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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2006．9．23．
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相一致。”
亏了朱学勤还有脸号称“历史学家”，居然说得出这种连起码的历史常识也没有的话。
历史上发生没发生过什么事是一回事，记不记入史册、如何记载是另一回事。记，还是不记？这就涉及到了立场：取还是舍？褒还是贬？精雕细刻还是轻描淡写？既然有立场，那就牵涉到意识形态。世界上哪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历史记载？哪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历史教科书？同一部美洲史，欧洲人来写跟印地安人来写就截然不同。同一部近代中国史，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写与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写就完全两样。日本修改的教科书不承认侵略了中国，只承认有“支那事变”、日军“进入”了中国。当然，更不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不知按朱学勤的标准，这算不算“重视意识形态”？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周春生的标准，这算不算“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
至于“国家认同”，那就更荒唐了。请朱学勤、周春生们说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自己的国家？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学家”敢公然宣称历史教科书不应该重视“国家认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中国，那该“认同”哪个国家？如果硬要说有不认同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那就是当年“满州国”的“历史教科书”，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历史教科书”。难道朱学勤、周春生们要向他们看齐？
所谓“国家认同”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是哪国人？
这使我想起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我上小学时自然课老师告诉全班的一个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在东北建立了“满州国”。老师全家一起逃亡关内。山海关下，还是孩子的老师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日军士兵问一个青年：“你是哪国人？”
青年：“我是中国人。”
日军士兵上去就是一嘴巴：“八嘎！你不是中国人，是‘满州国’人！”
青年坚持说：“我是中国人！”
日军士兵大怒，一边拳打脚踢一边问：“说，你到底是哪国人？”
满脸是血的青年倔强地说：“我是中国人！”
日军士兵上去就是一刺刀……
老师吓得闭上了眼，不敢再看。但那青年最后的一句话仍然一字不漏地钻进了他的耳朵，钉进了他的心：“我是……中国……人……”
第二个是一个美国华人教授告诉我的故事。
这位教授的两个孩子都是美国生美国长，地地道道的美国化。他从小试图让孩子学中文，哄着骂着赶着，什么法子都使尽了还是不行，孩子就是不感兴趣，学不进去。最后他也死心了。
想不到等孩子长大了，上大学了，忽然自己提出来要学中文，而且积极性忒高。弄得这位教授莫名其妙：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孩子们告诉他：小时候跟美国孩子一起玩，谁也不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两样，觉得自己就是美国人，干嘛费劲学那难得要命的中文呢？
然而等上了大学，才发现美国孩子们真正的社交圈自己没份。人家最“哥们”的场合不会邀请自己参与。人再熟，彼此之间仍有一堵无形的墙。这时才恍然大悟：自己原来是中国人。你不认，人家认。到头来逼你自己明白自己是谁。
既然自己是中国人，那不懂中文就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教授的孩子虽然年龄已大，却又重新开始学起中文来了。
这两个故事背景虽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国家认同：中国文化――中国心――中国人。
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说白了就是嫌“以前的历史课本”告诉了青年一代：你是中国人。所以不行，所以要改，所以要学台独，也来个“去中国化”，所以要学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去掉鸦片战争，去掉抗日战争，去掉南京大屠杀，这样就“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不“国家认同”了，大家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那当汉奸做汪精卫、替外国人杀中国人就顺理成章了，就“世界和谐”了。
难怪上海会配合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只讲“和谐”，不提“抗日战争”，不提“狼牙山五壮士”，现在连毛泽东也去掉。
难怪上海会有如此说法：“上海女人是为外国男人而生的”。
难怪上海会倒贴钱往日本运货。
……
说到底，都是去掉“国家认同”的功劳。别看上海处在二十一世纪，却面临着一个十九世纪起就尖锐地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你是哪国人？
当年日本鬼子用刺刀没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的上海“历史学家”们试图用“新版历史教科书”这把“软刀子”来解决：你不是中国人！
“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既包括人家用刺刀逼住你的时候，也包括人家用“软刀子”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
现在该知道什么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吧？
2006．9．23．
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新的历史课本较少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当前的政治目标相一致。”
亏了朱学勤还有脸号称“历史学家”，居然说得出这种连起码的历史常识也没有的话。
历史上发生没发生过什么事是一回事，记不记入史册、如何记载是另一回事。记，还是不记？这就涉及到了立场：取还是舍？褒还是贬？精雕细刻还是轻描淡写？既然有立场，那就牵涉到意识形态。世界上哪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历史记载？哪有与意识形态无关的历史教科书？同一部美洲史，欧洲人来写跟印地安人来写就截然不同。同一部近代中国史，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来写与站在日本人的角度来写就完全两样。日本修改的教科书不承认侵略了中国，只承认有“支那事变”、日军“进入”了中国。当然，更不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不知按朱学勤的标准，这算不算“重视意识形态”？按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新版历史教科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周春生的标准，这算不算“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
至于“国家认同”，那就更荒唐了。请朱学勤、周春生们说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自己的国家？还有哪个国家的“历史学家”敢公然宣称历史教科书不应该重视“国家认同”？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不认同中国，那该“认同”哪个国家？如果硬要说有不认同自己国家的历史教科书，那就是当年“满州国”的“历史教科书”，汪精卫伪政权治下的“历史教科书”。难道朱学勤、周春生们要向他们看齐？
所谓“国家认同”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是哪国人？
这使我想起了两个故事。
一个是我上小学时自然课老师告诉全班的一个故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在东北建立了“满州国”。老师全家一起逃亡关内。山海关下，还是孩子的老师亲眼目睹了这一幕：
日军士兵问一个青年：“你是哪国人？”
青年：“我是中国人。”
日军士兵上去就是一嘴巴：“八嘎！你不是中国人，是‘满州国’人！”
青年坚持说：“我是中国人！”
日军士兵大怒，一边拳打脚踢一边问：“说，你到底是哪国人？”
满脸是血的青年倔强地说：“我是中国人！”
日军士兵上去就是一刺刀……
老师吓得闭上了眼，不敢再看。但那青年最后的一句话仍然一字不漏地钻进了他的耳朵，钉进了他的心：“我是……中国……人……”
第二个是一个美国华人教授告诉我的故事。
这位教授的两个孩子都是美国生美国长，地地道道的美国化。他从小试图让孩子学中文，哄着骂着赶着，什么法子都使尽了还是不行，孩子就是不感兴趣，学不进去。最后他也死心了。
想不到等孩子长大了，上大学了，忽然自己提出来要学中文，而且积极性忒高。弄得这位教授莫名其妙：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孩子们告诉他：小时候跟美国孩子一起玩，谁也不觉得自己跟别人有什么两样，觉得自己就是美国人，干嘛费劲学那难得要命的中文呢？
然而等上了大学，才发现美国孩子们真正的社交圈自己没份。人家最“哥们”的场合不会邀请自己参与。人再熟，彼此之间仍有一堵无形的墙。这时才恍然大悟：自己原来是中国人。你不认，人家认。到头来逼你自己明白自己是谁。
既然自己是中国人，那不懂中文就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教授的孩子虽然年龄已大，却又重新开始学起中文来了。
这两个故事背景虽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国家认同：中国文化――中国心――中国人。
朱学勤说：“以前的历史课本重视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说白了就是嫌“以前的历史课本”告诉了青年一代：你是中国人。所以不行，所以要改，所以要学台独，也来个“去中国化”，所以要学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去掉鸦片战争，去掉抗日战争，去掉南京大屠杀，这样就“呈现了一个有关中国的过去的更和谐形象”。不“国家认同”了，大家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那当汉奸做汪精卫、替外国人杀中国人就顺理成章了，就“世界和谐”了。
难怪上海会配合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只讲“和谐”，不提“抗日战争”，不提“狼牙山五壮士”，现在连毛泽东也去掉。
难怪上海会有如此说法：“上海女人是为外国男人而生的”。
难怪上海会倒贴钱往日本运货。
……
说到底，都是去掉“国家认同”的功劳。别看上海处在二十一世纪，却面临着一个十九世纪起就尖锐地摆在每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你是哪国人？
当年日本鬼子用刺刀没能解决的问题，今天的上海“历史学家”们试图用“新版历史教科书”这把“软刀子”来解决：你不是中国人！
“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既包括人家用刺刀逼住你的时候，也包括人家用“软刀子”架在你脖子上的时候。
现在该知道什么叫“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