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遇罗克的看法
遇罗克当然是一个热血青年，心中可能充满着正义感。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是，我这个人比较阴阳怪气，所以也对他作一番评价。
首先，我认为遇罗克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将整个人类社会看作一种物质运动的，人无非是一处特殊的物质而非别的什么，死后也没有灵魂。而作为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者就努力研究各种物质形态的运动规律，并利用这种规律为人类社会服务，甚至可能包括为自己服务，他们会冷静地研究一切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发生的原因，运动的机理。
一个作为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者在遇到山洪暴发时会怎么办？首先当然是避险，躲到山上，或者爬上大树，等山洪退却后，再下来。他会不会站在山洪面前大呼“山洪你来吧！你把我淹死吧！我不怕你！”，这么干属于义士或者行为艺术家而非科学家。
因此，一个真正把人类社会运动完完全全地当作一种物质运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然也就会把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作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一种社会爆炸。既然如此，正常的反应，就是避险，先保存自己，等待爆炸结束。因此，迎着爆炸，不怕危险，这属于义士，故意让爆炸物将自己摧毁，则自己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正如毛泽东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当年他去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的路上，被两个民团抓住，他首先将身上的光洋给他们试图贿赂他们，不成，于是伺机逃跑，躲到池塘的荷叶后面藏了起来。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点燃的一场人类社会大爆炸，当然炸死炸伤了不少人。爆炸具有猛烈的冲击波，甚至远在地球反面的美国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然不能保证只炸坏蛋不炸好人，而是摧毁阻挡在冲击波前面的任何物体。但是这场大爆炸之所以能被点燃，和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积聚了大量的能量，社会关系紧张有关系。一个人能够点燃炸药，是因为炸药中含有大量的能量，而他就不能够点燃石头，因为石头中不含有象炸药那么多的能量。
那么，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聚集有那么多的能量？为什么社会关系紧张？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美国苏联加上印度东盟的联合打压，加上在台湾的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使中国受到世界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内因则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处于贫穷落后之中，阶级敌人伺机复辟。则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使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这里用到“阶级敌人伺机复辟”这种说法会让现在的人感到老套，过时，好象不真。但是这却是当时的现实。如果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十二周年以后的现在这么说，当然属于毫无根据。我不认为现在还有阶级敌人试图复辟。但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距建国的1949年只有十七年，复辟的危险是客观的存在。不信？请大家算算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到波旁王朝的成功复辟有多少年，就知道，复辟的危险并非空穴来风。而一旦复辟则中共上层领袖人物必然遇到杀身之祸，必然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确实存在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度的恐惧感，造成了社会的不宽容。
实际上，任何社会的宽容度都是和他的安全感成正比的，或者说和危险感成反比。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必然导致美国社会对阿拉伯裔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和不宽容，是一种可以预测的事实。如果中国强大到用大量军队包围住美国，则结局必然是在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日子不好过，即使这些华人效忠美国，也还是一样。同样，在当时中国受到美国苏联的包围及蒋介石在台湾军队的反攻大陆的威胁下，在世界反动派试图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情况下，不能够指望中国的政权对革命的对象有多大的宽容。
我同意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就对其进行不公正对待，就认为他不能革命，我也反对唯成份论。我也知道许多中共党员包括上层领袖人物都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是，考验是必然存在的。那些中共上层领袖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生死考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然就被革命阶级所信任。但这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出身富人家庭的人要有一个警惕，一个更多的考验，一些重要的岗位不敢让他们去做，这也是正常的。比如九一一事件之后，一个阿拉伯裔的美国人想要谋到一份机场保安的工作，或者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可能会比其它的美国人更难一些，这是正常的事情，是唯物主义科学家所能够做到的相当准确的预测。
诸位网友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你是革命领袖，那儿有一家大地主，你率领着穷人冲进去把那个大地主一刀捅了，然后把他的家产分了，这时候那个大地主的儿子跑出来对你说：“杀的好！杀得好！我爸属于罪恶的反动的剥削阶级，死有余辜，我要参加你们的阵营，加入革命，你们分我爸的家产完全正确，因为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顺便还往他老爹的尸体上踢上几脚。那么，作为领袖的你，能不能相信他的话？他是在韬晦呢？还是真心参加革命？就算你大度让他加入你们的队伍，你敢不敢让他担任重要职务，比如说当一个小头目？
因此，我认为中共当时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此外，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因此而考不上大学，得不到重用，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出身使得你的个人利益受损。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个人利益就会置之度外，又何来愤怒情绪呢？社会上那么多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干一个螺丝钉的工作，凭什么你就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器呢？
实际上，张志新，遇罗克的家庭出身都不好，都是大资本家有钱人的后代，那么遇到这么个穷人当家作主人的时代，受到某种亏待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可以事先预测得到的。
因此，如果我是遇罗克，出身大资本家阶级，又正好遇到革命时期，遇上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大爆炸，如果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家，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躲，把这场大爆炸躲过去再说。如果我被警察误抓住审问，我肯定不会向他们宣传什么真理，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黑格尔一会儿费尔巴哈的，我和警察较什么劲儿啊？如果我设身处地的为警察着想，那么他们这一辈子干上警察这一行，无非也就是一种阴差阳错，一种物质随机运动的结果，就好象他们当上一个园林工人，一个车工，一个清洁工一样，无非是一种“活儿”，无非是命运让他们干上了警察这一行。那么，和其它的活儿一样，比如说园林工人，每天的定额是挖十个树坑，可是有一个树坑非常难挖，下面尽是石头，挖这个树坑花了比其它的树坑多十倍的功夫，这园林工人一定觉得很倒霉。警察也是一样，当文化大革命中的警察就更不容易，更有生命危险，而且还有砸烂公检法的举动，因此这些警察的活儿就比平时更多更累，本来想审完这个“反革命”之后赶紧回家喝两盅，可是这个“反革命”作出一个义正词言状在面前用警察听不懂的各种哲学词句宣传了三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和费尔巴哈，还就是不认罪，这不让人恼火吗？
因此，如果我这一辈子被警察错抓，我是不会在警察面前搞什么义正词严啦宣传真理啦这样的事情的，我会想办法让他们的活儿少一些，早一些回家休息，我不会象在强国论坛这里这样滔滔不绝，而是意简言赅，搞清楚警察的目的是什么以后尽量早一些满足他们的目的好让他们早一些休息回家和妻儿团圆。我和警察犯得着捍卫真理么？我一定想办法在态度上让他们有大获全胜的感觉，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反革命好了，使个劲地说“我有罪我该死”。这正是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要做一个人质，也要做一个好人质，要做一个囚犯，也要做一个好囚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其实，如果使个劲地认罪，在文革中不被枪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该认罪就认罪，在社会大爆炸时期坚持什么真理嘛，毫无意义，先躲过大爆炸的冲击波再说。
我觉得历史上方志敏和赵一曼就都是好囚犯。方志敏的看守来一个被他感动一个，以至于国民党不得不经常地换看守，这就是人格魅力，最后的看守还将方志敏写好的“可爱的中国”偷偷带出来带给鲁迅先生。
再回过头来说遇罗克，据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抓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私藏了武器。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今天看来也还是一种刑事犯罪。老鬼在“铁与血”的小说中，说他也是在文革中在北京私藏了武器而进了看守所，后来交待了，把私藏的武器交出来了，也就被放了。那么，如果遇罗克私藏武器的事儿是真的，那么写他报告文学的作家就有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因为我知道文革中枪毙的反革命中许多其实就是刑事犯罪。比如一个杀人犯，先有杀人的事实，就是放今天也枪毙，但是在文革中，就可能叫做反革命杀人犯，就会搜集他反革命思想的证据以证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正确。而在最后的宣判中似乎也好象是那些思想导致他被杀，而其实则是那个刑事案件导致他被杀。当时还有反革命纵火罪，反革命投毒罪，反革命盗窃罪，等等。
因此，如果遇罗克真的是因为私藏了武器，而我如果是警察又看到这么个私藏武器的人拒不承认，还滔滔不绝地向我大谈哲学，大谈费尔巴哈，一副正义的样子，我会极度怀疑他就是反革命的。
遇罗克当然是一个热血青年，心中可能充满着正义感。这些我都不否认。但是，我这个人比较阴阳怪气，所以也对他作一番评价。
首先，我认为遇罗克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将整个人类社会看作一种物质运动的，人无非是一处特殊的物质而非别的什么，死后也没有灵魂。而作为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者就努力研究各种物质形态的运动规律，并利用这种规律为人类社会服务，甚至可能包括为自己服务，他们会冷静地研究一切事实是怎样发生的，发生的原因，运动的机理。
一个作为科学家的唯物主义者在遇到山洪暴发时会怎么办？首先当然是避险，躲到山上，或者爬上大树，等山洪退却后，再下来。他会不会站在山洪面前大呼“山洪你来吧！你把我淹死吧！我不怕你！”，这么干属于义士或者行为艺术家而非科学家。
因此，一个真正把人类社会运动完完全全地当作一种物质运动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当然也就会把发生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作一种特殊的物质运动形态，一种社会爆炸。既然如此，正常的反应，就是避险，先保存自己，等待爆炸结束。因此，迎着爆炸，不怕危险，这属于义士，故意让爆炸物将自己摧毁，则自己也要负有一定的责任。
正如毛泽东所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因此，当年他去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的路上，被两个民团抓住，他首先将身上的光洋给他们试图贿赂他们，不成，于是伺机逃跑，躲到池塘的荷叶后面藏了起来。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点燃的一场人类社会大爆炸，当然炸死炸伤了不少人。爆炸具有猛烈的冲击波，甚至远在地球反面的美国也感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当然不能保证只炸坏蛋不炸好人，而是摧毁阻挡在冲击波前面的任何物体。但是这场大爆炸之所以能被点燃，和当时的中国社会中积聚了大量的能量，社会关系紧张有关系。一个人能够点燃炸药，是因为炸药中含有大量的能量，而他就不能够点燃石头，因为石头中不含有象炸药那么多的能量。
那么，当时的中国社会为什么聚集有那么多的能量？为什么社会关系紧张？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就是美国苏联加上印度东盟的联合打压，加上在台湾的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使中国受到世界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而内因则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尚未完成，处于贫穷落后之中，阶级敌人伺机复辟。则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使中国社会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我这里用到“阶级敌人伺机复辟”这种说法会让现在的人感到老套，过时，好象不真。但是这却是当时的现实。如果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五十二周年以后的现在这么说，当然属于毫无根据。我不认为现在还有阶级敌人试图复辟。但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距建国的1949年只有十七年，复辟的危险是客观的存在。不信？请大家算算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到波旁王朝的成功复辟有多少年，就知道，复辟的危险并非空穴来风。而一旦复辟则中共上层领袖人物必然遇到杀身之祸，必然千百万人头落地，这些确实存在的可能性造成了极度的恐惧感，造成了社会的不宽容。
实际上，任何社会的宽容度都是和他的安全感成正比的，或者说和危险感成反比。在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必然导致美国社会对阿拉伯裔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和不宽容，是一种可以预测的事实。如果中国强大到用大量军队包围住美国，则结局必然是在美国社会中的华人日子不好过，即使这些华人效忠美国，也还是一样。同样，在当时中国受到美国苏联的包围及蒋介石在台湾军队的反攻大陆的威胁下，在世界反动派试图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情况下，不能够指望中国的政权对革命的对象有多大的宽容。
我同意一个人不能因为他的家庭出身就对其进行不公正对待，就认为他不能革命，我也反对唯成份论。我也知道许多中共党员包括上层领袖人物都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是，考验是必然存在的。那些中共上层领袖都是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受了生死考验，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当然就被革命阶级所信任。但这要有一个过程，对于出身富人家庭的人要有一个警惕，一个更多的考验，一些重要的岗位不敢让他们去做，这也是正常的。比如九一一事件之后，一个阿拉伯裔的美国人想要谋到一份机场保安的工作，或者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可能会比其它的美国人更难一些，这是正常的事情，是唯物主义科学家所能够做到的相当准确的预测。
诸位网友试想一下，如果当年你是革命领袖，那儿有一家大地主，你率领着穷人冲进去把那个大地主一刀捅了，然后把他的家产分了，这时候那个大地主的儿子跑出来对你说：“杀的好！杀得好！我爸属于罪恶的反动的剥削阶级，死有余辜，我要参加你们的阵营，加入革命，你们分我爸的家产完全正确，因为这都是人民的血汗。”顺便还往他老爹的尸体上踢上几脚。那么，作为领袖的你，能不能相信他的话？他是在韬晦呢？还是真心参加革命？就算你大度让他加入你们的队伍，你敢不敢让他担任重要职务，比如说当一个小头目？
因此，我认为中共当时的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此外，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因此而考不上大学，得不到重用，说到底还是因为你的出身使得你的个人利益受损。而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个人利益就会置之度外，又何来愤怒情绪呢？社会上那么多的劳动人民都可以干一个螺丝钉的工作，凭什么你就要以为自己是什么大器呢？
实际上，张志新，遇罗克的家庭出身都不好，都是大资本家有钱人的后代，那么遇到这么个穷人当家作主人的时代，受到某种亏待是理所当然的，作为物质运动的规律是可以事先预测得到的。
因此，如果我是遇罗克，出身大资本家阶级，又正好遇到革命时期，遇上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大爆炸，如果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科学家，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躲，把这场大爆炸躲过去再说。如果我被警察误抓住审问，我肯定不会向他们宣传什么真理，一会儿马克思，一会儿黑格尔一会儿费尔巴哈的，我和警察较什么劲儿啊？如果我设身处地的为警察着想，那么他们这一辈子干上警察这一行，无非也就是一种阴差阳错，一种物质随机运动的结果，就好象他们当上一个园林工人，一个车工，一个清洁工一样，无非是一种“活儿”，无非是命运让他们干上了警察这一行。那么，和其它的活儿一样，比如说园林工人，每天的定额是挖十个树坑，可是有一个树坑非常难挖，下面尽是石头，挖这个树坑花了比其它的树坑多十倍的功夫，这园林工人一定觉得很倒霉。警察也是一样，当文化大革命中的警察就更不容易，更有生命危险，而且还有砸烂公检法的举动，因此这些警察的活儿就比平时更多更累，本来想审完这个“反革命”之后赶紧回家喝两盅，可是这个“反革命”作出一个义正词言状在面前用警察听不懂的各种哲学词句宣传了三个小时的马克思主义和费尔巴哈，还就是不认罪，这不让人恼火吗？
因此，如果我这一辈子被警察错抓，我是不会在警察面前搞什么义正词严啦宣传真理啦这样的事情的，我会想办法让他们的活儿少一些，早一些回家休息，我不会象在强国论坛这里这样滔滔不绝，而是意简言赅，搞清楚警察的目的是什么以后尽量早一些满足他们的目的好让他们早一些休息回家和妻儿团圆。我和警察犯得着捍卫真理么？我一定想办法在态度上让他们有大获全胜的感觉，他们说我是反革命，我就反革命好了，使个劲地说“我有罪我该死”。这正是西方文化的正确态度，要做一个人质，也要做一个好人质，要做一个囚犯，也要做一个好囚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嘛。其实，如果使个劲地认罪，在文革中不被枪毙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该认罪就认罪，在社会大爆炸时期坚持什么真理嘛，毫无意义，先躲过大爆炸的冲击波再说。
我觉得历史上方志敏和赵一曼就都是好囚犯。方志敏的看守来一个被他感动一个，以至于国民党不得不经常地换看守，这就是人格魅力，最后的看守还将方志敏写好的“可爱的中国”偷偷带出来带给鲁迅先生。
再回过头来说遇罗克，据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抓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私藏了武器。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今天看来也还是一种刑事犯罪。老鬼在“铁与血”的小说中，说他也是在文革中在北京私藏了武器而进了看守所，后来交待了，把私藏的武器交出来了，也就被放了。那么，如果遇罗克私藏武器的事儿是真的，那么写他报告文学的作家就有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了。因为我知道文革中枪毙的反革命中许多其实就是刑事犯罪。比如一个杀人犯，先有杀人的事实，就是放今天也枪毙，但是在文革中，就可能叫做反革命杀人犯，就会搜集他反革命思想的证据以证明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正确。而在最后的宣判中似乎也好象是那些思想导致他被杀，而其实则是那个刑事案件导致他被杀。当时还有反革命纵火罪，反革命投毒罪，反革命盗窃罪，等等。
因此，如果遇罗克真的是因为私藏了武器，而我如果是警察又看到这么个私藏武器的人拒不承认，还滔滔不绝地向我大谈哲学，大谈费尔巴哈，一副正义的样子，我会极度怀疑他就是反革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