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表》做的是皇帝梦
胡觉照
诸葛亮当国之后，为请致仕回家清养的贤达杜微出山，曾有一段披肝沥胆的谈话:“今天我们正可以利用曹丕那边内忧外患，麻烦很多的时机，关闭国境，奖励生产休养生息，并整治战备，训练军队，坐以等待对方出现重大挫折。那时我们再出兵讨伐，可以做到兵士无须要打撕杀，民众也不用劳累，而天下就可以复归统一。我只需您以崇高的道德时时辅佐罢了。”（原文为“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见《三国志・杜微传》）
不用比较就可知道。这是蜀汉版的《止战疏》，诸葛亮与华歆认识完全暗合！
然而事过不久,诸葛亮忽然呈上《出师表》决定北伐。是什么因素从中干扰，是他把与民休养生息的基本方略断然抛弃，代之以不顾民众死活的穷兵黩武？这可不是小事一桩。
在陈寿收编的《诸葛亮集》中，有李严劝其接受九锡进爵称王的书信，诸葛亮作书回答说：“我和您推心交往已很久了，我的心迹您还不知道！您教我以兴复国家为要务，不必拘泥于臣道，因之不应该没有动作……今天讨伐曹魏之功尚未建立，知已之恩还未报答，而就晋身于霸主之列，坐自贵大，这很不合适。假如能灭掉魏国，杀了魏明帝曹睿，迎皇帝回到洛阳，我和你们共同升迁，十锡也敢接受，何况九锡！”（原文为：“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也已……今讨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有必要对九锡做点解读。九锡起源于周朝，汉代受九锡的第一人是王莽，三国时，董昭对曹操进言：“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原之势者也。”（见《三国志・董昭传》）建议他逐步取代汉王朝。建议击中了曹操内心深处的病痛，身为人臣，必须得朝见皇帝。一次，曹操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当面发泄出对他的强烈不满，这已令曹操毛骨悚然，出宫时，又由两队执刀武士挟着两臂拖出来，直吓得曹操汗湿内衣，面如死灰，从此就将大本营搬往邺城，再不去见皇帝了。如受九锡，就可堂而皇之地将政府机构搬往邺城，军、政、财、文一应大事就可以直接处理，所以欣然接受了董昭建议。在曹操的导演下，以汉献帝名义颁布了《九锡文》。文中在备陈曹操十余件功德后，开出了实质内容：第一，赐爵魏公并扩大封地，以冀州之河东、河内、平原等十郡作为封地。第二，给予九锡之赏，包括虎贲之士三千人，及与魏公身份相匹配的服饰乘舆等，第三，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有了一整套政权机构。九锡是臣子向皇位摆渡的秋千，受九锡之人，已是非君非臣、亦君亦臣，形臣实君的怪物，是君主的半成品。王莽，曹丕都是由此登上了九五之位。三国后期，受九锡成为脱壳羽化皇帝的公认模式。诸葛亮复李严信时说：“虽十命可受”中的“十命”，当然是一步登天不要过渡了。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称孤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敢妄称便是不忠，是篡逆。查遍《三国志》，除皇帝之外，臣下敢称孤的仅只三人，其一是已经公开称帝的袁术，其二是曹操，其三便是诸葛亮。大概谯周有口吃毛病，他被诸葛亮召见应对时，惹得周围的侍者讪笑不已，事后，有人建议究办讪笑者，因为谯周毕竟是“潜识内敏”的贤达之人。诸葛亮却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见《三国志・谯周传》）。曹操把汉献帝不在眼下，只是要做周文王而没有夺权，所以敢称孤，那么诸葛亮呢？当然是已经做了皇帝梦。
皇帝梦并不是那么好做。人都说曹丕篡汉，但是除了玉玺外，曹丕并没有从汉献帝手中篡夺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篡夺的。董卓入主洛阳后，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借以支撑皇权的军队已沦为军阀的私家部曲，华夏十三州被大小军阀瓜分豆剖得一干二净；小皇帝已如遑遑逃命的丧家之犬，就连先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先被董卓做了三陪，后在逃难中实成为路人俯首可拾的尤物；洛阳、长安两座京城两座皇宫也化为灰烬；汉献帝还有什么？定都许昌后汉献帝终于有了江山，可那都是曹操率领军队南征北战打出来的，皇帝仅是个保管员，代曹氏保管了成果而已。可是即令是这样，曹丕依然洗刷不掉篡权谋位的罪名。
刘备临死前，曾口授遗诏给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虽有遗诏支持，但蜀汉的产权属刘姓父子，如果贸然接受李严的九锡之议，就有鸠占鹊窠的诟病，定会酿成大动乱。与民休养生息，培养国力的方略虽早已明确，虽然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全体民众的心里诉求，是智者惟一正确的选择。但诸葛亮既已萌动了做皇帝念头，当然要在有生之年尽早实现。而实施正确方略则是慢功，难立见成效。而且宫庭内部争斗的变数很多，权臣往往会成为砧上鱼肉，所以他没有耐心等待下去。通过北伐建立功勋是一条位登九五的捷径，一个侥幸的胜利，就可于一夜间获得不世殊荣；而且身在军旅，内部变数对阃外将军几乎是零。所以诸葛亮从形式、内容都学习曹操，南征班师后，就以准备北代为借口（驻在成都，准备北代前的征兵练兵，筹备粮草军资等更为方便，且可及时处理与丞相相关的日常政务），将相府搬迁到蜀汉北陲的勉县，（今天的勉县武侯祠，即当年的相府），内容上，就是置蜀国九十余万民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于不顾，为建立功勋，并使功勋转变为将来受九锡的阶梯，一味地穷兵黩武。
为了使《出师表》顺利地获得批准，他打出了愚忠的旗帜，即“以报先帝而忠陛下”。刘禅听了这种奉承话当然舒服，其他大臣也难以反对，否则，就是与刘姓皇帝交情甚浅，对刘禅不忠！
促使人从正确认识上倒退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在作怪。诸葛亮放弃正确的治国初衷，将全休民众绑上战车，去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其根源，就是那不曾醒来的皇帝梦。
胡觉照
诸葛亮当国之后，为请致仕回家清养的贤达杜微出山，曾有一段披肝沥胆的谈话:“今天我们正可以利用曹丕那边内忧外患，麻烦很多的时机，关闭国境，奖励生产休养生息，并整治战备，训练军队，坐以等待对方出现重大挫折。那时我们再出兵讨伐，可以做到兵士无须要打撕杀，民众也不用劳累，而天下就可以复归统一。我只需您以崇高的道德时时辅佐罢了。”（原文为“今因丕多务，且以闭境勤农，育养民物，并治甲兵，以待其挫，然后伐之，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定也，君但当以德辅时耳。”见《三国志・杜微传》）
不用比较就可知道。这是蜀汉版的《止战疏》，诸葛亮与华歆认识完全暗合！
然而事过不久,诸葛亮忽然呈上《出师表》决定北伐。是什么因素从中干扰，是他把与民休养生息的基本方略断然抛弃，代之以不顾民众死活的穷兵黩武？这可不是小事一桩。
在陈寿收编的《诸葛亮集》中，有李严劝其接受九锡进爵称王的书信，诸葛亮作书回答说：“我和您推心交往已很久了，我的心迹您还不知道！您教我以兴复国家为要务，不必拘泥于臣道，因之不应该没有动作……今天讨伐曹魏之功尚未建立，知已之恩还未报答，而就晋身于霸主之列，坐自贵大，这很不合适。假如能灭掉魏国，杀了魏明帝曹睿，迎皇帝回到洛阳，我和你们共同升迁，十锡也敢接受，何况九锡！”（原文为：“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也已……今讨未效，知已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有必要对九锡做点解读。九锡起源于周朝，汉代受九锡的第一人是王莽，三国时，董昭对曹操进言：“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原之势者也。”（见《三国志・董昭传》）建议他逐步取代汉王朝。建议击中了曹操内心深处的病痛，身为人臣，必须得朝见皇帝。一次，曹操入宫觐见汉献帝，汉献帝当面发泄出对他的强烈不满，这已令曹操毛骨悚然，出宫时，又由两队执刀武士挟着两臂拖出来，直吓得曹操汗湿内衣，面如死灰，从此就将大本营搬往邺城，再不去见皇帝了。如受九锡，就可堂而皇之地将政府机构搬往邺城，军、政、财、文一应大事就可以直接处理，所以欣然接受了董昭建议。在曹操的导演下，以汉献帝名义颁布了《九锡文》。文中在备陈曹操十余件功德后，开出了实质内容：第一，赐爵魏公并扩大封地，以冀州之河东、河内、平原等十郡作为封地。第二，给予九锡之赏，包括虎贲之士三千人，及与魏公身份相匹配的服饰乘舆等，第三，魏国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有了一整套政权机构。九锡是臣子向皇位摆渡的秋千，受九锡之人，已是非君非臣、亦君亦臣，形臣实君的怪物，是君主的半成品。王莽，曹丕都是由此登上了九五之位。三国后期，受九锡成为脱壳羽化皇帝的公认模式。诸葛亮复李严信时说：“虽十命可受”中的“十命”，当然是一步登天不要过渡了。
在漫长的专制社会，称孤是皇帝的专利，他人敢妄称便是不忠，是篡逆。查遍《三国志》，除皇帝之外，臣下敢称孤的仅只三人，其一是已经公开称帝的袁术，其二是曹操，其三便是诸葛亮。大概谯周有口吃毛病，他被诸葛亮召见应对时，惹得周围的侍者讪笑不已，事后，有人建议究办讪笑者，因为谯周毕竟是“潜识内敏”的贤达之人。诸葛亮却说：“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见《三国志・谯周传》）。曹操把汉献帝不在眼下，只是要做周文王而没有夺权，所以敢称孤，那么诸葛亮呢？当然是已经做了皇帝梦。
皇帝梦并不是那么好做。人都说曹丕篡汉，但是除了玉玺外，曹丕并没有从汉献帝手中篡夺什么，也没有什么可篡夺的。董卓入主洛阳后，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借以支撑皇权的军队已沦为军阀的私家部曲，华夏十三州被大小军阀瓜分豆剖得一干二净；小皇帝已如遑遑逃命的丧家之犬，就连先帝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先被董卓做了三陪，后在逃难中实成为路人俯首可拾的尤物；洛阳、长安两座京城两座皇宫也化为灰烬；汉献帝还有什么？定都许昌后汉献帝终于有了江山，可那都是曹操率领军队南征北战打出来的，皇帝仅是个保管员，代曹氏保管了成果而已。可是即令是这样，曹丕依然洗刷不掉篡权谋位的罪名。
刘备临死前，曾口授遗诏给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定国，终成大事，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见《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虽有遗诏支持，但蜀汉的产权属刘姓父子，如果贸然接受李严的九锡之议，就有鸠占鹊窠的诟病，定会酿成大动乱。与民休养生息，培养国力的方略虽早已明确，虽然是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全体民众的心里诉求，是智者惟一正确的选择。但诸葛亮既已萌动了做皇帝念头，当然要在有生之年尽早实现。而实施正确方略则是慢功，难立见成效。而且宫庭内部争斗的变数很多，权臣往往会成为砧上鱼肉，所以他没有耐心等待下去。通过北伐建立功勋是一条位登九五的捷径，一个侥幸的胜利，就可于一夜间获得不世殊荣；而且身在军旅，内部变数对阃外将军几乎是零。所以诸葛亮从形式、内容都学习曹操，南征班师后，就以准备北代为借口（驻在成都，准备北代前的征兵练兵，筹备粮草军资等更为方便，且可及时处理与丞相相关的日常政务），将相府搬迁到蜀汉北陲的勉县，（今天的勉县武侯祠，即当年的相府），内容上，就是置蜀国九十余万民众的根本利益于不顾，置敌强己弱的基本态势于不顾，为建立功勋，并使功勋转变为将来受九锡的阶梯，一味地穷兵黩武。
为了使《出师表》顺利地获得批准，他打出了愚忠的旗帜，即“以报先帝而忠陛下”。刘禅听了这种奉承话当然舒服，其他大臣也难以反对，否则，就是与刘姓皇帝交情甚浅，对刘禅不忠！
促使人从正确认识上倒退的原因，只能是个人利益在作怪。诸葛亮放弃正确的治国初衷，将全休民众绑上战车，去进行没有胜利可能的北伐，其根源，就是那不曾醒来的皇帝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