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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全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安全威胁不确定性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由“基于威胁”建设转向“基于能力”建设，似乎成了世界各国军队建设普遍坚持的原则。这 种能力包括战争行动能力，即打赢战争的能力；也包括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即完成其他军事任务的能力，但核心是体现战争发展趋势、能有效应对战争威胁的作战 能力。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前国防部长鲍威尔，曾把对外使用武力区分为：战争行动和非战争军事行动。随后，欧、日也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不过，美军对非 战争军事行动定义的内涵外延很模糊。其中包含全面打击恐怖主义、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海外维和、灾难救助等，也包含类似上世纪80年代美军空袭利比 亚那样的“外科手术打击”、“定点清除作战”。其目的不过是要以非战争军事行动为幌子，掩盖推行霸权主义行径的侵略面目。
在这一模糊的概念下，有些国家借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实际是提升战争行动能力。比如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转型，就存在这样的倾向。德国以建立轻装、机 动、快速反应的国际干预军事力量为牵引，重点发展模块化的联合部队，研制和购买侦察卫星、通信卫星、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适于海外行动和持久作战的 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系统，其信息化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日本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打着发展海外维和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旗号，建造大型直升机、 驱逐舰，引进第四代战机、加油机、远程运输机，其远洋联合进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不仅能维护所谓“一千里海上生命线”，而且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慑态 势。
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坚持把发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作战能力作为军事能力建设的核心，只是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视为作战能力的延伸和拓展。美军强调通过一 定的机制和专项训练，将部分作战能力转化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而不是在作战能力之外另起炉灶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更不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来 冲击或取代作战能力建设的核心地位。其实，美军在2006年版《联合作战纲要》中，已经不再使用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美国国防部新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 提出了10种军事能力需求构想，包括情报、监视、侦察和太空能力，联合指挥与控制能力，联合地面行动能力，联合空中行动能力，联合海上行动能力，联合机动 能力，特种作战能力，灵活威慑能力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以网络为中心的行动能力。美军的这一军事能力需求体系，基本指向就是发展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 作战能力，谋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力的绝对优势。
（后文略）
在这一模糊的概念下，有些国家借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实际是提升战争行动能力。比如日本和德国的军事转型，就存在这样的倾向。德国以建立轻装、机 动、快速反应的国际干预军事力量为牵引，重点发展模块化的联合部队，研制和购买侦察卫星、通信卫星、无人机、精确制导武器，以及适于海外行动和持久作战的 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系统，其信息化条件下的整体作战能力大为增强。日本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打着发展海外维和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的旗号，建造大型直升机、 驱逐舰，引进第四代战机、加油机、远程运输机，其远洋联合进攻作战能力大幅提高，不仅能维护所谓“一千里海上生命线”，而且能对周边国家形成军事威慑态 势。
美国等西方国家始终坚持把发展打赢信息化战争的作战能力作为军事能力建设的核心，只是把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视为作战能力的延伸和拓展。美军强调通过一 定的机制和专项训练，将部分作战能力转化为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而不是在作战能力之外另起炉灶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更不是以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来 冲击或取代作战能力建设的核心地位。其实，美军在2006年版《联合作战纲要》中，已经不再使用非战争军事行动概念。美国国防部新版《四年防务审查报告》 提出了10种军事能力需求构想，包括情报、监视、侦察和太空能力，联合指挥与控制能力，联合地面行动能力，联合空中行动能力，联合海上行动能力，联合机动 能力，特种作战能力，灵活威慑能力对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以网络为中心的行动能力。美军的这一军事能力需求体系，基本指向就是发展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 作战能力，谋求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化联合作战能力的绝对优势。
（后文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