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左营人士讨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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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中的人口规律与社会治乱
人文纵横（6月30日）
内容提要
从历史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的关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表征。而人口的数量规模又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历史中动乱、变革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1.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人口最高数量仅为六千万
今日中国是世界居第一位的人口大国。
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秦汉时代即已初步确定今日中国领土的基本轮廓；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中国今日的人口数量规模，却不是从那时起即已形成。在周秦至明清之际3000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曾长期摆动在仅为1000万与6000万之间。
18世纪中期即盛清乾隆时代，中国人口数量突然猛增到1亿以上。而在其后至今不过200多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竟暴增了10余倍，从而达到今日近13亿惊人规模。
我近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察中国历史中的人口兴衰历程，观察到某些重要的规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的关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表征。而人口的数量规模又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节奏和脉络，表明其背后隐埋着深刻的历史规律。2.人口增减与社会治乱相关
史料中的统计资料不完备，个别年代的人口数值只能作出推测。但基本的规模轮廓是可靠的。
（1）在清中叶以前，中国人口规模具有一个恒定的高峰值，即5000－6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元、明及清初。
（2）中国历史中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伴随人口之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时期。
例如，西汉平帝是人口最高峰时期，这也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
东汉桓帝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
此外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盛清之乾隆时代。
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反映着客观规律的存在。从历史看，历史上每当濒临动乱前夜，社会人口必剧增而达到高峰；而每在大战乱时期以后，则人口必得到锐减。
因之，历史上人口数量激增、降落的周期性运动，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3）对以上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简要解释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一种社会制度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似乎具有一种常量（在清代以前这个常量的极限是6000万人口）。突破了这个规模和常量，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在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可耕田地），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因此，如从这一意义上观察，历史中动乱、变革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即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变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4）我们还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中两个最长的大动乱时期，东汉末三国时期以及东晋南北朝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前者在100多年间使中国人口减少了80％，后者在30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30％。
3.人均耕地递减的历史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耕地则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以下是若干主要历史时期人均耕地的占有量：
西汉68.66亩东汉13.87亩
西晋约50亩（男70亩、女30亩，平均即50亩）
隋42.25亩唐27亩宋13.83亩明11.55亩清2.37亩
可以看到，自西晋以来，人均耕地数值基本呈现递减的趋势，但考虑到进入清代以前，中国人口的最大规模始终只是5000万－6000万，那么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不断缩小，应反映了中国国土生态环境在历史中呈现恶化，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导致可耕地的规模扩大；相反，其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口的增速。
在清代，中国人口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人均耕地量则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一事实表明，在清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已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因而方能够以历史上最少的人均耕地量，支撑一个历史上最庞大，而且一直不断增加着的人口数量规模。
4.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社会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胎只生一子的条件下）。
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代而倍增的规律的确存在。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已有人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政治学家韩非就曾指出：人有5子，子有5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25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就是说，人口的自然增长律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变乱。
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自清乾隆6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大体一直以每隔25－45年（一代人）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即时性的升降摆荡波幅；但由于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以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
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8世纪末1亿人左右递增到20世纪中叶（1949）的4－6亿人，又在20世纪之末再倍增到目前的12－13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全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与此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速率差不多。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50年间，世界总人口又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60亿人。5.目前我国已经到达人口过
度增长的警戒线
以上对于中国历史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只具历史学的意义。如果本文的讨论无大误的话，那么可以预测：假定未来40－50年内的世界局势，将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大规模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21世纪的中下期，中国人口规模将由目前的12－13亿，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0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对于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这将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遭遇过的殊难想象的一种情况！
以上的研究已经指出，一个社会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同样，地球和社会对人口增长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历史启示我们，并且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未来对于人类将是非常危险的！而就我国来说，我个人认为：
（1）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从历史经验看，这也意味着社会形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实际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2）在规划和预测未来30－50年的社会发展远景时，必须要把上述关于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及人口系数与社会安全系数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的规律考虑进去。
（3）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国家有必要更加强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以控制人口隔代倍增这一自然增长规律的作用。
（4）考虑到人口规模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在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时，必须高度关注社会重要资源分配和配置的公正性。
（5）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人文纵横（6月30日）
内容提要
从历史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的关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表征。而人口的数量规模又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历史中动乱、变革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1.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人口最高数量仅为六千万
今日中国是世界居第一位的人口大国。
从中国的政治地理疆域看，秦汉时代即已初步确定今日中国领土的基本轮廓；但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中国今日的人口数量规模，却不是从那时起即已形成。在周秦至明清之际3000余年的历史上，中国人口数量曾长期摆动在仅为1000万与6000万之间。
18世纪中期即盛清乾隆时代，中国人口数量突然猛增到1亿以上。而在其后至今不过200多年间，中国人口数量竟暴增了10余倍，从而达到今日近13亿惊人规模。
我近期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考察中国历史中的人口兴衰历程，观察到某些重要的规律。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历史看，人口数量的增长往往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同步的关系，似乎是经济发展的表征。而人口的数量规模又与社会的治乱，具有极其深刻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反复重复着这一节奏和脉络，表明其背后隐埋着深刻的历史规律。2.人口增减与社会治乱相关
史料中的统计资料不完备，个别年代的人口数值只能作出推测。但基本的规模轮廓是可靠的。
（1）在清中叶以前，中国人口规模具有一个恒定的高峰值，即5000－6000万人。历史上达到了这一规模的时期为：西汉后期、东汉后期、隋初、盛唐、元、明及清初。
（2）中国历史中人口曲线的各个高峰点，常常与那一时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时期相伴随。伴随人口之高峰期往往也是社会、历史将发生大转折、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前夜时期。
例如，西汉平帝是人口最高峰时期，这也是王莽篡政及绿林、赤眉起义的前夜。
东汉桓帝是人口高峰期也是爆发黄巾起义、发生汉末大变乱的前夜。
此外如西晋之太康年代，隋之大业年代，盛唐之开元、天宝年代，北宋之大观年代，以及盛清之乾隆时代。
历史现象的重复发生，反映着客观规律的存在。从历史看，历史上每当濒临动乱前夜，社会人口必剧增而达到高峰；而每在大战乱时期以后，则人口必得到锐减。
因之，历史上人口数量激增、降落的周期性运动，与社会经济、政治之繁荣、衰落、动乱的周期性变动，具有近乎同步的关系。
（3）对以上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简要解释是：在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技术条件下，一种社会制度所能负荷的人口规模似乎具有一种常量（在清代以前这个常量的极限是6000万人口）。突破了这个规模和常量，社会资源分配即陷于失调（在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可耕田地），这种重要社会资源的分配失调最终必会导致社会变乱。
因此，如从这一意义上观察，历史中动乱、变革局面的周期性爆发即是具有必然性的。这种变乱，可以看作是历史对于社会经济关系及各种制度的一种自动调节方式，也是对于人口规模和社会资源分配的自动调节机制。
（4）我们还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中两个最长的大动乱时期，东汉末三国时期以及东晋南北朝时期，持续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规模绝灭是极其残酷的。前者在100多年间使中国人口减少了80％，后者在300年间使人口减少了30％。
3.人均耕地递减的历史趋势
在中国历史上，耕地则是最重要的经济资源。
以下是若干主要历史时期人均耕地的占有量：
西汉68.66亩东汉13.87亩
西晋约50亩（男70亩、女30亩，平均即50亩）
隋42.25亩唐27亩宋13.83亩明11.55亩清2.37亩
可以看到，自西晋以来，人均耕地数值基本呈现递减的趋势，但考虑到进入清代以前，中国人口的最大规模始终只是5000万－6000万，那么人均耕地占有量的不断缩小，应反映了中国国土生态环境在历史中呈现恶化，生产力的发展并不导致可耕地的规模扩大；相反，其增长速度远低于人口的增速。
在清代，中国人口达到历史的高峰，而人均耕地量则下降到历史的最低点。这一事实表明，在清代，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已获得了突破性的进步；因而方能够以历史上最少的人均耕地量，支撑一个历史上最庞大，而且一直不断增加着的人口数量规模。
4.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社会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胎只生一子的条件下）。
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代而倍增的规律的确存在。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已有人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政治学家韩非就曾指出：人有5子，子有5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25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就是说，人口的自然增长律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变乱。
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自清乾隆6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大体一直以每隔25－45年（一代人）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即时性的升降摆荡波幅；但由于人口基数已极为庞大，即使以千万人计的人口减少也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
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8世纪末1亿人左右递增到20世纪中叶（1949）的4－6亿人，又在20世纪之末再倍增到目前的12－13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
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全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与此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速率差不多。
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50年间，世界总人口又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60亿人。5.目前我国已经到达人口过
度增长的警戒线
以上对于中国历史人口发展问题的研究，不仅只具历史学的意义。如果本文的讨论无大误的话，那么可以预测：假定未来40－50年内的世界局势，将继续像过去的50年间那样，在无大规模世界性战争的相对稳定状态中发展，则到21世纪的中下期，中国人口规模将由目前的12－13亿，倍增到25亿左右；而世界人口规模则将倍增到100－120亿。这种人口规模对于全球资源、环境生态和经济、政治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是巨大的。这将是一种在人类历史中从未遭遇过的殊难想象的一种情况！
以上的研究已经指出，一个社会体制对人口增长的容纳力是有限度的。同样，地球和社会对人口增长的承受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历史启示我们，并且也是在警示我们―――我们已经接近了人口增长的警戒线，未来对于人类将是非常危险的！而就我国来说，我个人认为：
（1）我国人口目前已达到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从历史经验看，这也意味着社会形势进入了高风险时期。实际上，当前中国所面临的大量严峻社会问题，均与人口的巨大压力有关。
（2）在规划和预测未来30－50年的社会发展远景时，必须要把上述关于人口隔代倍增的规律及人口系数与社会安全系数在一定条件下成反比例的规律考虑进去。
（3）从宏观政策的角度，国家有必要更加强化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力度，以控制人口隔代倍增这一自然增长规律的作用。
（4）考虑到人口规模与社会安全的关系，在设计国家未来发展时，必须高度关注社会重要资源分配和配置的公正性。
（5）考虑到中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远快于国内可利用资源开发的增长速度，可以设想，回归内向自守的经济体制是无出路的。我国国民经济的根本出路在于，必须成为能突破国际遏制，外向型的即具有吸纳外部资源能力的开放型经济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