真实的--而且其规模之大也令人惊愕。

对于毛泽东时代取得的物质成就闭口不谈,也许是对早些年从北京传播出的言过其实(而且经常带虚假成份)的宣传的一种自然反应,然而这些宣传却常常被外国的评论家们所重复。许多外国人,一度曾热切地相信,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成就,现在却倾向于对它作最糟的评价,似乎以此来弥补他们早先的轻信。这种倾向与现时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国家,人们都普遍对市场的魔力赞不绝口,而对中央规划的效能持很大的怀疑态度。当前的中国领导人们更关注于他们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和成就而不是过去毛泽东时代的成就,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而西方学者们未能提出一个更全面些的总的估计这一点就有些不好理解了;他们的遗漏促成了一种普遍的印象,即:毛泽东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停滞的时代。现在惯常的说法是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在贫困的条件下徒劳地寻找一个社会主义精神乌托邦、使发展服从于意识形态纯洁之需要的人。言外之意就是,“务实”的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发现了现代化的好处的领导人。

然而,如果不去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时代把中国从世界上最落后的农业国家之一变成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为止世界第六大工业强国的过程中取得的惊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泽东时代遗留给邓小平时代的经济问题。实际上,毛泽东发展策略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业化的副产品,如果不正确评价这个基本的经济事实,就无法理解在毛泽东之后时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史以一个小小的工业生产基地为发端,这个工业生产基地甚至比比利时的还要小一些;当时,中国工业的人均产量不及比利时的工业产量的十五分之一。然而,是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中国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在毛泽东当政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三十多倍(如果从1952年算起则增长了十二倍),其中重工业总产值增长了九十倍(1949年以前中国重工业特别匮乏)。从1952年(当时工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最高水平)到毛泽东时代结束为止,尽管“大跃进”造成了工业生产的混乱,工业产量仍在以平均每年11.2%的速度增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增长的百分比最大,当时工业增长率达平均每年18%,把中国的工业生产力翻了一番还不止。其后一些年里增长的速度尽管不稳定,但仍然很快。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尽管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但工业生产仍继续在

以平均每年超过10%的速度增长。

在这个令人惊异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有几个关键部门的数据或许值得一提。从1952年至毛泽东时代结束期间,钢铁产量从一百四十万吨增长到了三千一百八十万吨;煤炭产量从六千六百万吨增长到了六万一千七百万吨;水泥产量从三百万吨增长到了六千五百万吨;木材产量从一千一百万吨增长到了五千一百万吨;电力从七十亿千瓦/小时增长到了两千伍百六十亿千瓦/小时;原油产量从根本的空白变成了一万零四百万吨;化肥产量从三万九千吨上升到了八百六十九万三千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还在生产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铁路机车和现代海船。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成了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州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

当然,工业化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劳动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构成。尽管大多数的中国人民依然是紧紧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为止,城市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已从1952年的三百万上升到了一千八百万。此外,毛泽东的农村工业化运动--“大跃进”中硕果仅存的几个成功之一--把两千八百万农民(当时农村总劳动力约达三亿)变成了农村工厂的工人,尽管许多工厂的工作技术水平简单而原始。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另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尽管这个基础很粗糙。正是在这一时期内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毛泽东时代远非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这些经济成就是中国人民自己通过劳动取得的,在那个时代,毛泽东思想仍能够给人一种使命感和目的感。除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联极其有限的援助之外,中国没有接受过任何外援。敌对的国际环境(在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敌意之上又加上苏联对毛主义的敌意),与毛泽东“自力更生”的思想原则,起到了双重强烈的作用,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前实际上一直处于经济自给自足的状况。毛泽东的自力更生的国家政策造成了经济上额外的不利与艰苦,但是它也使中国可以自豪地说:在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国实际上是以拥有一个既无外债亦无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而在世界发展中国家绝无仅有。

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纪录的污点和罪过吹毛求疵,而缄口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与邓小平一同出名的经济改革家们将找不到他们要改革的对象。

尽管毛泽东思想强调农业,称颂农民的创造性,但在毛泽东的时代,农业发展却远非如工业成就那么可观。1957年以后,食品生产仅与人口增长同步,当时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长,使得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口几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粮食总产量几乎与1957年农业集体化之初时一样。在毛泽东时代的二十年里,农村生活水平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每年平均增长不到1%,而且是在一个低得可怜的基础之上增长的。1952年至1975年间,在工业生产总值增长十倍的同时,农业生产仅仅增长了两倍,甚至那也是通过大量地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而取得的。此外,尽管毛泽东不断提倡缩小城乡差别,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异还是加大了。

然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农业也绝非如今被描绘的那样惨不可言。维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泽东时代中国农业的发展大大快于1868年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间--备受称赞的成功的近代工业化时期。从1952年至七十年代中期,中国农业净产量增长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间日本工业化最强阶段的数字也只有1.7%。一个经常作的比较,就是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的中国农业经济与印度之比较,这个比较至今依然不失其真实,只不过远远没有在过去一个时期内那么符合政治时尚了。正如马克・塞尔顿曾指出的:“1977年,中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比印度少14%,而人均粮食生产却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粮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经济统计资料并非告诉我们全部事情。经常有人指出,对于收入与消费的常规性测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实际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还必须考虑到教育、保健、卫生以及老人与贫困者的福利措施等这样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费,但是这些东西是难以用标准的经济测度来数量化的。在所有这些领域,毛泽东时代都取得了伟大的社会进步,在大多数关键性的社会和人口统计指标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比印度、巴基斯坦等其他低收入国家强,而且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五倍于中国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由大部分人口是文盲的状况变成了大部分人识字。在农村差不多普及了小学教育,在城市几乎普及了中等教育,而且在城乡皆开创了成人教育和在职教育规划。基本的社会保护措施得到了贯彻,如禁止童工,还有农村最低限度的福利方案等,后者中最著名的是对最穷困者们的食品、衣物、住房、医疗以及丧葬费用的“五保”。国营企业的城市工人们享有工作保障以及国家拨款的福利待遇。毛泽东时代结束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能够声称,它拥有一个虽刚起步但相当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这使得它在所有发展中国家都独一无二。医疗保健、以及营养和卫生的改善,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寿命的极大增长--从1949年以前的平均35岁到了七十年代中期的65岁。

有关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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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邓小平时代:1978-1994,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考察》一书第八章“毛泽东时代的经济遗产以及毛泽东身后的改革家们”的第一部分。李华译,墨石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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