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恕的人有福了

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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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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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篇

2005年2月27日,在常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但对我和我的家人,却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改变我们全家生命的日子。

晴天霹雳

上午9点多钟,我在家中突然接到在南非求学的儿子钟诚打来的越洋电话。电话里,传来儿子彷佛来自遥远天际的微弱声音:“妈妈,我出车祸了,全身不能动弹,我快要死了,你快来救救我,我很难受,我要回家──”儿子说到这里,就断线了。


儿子的电话犹如晴天霹雳。我马上按儿子打来的电话号码打回去。这次接听电话的,是儿子的老师。由于语言障碍,我们交流起来有些困难。老师说他们已经在医院,儿子现正在抢救室里,不能接听电话。只知道伤势比较重。最后能出现什么结果,还不得而知。他们都等在外面──

几个小时后,经多方辗转得知,我儿子经过会诊,要转到南非最大的一家医学院才能完成手术。另外,有一个21岁的白人女孩,已经在这场车祸中遇难,另一个白人女孩受了重伤,而在这场车祸中,当时是我儿子开车。

国内下午4点多,我们终于与中国驻南非开普敦领事馆联系上了。林领事去了医院后告诉我们,儿子的情况很严重,脊椎骨折,其中两段是粉碎性、压缩性骨折,盆骨也裂开了,有可能瘫痪,要我们尽快赶赴南非。

我们不知所措,难以用语言表达当时的心情。

去北京签证期间,我们找了律师,咨询关于南非的法律。因为南非是案例法,听说有两项罪名:一、蓄意谋杀罪,二、酒后驾车超速罪。一时难以确知儿子会承担什么法律责任。

作为母亲,孩子遇到如此大的事故,可伶巴巴地打电话向我求救,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都应该去面对、也必须面对。我安排好家里的一切,以最快的速度办理好出国手续。8天以后,我们夫妻到达了南非首都开普敦。

到机场接我们的,是儿子的同学,叫穆云飞。和他一起来的,是一位姓吴的律师。这位律师一再安慰我们不要太着急,并且说他会尽最大努力帮助我们,又说教会也会帮助我们。我们听到“教会”这个词,感到很陌生,再次问了云飞,才知道他并不是律师,而是一位牧师。由於太紧张,我们居然把“牧师”听成了“律师”。

原来这些天,都是教会以及儿子的同学们,在悉心照顾著他。

在儿子的住处住下后,我们早晨、中午、晚上,从住的地方到医院去,每天要往返3次,90多公里。由于语言的障碍,路又不熟悉,穆云飞同学每天为我们带路,一周以后,我们才认得路。

在做第二次手术前,中国驻南非领事馆的林领事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手术后,儿子有可能瘫痪。听到这个消息,我两腿发软,走不了路。儿子还这么小、这么年轻,今后怎么办啊?牧师夫人和教会里的人,为他禁食祷告。结果手术非常成功!

犹疑梦中

每当想到我们将要面对在车祸中去世女孩凯希(Cassie)的家人时,我们的心情就非常沉重。吴牧师知道后,邀请我们周日去教堂看看。在教堂里,听见大家唱一首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非常感人:“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听到这首歌,我有一种莫名的感动,眼泪止不住地流。第二天晚上,我在梦里,不断地听到这首歌。早晨起床后,我告诉家人,我在梦里学会了教堂里的那首歌,他们不敢相信。我就唱给他们听──

那种感觉真太奇妙了。虽然牧师讲的道,我们不太明白,但我们却非常喜欢去听。总是盼望着每周聚会的时间。每个周日我们都去白人教堂,周三去华人灵粮堂教会,在开普敦期间没间断过。教会也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

我们就要去过世的女孩凯希家里了。头一天晚上,我们吃不下,睡不着,呆坐到凌晨4、5点钟。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将会是怎样的场面。想了很多很多,把事情想得很复杂、很糟糕。无论他们怎样愤怒、怎样责怪我们,我们都应该承受。不管他们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都能理解,因为天下做父母的,失去孩子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次日早晨,教会的牧师、另外一个受伤的女孩拉娜(Lana)的妈妈,以及我儿子的同学,陪同我们去凯希家。在门外迎接我们的是凯希的爸爸邓肯先生(Peter Duncan)。我们看见了他那双悲伤的眼睛,但是,在他的脸上,没有看到丝毫的愤怒。他忍著在眼眶里打转的眼泪,和我们一一拥抱。

我们走进屋,凯希的妈妈玛丽莎(Marisa)站在客厅中间,一时我愣在那儿,一步都挪不动了。她却伸出双臂走过来拥抱我,长达10分钟之久。她的手不停地拍著我的肩,嘴里不停地安慰我说:“这是意外,不要太自责──”

本来,我是想好了许多抱歉和安慰的话。但在凯希妈妈拥抱我的一瞬间,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话也想不起来、也说不出来,只有眼泪不停地流,只会反覆地对她说一句话:“对不起,真的对不起!真的、真的对不起!”除了这句话,我再也找不到任何话语,能表达对他们的歉意和我当时的心情。

坐下来后,凯希的爸爸对我们说:今天你们的到访,是对我们全家最大的安慰。他并且要我们放心,他们绝不会起诉我的儿子。凯希的妈妈一直坐在我身边,握住我的手不断地安慰我。看见她的眼泪在眼圈里面转,我心里难过极了。她告诉我,他们没有愤怒,只有悲伤。他们跟凯希不是永远的分离,而是暂时的分开。等他们完全接受了女儿过世的事实以后,他们会去医院看望我的儿子和另外一个受伤的女孩,并希望他们早日康复──

至始至终,他们都在安慰我们,没有半句责备的话。这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好像我们的角色相互调换了一样。事后我们得知,他们当天就把女儿的眼角膜和器官,捐赠给了需要的人。

我们真的不明白,本应该伤心、愤怒的他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我们好像在梦里,不敢相信眼前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一切。因为对常人来说,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他们承受了那么巨大的悲伤,却用这样宽容、慈爱的态度接纳我们全家。

并且,因凯希父母的坚持,检察院对儿子“由于个人疏忽造成他人伤亡罪”的公诉罪名,最终不成立。

由于语言的障碍,加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留在南非陪伴儿子和拉娜治疗,我们决定带他们两个回中国治疗。我们心里始终不够踏实,凯希家人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总感觉像在梦里,甚至担心他们会不会反悔。

在离开开普敦之前,儿子在老师和同学的陪同下,向凯希父母道别。凯希的爸爸、妈妈,用宽容的胸怀接纳我的儿子,并用手拍著他的头说:“我们真的为你能够活下来而感到高兴,祝福你早日康复。”虽然他们眼睛里一直闪著泪花,却是那么的慈祥。

后来我们才知道,凯希的全家是信上帝的。他们的这份宽容,这份爱,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全家。于是,在回中国之前,我们由香港著名的传道人梁燕城博士带领,做了决志祷告,归向了上帝。

传递温暖

我们带著儿子和拉娜,顺利地回到了中国。直到回到中国,我们才算从梦境里走出来,完完全全、真真实实地相信,凯希一家为我们所做的都是真的。

我也很感谢拉娜的全家,对我们的理解、信任,以及在南非期间给予的帮助,并同意我把拉娜带回中国治疗。他们自始至终没有责备过我们。拉娜的妈妈要拉娜在飞机起飞以后交给我们一封信,信里这样写:“亲爱的李立成:我愿你们一家平安、健康。非常感谢你为拉娜提供的所有医疗帮助──我也希望你能放松自己,不要因为钟诚和拉娜的伤势,而有太大的压力──”


回到中国后,我们把凯希父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讲给了亲戚、朋友们听,他们也都深深地感动了。大家都认为,信上帝的人能这么好,那么,他们所信的上帝也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的。就这样,我们的家人、亲戚和朋友共18人,一起信了凯希一家人所信的上帝。

其中一位亲友,她以前就住在成都一间教堂的隔壁。40多年来,她几乎每天都从教堂门口经过,但是一次也没有进去过。当她听到我们在南非的这段经历后,也归向了上帝。

2005的7月15日晚上,从南非赶来的牧师,为我们18个人施行了洗礼。

受洗归主后,新的生命、新的动力,在我们的身上慢慢成长。

因为父母没有钱,一个几岁的孩子,有病不能做手术,生命一直垂危;因为没有钱,一个21岁的女孩,被大火烧成重伤后,长达8个月没有得到应有的治疗,以至全身已大面积溃烂,处在极度的疼痛中;也是因为没有钱,一位80多岁的婆婆,14年前收养了一个被父母遗弃的8个月大的孩子,可现在再也无力养育他了──这些在电视、报纸上看到的,开始深深地牵动我们的心。我们18个人一起,为那个几岁的孩子和烧伤的女孩捐了款。因为有了钱,他们的手术和治疗很快就跟上了。而那个收养孩子的婆婆,我们经过多方面的打听后,得知她住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山区。我们找到了那里,给老人送去了一些生活费和孩子读书所需的所有费用,让老人能如愿地继续收养那个孩子。

我们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出风头。是耶稣基督的爱,带领我们去这样做。因为在彼此的爱中,我们不仅能温暖自己的人生,也能温暖别人的人生。

父亲篇

我听到家里电话响,是儿子打来的,说出了车祸,当时我整个人都懵了。我赶紧把电话交给他妈妈。得知除儿子本人伤势严重之外,还有两个同车女孩一死一伤。情况非常严重和紧急。

奇怪律师

儿子的伤势让我揪心,对事故善后处理更是一片茫然。虽然我对国外的法律并不了解,但最起码有一点是懂得的:作为驾驶者,对乘车人的安全,无论如何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被追究刑事责任,儿子有伤在身,怎么受得了牢狱之苦?而且又得知儿子的车刚脱保,听说伤者和死者也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和人身保险。这样一来,赔偿的重担全都会压在我们身上。

更况且,还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去处理这样棘手的难题。语言障碍、种族歧视、人地生疏等各种劣势,样样都是雪上加霜啊!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也不得而知──

怀著这种悲凉心态,我们把家里的各样事情都安排得很长远,做好了长时间不能回国的准备。

经过劳苦奔波,我们和儿子的姑姑一起,终于抵达了南非开普敦。来接我们的,是儿子的同学穆云飞和一位男士。介绍说那是吴牧师,我误听成了吴律师。奇怪的是,这个“律师”很热情地跟我们握手问候,还主动帮忙提笨重的大行李箱。

到了车上才搞清楚,原来不是“律师”,是“牧师”。我脑海里马上就想到了外国电影里面,专门给人做忏悔的神父。心想,现在需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忏悔──

到达儿子租住的公寓后,吴牧师对我们说:“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就来找我。”我虽应承著,心里却觉得,这不过是客套话。人家非亲非故,能来机场接我们已经很不错了。这种场面上的应酬话,都是说说而已。

我们赶到医院,儿子还在进行手术。在手术室门外,我们见到了守护他的几位同学。其中,云飞的太太李静跟我们说:“不要太着急,我们和师母(牧师太太)已在为钟诚做禁食祷告。”我心里很纳闷,什么禁食祷告?虽然不明白,但我还是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帮忙照顾儿子。来南非以前真的没有想到,还有这么多人在尽心照顾他。

终于盼到儿子从手术室里被推出来,看到他憔悴的面容,我心疼极了。尽管心里也着急、生气,但看到他苍白消瘦的样子,只剩了说不出的难过。虽然儿子的手术看上去算顺利,但最终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还难以预料──

何等贴近

接下来,如何面对死者家属,这问题使我们非常揪心。我们抵达开普敦,对方肯定是会知道的。按国内的常情,他们应该是要找过来的。我们在这里无依无靠,语言又不通,如果对方真的找上门来怎么办啊?我们这边,在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之前,又不敢贸然上门去探望。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过了好几天,一直平安无事。我心里开始纳闷了,而且更加不安:他们怎么这么沉得住气?是不是要起诉我们了?

牧师来过我家几次,一再安慰我们:这件事毕竟是个意外。有什么难处,教会可以帮助你们。听得多了,我们的警惕性又开始亮红灯了:都说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热心?

可是想来想去,也无法判断。最后,抱著姑且一试的心理,去了吴牧师家,结果感受到了非常慈爱、朴实的暖意。凭著直觉和多年的社会阅历,我意识到,吴牧师、师母是可以信赖的好人。疑虑和戒备之心慢慢放下了,也终于应他们的邀请去了教堂。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进教堂,我们就被深深地触动了。我一直是个很理性的人,很少流泪,也从不信任何宗教。可是当我听到他们唱那首赞美诗,《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时,竟热泪盈眶,只觉得这首歌怎么跟我们的心灵如此贴近、就像写给我们的一样呢?

宗教场所,我以前陪朋友去过,可是从来没有感觉。可这教堂中,连一尊神像都没有,我怎么就会这么感动呢?这首歌的曲调也很普通,怎么歌词就那样贴切地填补了我心灵的空虚呢?歌里唱的耶稣,这个我从不了解的“外国神明”,怎么就忽然感觉离我这么近呢?

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又怕人看见,就尽力地掩饰著。而且心里有一种由衷的渴望,渴望以后能再来教堂。

第二天,吴牧师开车把我们带去海边,请我们喝茶,让我们放松一下过度紧张的心情。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他的友善和真诚,加深了对他的信任。

真诚拥抱

到了开普敦已经快10天了,可我们仍然没有勇气去面对死者家属,就先去探望了那位受伤的白人女孩拉娜和她的家人。他们非常友善,没有任何怨言。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了死者凯希家人的一些情况,使我们在面对死者家属的问题上,多少有了一点了解。

但真正要去见凯希家人的时候,心里还是直哆嗦。毕竟他们的女儿,是在这次意外中丧生的。愧疚和紧张,压得我们喘不过气。为了准备这次见面,我们做了很多设想:对方这么说,该怎么办?那么说,怎么办?如果态度不好,又怎么办?情绪太激动,怎么办?如果他们很冷静地要起诉我们,又该怎么办?──

去凯希家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在忐忑中,坐到天亮。

第二天,吴牧师和拉娜的妈妈,陪同我们去了凯希家。下车的时候,我心里很紧张。活这么大,从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两腿重得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步子。天气虽然并不热,汗水却把我衬衣的前心后背都湿透了。

一下车,就看到凯希的爸爸在门口迎接我们。当他走过来拥抱我的那一刻,我忽然那样真切地感受到了他的悲伤和善良。除了不断地说对不起,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进到客厅里,凯希的妈妈也主动上前来,和我们一一拥抱。我们流著泪,不住地说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但他们反而安慰我们说,请不要太自责,这是意外。


气氛非常凝重。大概10分钟后,大家的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在沙发上坐下来。凯希的爸爸对我们说:“今天你们的来访,对我们全家是最大的安慰。我们没有仇恨,只有悲伤。”他们的眼睛里一直闪著泪花,却始终没有一丝愤怒,并要我们放心,说不会起诉我们的儿子。

我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惊讶之余,觉得非常愧疚:自己怎么想了那么多不该想的问题?而且还一直都是为自己的家人着想,怎么能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真是充分显现了基督教所说的人的罪性。

我们离开的时候,凯希的父亲一直站在门口挥着手,目送我们离去。我忽然觉得他是那样高大,自己却是这么的渺小──

如此善良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信上帝的,只是认为这家人的思想境界很高。感动之余,也长长地暂时舒了一口气。回到住处以后,我的疑心依然在作祟,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做:他们真的不会起诉儿子了?会不会反悔呢?反悔在中国是很平常的事,今天说的话,明天就变,或者这个人说可以了,那个人却说不行。

儿子的姑姑说,赶紧走啊,早一天离开,就早一天安全。去问问航空公司,可不可以买担架票?以免夜长梦多。她这么一说,我心里又开始打鼓了。

接著又传来消息,说检控官已经对我儿子提起国家公诉,有一项新的罪名:由于个人疏忽造成他人伤亡。这个罪名本来是成立的,但终因凯希父母坚持放弃起诉,而使罪名不得成立。这证明他们说话是算数的。我们再次感受到他们的善良和宽容。


为什么他们会对我们这么好呢?后来从拉娜的妈妈那里才知道,他们是基督徒。上帝真是伟大!从上帝而来的爱也真是超越人心所想!在凯希父母的身上,我们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大爱。

吴牧师到我家里来,带领我们一起查考福音书,并送我们圣经。信主之后,我们才知道,人都是非常软弱的,如果没有上帝的爱来引领,没有人能够有凯希父母这样无条件的接纳、宽容和爱人如己的品格。在凯希父母的身上,我更是真实地经历了上帝的大爱。在开普敦,我们毫不犹豫地相信了耶稣。

回中国后,亲朋好友看到,我们忧心忡忡的去,平安喜乐的回来,都不敢相信事情会这样顺利,这样的感人肺腑。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全家及亲友共18人,一起受了洗!

儿子篇

意外车祸的一幕幕,惊心动魄,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恐怖一幕

当天凌晨2点钟,我与拉娜,还有凯希,驾车往回家的路上行驶。下高速公路时,车突然失去控制,撞上了路边的绿化带。随著一声声碰撞的巨响与尖叫声,我的头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我晕了过去──

醒来时,我趴在方向盘上面,车侧立著。坐在旁边副驾坐上的拉娜已经不见了。我立即想到汽车可能会着火燃烧起来,就试著推了一下车门,没有能打开。驾驶座外面是一堵墙,所以我只得从副驾驶座位的窗户往外爬。当爬离距车一米左右后,就再也爬不动了。

忽然听见拉娜哭著叫我的名字,随著声音望过去,才发现她坐在车旁边的地上,双手捂著腿。再看,原来车侧立著停在一堵工厂的墙面前。大概半分钟后,一位南非男子,从马路对面跑了过来,问我们的情况。我用尽全身力气,从兜里掏出电话,让他帮忙叫救护车,却发现电话屏幕已经裂开了。

他用他的手机,给最近的一家医院打了电话。我没看到凯希,就赶紧请他帮助寻找。我彷佛看到那人跑到墙边往里望,埋头不断地呕吐。我感到事情的严重──

这时警察和救护车也陆续到了现场。从救护车下来几位护士和医生,把我和拉娜用担架抬上了救护车。我心里很害怕,从来没有过的害怕。而让我更恐慌的事情发生了,从救护人员谈话中,我得知凯茜希经去世了。

天啊!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啊?我呼求上帝,我只有求神来帮助我。我开始在心里祷告,平生第一次这么渴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帮助。

两次手术

我全身颤抖,被送到医院时,已经是凌晨3点左右。在等待各种检查时,我躺在医院过道的病床上,望着天花板,沉浸在恐惧、寒冷与疼痛中──

茉莉(Merlye)老师和云飞、李静等同学,赶到了医院。他们赶紧帮我与家人联系,和医院交涉。打通家里电话后,我哭著对妈妈说:“妈妈,快来接我回家,我太难受了、太难受了。我要回家──”

当天下午,中国驻南非领事馆的林领事,到医院来看望我。他与我家人联系,并帮助他们办理相关手续,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在我家人赶到开普敦之前,每天早晨第一个到医院探望我、帮助我的,是和我一同受伤的拉娜的妈妈琳纳娣(Lynnette)。她每天都为我准备食品和需要的东西,送到医院来,还把我的脏衣服带回家去清洗。还有我的同学们,都到医院来陪伴我,为我煲汤,为我做所有的事情,精心地照顾著我。

开普敦灵粮堂的吴牧师和师母,经常到病床前来为我祷告。师母还为我禁食祷告。他们也带著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病床前为我祷告,并在床前唱赞美诗,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上帝的爱与我同在。

由于我的伤势较重,经过多方会诊,把我转到开普敦最大的UCT医学院。3月8号,我要接受非常大的手术,我是多么的盼望家人到来啊!可是,当我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家人还未能赶到。同学们把我送到手术室的门前。我拉住他们的手不肯放开,心里也不知道这次手术是吉是凶。我闭上眼睛,在心里不停地呼唤上帝:神啊,救救我吧,求你保守手术一切顺利,让我能够再见到我的家人。

那天李静姊妹等为我禁食祷告。手术后,我在半昏迷中,迷迷糊糊睁开眼睛,看到了我的妈妈和家人。还听到妈妈对我说,儿子放心吧,手术非常成功,我们都已来到你的身边了。事后我才知道,医院告诉中国领事馆林领事,手术之后我有可能会瘫痪。

后来的第二次大手术也非常成功。我深信这完全是神的看顾。

巨大代价

躺卧病床期间,我每天都在为该怎么面对凯希的家人而发愁。车祸的那一幕幕,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非常内疚,同时也觉得对不起她的家人,这是我一辈子也无法弥补的。我真的没有勇气,面对所发生的这一切。

在我万念俱灰时,吴牧师、师母及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有力量去面对这一切和今后的人生。

5月1日,我鼓起勇气,在茉莉老师和云飞同学的陪同下,去凯希家,见她的父母。让我非常非常震惊的是,他们不但没有责备我,反而关心我的伤势。他们眼眶中的泪水和亲人般的问候,是那么的慈祥,更让我无地自容。

以前我根本无法真正领悟,耶稣所说的爱与谦卑。然而,在凯希父母身上,我体会到了。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代价,我才能明白这个道理呢?

为了更好的治疗与康复,家人决定把我和拉娜带回中国疗养。离开开普敦,飞机起飞的那一瞬,看着这个城市,我心里酸酸的,难过极了。我以前从没有想过,我会带著这样一段痛苦的经历离开,我的生命会这样改变──

一生平安

在中国治疗的一年当中,经历了很多不顺利。比如2005年夏天,由于天气非常炎热,拉娜腿部伤口发炎。如果感染到小腿骨,后果将不堪设想。经过很多家医院专家的会诊,在袁医生果断做了正确的清创手术后,才终止了伤势的恶化。事后,袁医生及他的家人也受到感动,成为了虔诚的基督徒。

我和拉娜的伤病逐渐康复,2006年4月,我们返回南非开普敦,并去看望了凯希的父母。他们依然是那么和蔼可亲,对我们还是那么的关心。他们说,见到我们能够恢复得这么好,从心里为我们高兴。

看到两位老人眼睛里闪著泪花,平常爱说话的我,在这个时候语无伦次。我只能在心底,默默地祈求神给他们一些安慰和喜乐,求神保守他们全家人,一生平安。

附:李立成和王敏夫妇致凯希父母的一封信

亲爱的彼得、玛丽莎:

我们写这封信特别问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

去年,我们离开开普敦时,没有来得及对你女儿的意外离世,再次表达出我们的歉意。同时,也没有及时地对你们的宽容,表达出我们的谢意与感动──回到中国后,每想起去年的那次车祸,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的清晰。我们为凯希的去世倍感哀痛,也为我们儿子过失导致的这个意外,感到非常的内疚。

这个意外的车祸,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很大的改变,也给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因此事,我们共有18人,在同一天接受了洗礼,归向了上帝。

我们全家在南非感受到你们的爱和宽恕,是非常非常深刻的,令我们刻骨铭心、终身难忘;并且,得到教会的弟兄姊妹如此多的帮助,也都是出乎我们意料的。

当初,在往南非的路上,我们一直在想,怎么解决这个困难。我们最主要的想法,就是如何保证儿子的安全,和怎么减轻及解脱法律上的责任。

我们这些自私的动机,都显露出人的罪性。相反,你们失去了宝贝女儿,却用安慰、宽恕来包容我们。对待同一件事,你们的不同态度,让我们认识了你们所信的上帝,因为在你们的身上彰显出了上帝的大爱。

上帝透过你们,给予我们全家极大的恩典,让我们感受到他是真实存在的,他的爱是博大、信实的。虽然以我们的背景,相信耶稣是有些困难的,可是上帝藉著你们的爱心和宽容,引领我们进入他的国度,让我们尝到了爱的滋味──

亲爱的彼得、玛丽莎,我们期待在南非与你们见面,好跟你们分享更多,并且还要到凯希的墓前,表达我们全家对她的哀痛和深深的思念。同时我们也很希望你们能到中国来做客。

再一次表达我们全家对你们的深深敬意。

衷心祝福你们全家:平安健康!主恩常伴!

主内
立成、敏
2006年4月29日
http://www.springofwater.net/springofwater/client/bloggercontent.aspx?postID=4020&UserID= 168
 
爱城故事[ZT]
作者:欣林

  “你是来旅游吧?”
  “不,我是留学生。”

  八七年八月,从旧金山飞往锡德腊皮兹(Cedar Rapids,Iowa)的早班飞机上,乘客不多,个个睡眼朦胧。只有我脸贴舷窗不住向外张望。这时空姐走过来搭话。

  “去哪里呢?”
  “爱荷华城(Iowa City)。到爱荷华大学去(University of Iowa)。”
  “为什么选中那里?大学有很多嘛。”空姐刨根问底。
  “我的妻子在那里呀。”我不假思索。
  “完美的答案!”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座高楼都没有,简直不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爱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的天空下,绿草如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把起伏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宁静安详,远离都市的喧嚣。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带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读计算机,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课堂、实验室、Day Care(日托所)、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到星期日,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爱城华人教会――陈仰善牧师”。我对那里边的世界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了带着儿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Hancher 前的空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把手弄得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黑手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中的赤子之火。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起来,好好念书,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不是她拉着我就走,还嗔怪说“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她心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教会中学些道理,也强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还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沉静而温和了许多。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着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着她去听牧师讲道。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向妻子,她也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我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个个考试,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是九一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步赶上校车,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我在他身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午系里有Seminar(研讨会)。”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名人物。博士资格考试时成绩之好,让遥遥落后的美国同学汗颜。体育也棒,足球场上的骁将。平时又乐于助人,还是前一届的学生会主席。最近好事盈门。论文获奖,又在本校物理系找到工作。一下子跳出学生之列,成了研究员(Research Investigator)。小山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我为他高兴,也在心里为自己鼓劲。

  下午,我在校行政大楼外等车。凉风一阵紧似一阵,空中开始飘起了初冬的雪。突然,两辆警车飞驰而来,嘎然停在楼前。警察跃出车门,曲臂举枪在脸颊。一边一个,直扑楼门。先侧身窥探,猛地拉开门冲进去。这场景与世外桃源般的小城构成极大的反差。我心里疑惑,这是拍电影吗?

  刚到家电话就响了,好朋友祖峰打来的。
  “物理系有人打抢!”
  “什么!是谁?”
  “不清楚。有人死了!”
  “啊!┅┅”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电话铃不停地响。我家成了学生会的信息中心和会议室。一连串的坏消息构织出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三点三十分,物理系凡艾伦大楼 309 教室。山林华和导师克利斯多弗.高尔兹(Christoph Goertz)教授,另一位教授罗伯特.施密斯(Robert Smith)及新生小李等许多人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兄,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从风衣口袋里掏出枪来,向高尔兹、山林华和施密斯射击。一时间血溅课堂。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又回三楼补枪。旋即奔向校行政大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她的助手茜尔森,最后饮弹自戕。

  我们惊呆了。妻子握着听筒的手在颤抖,泪水无声地从脸颊流下。小山,那年轻充满活力的小山,已经离我而去了吗?黑暗中,死神的面孔狰狞恐怖。

  谁是卢刚?为什么杀人?翻开我新近编录的学生会名册,找不到这个名字。别人告诉我,他是北大来的,学习特好。但两年前与系里的中国学生闹翻了,离群索居,独往独来,再后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了。听说他与导师颇有嫌隙,与山林华面和心不和,找工作不顺利,为了优秀论文评奖的事与校方和系里多有争执。是报仇,是泄愤?是伸张正义,是滥杀无辜?众口纷纭,莫衷一是。

  枪击血案震惊全国。小城的中国学生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血案折射出的首先是仇恨。物理界精英,全国有名的实验室,几分钟内形消魂散,撇下一群孤儿寡母。人家能不恨中国人吗?留学生还待得下去吗?中国学生怕上街,不敢独自去超市。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箱里,准备一旦有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

  一夜难眠。该怎么办?大家聚在我家,商量来商量去,决定由物理系小雪、小季、小安和金根面对媒体,开记者招待会。实况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们追思老师和朋友。讲着,回忆着,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看的、听的,心里都被触动了。一位老美清洁工打电话给校留学生办公室主任说,“我本来挺恨这些中国人!凭什么拿了我们的奖学金,有书读,还杀我们的教授!看了招待会转播,我心里变了。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请告诉我,我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从危机中透出一线转机。学生会又召开中国学生学者大会。教育系的同学不约而同地谈起了副校长安妮。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也是许多中国学生的导师。她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无儿无女的安妮,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学业上谆谆教导,生活上体贴照顾。感恩节、圣诞节请同学们到家里作客,美食招待,还精心准备礼物┅┅千不该,万不该呀!不该把枪口对向她!同学们为安妮心痛流泪。

  安妮在医院里急救,她的三个兄弟弗兰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人们还存着一丝希望。两天后,噩耗传来。我面对着安妮生前的密友玛格瑞特教授,说不出话来。她脸色严峻,强压心中的哀痛,手里递过来一封信,同时告诉我,安妮的脑已经死亡,无法抢救。三兄弟忍痛同意撤掉一切维生设备。看着自己的亲人呼吸一点点弱下去,心跳渐渐停止而无法相救,这是多么残酷的折磨!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这封信。这是一封写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信里的字句跳到我的眼里:

  “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

  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了。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话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玛格瑞特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她怎么可以是这样?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三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言语呀。教授伸出手来止住我,“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信仰中爱是高于一切的。宽恕远胜过复仇!”

  她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

  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那间,三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生观,似乎从根本上被摇动了。

  难道不应“对敌人严冬般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站稳立场,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不应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我所面对的这种“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微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门缝中射出一束明光┅┅

  “我们的信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信仰啊,竟让冤仇成恩友!

  还来不及多想玛格瑞特的信仰,卢刚给他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也传到了我手上。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找到几个贴(垫)背的”,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驱之不去。可惜啊,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思考缜密的科学家头脑,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泾渭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射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啊!

  转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和葬礼。一种负疚感让多数中国学生学者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黯然。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的,还在教堂里。更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似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Amazing Grace,How Sweet the Sound(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向我伸手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牧师说:“如果我们让仇恨笼罩这个会场,安妮的在天之灵是不会原谅我们的。”安妮的邻居、同事和亲友们一个个走上台来,讲述安妮爱神爱人的往事。无尽的思念却又伴着无尽的欣慰与盼望:说安妮息了地上的劳苦,安稳在天父的怀抱,我们为她感恩为她高兴!

  礼拜后的招待会上,三兄弟穿梭在中国学生中间。他们明白中国人心中的重担,便努力与每个中国学生握手交谈。如沐春风的笑容,流露出心中真诚的爱。许多女生哭了。我的“黑手党”朋友,高大的男子汉也在流泪。爱的涓流从手上到心里,泪水的脸上绽出微笑。哦,这样的生,这样的死,这样的喜乐,这样的盼望,怎不让我心里向往!大哥弗兰克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吗?我出生在上海,中国是我的故乡。”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心里却异常温暖。突然发现脊背上的凉意没有了。心里的重负放下了。一种光明美好的感觉进入了我的心。

  感谢上帝!他在那一刻改变了我,我以往那与神隔绝的灵在爱中苏醒。我渴望像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一样,在爱中、在光明中走过自己的一生,在面对死亡时仍存盼望和喜悦。

  笼罩爱城的阴云散去,善后工作在宽容详和的气氛中进行。不仅小山的家人得到妥善安置,卢刚的殡仪亦安排周详。安妮三兄弟把她的遗产捐赠给学校,设立了一个国际学生心理学研究奖学金。案发四天后才从总领馆姗姗而来的李领事感慨道:“我本是准备来与校方谈判的。没想到已经全都处理好了!”冥冥中一双奇妙的手,将爱城从仇恨的路上拉回。

  爱荷华河奔流如旧,我却不是昨日的我了。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生命隧道的尽头是什么?我徘徊思索。信仰之路的障碍还在那里,无神论、进化论、科学与宗教冲突论,还在困扰着我。但奇妙的是,我开始喜欢读圣经,牧师的讲道也不再枯燥无味了。黑暗中摸索的人处处碰壁,一旦明光照耀,障碍便不再是障碍了,因为道路已经显明。我当时论文的研究方向是计算机定理证明。证明便是一切,未经证明的东西便不能认为是真理。谁能把神证明给我看?我以往的研究多注重在推理和证明上,此时才重新思考系统中的公理(Axiom)。公理便是公理,不可证明,只能接受。证明并不是一切,它只能证明在一组公理和推导规则之下产生的定理(Theorem)。重读一下伟大德国数学家哥德尔的哥德尔不完全定理吧。这定理说的是,在一个无矛盾的推理系统中,永远存在不可证明的定理。也就是说,所有的“好”的推理系统都必定是“不完全”的。上帝的存在原本不需要、也无法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证明;但科学研究的成果却处处见证造物主的伟大与奇妙。许多过去读过、考试过、研究过的知识突然都有了新的含义,许多根深蒂固的误区,一下子云开雾散。

  圣经告诉我们:“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 1:20)更“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如云彩般围绕我们”,使我们“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来 12:1)。原来安妮和她的三兄弟便是这许多见证人中的一群。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记载:耶稣被人鞭打,戴着刺入肌肤的荆棘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流血的时候,对着残害他的人,向天父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在这里看见了安妮一家人身上所流出的“无缘无辜的爱”的源头――“爱是从神来”,“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4:7,8)

  神的爱引领我来到他的面前,在神的爱中重新认识自己。过去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在真理的光照中才看到心灵中的黑暗之处。仇恨、贪婪、嫉妒、骄傲、邪情私欲,这诸般的罪和罪念哪一样自己没有呢?不要批评卢刚的狭隘、偏激和冷酷吧,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感谢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赎我们的罪,又复活,把永生的盼望带给一切信靠他的人。跪在神的面前悔改,祈祷,他就把我从那沉沦的路上挽回,让我在充满爱和恩典的路上与他同行。

  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我施洗。从浸池中起来,旧事已过,万物成新。生活还是有高有低,也曾陷在失业之中,也曾面临各样的打击。但我和我一家都跟随他,事奉他。耶稣牵着我们的手,我们就满了喜乐,满了盼望。

  离开爱城多年了,常常思念她,像是思念故乡。在爱城,我的灵魂苏醒、重生,一家人蒙恩得救。她是我灵里的故乡,与耶稣基督初次相遇的地方。爱城后来有了一条以安妮命名的小径。因她设立的奖学金名牌上,已经刻上了许多中国人的名字。友人捎来一张爱城日报,是枪击事件十周年那天的。标题写着“纪念十年前的逝者”。安妮、山林华的照片都在上面。急急找来安妮三兄弟写给卢刚家人的信的复印件,放在一起,慢慢品读。十年来的风风雨雨在眼前飘然而过,十年来在光明中行走、在爱中生活的甘甜溢满心头。照片里安妮静静地微笑,似乎说,这信其实也是写给你的。

  是的,我收到了。这源远流长的爱的故事,会接着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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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林
  来自北京,爱荷华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现在芝加哥工作,在中华基督徒国语教会聚会,为生命季刊海外学人事工部同工。
 
路 加 福 音 Luke

23:33 到了一个地方,名叫髑髅地,就在那里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又钉了两个犯人,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23:34 当下耶稣说,父阿,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兵丁就拈阄分他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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