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 [请求] 《我在国外这些年》(海外华人精品散文集)紧急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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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的片断恐怕很难扩充了。有时间的话，我另交一篇作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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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几篇投来的样文，仅供参考，请勿转载。谢谢。
我们在这里/袁劲梅(美)
我们的西部大。大得让人感到什么都是静止的。像从远远的地方看天上的星星，不管它们跑得多快，落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它们的运动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叫它们恒星，但是，它们确实在运动。它们是活的。就象我们西部的牛羊，永远是悠哉悠哉的。或者，懒洋洋地伏在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露出半个脊背，上下两片嘴巴，左右摩着，咀嚼着平淡的生命；或者，漫不经心地停在山坡上，像几个被时间遗忘了的小棋子，或白或黑，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大棋盘上，下着一盘永无胜负的棋。这就是我们西部。谁要是把我们当做种籽或牛羊，一把撒出去，那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一准立即就消失了。但是，西部的牛羊，种子和我们都是活的。天地再大，我们也想让人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们是几个中国籍的教授。我们不多，三个。我们在西部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我们散开的时候，落到不同的系里，我们就是消失在一群洋教授中。要想感到我们的特别性，只有在开大学教授议会的时候。在一群高鼻子中，我们是唯一的扁鼻子。我们说着洋话，穿着西服，被我们的学生称作：“呼(胡)博士”，“尖(蒋)博士”，和“烟(袁)博士”。我们也想方设法忘掉我们的口音，把“呼”，“尖”，“烟”当作我们祖传的家姓。愿老胡家，老蒋家，老袁家的先人赦了我们的迕逆。我们其实只是入乡随俗，并不是改换姓氏。我们还是老胡家，老蒋家，老袁家的后人。
我们仨人，先是很快地发现了你，我，他。然后，我们就一起找中国餐馆吃饭。我们在这个西部的小城里找到了一家“青岛”餐馆。我们把“青岛”称作是这里最好的中国餐馆，因为“青岛”卖红绕猪大肠,夫妻肺片和辣子牛百叶。不像其它的一些中国餐馆，只卖一些讨好洋人口味的番茄酱甜酸鸡，契司蘑菇之类。避开了学生的视线，我们是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我们在“青岛”餐馆开始了我们的“桃园三结义”。我们发现我们原来都是“七七级”。“七七级”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一个符号。从这个符号开始，中国仕途又按着老规矩开通了。於是“七七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起点。起点就是家乡。在这天荒地老的西部，“七七级”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仨是同乡！尽管呼博士说湖北话，吃辣子牛百叶还要加辣；尖博士说扬州话，以大惊小怪为擅长；“烟博士说山东话，嘴一张就咬下半截大白葱。但是我们还是同乡。
说我们是同乡，是因为我们都有同一种浓重的乡音。这种乡音在我们结伴旅行的时候就被毫无顾忌地放了出来。我们仨结伴到西部的金草地去旅行。一路空旷，没有人烟，只有刚绿了的山坡儿无穷无尽，上下起伏。像一片苍凉的海，被春天的手指一点，定住了。所有的波浪动不了了，於是海底的生命就默默地绿了出来。车窗外，就有一种荒凉的美匆匆略过，并被永远地留在一个故去的框架里。
荒凉原来也可以是美的，只要荒凉得大气。我们的乡音一发出来，就荒凉得大气。它叫“革命歌曲”。在没有尽头的公路上，我们仨放开嗓门儿大唱起歌来。唱了一支，是“革命歌曲”；再唱一支，还是“革命歌曲”。我们就会唱“革命歌曲”。那是我们的儿歌，童谣。我们以前唱的时候不懂，现在唱的时候不需要懂。我们只是想听我们的乡音。那乡音就是我们来历，就是我们荒凉而美丽的过去。我们可以从这些歌里走回我们荒唐而快乐的童年。我们存在过，并且，还存在着。
我们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唱，唱着唱着，我们理解了我们的父母们为什么那么固执，坚守着一些荒唐的信念不肯放弃。比如说，白萝卜一定要烧红肉，肥肉一定要熬成猪油。再比如说，公家的东西拿到家里来用，就要遮遮掩掩，开起会来就要引用报纸社论。原来他们是从他们的那些信念里走过来的。他们固守的信念就是他们生命的曾经所在。我们也理解了我们的爷爷辈为什么不愿剪辫子，皇帝没有了，也还动不动就想下跪。我们还理解了我们古老的祖国为什么总是犯同样的历史错误，犯一遍又一遍。其实，我们的父老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的乡音里比我们多了几句土话儿。就象我们的孩子们也会嫌我们直着嗓子唱出来的“革命歌曲”土气一样。说同样的话，吃同样的猪大肠，犯同样的错误。老路走起来总是容易，亲切。而我们的老路又是很长很长的。在这条长路上，老错误能被时间腌成了苦涩的幽默, 由我们自己拎出来嘲笑。新错误又被我们慌慌张张地制成没有幽默的苦涩，加进历史里来。
我们逝去的生命像深浅不同的墨水，本来是一滴一滴的，可掉进历史中，就晕染成一片，成了朦胧的诗。没有背景，一字一句都不太清楚，不好翻译，只能意会。当某一个片段成为绝响的时候，幽默就可以腌制出来了。我们曾经在某段奇怪的历史里存在过。长长的时间已经把我们荒唐的故事变成了幽默。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和父母祖先一样顽固，居然还那么喜欢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荒唐。只因为它们成为过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不想忘掉。有了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原谅了我们愚昧的爷爷，虔诚的父母和总是犯错误的国家，幽默感来自大气。
我们仨是唱着中国国歌离开家的，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唱到了“国际歌”。从“南泥弯”到“样板戏”能想起来的都唱完了。唱着唱着，我们仨就决定把我们的声音唱大发，让人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在这一片听不到我们声音的大草原里。我们这三个红头蟋蟀，决定要闹腾出一台戏。我们决定要在我们的大学办一次中国文化节。我们要唱一出“沙家邦”。
这个文化节，给了我们大放乡音的合法借口，我们排练，你忘了的歌词，我想起来了，我忘了的唱腔，他想起来了。呼博士打发走医学院的病人，就关起窗户大呼小叫。烟博士丢下没改完的学生论文，就对着镜子拉腔拿调。尖博士带着学生到处大贴广告。文化节一开场，洋学生，洋教授坐了一屋子。呼博士第一个亮相，还忘不了我们老家的谦虚美德，第一句台词是：“我不是职业歌手。”烟博士马上加一句：“他是职业医生”。呼博士居然还挺紧张，才唱了一句“朝霞啊映在阳澄湖上……”就忘了下边的词儿，烟博士马上站起来说：“大家注意，听京剧有规矩，听完第一句，听众要高声喝彩。瞧，呼博士等着呢。”於是，洋学生们洋教授们信以为真，一起大叫：“好！”尖博士穿了一件旧军装，腰系一块大红布，唱完了“沙家邦”还余兴未了，主动要求再搭上一首“松花江”。一个文化节被三只“蟋蟀”唱得好不热闹。
这一下，洋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不同，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在哪里。但愿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寻着我们的歌，发现我们在这里。
（发表于《散文》2006，3期）
我们在这里/袁劲梅(美)
我们的西部大。大得让人感到什么都是静止的。像从远远的地方看天上的星星，不管它们跑得多快，落在无边无际的宇宙里，它们的运动都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叫它们恒星，但是，它们确实在运动。它们是活的。就象我们西部的牛羊，永远是悠哉悠哉的。或者，懒洋洋地伏在在无边无际的草地上，露出半个脊背，上下两片嘴巴，左右摩着，咀嚼着平淡的生命；或者，漫不经心地停在山坡上，像几个被时间遗忘了的小棋子，或白或黑，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大棋盘上，下着一盘永无胜负的棋。这就是我们西部。谁要是把我们当做种籽或牛羊，一把撒出去，那也没什么区别。我们一准立即就消失了。但是，西部的牛羊，种子和我们都是活的。天地再大，我们也想让人们知道我们在哪里。
我们是几个中国籍的教授。我们不多，三个。我们在西部的一所大学里教书。我们散开的时候，落到不同的系里，我们就是消失在一群洋教授中。要想感到我们的特别性，只有在开大学教授议会的时候。在一群高鼻子中，我们是唯一的扁鼻子。我们说着洋话，穿着西服，被我们的学生称作：“呼(胡)博士”，“尖(蒋)博士”，和“烟(袁)博士”。我们也想方设法忘掉我们的口音，把“呼”，“尖”，“烟”当作我们祖传的家姓。愿老胡家，老蒋家，老袁家的先人赦了我们的迕逆。我们其实只是入乡随俗，并不是改换姓氏。我们还是老胡家，老蒋家，老袁家的后人。
我们仨人，先是很快地发现了你，我，他。然后，我们就一起找中国餐馆吃饭。我们在这个西部的小城里找到了一家“青岛”餐馆。我们把“青岛”称作是这里最好的中国餐馆，因为“青岛”卖红绕猪大肠,夫妻肺片和辣子牛百叶。不像其它的一些中国餐馆，只卖一些讨好洋人口味的番茄酱甜酸鸡，契司蘑菇之类。避开了学生的视线，我们是要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我们在“青岛”餐馆开始了我们的“桃园三结义”。我们发现我们原来都是“七七级”。“七七级”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是一个符号。从这个符号开始，中国仕途又按着老规矩开通了。於是“七七级”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起点。起点就是家乡。在这天荒地老的西部，“七七级”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仨是同乡！尽管呼博士说湖北话，吃辣子牛百叶还要加辣；尖博士说扬州话，以大惊小怪为擅长；“烟博士说山东话，嘴一张就咬下半截大白葱。但是我们还是同乡。
说我们是同乡，是因为我们都有同一种浓重的乡音。这种乡音在我们结伴旅行的时候就被毫无顾忌地放了出来。我们仨结伴到西部的金草地去旅行。一路空旷，没有人烟，只有刚绿了的山坡儿无穷无尽，上下起伏。像一片苍凉的海，被春天的手指一点，定住了。所有的波浪动不了了，於是海底的生命就默默地绿了出来。车窗外，就有一种荒凉的美匆匆略过，并被永远地留在一个故去的框架里。
荒凉原来也可以是美的，只要荒凉得大气。我们的乡音一发出来，就荒凉得大气。它叫“革命歌曲”。在没有尽头的公路上，我们仨放开嗓门儿大唱起歌来。唱了一支，是“革命歌曲”；再唱一支，还是“革命歌曲”。我们就会唱“革命歌曲”。那是我们的儿歌，童谣。我们以前唱的时候不懂，现在唱的时候不需要懂。我们只是想听我们的乡音。那乡音就是我们来历，就是我们荒凉而美丽的过去。我们可以从这些歌里走回我们荒唐而快乐的童年。我们存在过，并且，还存在着。
我们就这么一路走一路唱，唱着唱着，我们理解了我们的父母们为什么那么固执，坚守着一些荒唐的信念不肯放弃。比如说，白萝卜一定要烧红肉，肥肉一定要熬成猪油。再比如说，公家的东西拿到家里来用，就要遮遮掩掩，开起会来就要引用报纸社论。原来他们是从他们的那些信念里走过来的。他们固守的信念就是他们生命的曾经所在。我们也理解了我们的爷爷辈为什么不愿剪辫子，皇帝没有了，也还动不动就想下跪。我们还理解了我们古老的祖国为什么总是犯同样的历史错误，犯一遍又一遍。其实，我们的父老们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的乡音里比我们多了几句土话儿。就象我们的孩子们也会嫌我们直着嗓子唱出来的“革命歌曲”土气一样。说同样的话，吃同样的猪大肠，犯同样的错误。老路走起来总是容易，亲切。而我们的老路又是很长很长的。在这条长路上，老错误能被时间腌成了苦涩的幽默, 由我们自己拎出来嘲笑。新错误又被我们慌慌张张地制成没有幽默的苦涩，加进历史里来。
我们逝去的生命像深浅不同的墨水，本来是一滴一滴的，可掉进历史中，就晕染成一片，成了朦胧的诗。没有背景，一字一句都不太清楚，不好翻译，只能意会。当某一个片段成为绝响的时候，幽默就可以腌制出来了。我们曾经在某段奇怪的历史里存在过。长长的时间已经把我们荒唐的故事变成了幽默。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和父母祖先一样顽固，居然还那么喜欢我们曾经经历过的荒唐。只因为它们成为过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就不想忘掉。有了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就原谅了我们愚昧的爷爷，虔诚的父母和总是犯错误的国家，幽默感来自大气。
我们仨是唱着中国国歌离开家的，回到家的时候已经唱到了“国际歌”。从“南泥弯”到“样板戏”能想起来的都唱完了。唱着唱着，我们仨就决定把我们的声音唱大发，让人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在这一片听不到我们声音的大草原里。我们这三个红头蟋蟀，决定要闹腾出一台戏。我们决定要在我们的大学办一次中国文化节。我们要唱一出“沙家邦”。
这个文化节，给了我们大放乡音的合法借口，我们排练，你忘了的歌词，我想起来了，我忘了的唱腔，他想起来了。呼博士打发走医学院的病人，就关起窗户大呼小叫。烟博士丢下没改完的学生论文，就对着镜子拉腔拿调。尖博士带着学生到处大贴广告。文化节一开场，洋学生，洋教授坐了一屋子。呼博士第一个亮相，还忘不了我们老家的谦虚美德，第一句台词是：“我不是职业歌手。”烟博士马上加一句：“他是职业医生”。呼博士居然还挺紧张，才唱了一句“朝霞啊映在阳澄湖上……”就忘了下边的词儿，烟博士马上站起来说：“大家注意，听京剧有规矩，听完第一句，听众要高声喝彩。瞧，呼博士等着呢。”於是，洋学生们洋教授们信以为真，一起大叫：“好！”尖博士穿了一件旧军装，腰系一块大红布，唱完了“沙家邦”还余兴未了，主动要求再搭上一首“松花江”。一个文化节被三只“蟋蟀”唱得好不热闹。
这一下，洋人们知道了我们的不同，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在哪里。但愿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能寻着我们的歌，发现我们在这里。
（发表于《散文》2006，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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