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不按美国规矩玩游戏了 zt

我本善良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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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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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creaders.net/headline/newsViewer.php?nid=363620&id=844229&dcid=1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最新的全球调查,美国在全世界的支持率在持续下降。更要紧的是,之前的民调显示中国在友好欧洲国家(除了波兰)中的形象比美国好。    全世界已经看到布什总统一些国会支持者的变节。中国的伙同已经听到美国亲密的盟友,"一个主要的非北约盟国"巴基斯坦的总统穆沙拉夫说,他认为美国不能制止伊拉克的战败,而且感知超越现实。 
  全球大报《金融时报》写道,"随着布什的威信耗尽,华盛顿正失去决定各地结果的能力。伊朗是主要的受益人。"
  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福克斯(FOX)、BBC和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所传达的美国评估,中国领袖有理由得出美国世纪--20世纪,不会在21世纪复兴的结论。当美国几乎完全沉入伊拉克和阿富汗,中国在强势崛起。
  06年11月,中国展示了它日盛的全球影响力,要求了48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参加北京中非论坛,这些领导人在那里受到的款待是前宗主国所不能比 的。中国在多年前就一直在购买他们的原材料。中国已经作出承诺要把对非洲的援助加倍,培训1.5万专业人员和准予4000人的奖学金。
  连续六年令人目眩的双位数年度增长让中国可以追赶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的外汇储备以每小时3000万美元的速度积累,已达1万8千亿。它在技术研发上的开支比日本多。中国在用自信来打扮自己。
  福特公布127亿美元的损失纪录,而中国的奇瑞(Chery,以从福特欧洲购买2500万美元机器和引擎技术为起点)和中国的"梦幻汽车 (Visionary Vehicles)"联手,准备在2008年以五种不同的型号入侵美国市场。如今世界最大的赌场已经不是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金 沙赌场,而是在中国澳门。
  为了应对美国庞大的战略军事优势,中国军方在九十年代总结出信息战争可以让中国获得"不对称"优势。1998年,《解放军报》称重点应该是学习怎样对敌人发动电子攻击......确保对地区的电磁控制等。
  1990和1991年的"沙漠盾牌和风暴"以及2003年入侵伊拉克让中国人知道美国有多依赖卫星通信。现代战场空间的眼和耳在卫星轨道上,而 且容易受到攻击。2001年国会授权的评定美国国家安全太空管理的委员会表示美国是"太空珍珠港的理想候选人--或者说突袭美国太空资产,从而削弱美国的 作战和其他能力。"
  中国战略家看到美国对太空的依赖是不成比例的弱点,中国科学家则研究反卫星武器。在去年1月11日,中国认为展示美国军事对卫星的依赖的脆弱性时机到了。没有警告,中国发射导弹摧毁它的一颗老化的卫星。
  在未来20年,太空很可能不再是可以幸免于武装冲突的避难所。中国军事科学院亚太办公室主管、大校姚云竹(Yao  Yunzhu)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用完美的英语发言,预言道:"外太空将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军事化"。她53岁了。她表示,如果将出现‘太空超级大国 ’,"将是一批"。这意味着将包括中国。北京表示中国如今准备讨论制止太空武器化的国际条约。但美国没有。事实上,政府暂停了在去年4月首脑会议上同意共 同勘探月球的计划。
  在摆脱伊拉克后,美国国防重点可能仍然落在打击恐怖主义,而欧洲的国防议程越来越不支持美国政策。中国看到有利可图的新兴地缘政治真空。而且它无意按照美国的规则玩游戏。
 
香港媒体对中国统治阶级发出最强烈谴责
http://www.wforum.com/newspool/articles/headline/127937.html

中华网 2008-11-01 20:14:10.0


香港东方日报发表的短评《金融海啸: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揭示了当今中国最深厚的悲剧根源:悖逆世界发展潮流,距离人类文明越来越远。回顾30年来的发展轨迹就会发现,中国在悖逆世界文明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甚至已经滑出了人性所能容许的边缘和极限。

  ——就社会组织法则来讲,整个世界都在向扶弱制强、劫富济贫的人性法则回归,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法则;可是在中国,却是持续30年强制推行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兽性法则,把一个拥有千年文明的礼仪之邦变成了野蛮血腥的魔兽世界。

  ——就社会政治体制来讲,整个世界都在由传统的精英统治向大众政治转变,自然法取代社会法成为最高法律,公众立法取代精英立法成为基本程序,法律开始成为道德良知驾驭的从善工具;可是在中国却完全颠倒过来,少数精英随意操纵的社会法把自然法踩在脚下,法律不讲道德的口号响彻云霄,公众立法被称为是法西斯大民主,法律完全成为作恶的工具,不仅仅是某个集团作恶的工具,甚至直接称为某些人作恶的工具。以往社会的法律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并未成为极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像现在这样法律成为少数个人直接作恶的工具,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就财产占有制度来讲,整个世界演变的基本历史顺序是:私有化——国有化——社会化,资本的社会化已成为世界大潮,社会公众不再仅仅是生产主体,而是越来越成为投资主体和财富占有的主体;可是在中国,所有制的演变顺序却颠倒为:国有化——私有化——官有化,在公有制被摧毁的废墟上成长起来的并非是传统的私有制,而是历史上极其罕见的官有制怪胎,与公有制相联系的左派和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右派,同时被官权踩在了脚下。

  ——在分配制度上,随着大众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财富分配越来越向劳动者倾斜,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超过50%,发达国家超过70%,刚刚恢复元气的俄罗斯同样是经济增长的70%落入了老百姓腰包;可是在中国,2006年全国工资占GDP的比重居然下降到10左右,即便如此,还通过财税体系进行反向转移支付,把穷人的钱集中起来送给富人,在已经是负利率的情况下,仍然对穷人征收利息税,而对洋人实行免税,对富人实行退税。把中国经济变成了洋人经济和官人经济,被世界银行概括为世界独一无二的富人增长模式。

  ——在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上,整个世界都在推广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公费医疗、免费教育、福利住房和社会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医疗、教育、住房、养老四大福利制度,已成为世界公认的文明社会的基本底线,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在经济已经彻底崩溃的绝望情况下,都没有取消这四大福利制度,美国这个全世界最仇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要拿出财政收入的70%用于这四大福利制度;可是在中国,免费的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福利,被列为极左路线的一大历史罪行给改革掉了,作为对推翻旧的三座大山的历史报复,又把中国人民重新压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由于现在的老人还有毛**时代留下的多子女照顾,人们还没有感受到穷愁潦倒的晚年凄凉,所以只是把医疗、教育和住房称为三座大山)。

  ——就民主权利来讲,整个世界正在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转变,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在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可是在中国,随着对大民主的声讨和镇压,社会大众越来越被排除在民主之外,民主完全变成了精英集团内部的一种闺房游戏,只有在公众视野之外才能尽情嬉戏。未来历史学家将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这一代中国人的高超智商:把允许**自由看作是极左专制,把禁止自由看作是伟大民主。自由不仅是除当今中国之外全世界所有国家劳动者的合法权利,甚至是连驴骡牛马等牲口都具有的基本权利,可是在中国居然成为违宪重罪。把**自由列为违宪重罪的理由,是**自由属于极左路线,**自由是否属于极左路线暂且不论,即便退一万步真的属于极左路线,也不能成为把老百姓变得不如畜生的理由。

  ——就精神生活来讲,整个世界在平等友善、崇尚真美的道德和宗教旗帜引导下,人们越来越向简朴高尚的生活方式回归,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光辉正在撒向整个世界的精神天空;可是在中国,物欲泛滥的恶臭不仅淹没了最后的人性,像有毒奶粉有毒药品等行为甚至突破了最野蛮的兽性极限,对理想主义的最高评价就是"傻逼","爱国贼"竟然成为爱国主义的代名词,中国的精神堕落超越了所有宗教关于末法时代最恐怖的预言和想象。

  ——就社会关系来讲,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贫富对立逐渐弱化,社会矛盾趋于缓和,社会关系越来越和谐;可是在中国,原本和谐统一的社会被撕裂为贫富两个极端,富人对穷人的掠夺和仇恨,已达到无以复加的极端境地,贫穷不再仅仅是一种生存状态,而成为穷人与生俱来的滔天大罪,穷人更是成为富人眼里最不可饶恕的天然罪犯,无休止地疯狂发泄对穷人的无比仇恨,已成为当今学界媒体取悦权贵富豪的一大生存之道,胡**主席为化解阶级对立提出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正在被富人的疯狂仇恨彻底堵死。

 不过,眼下最让中国人着急的还是在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的与世界背离现象。目前"世界向左转中国向右行"的背离发展还仅仅是一个次要方面,更为主要的背离现象是中国经济正在开足马力为美国救市。世界金融危机唤醒了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各国都在努力筑堤自救,可是唯独中国正在悄悄地为美国牺牲自己。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讲,最大的压力不在于金融机构的破产,而是美元信用的破产,一旦用废纸般的美元换取别国主要是中国廉价商品的游戏被终止,美国的通货膨胀就会立刻火山般爆发,美国老百姓就会立刻陷入此前难以想像的贫困境地,金融危机就会立刻由虚拟经济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并且在美国民众愤怒声讨下演变成社会综合大危机。所以美国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继续为美国生产廉价商品,让中国用已经极其匮乏的子孙后代的资源去继续换取废纸般的美元。本来,资源换取美元的惨烈后果已经唤醒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盼望着能够借此机会把中国经济转变为内需经济,让流血流汗辛苦了几十年的中国老百姓也享受一下发展成果。可是,让13亿中国人欲哭无泪的是,中国经济的庞大齿轮再次奏响了美国华尔街的福音:继续用信贷和税收两大政策刺激出口企业发展,用中国的廉价资源压住美国物价,维持超越中国人40倍的美国高消费生活水平。同时,为了平衡国内富人的利益,动用国家机器和公共资源托高房价,维持国内富人的暴利产业。如此一来,洋人和富人都在喜笑颜开,就在此刻,电视里传来了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高度赞扬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勇于承担责任的兴奋声音,不停地大声赞扬"中国接受了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所承担的责任"。可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却听得冷汗直流、手脚冰凉。要知道,迄今为止,所有遭受金融危机波及的美欧国家,无一不是虚拟经济的危机,无一遭受到丝毫实际资源的损失,唯独中国,全世界唯独中国,正在面临着残酷的资源和环境危机,如果再把这最后一点儿资源也调往美欧国家,那最后我们自己、我们子孙将凭借什么生活呢?

  我多么希望听到的不是鲍尔森兴奋难耐的高声赞扬,而是暴跳如雷的大声指责,甚或是可怜楚楚的低声请求。可是电视传来的依然是鲍尔森那兴奋难耐的高声赞扬,以及那高声赞扬背后掩藏着的千万中国股民的绝望哀号和亿万百姓的失望眼神……
 
第一推想: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侯少煊是著名的四川袍哥大爷,与土匪头子往来密切。他在《广汉匪世界时期的军军匪匪》3中写道:
广汉位居川陕大道,商旅往来,素极频繁。但1913年以后,时通时阻,1917年以后,几乎经常不通。不但商旅通过,需要绕道或托有力量的袍哥土匪头子出 名片信件交涉,即小部军队通过,也要派人沿途先办交涉,否则就要挨打被吃。后来匪头们认为道路无人通行,等于自绝财源,于是彼此商定一个办法,由他们分段 各收保险费,让行人持他们的路票通行。例如一挑盐收保险费五角,一个徒手或包袱客收一元。布贩、丝帮看货议费,多者百元,少者几元、几十元不等。……
匪头们鉴于普遍造成无人耕田和人口减少的现象,会断了他们以后的饭碗,于是也兴起一套“新办法”,用抽保险费来代替普遍抢劫。即每乡每保每月与当地大匪头 共缴保险费若干元,即由这个匪头负责保护,如有劫案发生,由他们清追惩办。外地匪来抢劫,由他们派匪去打匪。保险费的筹收办法,各乡不一。北区六场和东区 连山、金鱼等场,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如此等等。这样一 来,有些乡镇农民又部分地开始从事生产,逃亡开始减少,匪徒们坐享收益,没有抢劫的麻烦,多少也有点好处。但是他们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钱财越多越好,人 枪也是越多越好。这种分乡分片自收保险费的办法,总对他们有了限制,他们当然不能满足。所以有些出了保险费的地区,仍有抢劫事件发生。地方首人(当然是袍 哥大爷)去报知大匪头,匪头只推说某些兄弟伙不听话,答应清查。有时也把兄弟伙“毛”(引者注:即杀掉)几个做个样子,以表示他们的“信用”。
我不清楚当时当地的物价水平,仅仅从田租或土地税的角度看,“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大有什一而税的儒家之风。 这笔钱该如何定性呢?从来源看,这是对抢劫的替代,可以看作血酬。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 曰“法酬”。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那么,土匪征收的这笔钱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以为,这笔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公共税收,或曰公共产品的价值,譬如维持治安的费用。另一部分是法酬 ——血酬的存在形态之一,即超过公共产品价值的多收部分。以简明的公式表达: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法酬(血酬)。将此公式倒过来,则得出法酬的定义: 法酬=全部税费-公共产品价值。
这个公式不仅适用于土匪世界,也适用于皇家帝国。帝国的全部税费,扣除公共产品的价值之后,剩余部分便是法酬。
举个例子说,尽管我们不知道中国老百姓肯花多少钱雇一个皇帝,但我们知道美国人民以20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统克林顿,俄国人民以3.3万美元的年薪雇了总 统普京,而中国皇帝,譬如颇为节俭的崇祯和他的皇后,仅仅两个人吃到肚子里的日常伙食费,每年就有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中国的工 资和物价水平比较接近俄国,就算普京总统一家的伙食开支占了总收入的30%,每年吃掉1万美元(8.3万人民币),崇祯夫妇(不算儿女和众妃子)吃掉的竟 是人家的52倍。依此而论,普京家吃掉的1万美元可以看作人民愿意支付的第一家庭伙食费,视为合理的公共开支,而崇祯夫妇多吃的51万美元,就要视为法酬 了。
所谓公共产品的价值,在土匪世界和帝国时代,只能根据“影子价格”——民主财政体制下的公共开支——估算一个大概。维护公共安全和兴修水利道路桥梁总是要 花钱的,也是民众需要的。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官员们的工资也是应得的。皇帝或总统的工作复杂,责任重大,当然还应该享有高收入。不过,皇帝比总统多吃 51倍,这笔开支实在无法从公共产品价值的角度去解释。即使不谈民主财政,作为大老板,明朝皇帝给自己最高级雇员一品文官开的俸禄,每年也不过1044石 大米,约折2.2万美元。考虑到免税因素,与普京总统的年薪相差不远,相当于崇祯夫妇半个月的伙食费。
所谓法酬,在帝国制度中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皇家和贵族的“工资外”收入,即崇祯比普京或克林顿多出来的收入;二是官吏们通过潜规则攫取的收入。皇家和贵族 的“工资外”收入类似股东收益,那是他们或他们的祖先流血牺牲打天下换来的。官吏的潜规则收入近似代理人的额外收益,那是在行使代理权的过程中私下交易所 得,这种灰色收入虽然不那么合法,但这笔账却不能不算在皇帝头上。皇家贵族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秩序,为了保护法酬,减轻工作负担,不能不雇佣代理 人,也不得不容忍代理人作弊,容忍他们建立的潜规则体系。消除潜规则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受害者监督控制官吏,而让羊群监督甚至控制牧羊犬是很危险 的,是可能导致变天的。正如老子和韩非所说,官爵赏罚和军队一样,乃“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 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
 
第二推想:官变匪

第二推想与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 1918年,熊克武出任四川督军,召开整军会议,确立了各派系军队“就防划饷”的防区制。用大军阀刘文辉的说法:“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16年,大多为此。”
刘文辉用了“独立王国”一词。当时四川的局面颇像战国时代,六七个暴力集团的首领在这片土地上合纵连横,群雄争霸。每个军阀都有权在自己的防区内设立制 度、任命官吏、征收赋税,不经该防区的军阀认可,中央政府的法令也不能生效。不过,由于争夺激烈,防区主人频繁变换,稳定程度比不上独立王国,也比不上诸 侯领地,倒有些像黑帮地盘。
刘文辉说,他“在自己的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
军阀陈光藻说:“军费一般是靠征收田赋,正税不足,便行预征,有一年预征五六年粮赋的。到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时,有些地方预征田赋已到民国一百多 年的。除了预征田赋就是普种鸦片,征收烟款,便设烟馆,抽收红灯捐。各军防区还设立水陆关卡,征收过道捐税。”
除了预征之外,竭泽而渔的具体办法还有田赋附加。据1934年对四川15个县的调查,田赋附加税有学费、县志、被服、备丁等26种名目,附加税额之沉重,到防区制末期,竟有达正供数十倍者。
这些军阀的行为与土匪有什么区别呢?与同时同地的土匪比较,军阀的搜刮似乎更加凶恶。土匪毕竟没有“预征”,也没有“附加”,惟恐竭泽而渔,断了日后的财 路。而军阀恰恰追求“竭泽而渔”。这不是道德和名分问题,而是利害的施报问题。既然防区经常易手,实施杀鸡取蛋的政策,恶果未必由自己承担,眼下还可以壮 大力量。实施养鸡生蛋的政策,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在这种格局中,竭泽而渔——标准的流寇行径 ——便是最有利的选择。



以上两篇,均摘自《血酬定律》,作者吴思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正在成为现代人权的基本内容;..."

如果是这样, 让全中国人民公投要不要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基本内容的现代人权, 相信99.9%的人不要这种现代人权的。文革的噩梦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只是不愿提罢了。看来这个地球上还有人在怀念文革,四人帮的同党没有死尽,也没有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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