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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如果有一套自己的管理模式供世界借鉴，正说明了中国开始真的走向世界大国了。
所谓世界大国者，不仅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最重要的是手里面有一杆非同于美国的别样旗帜可以供别国效法。
民主教徒们拖鼻涕的嚎啕，正是中国的骄傲。
——————————————————————————
北京向外输出反民主制度
送交者: 云儿
自由之家、自由欧洲、自由亚洲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Undermining Democracy——21 Century Authoritarians》, 报告的中国部分题为《中国：具有韧性的、老练的威权主义》，以下是其中关于国际影响的一节。
===============
国际影响
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事实上，由于其迷人的攻势，中国留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印象要比其他大国积极，即使是在北美和欧洲讨论人权和贸易纠纷时的形象。这种迷人的攻势被看作是中国“软实力”的部分表现许多中国学者和领导人对“软实力”的看法超出了这一概念的创始人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奈把软实力看作国家价值观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定义涵盖了除外交和军事的一切领域，包括了奈认为是强制性的手段，如援助和投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党的其他官员已经清楚拥抱了软实力这一理念。这也成了他们论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时所用的核心话语。尽管仅仅5年前中国官员和学者还坚决否认中国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但现在，他们推翻了以前的态度，已经开始后利用针对外国官员的培训项目来推销中国的发展模式。
在讨论软实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侧重于培训项目、有效的传统外交、孔子学院等新兴的公共外交手段以及对非洲、中亚和南亚极具吸引力的中国经济范例。然而长期来看，中国领导人需要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中的吸引力。此外，他们也需要扩大或调整其软实力的能动性，以在欧洲等世界发达地区产生吸引力，与在美国相比，中国能在欧洲得到更有利的反馈。
中共领导层追求软实力的理由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外交领域越发自信和老练。当今一代的官员清楚地认识到，北京当局必须积极地培育与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不断加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使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伊拉克战争的一系列事件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为正在崛起的强权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阿富汗战争和伊拉核战争彰显了美军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说明中国共产党选择硬实力的效用是有限的。
最后，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需求挑战，随着俄罗斯等创造了高增长率的威权国家，随着既有民主国家的经济过去五年间反复受到冲击，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开始考虑其发展模式——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事业之间策略性的折中——现实中可以在客观上成为优于自由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的合乎逻辑且可输出体制的可能性。为了表明并推广这一观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篡改并应用民主这一概念。就像普京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将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称为“指导民主”（“guided democracy”）一样，中国共产党扭曲了关于民主的共识并抽走了民主的传统价值。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智库和媒体不断指出，肯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已警告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比并不合适。
中国的软实力工具和战略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全球的对外拓展（global outreach）都围绕在一个核心哲学上。不管在声明还是讲话里，中国领导人都阐明了一种双赢关系原则，鼓励拉美，非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形成互惠互利的安排。双赢关系也关注不干涉原则，这对于开发中国家的领袖而言是尤其有价值的，这些领袖都目睹了殖民势力和冷战中的对抗双方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做的干预动作。
中共领导人扩展双赢理念到了一系列其他的领域上，声称要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并把中国描绘成在联合国捍卫不干涉原则的国家。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双赢哲学是与西方的被北京当局描绘成推给发展中国家一个单一形式“民主议程”做法来做对比的。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则积极提升其外交使团并利用高层交往这种传统外交手法来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中国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中国政府也已开始创立自己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如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它能用来对付促进民主的努力。许多外国领导人已接纳了中国努力争取国际领导权的作为。“他们国家是一个转型的榜样，”这是马达加斯加总统马克•拉瓦卢马纳纳（Marc Ravalomanana）2007年5月非洲开发银行在上海举行会晤期间对中方官员说的话。 “我们在非洲必须学习你们的成功之道。”
中共似乎也体认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公众诉求和促进民间交流的机制。这与过去的做法相比是个关键性的变化，旧做法的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外国领导人的关系。北京当局已经建立起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China Association of Youth Volunteers），一个类似于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计划，旨在使青少年到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去进行农业和语言项目。它还推出了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项目，以支持在全球各大学里进行中文以及文化方面的学习。它越来越多地提供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学进行中文教育的经费，在这些学校语言学习中获得成功的学生往往会获得到中国大学学习的奖学金。
针对外国舆论领袖的培训计划也同样变成了显著的软实力工具。中国政府已开始为来自中亚、非洲，东南亚这些其他区域内的媒体工作者、执法人员组织培训计划。这些项目的部分是旨在向人们展示中国经济战略的成功之处，这种所谓的成功涉及到了部分的自由化，对某些产业的保护，以及保持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
发展援助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具。在其他一些援助国表达了对人权的关注之后，中国已经证明它特别愿意加强对如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这类国家的援助。它还极大地提高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及贸易，而那种投资往往是由优惠贷款所支持。在发言中，中共领导人表明，北京当局将是一个比既有民主国家更公平的贸易伙伴，将会帮助贫穷国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使他们自身能发展和富裕起来。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试图强调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贸易伙伴的作用，以争取其他优惠，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所拥有的庞大外汇储备，在掌控和打击经济下滑上将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些通过削弱其他国家而获得的进展却由于工业化国家民众的情绪而复杂化了，那些国家的民众经常因为国内就业职位的损失而责怪中国。
中国外交伙伴的范围以及中国的对外拓展如何威胁到了民主
中共的软实力工具对于中国各式各样的国际合作伙伴来讲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区分与北京当局有外交关系的政府类型并检视这些关系如何危及到了民主是重要的事情。一方面，那样的国际合作伙伴中有着一群残酷政权的存在，包括了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北韩，和津巴布韦，其领导人正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里寻求财政援助和保护。软实力的其他工具则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无关，他们在向中国寻求经济改革方面进行学习兴趣不大。另一方面，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在接受中国软实力的所有元素上又有着一个分化。他们正在寻求与中国开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并且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吸引力可以扩大到公众层面。这种关系相比与一个独裁者或统治集团单纯的联盟关系要来得更有实质意义。
当北京当局最初开始构建其软实力战略时，在程度上并没有如同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制定的战略那样直接威胁到全球民主化，开始的时候这个软实力战略是旨在把邻国从推动对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拉回来。然而，前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使中共产生了惊恐，而其他威权统治的大国的崛起让北京当局大胆的认为，也许存在着一个可转道的模式。此外，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国内构建起来了，并且整个民主推动运动面临到了全球性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共的战略目标，开始更具攻击性地针对推动民主的作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更新了其访宾培训计划更为欢欣鼓舞的去兜售中国模式，而在很多方面去贬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如今，许多这类项目都专门集中在中国案例的研究上，主题则覆盖了经济制度建设，地方治理，或是创设一种司法体系上。
培训项目往往涉及到这类讨论，即中共是如何设法开放其经济，使中产阶级站在政府这一边的，并避免类似俄国在转型期间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所经历的社会政治混乱。特别是，中国已经开始为邻国的警察，法官以及其他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做大规模的培训项目。由于互联网过 滤和管制一直是中共政权维系下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成这些事情方法上的训练也都提供给了一些外国官员。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关于过 滤和防火墙的信息和战略给缅甸，越南、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项努力的规模难以计算，但每年中国政府至少培训了1000名中亚国家的司法和警察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归类为是替反民主的事业进行工作的人员。从长远来看，北京当局将加强其对非洲国家官员的培训计划，争取达到每年7000至10000名学员的规模。中国更广泛的援助计划的范围也同样是无法量化的，但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目前是非洲最大的债主国。在2007年在上海的一次年会活动上，中国领导人宣布，他们将为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新融资。
在东南亚和中亚国家这个范围里中国的援助现在已经超过了民主捐助国所提供的援助。柬埔寨，是北京当局主要援助的受益国之一，北京当局与它之间的关系就提供了一个蛮有启发性的例子。中国政府是柬埔寨最大军事援助的供应国，其中大部分的援助都流到了被洪森首相（Prime Minister Hun Sen）当作政治武器来使用的反民主的安全部队手里。中国已向柬埔寨承诺了总额约6亿美金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目前只提供了5500万美元左右的年度援助给柬埔寨。缅甸的情况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中国政府现在是最大的援助供应国，而这些援助再一次又都用到了反民主活动上面。在过去5年以来北京当局已经提供了提供了两次2亿美元贷款给缅甸，这些“软性的”贷款通常是从不偿还的，基本上这样的贷款就相当于是提供给他们的赠款。而美国每年援助缅甸约1200万美元，主要是用于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和难民援助。
这些培训和援助关系，使得北京当局及其合作伙伴各国的政府在他们各自的国内问题上可以去相互提供援助。例如，针对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培训，已经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推动“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并且他们威胁到了区域稳定”这样的认识。这种过程在过去十年中已经见到了成效，因为好几个中亚国家已开始遣返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没有解释任何原因。与俄罗斯一样，北京当局也开始发展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其中的一些旨在模仿传统的民主推动团体。然而北京当局这类举动的目的不是要去建立民主制度，反而他们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建议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成为致力于反对民主化势力中的一员。
也许中国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其政府现在能够为缅甸，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这类国家的威权统治者提供更广泛的外交保护和支持。由北京当局所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制衡美国和欧洲在中亚影响力的国际性机构，在这一战略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论坛，去批评推动民主的作为，当中亚的独裁者镇压国内要求改革和民主变动时对其进行支持。
在联合国，北京当局已制衡了针对例如缅甸这种侵犯人权国家的国际压力，并且利用这样的时刻去改善了与（国际压力）涉及到的那些政权的双边关系。在2005年安及延市大屠杀（Andijon massacre）发生不久之后，美国和欧盟加大了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制裁，而中国政府则在北京招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层，并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了其获取乌兹别克斯坦自然资源的机会。当然这种模式倒也不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看到，在应对顽固的北韩政权上中国已积极的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合作。但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当局将北韩的不稳定视为对中国的一种直接威胁，而对于北韩的政策议程当然不会包括促进人权方面的举措。
对北京当局的挑战
中国的软实力的攻势长期来讲是否会获得成功目前还是不清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担心与北京当局之间的贸易关系的特性，因为这种贸易关系往往着重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开采上，那将会阻止他们攀登价值增值的阶梯。这种情绪在诸如赞比亚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身上得到了反映，他就利用反中国的情绪在2006年总统选举中寻求支持，虽然他竞选总统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事实就是大型的，有国有企业联系的中国能源和建筑公司习惯性的在海外工程中使用从中国招募来的中国工人，这使得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爱戴。
此外，当北京当局变得更为攻击性的推动其反民主的中国模式时，它也冒着成为它所批评的西方列强的镜像的风险，因为它也将“干涉”到别国的内政，而干涉的做法不是“西方列强”那种推动民主的做法而是去压制民主。虽然北京当局的不干涉誓言似乎受到了欢迎，发展中世界的一些领导人已开始迟疑，中国是否会信守这一原则。中国驻赞比亚的大使在2006年就警告说，如果选民选择的总统候选人是萨塔，那么北京当局可能与赞比亚切断外交关系。当与北京当局的蜜月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些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的公民团体将开始直率的说出更多事情。许多活动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援助会导致环境破坏，糟糕的劳动标准，以及猖獗的腐败现象，并使得巩固的民主出现倒退。不过如果北京当局被证明是足够灵活的，在发展中世界的领导人层级以及公众层级利用其软实力的话，它还是可能对既有的价值观、理念以及民主的模式发起严重的挑战。
我们的发现
中共当局已经建立了多方面的和日益老练的一系列政策去削弱民主发展。这些政策是全面的，包括了政治，司法，社会和媒体等领域。
中共已经故意引发以及形塑了中国民族主义，现在很多居民都对中共的威权发展模式感到骄傲。针对这个目的所做的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已经涉及到了对于教科书、电视纪录片、博物馆及其他传播其严重扭曲的中国历史版本等传播媒介的塑造。相关的努力是想要去引导公众的思维，民主这个词已被扭曲的面目全非，并从中剥离了它传统上所具有的那些价值。
虽然对于媒体管制的生硬手段——骚扰，恐吓和监禁，仍然在使用，中共当局还是制定了更细致的方法去掌握媒体内容以及诱导媒体进行自我审查。这些措施包括了审查方式的商业化，当局透过这些商业化的审查方式去有效的外包对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以及其他私人网路使用者的审查任务。该政权还以一项雄心勃勃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计划，提升了其海外宣传的做法来增强对于国内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施加的国际影响力在以多种方式进行展现。当今世界上有着一群残酷政权，包括了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北韩，和津巴布韦——其领导人所谋求的是从中国那里获得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里的财政援助和保护。另一个更多样化的国家群则是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接受了中国软实力的所有元素。他们正在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但是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吸引力，是可以由政治领导人层级扩大到公众层级的。这种关系相比与一个独裁者或统治集团的单纯联盟关系还要来得更有实质意义。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更加对中共的软实力计划在世界各地的运作加以警惕，特别是他们如何保护和促进了威权统治这方面。民主国家必须确保前往中国，中国邻邦，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外交官都更有能力了解这些软实力项目的目标和策略。在中国企业促进了威权主义的地方，民主国家的特使必须有对付他们的有效手段。这项工作不应只集中于中国以及中国项目上，也应该提醒东道国官员和公民社会民主的优点何在，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缺陷以及如果这种模式真正获得“成功”的话会带来怎样的危险。
中国：具有韧性的、老练的威权主义
http://69.65.19.160/~nodomain/xwh/10/3/71159.html
所谓世界大国者，不仅经济军事实力强大，最重要的是手里面有一杆非同于美国的别样旗帜可以供别国效法。
民主教徒们拖鼻涕的嚎啕，正是中国的骄傲。
——————————————————————————
北京向外输出反民主制度
送交者: 云儿
自由之家、自由欧洲、自由亚洲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Undermining Democracy——21 Century Authoritarians》, 报告的中国部分题为《中国：具有韧性的、老练的威权主义》，以下是其中关于国际影响的一节。
===============
国际影响
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外交和经济关系。事实上，由于其迷人的攻势，中国留给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印象要比其他大国积极，即使是在北美和欧洲讨论人权和贸易纠纷时的形象。这种迷人的攻势被看作是中国“软实力”的部分表现许多中国学者和领导人对“软实力”的看法超出了这一概念的创始人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观点。奈把软实力看作国家价值观的吸引力。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定义涵盖了除外交和军事的一切领域，包括了奈认为是强制性的手段，如援助和投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党的其他官员已经清楚拥抱了软实力这一理念。这也成了他们论述中国在世界上发挥作用时所用的核心话语。尽管仅仅5年前中国官员和学者还坚决否认中国会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但现在，他们推翻了以前的态度，已经开始后利用针对外国官员的培训项目来推销中国的发展模式。
在讨论软实力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侧重于培训项目、有效的传统外交、孔子学院等新兴的公共外交手段以及对非洲、中亚和南亚极具吸引力的中国经济范例。然而长期来看，中国领导人需要扩大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中的吸引力。此外，他们也需要扩大或调整其软实力的能动性，以在欧洲等世界发达地区产生吸引力，与在美国相比，中国能在欧洲得到更有利的反馈。
中共领导层追求软实力的理由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国在全球外交领域越发自信和老练。当今一代的官员清楚地认识到，北京当局必须积极地培育与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不断加强的经济、政治与安全问题上的相互依赖以及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已使它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从亚洲金融危机到伊拉克战争的一系列事件破坏了美国的国际形象，这为正在崛起的强权削弱美国及其盟国影响力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阿富汗战争和伊拉核战争彰显了美军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和技术，说明中国共产党选择硬实力的效用是有限的。
最后，随着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没有受到新兴中产阶级的民主需求挑战，随着俄罗斯等创造了高增长率的威权国家，随着既有民主国家的经济过去五年间反复受到冲击，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开始考虑其发展模式——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自由事业之间策略性的折中——现实中可以在客观上成为优于自由主义的民主资本主义（liberal democratic capitalism）的合乎逻辑且可输出体制的可能性。为了表明并推广这一观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开始以自己的方式篡改并应用民主这一概念。就像普京领导的克里姆林宫将俄罗斯的威权主义称为“指导民主”（“guided democracy”）一样，中国共产党扭曲了关于民主的共识并抽走了民主的传统价值。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官员、智库和媒体不断指出，肯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动乱已警告西方，自由主义的民主对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比并不合适。
中国的软实力工具和战略
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在全球的对外拓展（global outreach）都围绕在一个核心哲学上。不管在声明还是讲话里，中国领导人都阐明了一种双赢关系原则，鼓励拉美，非洲，亚洲和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形成互惠互利的安排。双赢关系也关注不干涉原则，这对于开发中国家的领袖而言是尤其有价值的，这些领袖都目睹了殖民势力和冷战中的对抗双方在过去几十年中所做的干预动作。
中共领导人扩展双赢理念到了一系列其他的领域上，声称要在全球贸易谈判中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并把中国描绘成在联合国捍卫不干涉原则的国家。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双赢哲学是与西方的被北京当局描绘成推给发展中国家一个单一形式“民主议程”做法来做对比的。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则积极提升其外交使团并利用高层交往这种传统外交手法来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中国是高度重视双边关系的，中国政府也已开始创立自己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如中亚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它能用来对付促进民主的努力。许多外国领导人已接纳了中国努力争取国际领导权的作为。“他们国家是一个转型的榜样，”这是马达加斯加总统马克•拉瓦卢马纳纳（Marc Ravalomanana）2007年5月非洲开发银行在上海举行会晤期间对中方官员说的话。 “我们在非洲必须学习你们的成功之道。”
中共似乎也体认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广泛的公众诉求和促进民间交流的机制。这与过去的做法相比是个关键性的变化，旧做法的重点主要是加强与外国领导人的关系。北京当局已经建立起了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China Association of Youth Volunteers），一个类似于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计划，旨在使青少年到埃塞俄比亚这样的国家去进行农业和语言项目。它还推出了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项目，以支持在全球各大学里进行中文以及文化方面的学习。它越来越多地提供柬埔寨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小学进行中文教育的经费，在这些学校语言学习中获得成功的学生往往会获得到中国大学学习的奖学金。
针对外国舆论领袖的培训计划也同样变成了显著的软实力工具。中国政府已开始为来自中亚、非洲，东南亚这些其他区域内的媒体工作者、执法人员组织培训计划。这些项目的部分是旨在向人们展示中国经济战略的成功之处，这种所谓的成功涉及到了部分的自由化，对某些产业的保护，以及保持某种程度的国家干预。
发展援助可能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具。在其他一些援助国表达了对人权的关注之后，中国已经证明它特别愿意加强对如柬埔寨、乌兹别克斯坦这类国家的援助。它还极大地提高了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以及贸易，而那种投资往往是由优惠贷款所支持。在发言中，中共领导人表明，北京当局将是一个比既有民主国家更公平的贸易伙伴，将会帮助贫穷国家获得他们所需要的技术和技能，使他们自身能发展和富裕起来。同发达国家一样，中国也试图强调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贸易伙伴的作用，以争取其他优惠，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中国一直强调自己所拥有的庞大外汇储备，在掌控和打击经济下滑上将发挥积极作用。然而，这些通过削弱其他国家而获得的进展却由于工业化国家民众的情绪而复杂化了，那些国家的民众经常因为国内就业职位的损失而责怪中国。
中国外交伙伴的范围以及中国的对外拓展如何威胁到了民主
中共的软实力工具对于中国各式各样的国际合作伙伴来讲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区分与北京当局有外交关系的政府类型并检视这些关系如何危及到了民主是重要的事情。一方面，那样的国际合作伙伴中有着一群残酷政权的存在，包括了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北韩，和津巴布韦，其领导人正在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机构里寻求财政援助和保护。软实力的其他工具则与这些国家的政府无关，他们在向中国寻求经济改革方面进行学习兴趣不大。另一方面，在亚洲，拉丁美洲以及非洲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在接受中国软实力的所有元素上又有着一个分化。他们正在寻求与中国开展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并且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吸引力可以扩大到公众层面。这种关系相比与一个独裁者或统治集团单纯的联盟关系要来得更有实质意义。
当北京当局最初开始构建其软实力战略时，在程度上并没有如同普京统治下俄罗斯所制定的战略那样直接威胁到全球民主化，开始的时候这个软实力战略是旨在把邻国从推动对民主改革的道路上拉回来。然而，前苏联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使中共产生了惊恐，而其他威权统治的大国的崛起让北京当局大胆的认为，也许存在着一个可转道的模式。此外，民族主义开始在中国国内构建起来了，并且整个民主推动运动面临到了全球性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共的战略目标，开始更具攻击性地针对推动民主的作为。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已更新了其访宾培训计划更为欢欣鼓舞的去兜售中国模式，而在很多方面去贬低自由主义的民主（liberal democracy）。如今，许多这类项目都专门集中在中国案例的研究上，主题则覆盖了经济制度建设，地方治理，或是创设一种司法体系上。
培训项目往往涉及到这类讨论，即中共是如何设法开放其经济，使中产阶级站在政府这一边的，并避免类似俄国在转型期间以及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所经历的社会政治混乱。特别是，中国已经开始为邻国的警察，法官以及其他负责安全问题的官员做大规模的培训项目。由于互联网过 滤和管制一直是中共政权维系下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做成这些事情方法上的训练也都提供给了一些外国官员。中国政府已经提供了关于过 滤和防火墙的信息和战略给缅甸，越南、沙特阿拉伯、乌兹别克斯坦和其他一些国家。
这项努力的规模难以计算，但每年中国政府至少培训了1000名中亚国家的司法和警察官员，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归类为是替反民主的事业进行工作的人员。从长远来看，北京当局将加强其对非洲国家官员的培训计划，争取达到每年7000至10000名学员的规模。中国更广泛的援助计划的范围也同样是无法量化的，但根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目前是非洲最大的债主国。在2007年在上海的一次年会活动上，中国领导人宣布，他们将为非洲提供200亿美元的新融资。
在东南亚和中亚国家这个范围里中国的援助现在已经超过了民主捐助国所提供的援助。柬埔寨，是北京当局主要援助的受益国之一，北京当局与它之间的关系就提供了一个蛮有启发性的例子。中国政府是柬埔寨最大军事援助的供应国，其中大部分的援助都流到了被洪森首相（Prime Minister Hun Sen）当作政治武器来使用的反民主的安全部队手里。中国已向柬埔寨承诺了总额约6亿美金的援助。相比之下，美国目前只提供了5500万美元左右的年度援助给柬埔寨。缅甸的情况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中国政府现在是最大的援助供应国，而这些援助再一次又都用到了反民主活动上面。在过去5年以来北京当局已经提供了提供了两次2亿美元贷款给缅甸，这些“软性的”贷款通常是从不偿还的，基本上这样的贷款就相当于是提供给他们的赠款。而美国每年援助缅甸约1200万美元，主要是用于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和难民援助。
这些培训和援助关系，使得北京当局及其合作伙伴各国的政府在他们各自的国内问题上可以去相互提供援助。例如，针对中亚国家的安全问题培训，已经给中共提供了一个机会去推动“维吾尔人是恐怖分子和分裂分子，并且他们威胁到了区域稳定”这样的认识。这种过程在过去十年中已经见到了成效，因为好几个中亚国家已开始遣返中国的维吾尔人，通常没有解释任何原因。与俄罗斯一样，北京当局也开始发展自己的非政府组织，其中的一些旨在模仿传统的民主推动团体。然而北京当局这类举动的目的不是要去建立民主制度，反而他们在政治和经济发展上建议东南亚和中亚国家成为致力于反对民主化势力中的一员。
也许中国不断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最危险的方面在于，其政府现在能够为缅甸，苏丹，乌兹别克斯坦和津巴布韦这类国家的威权统治者提供更广泛的外交保护和支持。由北京当局所创建的上海合作组织，作为制衡美国和欧洲在中亚影响力的国际性机构，在这一战略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中国和俄罗斯都已经利用上海合作组织论坛，去批评推动民主的作为，当中亚的独裁者镇压国内要求改革和民主变动时对其进行支持。
在联合国，北京当局已制衡了针对例如缅甸这种侵犯人权国家的国际压力，并且利用这样的时刻去改善了与（国际压力）涉及到的那些政权的双边关系。在2005年安及延市大屠杀（Andijon massacre）发生不久之后，美国和欧盟加大了对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制裁，而中国政府则在北京招待了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导层，并利用这个机会，提高了其获取乌兹别克斯坦自然资源的机会。当然这种模式倒也不是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看到，在应对顽固的北韩政权上中国已积极的与国际社会展开了合作。但这主要是因为北京当局将北韩的不稳定视为对中国的一种直接威胁，而对于北韩的政策议程当然不会包括促进人权方面的举措。
对北京当局的挑战
中国的软实力的攻势长期来讲是否会获得成功目前还是不清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担心与北京当局之间的贸易关系的特性，因为这种贸易关系往往着重在那些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开采上，那将会阻止他们攀登价值增值的阶梯。这种情绪在诸如赞比亚的民粹主义政治人物迈克尔·萨塔（Michael Sata）身上得到了反映，他就利用反中国的情绪在2006年总统选举中寻求支持，虽然他竞选总统的努力最终失败了。事实就是大型的，有国有企业联系的中国能源和建筑公司习惯性的在海外工程中使用从中国招募来的中国工人，这使得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居民的爱戴。
此外，当北京当局变得更为攻击性的推动其反民主的中国模式时，它也冒着成为它所批评的西方列强的镜像的风险，因为它也将“干涉”到别国的内政，而干涉的做法不是“西方列强”那种推动民主的做法而是去压制民主。虽然北京当局的不干涉誓言似乎受到了欢迎，发展中世界的一些领导人已开始迟疑，中国是否会信守这一原则。中国驻赞比亚的大使在2006年就警告说，如果选民选择的总统候选人是萨塔，那么北京当局可能与赞比亚切断外交关系。当与北京当局的蜜月期即将结束的时候，那些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的公民团体将开始直率的说出更多事情。许多活动人士逐渐认识到，中国的援助会导致环境破坏，糟糕的劳动标准，以及猖獗的腐败现象，并使得巩固的民主出现倒退。不过如果北京当局被证明是足够灵活的，在发展中世界的领导人层级以及公众层级利用其软实力的话，它还是可能对既有的价值观、理念以及民主的模式发起严重的挑战。
我们的发现
中共当局已经建立了多方面的和日益老练的一系列政策去削弱民主发展。这些政策是全面的，包括了政治，司法，社会和媒体等领域。
中共已经故意引发以及形塑了中国民族主义，现在很多居民都对中共的威权发展模式感到骄傲。针对这个目的所做的共产党的“思想工作”，已经涉及到了对于教科书、电视纪录片、博物馆及其他传播其严重扭曲的中国历史版本等传播媒介的塑造。相关的努力是想要去引导公众的思维，民主这个词已被扭曲的面目全非，并从中剥离了它传统上所具有的那些价值。
虽然对于媒体管制的生硬手段——骚扰，恐吓和监禁，仍然在使用，中共当局还是制定了更细致的方法去掌握媒体内容以及诱导媒体进行自我审查。这些措施包括了审查方式的商业化，当局透过这些商业化的审查方式去有效的外包对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以及其他私人网路使用者的审查任务。该政权还以一项雄心勃勃的，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计划，提升了其海外宣传的做法来增强对于国内媒体的控制。
中国政府施加的国际影响力在以多种方式进行展现。当今世界上有着一群残酷政权，包括了苏丹，缅甸，乌兹别克斯坦，北韩，和津巴布韦——其领导人所谋求的是从中国那里获得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里的财政援助和保护。另一个更多样化的国家群则是在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它们接受了中国软实力的所有元素。他们正在寻求与中国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但是因为它们不是纯粹的威权国家，中国的吸引力，是可以由政治领导人层级扩大到公众层级的。这种关系相比与一个独裁者或统治集团的单纯联盟关系还要来得更有实质意义。
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必须更加对中共的软实力计划在世界各地的运作加以警惕，特别是他们如何保护和促进了威权统治这方面。民主国家必须确保前往中国，中国邻邦，发展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外交官都更有能力了解这些软实力项目的目标和策略。在中国企业促进了威权主义的地方，民主国家的特使必须有对付他们的有效手段。这项工作不应只集中于中国以及中国项目上，也应该提醒东道国官员和公民社会民主的优点何在，威权主义发展模式的缺陷以及如果这种模式真正获得“成功”的话会带来怎样的危险。
中国：具有韧性的、老练的威权主义
http://69.65.19.160/~nodomain/xwh/10/3/71159.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