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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的《新京报》援引《羊城晚报》的报道，说“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最近透露的这一信息引起各方关注。”，据说，何平是在刚落幕的中国劳动论坛上透露这一信息的。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按照有关方案，在2030年前，我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何平是否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的意见，众说纷纭，有说是“专家个人观点”，不必太当真。但这样的专家意见不止一处在讲，央视新闻频道周末也请一位“专家”出来解释了一番，这位专家说的比较直白，一句话——钱不够用了。据“专家”论证，说“全球化”如此，据“专家”说，国际上通常把应对“老龄化”的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整分为3个因素，一是提高缴费水平；二是降低支付水平；三是推后退休时间，在中国，前两个因素的调整基本没有空间了，草民理解，一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低，“油水”不大了，老板也极为反感为劳动者增加缴费，二是中国绝大多数领取养老金的劳动者，收入实在可以用“羞涩”来形容，再降低就没有天理了。所以，只好在劳动者的劳动时限的拖后上想办法了。
《羊城晚报》还请教了一位“洋专家”，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约瑟夫•特鲁伊斯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正确的做法，让年长的人工作并不会抢走年轻人的饭碗。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中国也将可能出现劳动力缺乏，建议中国提高出生率。“现在不少西方国家都把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甚至70岁，这也是中国政府应该做的。”。草民觉得，如果这位洋专家能够为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规划出”合适的工作岗位，比如，中国的著名专家们的退休年龄可以延迟到70岁，也未尝不可，但是专家、精英毕竟是少数，他们工作到90岁也无妨。
但老百姓看来是急眼了，据《新京报》说，网络上有9成网民表示反对。因为这个“正在酝酿”的“政策”，引起了最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乃至于小白领们的极大担忧和质疑，骂声一片。
其实，这其中感觉到威胁比较急迫的，应该是城镇就业人口，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尚还未有奢望“社保金养老”的理由，前几年深圳推行过农民工参保，但一到年底，农民工就纷纷退保，现实摆在这里，哪一个农民工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能够在深圳或者任何地方连续缴纳保费数十年，饭碗还朝不保夕呢，转移他乡，统筹的部分又带不走，不如一退了之。
最感愤怒的，应当是90年代初开始的“减员增效”、“企业转制”而被推向社会的、“买断工龄”的，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砸三铁”将其进路、退路一并砸断，在“自谋生路”的同时，还要继续缴交社保费，求得55岁、60岁之后能够有一点微薄的收入糊口，谁知道专家们、“有关部门”们一“酝酿”，就生生将其缴费年限再延长5~10年，这几乎等于逼入绝境。当初，赶他们出企业的理由是“人多为患”，企业“负担重”，现在将他们以年龄门槛挡在退休金领取队列之外的理由之一，却是“劳动力会短缺”，岂不荒唐。还有“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企业不是绝大部分“转制”到资本家手里了，在“转制”的时候把绝大部分40、50人员“买断”，自行缴费去了么，怎么企业的负担又不堪起来了呢。
最感到忧虑的，当然还有目前的非公务员的小白领们，哪怕是收入颇高的外企雇员，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够“一帆风顺”做到“法定退休年龄”即领养老金的年龄，经济一有风吹草动，资本家、伪国有经营者最先举起的就是“裁员”这把大刀，再看看招聘会的流行词“30岁以下，有经验者可放宽到35岁”，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呢，那其余30年、35年的缴费之路，还要在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的重压下前行，能不急眼么。
当然，有人会想，难道在高楼、大院里面“酝酿”着、“论证”着、“决定”着的“所长”们、“员”们、“X长”们会如此不谙社情，搞出这么些民怨不已的“思路”来，草民想想，没准这批“酝酿”着、“论证”着、“决定”着的“所长”们、“员”们、“X长”们还真不知道个中苦楚呢。
草民想起一件事儿，有次坐飞机，旁边是某省来京培训返回的两个年轻人，旅伴之间寒暄起来，海阔天空，然后谈到各自的工作，俩小伙子自称是省会城市社保局的公务员，草民就社保费的缴纳水平有些不解地讨教那二位，草民举例说草民听原单位的职工说，他们的工资自1996年转制以来，十一年一分钱未动，但实际到手的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减少，因为社保的缴费水平在逐年提高，而社保缴费水平的提高，是因为劳动、社保部门公布的当地年平均工资的“不断增长”，这种荒唐的局面是怎么来的。
公务员笑曰：您有所不知，统计工资水平的同事说，参加统计所筛选的样本单位，有公务员、效益好的事业单位、移动、电信、电力、航空公司等效益好的大型企业，这样出来的数据，当然跟您所说的有很大差距，说实话，这样的统计手法，我们自己也犯嘀咕，有代表性吗？（草民当时感叹，遇到个年轻气盛、有良知的了）。
公务员苦笑着补充了一句：您更不知道的还有，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机关公务员个人是不缴纳社保金的。草民后来到网上一查，果然一些考上公务员的人在发问，说考上后不用缴纳社保金了，原先在公司单位缴纳的“怎么办”。看来这不是XX省独有，而是普遍现象。
那么，草民就觉得更为奇特了，一些与最广大的劳动人群退休养老金制度无利益关联的“所长”、“员”、“X长”们，却在“酝酿”、“论证”、“决定”着与别人的利益生死攸关的制度，当然，即便退休年龄推后了，与这些并不缴纳社保金的“所长”、“员”、“X长”们也无关痛痒，其一，他们的收入绝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一年年更加滋润，君不见说是为了“防止无房公务员腐败”，某省的公务员的住房“补贴”又涨了一倍；其二，退休后，与缴纳社保金的人群比起来，不缴纳社保金的“所长”、“员”、“X长”们的收入，是前者的几倍。可以说，退休制度怎么改，“所长”、“员”、“X长”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如果推而广之，一些贤达们嘴中所痛恨的“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需要“改革”的时候，“改革代价”最终落实到头上的，却不是这些提出所谓“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的贤达们，难道“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都是那些手无寸权的劳动者带来的？
如果“酝酿”、“论证”、“决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的人自身没有利益损失的话，这个“酝酿”、“论证”、“决定”真是岂有此理。要么就把极为不合理的“二元化退休制度”改为“一元化”，免得有些人不知道别人的痛痒。 ...
11月6日的《新京报》援引《羊城晚报》的报道，说“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最近透露的这一信息引起各方关注。”，据说，何平是在刚落幕的中国劳动论坛上透露这一信息的。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在这种背景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正在酝酿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按照有关方案，在2030年前，我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将延迟到65岁。
何平是否代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的意见，众说纷纭，有说是“专家个人观点”，不必太当真。但这样的专家意见不止一处在讲，央视新闻频道周末也请一位“专家”出来解释了一番，这位专家说的比较直白，一句话——钱不够用了。据“专家”论证，说“全球化”如此，据“专家”说，国际上通常把应对“老龄化”的养老保险政策的调整分为3个因素，一是提高缴费水平；二是降低支付水平；三是推后退休时间，在中国，前两个因素的调整基本没有空间了，草民理解，一是中国劳动者的收入低，“油水”不大了，老板也极为反感为劳动者增加缴费，二是中国绝大多数领取养老金的劳动者，收入实在可以用“羞涩”来形容，再降低就没有天理了。所以，只好在劳动者的劳动时限的拖后上想办法了。
《羊城晚报》还请教了一位“洋专家”，联合国国际老龄研究所所长约瑟夫•特鲁伊斯表示，延迟退休年龄是正确的做法，让年长的人工作并不会抢走年轻人的饭碗。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中国也将可能出现劳动力缺乏，建议中国提高出生率。“现在不少西方国家都把退休年龄延迟至65岁，甚至70岁，这也是中国政府应该做的。”。草民觉得，如果这位洋专家能够为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规划出”合适的工作岗位，比如，中国的著名专家们的退休年龄可以延迟到70岁，也未尝不可，但是专家、精英毕竟是少数，他们工作到90岁也无妨。
但老百姓看来是急眼了，据《新京报》说，网络上有9成网民表示反对。因为这个“正在酝酿”的“政策”，引起了最广大中低收入阶层、乃至于小白领们的极大担忧和质疑，骂声一片。
其实，这其中感觉到威胁比较急迫的，应该是城镇就业人口，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他们尚还未有奢望“社保金养老”的理由，前几年深圳推行过农民工参保，但一到年底，农民工就纷纷退保，现实摆在这里，哪一个农民工也不可能保证自己能够在深圳或者任何地方连续缴纳保费数十年，饭碗还朝不保夕呢，转移他乡，统筹的部分又带不走，不如一退了之。
最感愤怒的，应当是90年代初开始的“减员增效”、“企业转制”而被推向社会的、“买断工龄”的，下岗失业的40、50人员，“砸三铁”将其进路、退路一并砸断，在“自谋生路”的同时，还要继续缴交社保费，求得55岁、60岁之后能够有一点微薄的收入糊口，谁知道专家们、“有关部门”们一“酝酿”，就生生将其缴费年限再延长5~10年，这几乎等于逼入绝境。当初，赶他们出企业的理由是“人多为患”，企业“负担重”，现在将他们以年龄门槛挡在退休金领取队列之外的理由之一，却是“劳动力会短缺”，岂不荒唐。还有“由于未形成养老保险转制成本支付机制，导致企业社会保险费率过高，养老保险金缺口巨大。”，企业不是绝大部分“转制”到资本家手里了，在“转制”的时候把绝大部分40、50人员“买断”，自行缴费去了么，怎么企业的负担又不堪起来了呢。
最感到忧虑的，当然还有目前的非公务员的小白领们，哪怕是收入颇高的外企雇员，谁也不敢保证自己能够“一帆风顺”做到“法定退休年龄”即领养老金的年龄，经济一有风吹草动，资本家、伪国有经营者最先举起的就是“裁员”这把大刀，再看看招聘会的流行词“30岁以下，有经验者可放宽到35岁”，差了不是一点半点呢，那其余30年、35年的缴费之路，还要在高房价、高医疗费、高教育费的重压下前行，能不急眼么。
当然，有人会想，难道在高楼、大院里面“酝酿”着、“论证”着、“决定”着的“所长”们、“员”们、“X长”们会如此不谙社情，搞出这么些民怨不已的“思路”来，草民想想，没准这批“酝酿”着、“论证”着、“决定”着的“所长”们、“员”们、“X长”们还真不知道个中苦楚呢。
草民想起一件事儿，有次坐飞机，旁边是某省来京培训返回的两个年轻人，旅伴之间寒暄起来，海阔天空，然后谈到各自的工作，俩小伙子自称是省会城市社保局的公务员，草民就社保费的缴纳水平有些不解地讨教那二位，草民举例说草民听原单位的职工说，他们的工资自1996年转制以来，十一年一分钱未动，但实际到手的钱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减少，因为社保的缴费水平在逐年提高，而社保缴费水平的提高，是因为劳动、社保部门公布的当地年平均工资的“不断增长”，这种荒唐的局面是怎么来的。
公务员笑曰：您有所不知，统计工资水平的同事说，参加统计所筛选的样本单位，有公务员、效益好的事业单位、移动、电信、电力、航空公司等效益好的大型企业，这样出来的数据，当然跟您所说的有很大差距，说实话，这样的统计手法，我们自己也犯嘀咕，有代表性吗？（草民当时感叹，遇到个年轻气盛、有良知的了）。
公务员苦笑着补充了一句：您更不知道的还有，至少在我所知道的范围内，机关公务员个人是不缴纳社保金的。草民后来到网上一查，果然一些考上公务员的人在发问，说考上后不用缴纳社保金了，原先在公司单位缴纳的“怎么办”。看来这不是XX省独有，而是普遍现象。
那么，草民就觉得更为奇特了，一些与最广大的劳动人群退休养老金制度无利益关联的“所长”、“员”、“X长”们，却在“酝酿”、“论证”、“决定”着与别人的利益生死攸关的制度，当然，即便退休年龄推后了，与这些并不缴纳社保金的“所长”、“员”、“X长”们也无关痛痒，其一，他们的收入绝不会受到影响。反而会一年年更加滋润，君不见说是为了“防止无房公务员腐败”，某省的公务员的住房“补贴”又涨了一倍；其二，退休后，与缴纳社保金的人群比起来，不缴纳社保金的“所长”、“员”、“X长”们的收入，是前者的几倍。可以说，退休制度怎么改，“所长”、“员”、“X长”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如果推而广之，一些贤达们嘴中所痛恨的“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需要“改革”的时候，“改革代价”最终落实到头上的，却不是这些提出所谓“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的贤达们，难道“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都是那些手无寸权的劳动者带来的？
如果“酝酿”、“论证”、“决定”退休年龄推迟到65岁的人自身没有利益损失的话，这个“酝酿”、“论证”、“决定”真是岂有此理。要么就把极为不合理的“二元化退休制度”改为“一元化”，免得有些人不知道别人的痛痒。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