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务院2009年放假通知,看什么是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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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务院2009年放假通知,看什么是科学管理

最近(2008年12月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该通知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明确了2009年各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周末)的具体调整和安排。

近几年,国务院每年都发布一个类似的通知。随后,有的省、市、自治区政府还要发布相应的通知,大意是:“根据国务院《关于2009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为便于各地区、各部门及早安排节假日旅游、交通运输、生产经营等有关工作,现将我省(市、自治区)2009年元旦放假调休日期安排如下”;然后,第三级的政府还要发布类似的通知;如法炮制… …

发布该通知,似乎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工作,有计划、有条理。并且从中可以发现,我们的政府工作非常细致,管理精神也算兢兢业业。大家都认可这个通知,没有人提出质疑。

然而,从科学管理的角度看,发布这样的通知是完全不必要的,甚至是捣乱、是瞎折腾,是科学管理的大敌。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现成的法规:《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为什么还要对每年的节假日安排进行另行通知呢?很多人会说:节假日落在星期几,每年都不一样,为了调整周末的提前和推后,使它们能衔接,当然每年需要一个明确通知。这个说法似乎有道理,但是,一个节假日落在星期几,其可能性是有限的(一般也就七种可能。如果考虑国庆和中秋可能靠得很近,二者综合的可能性也就十几种),所以,各种情况是可以完全列举的。如果关于节假日的法规(包括其附件、或说明)里没有规定,那只能说这个法规不完备,可操作性差。

节假日的安排是规定人们不上班的时间的,而现代生活中,有太多、太多的服务和社会保障是与人们上班和不上班有关的;并且,这种相关性很多是由高度自动化的系统来控制的。所以,日期的设定,对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例如:

一个办公楼的冬季供暖系统,为了节省能源,平常是设定为22℃;而节假日和周末是18℃;

一个办公楼的保安系统,平常是把大门打开的;而节假日和周末是锁住的,如果需要进入,则需要刷卡、或密码;

从大的方面看,影响就更多了 – 城市公交系统、学校、电力、交通、国防、… …

而以上方方面面,很多是由计算机自动控制的。如果节假日的安排不确定,国务院每发一个通知,计算机程序就得改一次。耗费的人力、物力不说,而每改一次,就可能产生一次混乱。这不是捣乱是什么?这怎么能“不折腾”?这哪里还有科学管理的思维?

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世纪末的计算机“千年虫”问题。当时耗费全球多大人力和物力去应对这个非常的日期变更!但,那是不得以而为之,在计算机发展初期,人们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后来,北美(美国和加拿大)决定从2007年开始,对其夏令时延长四周。这也使得各个行业都得改动计算机系统的设置。但,这也是几十年才发生一次。

现在,我们却要每年通知一次节假日的日期安排!

如果对一件事(或工程、项目等等)的管理是有弹性的,需要每年(或每届政府、不同的领导)另行通知、重新审核,并加入人为的因素,就不仅增加了我们政府管理的工作量,还使得管理结果产生不确定性;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灵活性增大了管理者的权力,给腐败提供了空间和可能性。

那么,什么是“科学管理”呢?我们不用探讨其定义,但它应该具有两个最基本的特征:

第一, 管理方法和手段是规范、明确的;管理结果是可预测的。就节假日安排而言,一旦法规得到制定,在下一次更改之前,每年的安排都是可以推算的,不需要另行通知。

第二, 不是因人而异的。就节假日安排而言,不能因为不同的人、不同的标准,每年发一个不同的通知。

节假日的安排,本来是一件简单的事,又是一件影响非常广泛的大事,如果每年都发一个通知(人工干预),不仅不科学,而且非常不严肃。

推而广之,审批一个项目,是不是要加入更多的人工干预呢?能不能尽量规范化、自动化呢?

这,说起来就话长了。以后“老华侨”我将另文谈谈管理的规范化和自动化问题。按照所谓的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国家(或地区)多得很,但其中很多并不清廉。科学管理(尤其是管理的规范化和自动化)是保证政府清廉的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超过民主监督。
 
有一条似乎是不相干的新闻:
2009年元月6日,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希望日方不要曲解中日双方达成的东海问题原则共识。
秦刚是在回答记者有关所谓中方“单方面”开发“天外天”油气田的问题时作上述表示的。
秦刚4日已经就此问题阐述了中方立场。他说,“天外天”等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管辖海域,中方对有关油气田进行开发活动是行使中方固有的主权权利。中日双方原则共识中提到的有待就共同开发继续磋商的“其他海域”,不包括无争议的中方海域,不存在中日双方就上述海域油气田进行共同开发的问题。


从这条新闻看,日本显然是故意“曲解”中日双方的“原则共识”。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共识”也确实有不严谨的地方:对有待就共同开发的“其他海域”要继续磋商。
按照“常理”、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艺术思维,这个“其他海域”当然是指中日之间有争议的海域,当然不包括中国管辖海域内的“天外天”,更不中国的内海,也不包括塔里木。但是,如果是科学思维,这个“其他海域”是不严谨的,就给人们留下了灵活发挥的空间。
在外交管理上,就这么不严谨,就可以想象我们平常的政府管理工作了。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给管理留下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因而就人为地增加了管理工作的弹性。科学管理似乎比较死板,但它减少了犯错误的可能性;它似乎不是最有效,但它可以保证普遍的有效。
在我们中国人的菜谱里,经常出现“加盐少许,加酱油适量”等字眼。“少许”和“适量”都不是定量的,它的好处是给不同的烹饪者留下发挥的空间,不同人做出不同风味的菜肴来。但如果用现代西方的科学思维,我们应该精确到“克”和“毫升”。这就是科学和艺术的区别。
科学的方法,可以保证人人都规范地操作;而艺术,则需要艺术家了。而艺术家,又人人不同。
至于外交文件,那就更需要慎密的科学思维、和严谨的科学描述了!
 
又是一条似乎是不相干的新闻:
《航天通信前董事长贪污受贿2500万被判无期徒刑》:http://bbs.comefromchina.com/forum164/thread657011.html

按说,作为一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尤其是一位中国航天通信集团公司的董事长,不能说没有社会监督。但为什么还会有如此资金巨大的犯罪呢?

这条新闻中,多次使用“利用职务便利”一词。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大、如此多的“利用职务便利”呢?这就是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漏洞了。这些漏洞又从哪里来呢?这自然就让人想到我们管理工作的科学性、规范化、程序化、自动化的情况如何了。
不管是“股票过户”也好、“侵吞公款”也好、“挪用公款”也好、还是拿公款“请客送礼”也好,这些都是要通过公司财务的。如果有一个健全的、规范化的、高度自动化的财务系统,这一系列犯罪就很难实现。如果强行要财务系统通过,该系统也会出现错误警告。年度检查、或审计就会很容易发现。不至于“案发后,国资委纪委”如何、如何。

可见,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给管理留下许多不确定的地方,因而给职务犯罪留下很多空间。

不错,在一些相对清廉的、科学管理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有职务犯罪,但是:
第一、数量上要小的多;
第二、发现也要更加及时;
第三、犯罪的难度要大大增加。
 
如果说前两则新闻是间接相关的,那么,这一条报道中的问题就是粗放管理的直接反映了:

“人民网”:《“黄牛”自揭春运火车票截流黑幕》: http://society.people.com.cn/GB/41158/3153439.html

又是春运,又是火车票难求,自然又是“黄牛党”倒票盛行。几十年如一日!

如今,我们铁道部系统的信息化、计算机网络化已经是今非昔比了。各个售票点都是计算机出票。这就要问了:

为什么不把旅客的名字打印在车票上,上车时除出示车票外,还一并出示身份证?
为什么不????

如果说科学管理(在这里,就是规范化管理、程序化管理、自动化管理)不是追求效率的永远最大化,而是追求普遍有效。在个别地方,可能不是效率最大化,但在车票实名制上,确是效率最大化的。

首先,现有计算机网络已经形成,不用增加任何额外投资。
其次,反正车票是打印的,打印个姓名就是同时的事。
第三,反正上车要出示车票,一并出示身份证也不算额外的手续。
第四,“黄牛党”倒票就不攻自破了。
第五,因为不会有大量车票被窝在倒票者手中,就大大提高了车票的利用率。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减少了犯罪,不仅是“黄牛党”的犯罪,还有铁道系统内部的职务犯罪。

这种百利而无一害的事,为什么就不做呢?只能是两种情况:
一、没这个意识。粗放的管理思想、人文的管理思想、非科学的态度和思维,几千年来,一直贯穿在我们的大脑中。你看,人们在分析“黄牛党”时,还是在说“供需不平衡”、“加大打击力度”!
二、不愿意。如果杜绝了票贩子,肯定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尤其是铁道系统内部的利益。
 
请看铁道部的辩解:
http://bbs.comefromchina.com/forum164/thread657815.html

一位"铁道部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居然会说出这样不合逻辑的话!

第一,连小学算数也不会了。
如果2000名旅客同时上车,那肯定是大站,而且是始发站。对于始发的大站来说,一般会有两个候车(检票)通道,每个通道有两个检票队列,共4个队列。每个队列500人。就按照他说的“我们每检查一个身份证就算2秒钟”,那也只是多了1000秒,即16.7分钟。怎么会是增加了1小时呢!

第二,基本逻辑分析都没有,就按照自己的思路随便说话。
他说:“如果我们对每个旅客实行买票、验票都要看身份证的话...”。旅客在买票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身份证。因为,两个环节,只要验一个关节就可以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在售票处有显著标语(或广播):“旅客在购票时,必须告知您的真实姓名。当您上车验票时,是要核对身份证的。”
车票上的姓名,甚至都不用准确书写,更不用给出身份证号码。火车票“实名制”的主要目的,是打击票贩子,而不是反恐。
另外,如果实行了实名制,旅客购票的日期可以大大提前,甚至提前半年就可以购票。这不仅分散了集中售票,还提高了旅客和铁路双方的计划性。

第三,把自己的混乱逻辑,强加于人。
他说:“实行实名制以后,丝毫不能增加运能”。请问,有谁指望靠实名制,来增加运能了?至于“丝毫”运能的增加,反而是有可能的。因为票贩子手中,很可能会窝住一些票。
他还说:“最终要想解决‘一票难求’的情况,就是要用最快的时间,加快铁路网络建设,旅客出行就很容易买到票”。这听起来是对的,但我们不可能按照春运的客流量,来建设铁路的运力。否则,平日的铁路系统就会有极大浪费。要说“缓解运力紧张”,是对的;要“最终解决”,那是不可能的。永远都会有客流高峰。

第四,他说的那些条件,永远不可能具备。
他说的那些条件:卖票、检票时间,人流等,永远都会发生的,要等这些条件“具备”,那就永远不可能了。
他避而不谈任何硬件和技术条件。其实,技术条件是早已具备的。(见上文分析)
所以,对他的评价是:要么是糊涂、要么是借口!

这,就是我们的铁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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