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曾在西安事变九年前就酝酿过一次兵谏

谁的利益如此神圣?

1931年8月22日蒋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

"9·18"的夜里,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打电话给北大营下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蒋说的"我们"是谁呢?荣臻说的"国"是谁的国呢?

显然不是农民,从清末以来,每一次割地赔款的负担最终都落到农民身上,早就知道"最恨条约"的道理。不是工人,因为工人一向在列强和买办的血汗工厂里被敲骨吸髓。也不是知识分子,9·18之后不知有多少青年学生在请愿时被打得头破血流。也不是军人,保家为国是军人的本分,绝大多数军官和士兵都是坚决要求抗日的。甚至有不少地主,因为在日本占领下的台湾大部分土地被日本人霸占了,在东三省,日本也计划霸占1/3的耕地分给日本的"开拓民"。

总是有人要求别人牺牲,牺牲工人,牺牲农民,牺牲知识分子,牺牲军队,牺牲一代人,牺牲国土,牺牲盟国……试问一个国家里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军队都牺牲了还剩下谁?谁的利益如此崇高?竟需要整个民族为之牺牲?

这个凶狠的怪物就是买办。蒋发表的讲话正是官僚买办集团利益宣言。蒋的不抵抗主义正是买办利益的要求。

买办诞生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列强必须通过买办在中国谋取利益。

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主要有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和武力掠夺三种手段,不同历史时期的主要侵略手段也不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主要是靠商品输出(鸦片贸易就是典型的例子);北洋军阀时代重要依靠资本输出(主要依靠借款给军阀们打内战,作为交换攫取中国的铁路、矿山、关税等利益);1927年以后主要转为武力掠夺,因为日本已经不满足于从半殖民地的中国获得的利益了,因此发动"9·18事变"夺取东北三省做殖民地。

在这三个阶段里,买办始终为帝国主义服务,同时分得一份利益,因此买办的势力也逐步增强。

最初买办除了有几个钱之外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的,到了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封建势力需要加强和列强的联系,于是出现了所谓"红顶商人"。如1900年,上海40个大买办中有15个花钱捐了"候补道台"。但这仍是一个尴尬的形象,因为社会主流还是科举制产生的封建士大夫,因此很多买办还积极参加反清活动。

北洋军阀时期,中国出现了江浙、华南、北方三个买办财团,这时的买办通过资助各派军阀,积极参与政治。在广东,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陈廉伯甚至组织商团武装和孙中山的革命军作战。在上海,江浙财团导演了著名的"4·12事变"。

1927年后,由于江浙、华南两大财团和蒋介石政权的结合,买办发展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但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掌握了军政大权。1927年的蒋政权是个买办和大地主联合执政的政权,而1940年汪伪政权已经完全成为彻底的买办政权了,伪中央政治会议的30位委员大部分是买办。这时买办对帝国主义武力掠夺的最好服务就是不抵抗主义和投降,他们得到的利益就是继续掌权。

对于1927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国民党逃台之后曾美化为"黄金十年"。在这十年里,一次次外敌入侵,一年年国土沦丧,没有一天停止过内战。虽然军费一直占政府支出的80%,但是中国军队的装备却没有任何实质的进步。中国仍然不能独立设计和制造国防需要的飞机、坦克、重炮。"黄金十年"竟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结局的。

然而买办们在这十年里却大发横财,从1928年建立中央银行开始,到1937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经垄断了中国的金融业。至今还有人怀念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怀念黄浦江里的外国兵舰,怀念租界里手持棍棒的红头阿三和安南巡捕。这些人就是买办和租界文人,那是他们淘金的十年。

买办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卖了农民卖工人,丢了东北丢华北,至于从日本手中收复朝鲜和台湾更是早就丢到爪哇国去了。总之只要买办们能苟且偷安,继续捞钱,一切都可以出卖。唐朝时武则天有个男宠叫张易之,有人在他家门上贴了个纸条上写:"看你横行到几时",张易之竟狂妄的回贴:"为欢一日已以足"。后来张易之果然被愤怒的羽林军斩杀了。然而买办的本事比张易之要大得多。 他们一面把中国当成淘金场,一面把自己的根扎在大洋彼岸,一有风吹草动,只要拿上一本护照,再记住瑞士银行的密码,就可以一走了之。在美国居住多年的宋美龄,她豪华别墅的每一块砖都浸透了南京30万中国人的血,她余生中的每一天都在向人们证明这样一个道理--买办没有祖国。

因为买办没有祖国,所以买办不需要国防。蒋介石时代对海军的投资还比不上满清。30年代蒋军的炮兵实力甚至比不上北洋军,北洋军参照德国、日本军制,1个正规师里还有1个炮兵团,而1937年的国民党军最好的嫡系师里也只有1个炮兵营。买办经济只偏重于列强需要的纺织、原材料加工等轻工业,而所有和国防有关的航空、化学、钢铁等重工业买办都不能使买办获利。宋子文有句名言:"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买办也需要军队,但这是内战型的军队,专门用于镇压人民的军队。无论从装备、编制、教育、训练都是如此。由于缺乏火炮等重武器,蒋的200万军队按当时国际通行的标准,只是一支治安军,远远不能算国防军。1935年庐山军官训练团学的是《剿匪手本》,德国顾问教的是堡垒战术。这一套对付江西红军是有效的,但搬到凇沪战场上就成了日军飞机、大炮的活靶子。对红军的围剿动辄出动30万、50万、100万兵力,3000万军费。围剿抗日的19路军和抗日同盟军都出动了15万以上的兵力。而每次用于抗日的中央军不过几个师而已,19路军作战的经费竟是靠各界捐助的。

所有这些倒行逆施都说明,买办的利益依附于列强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背道而驰的。买办经济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脊梁。一旦买办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则必有投降政治、消极军事、破产外交和殖民文化。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就会坠入黑暗的深渊。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日本逐步确定了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战略方针。1930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波及日本,为了转移日益激化的国内阶级矛盾,日本加快了武力侵华的步伐,于1931年7月和8月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9月18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

  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方针。

  7月25日,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奏呈日本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鼓吹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

  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

  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认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

  7月,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

  8月,本庄繁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并去关东军驻地巡视,观看军事演习。在这期间,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
 
1931年4月1日,与日本、朝鲜浪人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德惠万宝镇)租用土地500垧(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朝鲜农民为引导伊通河水入田,在马家哨口处筑坝截流,并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

  5月20日,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

  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朝鲜农民称是日本人指使的。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朝鲜农民继续施工,并派武装日警来“保护”。

  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民自发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国农民正待继续平渠,日警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人,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10余人。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从7月3日至9日,杀害华侨109人,伤160余人。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7月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访坐镇沈阳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二、赔偿万宝山事件损失;三、要求韩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权;四、华方承认万宝山水田自来年种稻,日方官宪即退出现场。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中村事件”。 www
 
1931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中村震太郎大尉等携带军用地图、测量仪器及枪支等物,冒充农业技师,非法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

  5月25日,中村等人经洮南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抓获并处死“灭迹”。

  7月23日,日本关东军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

  8月11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电令驻沈阳总领事“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

  8月17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名义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公布了中村等被杀情况,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武力解决问题。

  8月20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对“中村事件”,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让他们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

  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更明确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日本的各项权益。
 
日军在不断挑衅,国民党政府却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低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

  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12日,蒋介石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再次告诫他:“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9月18日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这就是“柳条湖事件”。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

  9月19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

  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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