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能和鲁迅比吗?ZT

门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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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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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
荣誉分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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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有人喜欢把韩寒比作鲁迅。是驴是马出来遛一遛就知道了。相信有头脑的人自会有判别能力。咱就不多评说了,让他俩自己来评说。

韩寒简介(摘自百度):

韩寒,上海人,出生于1982年9月23日。最后就读于上海市松江二中(高中)一年余,因期末考试七科不及格而留级,最终在高一第二学期退学。现为赛车手和网络写手。

韩寒语录:

1. 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聪明绝顶的人。因为有些博士其实见识没有多少长进,只是学会了怎么把一句人都听得懂的话写得鬼都看不懂

2. 虽然我不会参加任何影视的表演,但其实我是一个好演员,只是没有人有资格来导演我罢了。不要学我。你让我重来,我都学不像自己。

3.名气就仿佛后脑勺的头发,本人是看不见的,旁人却一目了然。

4. 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

5. 我生性不爱受困,常常违反班规,班主任常罚我抄班规20遍,我只好三支笔一起握。我常对人说,我的一手好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6. 我成为现象,思想品德不及格,总比没思想好。

7. 语文,“秘诀”有二:一是不看语文书;二是不看作文书。

8. 我看书有我的原则,我不喜欢语文书、作文课,因为我仇恨这些东西赚人的钱又扼杀人的个性和创造力。我更喜欢王朔,这小子很聪明,而且很真诚。我的写作特点更像钱钟书的《围城》,因为我很欣赏他骂人骂得深刻又不露骨。

9. 我的小说主人公基本上没干什么事,就这么混混沌沌过着。这就是生活。为什么一定要高于生活?

10. 数学,我想我只要上到初二就够了。 一个人全面发展当然好,但可能越全面发展越是个庸才。说一个人学习高等数学是为了培养逻辑能力,我觉得逻辑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东西,并不是培养出来的东西。古人不学高等数学,难道就没有逻辑能力吗?

11. 大部分的现代诗其实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拆成一句一行写,而所谓比较大师的或者先锋的就是把一篇三流散文每句句子的顺序捣乱了再拆成一句一行写。

12. 只要不要脸,谁一天都能写几十首现代诗。

13. 如果现在这个时代能出全才,那便是应试教育的幸运和这个时代的不幸。如果有,他便是人中之王,可惜没有,所以我们只好把“全”字人下的“王”给拿掉。时代需要的只是人才。

14. 教师不吃香而家教却十分热火,可见求授知识这东西就像谈恋爱,一拖几十的就是低贱,而一对一的便是珍贵。珍贵的东西当然真贵,一个小时几十元,基本上与妓女开的是一个价。同是赚钱,教师就比妓女厉害多了。妓女赚钱,是因为妓女给了对方快乐;而教师给了对方痛苦,却照样收钱,这就是家教的伟大之处。

15. 教师本来就是一个由低能力学校培训出来的人,像我上学的时候,周围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什么特长,又不想去当兵,但考大专又嫌难听的人才选择了师范,而在师范里培养出一点真本事,或者又很漂亮,或者学习优异的人都不会选择出来做老师,所以在师范里又只有成绩实在不行,而且完全没有特长,又不想去当兵,嫌失业太难听的人选择了做教师。所以可想教师的本事能有多大。

16.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糊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

17. 家庭就像一座山,双方都要拼命往上爬,而山顶只容一个人站住脚。说家像山,更重要的是一山难容二虎,一旦二虎相向,必须要恶斗以分轩轻。通常男人用学术之外的比如拳脚来解决争端, 所以说,一个失败的女人背后大多会有一个成功的男人。

18. 我们有理由相信,建立在爱情上的爱情是短暂的,因为爱情本身是短暂的;而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是永远的,因为金钱是永远的。

19. 上海的美女走在街上向来目不斜视,高傲地只看前方,穿马路也不例外;上海的男人却大多目不正视,竭力搜索美女,脸上的肌肉已经被培训得可以不受大脑控制而独立行动,见到美女就会调出个笑,因为如此的关注,所以,在上海只听到车子撞老太婆,鲜闻有车子撞上美女。

20. 街上美女很少,因为这年头,每天上一次床的美女比每天上一次街的美女多。举凡女孩子,略有姿色,都在大酒店里站着;很有姿色,都在大酒店里睡着;极有姿色,都在大酒店经理怀里躺着。

21. 生活实在是最无辜的事物,它明明最公正,却被无数人用作自己做坏事的借口。一切都是生活所迫,而生活却从来没有被抓住过。

22. 假的传千里,真的没人理。

23. 我这辈子说得最让人无从反驳的话就是被子不用叠——本来就是要摊开睡的。然而这也是第一个被人反驳掉的。懂么,这就是规矩。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有太多规矩。

24. 真理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而少数人必须服从多数人,到头来真理还是在多数人手里,人云亦云就是这样堆积起来的。第一个人说一番话,被第二个人听见,和他一起说,此时第三个人反对,而第四个人一看,一边有两个人而一边只有一个人,便跟着那两个人一起说。可见人多口杂的那一方不一定都有自己的想法,许多是冲着那里人多去的 。

25. 中国看不起说大话的人。而在我看来大话并无甚,好比古代妇女缠惯了小脚,碰上正常的脚就称“大脚”;中国人说惯了“小话”,碰上正常的话,理所当然就叫“大话”了。敢说大话的人得不到好下场,吓得后人从不说大话变成不说话。

26. 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


鲁迅简介(摘自百度):

18岁 考入江南水师学堂。
19岁 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路矿学堂,每逢考试名列前茅。
21岁 路矿学堂毕业。
22岁 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
24岁 入仙台医学院。
25岁 赴日本,在东京研究文艺,中止学医。
职业: 文学 作家,杂文家,思想家.


鲁迅语录:

1、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鲁迅·自嘲)
2、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3、我好像是一只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 、血。
4、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故乡》)
5、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了工作上了。
6、唯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
7、愈艰难,就愈要做。改革,是向来没有一帆风顺的。
8、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9、必须敢于正视,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
10、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大抵如此。
11、人类总不会寂寞,以为生命是进步的,是天生的。
12、只要从来如此,便是宝贝。
13、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14、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5、其实先驱者本是容易变成绊脚石的。
16、贪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要历些危险。只有这两条路。
17、假使做事要面面顾到,那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18、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19、做一件事,无论大小,倘无恒心,是很不好的。
20、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真死掉了。
21、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
22、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
23、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24、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25、我自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作装饰的地面。
26、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27、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记念刘和珍君》)
28、怀疑并不是缺点。总是疑,而并不下断语,这才是缺点。
29、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冤鬼。激烈得快的,也平和的快,甚至于也颓废的快。
30、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叠起来,我们何尝做做这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31、宁可与敌人明打,不欲受同人暗算。
32、明言着轻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轻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轻蔑------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
33、唯独革命家,无论他生或死,都能给大家以幸福。
34、凡事总需研究,才会明白。
35、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会被生活所累。
36、使一个人的有限的生命,更加有效,也即等于延长了人的生命。
37、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38、走上人生的路途吧。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面前才有路。
39、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40、谦以待人,虚以接物。
41、自由固不是钱所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42、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43、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44、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
45、在运动会上,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到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46、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
47、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
48、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

  
毛主席评价: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http://bbs.creaders.net/politics/bbsviewer.php?trd_id=467238
 
可是鲁迅现在被挤出中学教科书去了,而韩寒的影响力却胜过了中国大学教授对公众的影响力(后半句是人大教授张鸣说的)。
 
  
毛主席评价: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也被人民称为“民族魂”。

毛主席也说了,如果鲁迅活到新中国,只有两条路:一,闭上嘴巴;二,蹲在牢里.
 
到时候不仅仅在坐监狱,还得上脚镣,就像对现在的毒奶粉受苦小孩的家长赵连海。
 
估计是有人亲耳听毛主席说的:)

这都是韩大嘴传染的,自己信口开河,都可以说是毛主席说的。
有个坛子上说,韩大嘴如果在美国信口开河,可能会被当事人告得连裤子都得输没了。:D
 
转贴:毛泽东、罗稷南之间关于“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的对话

如何正确理解1957年的“毛罗对话”

......
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披露,1996年他赴宁波参加纪念巴人学术讨论会时,一位曾亲聆罗稷南讲述“毛罗对话”内容的朋友告诉他: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罗稷南在上海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2001年10月26日,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的罗稷南的侄子陈焜致信周海婴:“我愿意向你证实,关于鲁迅,毛主席的确说了他对罗稷南说过的那些话。”他在信中回忆道:“1960年,我从北大回上海,在伯父家养病住了几个月,听伯父讲过那次接见的情况。他说,毛主席进来坐定以后,有人递了一张在座人士的名单给他。毛主席看了名单,就挑了伯父第一个和他谈话。他们先谈了一段他们以前在瑞金相见的事,毛主席又谢谢伯父翻译了《马克思传》,说他为中国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后来毛主席问伯父有没有什么问题,伯父想了一下就问,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他也想了一下以后才说,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他大概不是关在牢里,就是不说话了。

[2001年]11月2日,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原主任贺圣谟教授在《宁波教育报》上刊登《“孤证”提供人的发言》,声称他就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提到的那位亲聆罗稷南讲述“毛罗对话”内容并转述给周海婴的那个人。11月16日,上海《新民周刊》第48期又以三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了贺圣谟根据日记叙述的罗稷南向他讲述的内容。1965年暑假,时年25岁的贺圣谟应邀到上海罗稷南家中住了十来天。7月31日,罗稷南在散步时亲口告诉贺圣谟:“1957年夏天,毛主席在上海请一些人座谈,会上我问毛主席,要是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毛主席回答说,无非是两种可能,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至此,陈焜、贺圣谟“两位从元任何交往的人,都听说这同一件事情,可见孤证真是不孤了”。

12月初,《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和《文汇读书周报》三大报刊几乎同时发表了黄宗英《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国内外各种媒体也纷纷转载引用。
对于1957年7月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并同大家围桌谈话的一幕,黄宗英做了如下生动形象的描述: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仿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
 
罗稷南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



陈 晋 ​


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9月版),叙述平实冷静,不刻意张扬,是一本很不错的回忆录。受到读者广泛关注,是在情理之中。​

该书最后一篇《再说几句》,有这样一段叙述: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依照惯例请几位老乡聊聊,据说有周谷城等人,罗稷南也是湖南老友,参加了座谈。大家都知道此时正值“反右”,谈话的内容必然涉及到对文化人士在运动中处境的估计。罗稷南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的大胆假设,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

书中这段节外生笔的叙述,尤其引人注目,一段时间曾在媒体上被炒得沸沸扬扬。​

好在作者坦诚,此事不是他亲耳听罗稷南相告,而是罗先生在90年代去世前夕,“觉得很有必要把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公开于世,不该带进棺材,遂向一位信得过的学生全盘托出”,作者是1996年应邀参加巴人(王任叔)研讨会时,听“这位亲聆罗老先生讲述的朋友告诉”的。于是,“再三疑虑,是不是应该写下来,心里没有把握,因为既有此一说,姑且把它写下来请读者判断吧”。周海婴显然没有把此说作为定论,“请读者判断”的宣示,也值得称道。不过,做出正确的判断,一要有过硬的史料依据,一要有合理的逻辑。​

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有人指称发现有确凿的史料,来印证《鲁迅与我七十年》所说的这件事。为了弄个明白,不妨沿书中所提供的线索,来看看罗稷南有没有可能在1957年反右时当面向毛泽东提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题。​


罗稷南不可能以毛泽东的“同乡”和“湖南老友”身份参加座谈

按《我与鲁迅七十年》的叙述,罗稷南正是有了同毛泽东“同乡”且为“湖南老友”的身份,才有机会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邀约的聊天,才可能“直率”地当面“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关于罗稷南的情况,书中说是作者母亲许广平的“老朋友”:​

他思想进步,崇敬鲁迅,生前长期埋头翻译俄国高尔基的作品,五六十年代的青年接触高尔基的主要文学著作,几乎都是读他的译著。抗战时期,他们夫妻住在浦石路,距离我家霞飞坊很近,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静静地聊些时政传闻、日寇溃败的小道消息。罗稷南先生长得高大魁梧,脾气耿直,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九十年代罗老去世,我因定居北京,没能前赴告别。​

据此线索,笔者着意查询了有关罗先生的资料,没有看到有专门记述其生平的出版物,只是在一些辞典名录里列有其名,其中包括:《中国民主党派人物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当代人物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版)、《新中国文学辞典》(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中国文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名录辞典,虽记述简略,但可明确的是,罗稷南原名陈小航,生于1898年,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到云南、黑龙江、吉林等省中学任国文教员。其身份大体如《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说,主要以文学翻译名世,译作有苏联作家高尔基的《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笔者还查到其1938年出版的版本)、爱伦堡的《暴风雨》以及英国作家狄更斯的《双城记》。此外,《中国民主党派人物录》还称其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但这些名录辞典的另一些记载,便与《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说相左了。罗稷南不是湖南人,而是云南顺宁(今凤庆)人。他去世的时间也不是90年代,而是1971年8月。此外,在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室编辑的《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里,也没有查到罗稷南的名字。该书按学校、院、系、所、室详细编排,收录范围是“1988年8月前上海各高校、科研单位等已经获得副高级以上学术职称的人员”。如果罗稷南在新中国成立后“受聘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直至退休”,是不应该漏掉他的。​

为慎重起见,笔者在网上查了一下,看看有没有“罗稷南”其他相关消息。点击之后,出来30多个条目,几乎都是报道或评说《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罗稷南谈1957年在上海同毛泽东那段对话内容。但有两条涉及云南,一是《昆明市盘龙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目录中有一篇雷溅波写的《忆陈小航(罗稷南)老师》,一是说艾思奇在读中学时,担任校刊《滇潮》的编委,并在上面发表文章,受到进步教师楚图南、陈小航(罗稷南)的关注与称赞。这两条说的无疑都是罗稷南1923年大学毕业后回到云南当中学教师的经历。​

笔者对这个查询结果感到吃惊:罗稷南和毛泽东不是“同乡”,自然也谈不上是“湖南老友”了。或有人问:这位云南籍的罗稷南,和《我与鲁迅七十年》说的那个毛泽东的“同乡”,并且操“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的罗稷南,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从云南籍的罗稷南的履历来看,应该是同一个人。他曾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和师部秘书,这大概是北伐时期。后来在国民政府十九路军指挥部做秘书,1933年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时,参加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闽西善后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据说,还曾到江西同红军谈判联合反蒋事宜。此后,便到上海从事文化活动,从1936年起有译作出版,1937年后做过几年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经理。一般谈中国民主促进会的起源,总是要说到1945年9月和10月先后在上海创办的两个政治性刊物,一个是唐弢、柯灵主编的《周报》,一个是郑振铎、蒋天佐等创办的《民主》周刊,而罗稷南便参与了后者的创办并成为该刊的编辑。在这两个刊物周围,聚集了大批当时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周健人、许广平,他们为这两家刊物撰稿,时常聚谈时政。经过酝酿,1945年12月,由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广平、罗稷南均参与其间。​

这个云南籍的罗稷南,显然就是《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说的“母亲(许广平—引注)的老朋友罗稷南”,“母亲经常带着我在晚饭后溜达到他们家”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这个罗稷南也确实长期在上海工作,且担任过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还是上海市多届人大代表,属上海文化界有名人士则是确切无疑的。​

当然,不能因为罗稷南不是毛泽东的“同乡”和“湖南老友”,就可以推断他和毛泽东没有密切交往。从罗稷南的经历来估算,在新中国成立前,他和毛泽东有可能在三种场合见过面。一是青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那时,罗稷南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毛泽东和北大师生的交往是人们知道的。二是1924年到1927年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先后在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工作,而罗稷南在南方政府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三军做过文职人员。三是1933年底福建事变时罗稷南曾到过江西同红军谈判联合反蒋之事,那时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

不过,笔者目前尚未见到叙述罗稷南同毛泽东交往的史料。即使如《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说,罗先生是90年代去世的,那么,生于1898年的罗先生应该是90多岁了。而毛泽东也已去世近30年。这期间,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特别是能称得上“老友”的知识分子,大多写了或口述了相关的回忆文章,知道情况的人也或对其进行采访。但有关回忆毛泽东的文章和著述,确未见叙罗先生者。这大概有待于进一步查找或知情者提供信息了。​

由此可以确认:云南籍的罗稷南不可能以“同乡”和“湖南老友”身份参加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如果真的在罗稷南和毛泽东之间存在着一个“几十年前的这段秘密对话”,在他去世的1971年,正值“文革”,缺少后来才可能出现的对1957年反右斗争进行反思的气氛,罗先生是否能在那个特殊年代冒着遗祸亲属的风险,把“秘密”说给自己的学生,也是值得思量体味的。​


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召集座谈会的情况

“一九五七年”,“正值‘反右”’,“上海”,毛泽东请周谷城、罗稷南“几位老乡聊聊”、“座谈”,这是《我与鲁迅七十年》提供的毛泽东在“秘密对话”中评说鲁迅那段话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场合。​

据笔者接触到的史料文献记载,毛泽东在1957年曾三次去过上海。第一次是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后乘飞机到上海,当天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友谊电影院召开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并发表讲话,第二天便去了杭州。第二次是7月6日从杭州到上海,住到13日,然后去山东,在青岛召开会议。第三次是9月17日下午从杭州到上海,19日晚,毛泽东即已在北京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宴请来华访问的印度副总统纳达克里希南。​

毛泽东后两次在上海,确实“正值‘反右”’。如果出现过罗稷南当面问毛泽东“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样的情况,时间应该是在1957年7月6日至13日和9月17日至18日这两个时段。​

我们先看看一些史料对毛泽东在这两个时段的活动的记载。​

据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纂的《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一书所附《大事记》载,毛泽东这两个时间段在上海的活动日程,除参观工厂企业、接见外宾外,有五次同上海各界人士座谈讲话。​

7月7日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
7月8日晚上,在中苏友好大厦电影院向上海各界人士发表讲话。
7月13日,会见上海的专家、教授、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医生、演员、编辑等各界代表。
9月17日,会见赵超构、舒新城、束世溅。
9月17日晚上,会见黄浦区委书记,上海锅炉厂党委书记、厂长和上海动力学校校长。​

这五次会见中,7月8日晚上那次听者众多,罗稷南是否与会不得而知。但从记录稿上看,中共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如柯庆施等均在场,还有插话,显然不属于“同乡”聊天性质。毛泽东这天的讲话全文曾收入1977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收入时按整理稿所署时间写成了7月9日),没有谈到鲁迅。7月13日的那次会见,目前还没有查到记录稿,罗稷南是否与会,依然不得而知。但从会见人员的广泛性来看,同样不能算是“同乡”聊天。9月17日会见赵超构等人,倒属于聊天座谈,但他们不是毛泽东的同乡,并且据赵超构回忆:“同时被接见的还有舒新城、束世澂两先生,这已是反右以后了。一见面,主席就诙谐地对在座的人介绍说:宋高宗的哥哥来了(宋高宗名赵构)”。(《毛泽东在上海》第133页)只有赵超构、舒新城、束世澂像是确切无疑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还向陪见的上海市委的人和舒新城交代了修订《辞海》的任务。9月17日晚上的会见,主要是邀请基层的干部座谈,了解机关、工厂、学校整风和搞大鸣大放的情况,工作内容十分具体,没有高层文化人参与也是清楚的。​

就剩下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了。​

巧的是,据正式记载,这次会见恰恰有罗稷南在场。一共有陈铭珊、漆琪生、谈家桢、赵丹等36位各界人士。7月9日的《文汇报》以《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接见文教工商界代表人士,并进行亲切交谈两小时》为题报道了此事,并详列了参加这次座谈的具体名单,但没有周谷城。显然,这次也不属于《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的那场毛泽东同周谷城、罗稷南等具有聊天性质的座谈。由于这是笔者目前知道的1957年罗稷南见到毛泽东的唯一一个场合,于是顿生一个假设:有没有可能毛泽东确实在这次座谈中回答过罗稷南关于“鲁迅活着会怎样”的提问,而只是罗稷南生前把这次座谈误记成了一个小型座谈,抑或罗的学生误听、进而使周海婴误传为毛泽东是在与同乡的聊天座谈中回答罗稷南的提问的?然而,根据相关材料分析,这个假设似乎又不成立。​

首先,综合《毛泽东在上海》一书收入的一些参加这次座谈的人的回忆文章,毛泽东的谈话内容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的整风、上海反右斗争、高等教育和消灭血吸虫病等问题。没有人回忆说涉及到了鲁迅。如果确有罗稷南提问“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事情,而毛泽东又是那样回答的,在90年代的记叙中,人们不会有意回避,毕竟事过境迁,不再是特别敏感的话题了。​

其次,据《文汇报》报载,这次座谈有中共上海市委主要领导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等人陪同。即使同毛泽东再熟悉,在那个场合恐怕也难随意提出这个用《我与鲁迅七十年》话来说是“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话题。况且,此时反右开始进入高潮,被邀请参加座谈的人,大概也是经过挑选的,不会让人觉得是平日里对反右明显抵触或腹疑多多的人,相反,参加座谈的一些人,多少还有些紧张心态。这从陈铭珊的回忆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市委统战部电话通知我马上去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赶到那里一看,只见灯火辉煌,已经有好多人坐着。一进门就看到毛泽东主席站在那里讲话,使我惊喜不已。我悄悄地坐在后面。咖啡厅里是分团桌坐的,毛主席讲话后,还过来同大家交谈。当他坐到我所在的一桌时,有人介绍到我说:‘这是陈铭珊。’毛主席说:‘噢!上海有个陈铭珊,北京有个陈铭德嘛!’当时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北京陈铭德已被划为右派。我听后心中很吃惊,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毛主席与我们交谈了一会,临离开之前补充了一句:‘我刚才说北京有个陈铭德,是为了便于记忆。’他这一解释,才使我如释重负。”(《毛泽东在上海》第128页)​

第三,座谈会三天后,《文汇报》曾邀请部分参加7月7日晚会见的人谈同毛泽东座谈的感想,这些人的发言载于7月12日的《文汇报》,占了一个半版的篇幅,共十三篇。其中有一篇是罗稷南的发言,发表时用了正文中的一句话作标题:《在这样变动的时代,知识分子必须有坚定的立场》。其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有机会谒见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诗人,我感觉荣幸,兴奋而又惭愧。”从语气上品味,看不出罗先生同毛泽东有多熟悉,而其他在此之前同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的发言,则常常提到“又一次见到毛主席”一类的话。更重要的是,他的发言内容同其他人的基调也是一致的,主要是强调在反右斗争中要对党充满信任,要有坚定的立场。​

第四、从罗稷南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也并非锋芒毕露之人。笔者查阅了1957年7月至9月的《文汇报》,他没有被点名批评,也没有刻意撰写批判右派的署名文章。除了上述7月12日发表的座谈发言外,有他名字的文章有三篇。一篇是1957年8月下旬,上海市第二届人代会第二次会议开始前夕,《文汇报》、《解放日报》、《新闻日报》邀请部分代表进行座谈,主要内容当然是反右,罗稷南也在被邀之列。代表们的发言在三家报纸上发表,从8月24日《文汇报》所登内容看,罗先生的发言比较起来火药味还算是不浓的。此外,在8月27日至9月4日举行的上海市人代会期间,出席会议的上海市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巴金、周而复、柯灵、唐弢、章靳以、郭绍虞、赵家壁、严独鹤、罗稷南曾有一个联合发言,9月4日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前者题为《进一步开展文学界的反右派斗争》,后者题为《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9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又发表巴金、周而复等十位上海文学界代表人士的联合发言《彻底揭露右派骨干份子、“诗人”、“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的丑恶真相》,署名者中有罗稷南。这三篇均是座谈或正式会议上的发言,且两篇是多人署名,其应景随势之态,是不难体会的。作为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的书记处书记和上海市人大代表这种风口浪尖的身份角色,在当时能做到这样,也属不易。由此也可知罗先生绝非喜出风头硬要往风口浪尖里钻的人。以这样的性格,又看不出同毛泽东有多深的交往,很难想象他在7月7日晚上那次座谈的大庭广众之下能当面向毛泽东提出“具有潜在的威协性”的话题来。​

除了人们知道的座谈外,当然不能排除毛泽东1957年7月和9月两次到上海期间还小范围地同一些人会见过。但一般来说,毛泽东在外地如果要找什么人座谈、聊天,按常规是让当地有关部门通知被邀对象,有时还会有当地有关部门的人作陪,对此,当地有关部门基本上有所记载,负责联系或作陪的人也应有记忆。相信上海党史研究室1993年编纂《毛泽东在上海》时不会不就近广泛查询。事实上,该书的“后记”便已申明,编纂过程中,他们的征集工作“深入到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以至个人”,在考订毛泽东来沪次数及活动情况的过程中,中央警卫局有关领导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也“提供了许多重要线索和资料依据”。但书中却无记述周谷城、罗稷南1957年同时到毛泽东处座谈的文字。​

此外,周谷城生前回忆同毛泽东的交往的文章,最长最集中的一篇,是1978年12月20日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回忆毛主席的教导》,后来几乎所有谈毛泽东与周谷城相交往的文字,都脱胎于此。《毛泽东在上海》一书也收入了孙琴安撰写的《毛泽东与周谷城》一文。两篇文章叙述新中国成立后周谷城在上海同毛泽东见面的事情,除了1961年5月1日、3日和1965年6月20日这三次有确切时间外,还有三次。周谷城的回忆是:“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陈毅同志在上海锦江饭店设便宴招待主席,把我同陈望道先生召去作陪。”“记得有一次主席到了上海,曾由陈毅同志代为召集座谈会。会场在展览馆电影楼下西厅里,到会的教授、学者、专家等约三十余人。”“有一次他在叶剑英、刘伯承、贺龙几位元帅,和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到了上海,正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准备吃晚饭之前,把我召去。”对照《毛泽东在上海》所附《大事记》和《陈毅年谱》,1957年间,没有陈毅到上海陪同毛泽东见什么人的记载,只有1956年曾三次在上海陪同毛泽东会见文化教育界和民主人士。至于叶剑英等元帅陪同毛泽东见周谷城,在另一篇文章中,周说明是1958年。既然周谷城1957年是否见过毛泽东都成了问题,这就不能不让人觉得,哪怕罗稷南不是以“同乡”身份,也很难说参加过毛泽东1957年在上海同周谷城等人的座谈。至于罗稷南在参加1957年7月7日晚上的座谈会上,是否可能向毛泽东提出“鲁迅如果活着会怎样的”话题,从前面的分析中,答案应该是清楚的。​


毛泽东1957年是如何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的

1957年,毛泽东确实谈论过“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但谈话的时间、地点、场合、人物,特别是内容,都与《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迥然相异。​

1957年3月上旬,具体说是6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了一个规模浩大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提议召开这个会议,目的是为了解决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以后思想理论和宣传文化领域出现的各种情况。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外,主要是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各界知识分子的代表,共有八百多人。值得一说的是,本来是党内会议,毛泽东特意提议邀请了不少党外文化人士参加。会议先是印发了陈其通等人1月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那篇闯了点祸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被毛泽东视为以“卫道士”的面目来阻碍“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又听了毛泽东2月27日的那个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录音,同时,中宣部还以中宣部办公室名义印发了一份题为《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特别关心并用于讨论的问题。这样做,无疑是要宣示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放”而不是“收”。​

在随后分成宣传、教育、文艺、新闻出版、高教、科学几个组座谈讨论中,其气氛之热烈可想而知。如参加文艺组讨论的茅盾就发言说:陈其通四人的文章把文学界出现的问题估计的太严重,有些惊慌失措,给读者一个印象,“双百”方针好处少坏处多。是一篇教条主义文章。而陈沂的《文艺杂谈》颇有不革命就等于反革命的味道。而巴金则反映:“双百”方针在下面阻力大,不少人不赞成。现在要“鸣”出来不容易。讲公式化最容易,要“鸣”就要讲自己的话,很多人不习惯甚至害怕“鸣”,作家要有独立思考,有胆量。​

毛泽东自然也利用这个机会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从6日至10日,他分别邀请了宣传、教育、文艺、科学和新闻出版五个组的部分代表进行座谈,差不多每天座谈一次,直接倾听他们的反映,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

正是在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直率地谈起了“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话题。​

据这次座谈会的文字记录稿,参加座谈的人中,有人提到现在的报纸上的东西太硬,还有人反映了最近上海讨论办报问题时提到的一些意见,例如说,“思想性多了,报纸就不活泼”,应该“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直接引用鲁迅的写作来进行了回答:​

你们赞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是,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这段话,早在1983年,就完整收入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不过,在这篇座谈记录稿上,并没有记载“鲁迅活着会怎样”这样的话题。​

事实上,在3月8日毛泽东召集文艺界代表座谈时,便已经谈到了鲁迅,同样也是回答人们的提问。当时,参加这个座谈的巴金对毛泽东说:“我们大家这次讨论‘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比方说,描写官僚主义,大家都觉得难办,写谁谁都不高兴。还有杂文,上海有人说要全面,有人说杂文就不能全面,鲁迅的杂文,只讲一件事。”毛泽东回答说:“恐怕要来大民主才行,党内提过批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还没有展开。现在党内还没有统一思想,哪种是官僚主义?如何批评?还不一致。要整风,那时就好批评了。现在刚刚批评一些,马寒冰、陈其通就发表声明,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接着,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时候讲一讲,这33个题目(指此前中宣部印发的《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的汇集》的会议材料,其中编入了33个人们关心的问题——引者注),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很明显,这段话也是在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的假设,不过是以毛泽东自己提问的方式说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确认:“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最晚是1957年3月上旬就出现了,而且与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思想文化界的活跃气氛有关,与毛泽东在1957年1、2、3月间大力推动“双百方针”的贯彻实施,反复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有关,但与稍后的反右确实没有关系。​

关键是,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内容同《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也是迥然相异。且不说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说出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不合常理;且不说以毛泽东对鲁迅精神一以贯之的理解和推崇(1937年就说鲁迅是“圣人”,到1973年还重申鲁迅是“圣人”,而自己只是“圣人”的学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合常理;就以毛泽东谈论这个话题的背景和目的来说,他也不可能萌生出鲁迅被关进牢里或识大体不做声的设想。当时,他一心破除贯彻“双百方针”的障碍,给那些担心写批评文章让人抓着辫子挨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打气鼓劲,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是“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在牢里写作的鲁迅,有多少人还愿意向鲁迅学习呢?如果搬出来的是一个“识大体不做声”的鲁迅,又有什么必要呢?显然,这两种假设当时都会同毛泽东谈论鲁迅的初衷南辕北辙。

当然,毛泽东也设想了,“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鲁迅)也会不写的”,仅此而已。谈到这个设想的用意,显然是指称那些被毛泽东视为“左”倾教条主义的人弄出来的气氛,诸如他当时反复提到的陈其通、马寒冰等人的文章,以及文艺界对王蒙小说的批评,特别是各级干部中比较普遍的对贯彻“双百”方针的观望犹豫等等。毛泽东提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澄清这种气氛。所以,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召集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毛泽东还回忆起3月8日在北京同文艺界代表座谈时巴金和他的对话。他说:“巴金对我说杂文难写,我说有两条,一条是共产党整风,整好了,就有自由批评的环境了;还有一条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是不怕什么的。” 正是基于对“彻底的唯物论者”的战斗精神的期望和呼唤,毛泽东才搬出了鲁迅,并坚信在新中国成立后“大概是文联主席”的鲁迅,“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因为“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毛泽东对自己这个判断的自信,并具有那样浓厚的感情色彩,是不难体会得到的。​

最后还是回到《我与鲁迅七十年》有关这个话题的叙述,因为作者周海婴在书中说,他2001年7月拜访文化界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时,这位前辈告诉他,“也听说过这件事”。所谓“这件事”,自然是指毛泽东回答“鲁迅活着会怎样”时说“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的事。​

于是,笔者萌生出这样一个猜想:也许毛泽东1957年3月在北京同文艺界、新闻界的代表们谈论“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后,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罗稷南等自然先后辗转耳闻。恰巧毛泽东的回答中也有“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这样的话,遂逐渐演变为《我与鲁迅七十年》所述的内容。随着1957年夏天的形势变化,进而把毛泽东谈论此事置换到了1957年“正值反右”的场合。​

至于反右以后,人们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来回答和理解“鲁迅活着会怎样”这个悬念式的设问,则是另外的话题了。​
 
这都是韩大嘴传染的,自己信口开河,都可以说是毛主席说的。
有个坛子上说,韩大嘴如果在美国信口开河,可能会被当事人告得连裤子都得输没了。:D

编的? 看来那个编者蛮可爱的嘛,居然想到了鲁迅,还编得合情合理合逻辑,不是一般的高~~~

依照鲁迅的个性,九条命都活不到反右,文革.

韩寒在美国的话靠嘴吧是成不了名的,往赛车发展也许有可能.至于说到他会被告? 我看你脑袋里缺少细胞.
 
[FONT=宋体]幸亏鲁迅死得早[/FONT]
[FONT=宋体]吴鑫[/FONT]

[FONT=宋体]“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 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 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这是[/FONT]1940[FONT=宋体]年[/FONT]1[FONT=宋体]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创刊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作出的评价。这几句话,似乎是中国人把对鲁迅的评价推向了最高峰。[/FONT]

[FONT=宋体]但 是,我们这位骨头最硬、没有丝毫奴颜媚骨、拥有最宝贵性格的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和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 民族英雄的早逝不得不让所有中国人扼腕惋惜之。所以,也有人在扼腕惋惜和深思熟虑之余发出这样的声音:鲁迅的早逝对于他自己来说是一种解脱。是的,我们沿 着鲁迅去世的那年开始往后攀爬,在春秋战国式的杀伐下,在一山不容二虎的检验中,我们不得不由衷地说一声:鲁迅生得其时、死得其时!是的,幸亏鲁迅死得 早![/FONT]

[FONT=宋体]不言而喻,说某人死得其所,是因为此人对人民对社会贡献出了价值,显然鲁迅具备了;但说一个人生得其时、死得其时,就不得不沿着历史的车轮往前看,看此人死后的世界适不适合此人继续存活于世。[/FONT]

[FONT=宋体]纵 观历史烟云,我们不难得知,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中,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下,烽火不断的杀伐战乱里,都苟延残喘着一个大解放时代:春秋战国是百家争鸣、诸子 争妍的时代;魏晋南北朝是人性解放、个性恣肆的时代。而改朝换代之后所建构的太平盛世却往往是摧残个性和扼杀英雄的卑劣时代,因为面对着曾经一度风光尽秀 的英雄或者能人贤士来说,不是鸟尽弓藏便是兔死狗烹,特别是文官或者说文人。不管建国立朝之前知识分子做过多大的贡献,文人(这里的文人是指像鲁迅一样有 硬骨头的知识分子)需要面对的境况,大致就剩下三种:一是在沉默中死亡(如李密之人),二是在绝望中逃亡(如储安平之辈),三是在神坛上风光(如郭沫若之 流)。[/FONT]

[FONT=宋体]鲁 迅当然也不例外。鲁迅死后,无处不在的文化钳制和政治压迫,毫无疑问地会迫使这头“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孺子牛”再次毫不顾忌地“怒向刀丛”,最终的结局 也只能是“血荐轩辕”了。因为鲁迅白纸黑字地写过“改造自己,总比禁止别人来的难。”就是因为改造自己难于上青天,鲁迅才会一次又一次地毫不顾忌地前仆后 继。如果他[/FONT]1936[FONT=宋体]年还尚存人世的话,又何尝不是呢?[/FONT]

[FONT=宋体]我 们没有必要回顾鲁迅生前可以如何凶狠地批判,也没有必要重述其可以创办《语丝》、《莽原》、《奔流》,没有必要感叹鲁迅在《京报》、《申报》上发表的杂文 有多么的尖锐刻薄,更没有必要说他在革命进程中做过多大的贡献价值和他在国民建树上付诸多大的辛酸苦涩。总之,无论历史如何轮转,一句话便可以概括鲁迅的 命运:毕竟是文人!何况这个不懂得宽容的知识分子所处的时代是个算是极度宽容的时代他拥有做一个国民基本的权利。但是,难移的禀性终究敌不过易改的江山 极权霸主,更敌不过囊括四海吞举八方的时代专制君王。依照鲁迅的那被毛泽东评为“最宝贵的性格”——特立独行不屈不挠的个性,鲁迅根本无法像梁漱溟那样独 自对着所剩无几的空气独白,也无法像冯友兰接到毛泽东勒令其改造信件后而写出“浩荡春风感众芳”那样的阿谀之词,更无法像洗脑大师郭沫若那样甘愿沦为为统 治者高唱伪赞歌和歌颂新政权的犬儒化“歌德派”之流。那么,也就只剩下对鲁迅来说的惨不忍睹的结局了,因为尼采式的批判主义精神已然植入骨髓。面对不能容 忍的丑恶,像鲁迅这样的良心是最容易刺痛心底的隐疾的,而一旦隐疾被牵动,随之而来的不仅仅是鲁迅淋漓尽致的批判,更有暗藏死亡的阴谋、阳谋或者陷阱潜伏 在鲁迅前进的不远方向。很快,鲁迅的命运便得到了印证。[/FONT]

[FONT=宋体]十几年后,在新建立的共和国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之后,一些心悸不安的党外人士面对“舆论一致”的现状,也不得不扪心自问:鲁迅活着会怎样?当然,在那个时代,任何事情任何言语任何举止都有被举报或者被盛传的可能,这个问题也不例外。于是,便有了毛泽东在[/FONT]1957[FONT=宋体]年的三谈“鲁迅活着会怎样”。而恰好,这三谈的前后循序便鲜明而又毫无掩饰地安排了鲁迅活着的命运。[/FONT]

(以下文字可以忽略)

3[FONT=宋体]月[/FONT]8[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毛泽东接见文艺界代表时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这三十三个题目,他一讲或者写出杂文来,就解决问题。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FONT]

3[FONT=宋体]月[/FONT]10[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毛泽东接见新闻出版界代表时谈到:“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FONT]?[FONT=宋体]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FONT]

7[FONT=宋体]月[/FONT]7[FONT=宋体]日[/FONT][FONT=宋体],毛泽东在上海小住时与任教于华东师大的翻译家、湖南老乡罗稷南聊天时给出了答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FONT]

[FONT=宋体]我们也不必加之任何深度的揣测,只要从以上三谈中找出关键词,便可以找到鲁迅的命运是如何的转变的:开会的时候讲一讲——他敢写也不敢写——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都是发生在[/FONT]1957[FONT=宋体]年,但是前后仅仅四个月,便毫无遮掩地暴露了鲁迅的命运。没错,这足以说明鲁迅生得其时、死得其时。[/FONT]

[FONT=宋体]作为偏执斗士的他,完全会忘乎开口与闭口的之间带来的天壤之别。鲁迅最厌恶的便是无形无色而又无处不在的控制与罗网,而[/FONT]1947[FONT=宋体]年的整风运动无疑是结网罗网的开端。王实味因《政治家·文艺家》而被打成“托派”,艾青的文章也被视为“毒草”而遭受批判政审,丁玲也正是因为发扬鲁迅敢为真理而言的精神而遭受莫名其妙的批判。最足以说明鲁迅死得其时的便是丁玲女 士了,她仅仅是因为发扬鲁迅而遭受了批判,何况鲁迅本人所处处携带的匕首和标枪呢?何况后面还有《武训传》事件和“胡风集团”批判以及其他的批判呢?当 然,这也证明,毛泽东给予鲁迅的“三个伟大七个最”不过是希望手握《中国文化》这本册子的读者能做一个像鲁迅一样可以为其暴力革命而“在文化战线上”“向 着敌人冲锋陷阵”,对待其敌人时要“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不过是一种在现代看似真实但在当时却实际虚幻的表象而已。而且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 话》中,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有过这样的评价:“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 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了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 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格不入的。”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却又是文化钳制化,思想同质化的开端,对于丁玲等人的批判,鲁迅也定将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并且,像鲁迅这样深受尼采式的批 判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要对自己“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根本就是无稽之谈。那么,鲁迅的阳寿也就该画上句号了。就算在整风运动中不会像王实味那样被枪决 于行军途中,那么,往后无休止的毫无人性可言的批斗、监禁、劳动改造对于这位“乘着五[/FONT][FONT=宋体]·[/FONT][FONT=宋体]四[/FONT][FONT=宋体]的 狂飙觉醒,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追求个性的解放和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其批判的首选目标。而且鲁迅当年批判过胡适唤蒋介石为主席,那么当毛 泽东呼吁大家叫喊“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在鲁迅耳中回想是一种怎样的声音呢?再说了,鲁迅对于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和对中国的觉醒的极度渴望,无疑是红 卫兵抓人批斗的铁证,他也就只好在没有人身保障的牢狱之中苦度自己这把老骨头的风烛残年了。这些,都可以轻易地逼迫鲁迅“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那么,他的命运便是中华圣女——林昭的悲惨命运。[/FONT]

[FONT=宋体]而 且,无论以上三种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在鲁迅身上上演,都是一种悲剧。无论历史如何戏弄,鲁迅都只有生活在无奈、愤怒和绝望之中。但是无论鲁迅是生得其时还 是死得其时,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所要继承和发扬的是他对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人类平等的追求和夙愿。因为,没有哪一个时代不需要思想者的医治,没有哪一 个时代不需要批评者的坚持。[/FONT]

[FONT=宋体]所以,朗废说的一点没错:历史的逻辑不会因为毛泽东说过或者没有说过某一番话而改变。就连一个民族最优秀的人才和伟大杰出的人物都有堕落的可能的时代,是一个怎样黑暗可怕的时代,又是怎样一个值得我们这个民族深刻反思和记取的时代!可是我们并未做到真正的自省与忏悔。[/FONT]
 
编的? 看来那个编者蛮可爱的嘛,居然想到了鲁迅,还编得合情合理合逻辑,不是一般的高~~~

依照鲁迅的个性,九条命都活不到反右,文革.

韩寒在美国的话靠嘴吧是成不了名的,往赛车发展也许有可能.至于说到他会被告? 我看你脑袋里缺少细胞.

你居然把街头巷尾,茶余酒后的东西也拿来当毛主席语录,足见你脑袋你有过分的水细胞,:D
鲁迅的平生愿望都在新中国实现了,你以为会像你一样无知呀,不要侮辱鲁迅先生了。
至于韩大嘴,如果真到了美国,如果靠自己本事吃饭,最好的归宿可能是中国城的大厨。不信你去让他来试一试。如果靠散布谣言吃饭,最多也就是一个李志绥。
 
鲁迅的平生愿望都在新中国实现了,你以为会像你一样无知呀,不要侮辱鲁迅先生了。
刘少奇在新中国贵为国家主席,可比鲁迅牛B多了,但是也不耽误被红卫兵作践死。
 
刘少奇在新中国贵为国家主席,可比鲁迅牛B多了,但是也不耽误被红卫兵作践死。

这赖谁,我一直认为文革时的红卫兵,清朝末年的义和团,以及现在像你等网上的粪青都是一类的。中国的土壤里容易生长这类粪青。真到民不聊生的时候,这些人都不见了。一到日子好过一些,在代价为0的情况下都挺身而出,拔高自己,消灭异己,手段极其残忍。

刘少奇在世的时候,也有你一样的粪青把他打为叛徒,内奸,工贼。就和现在从孙中山一直骂到胡锦涛的粪青们是一种货色。
 
是不是把狠狠拥护党党的和狠狠反对党党的都叫粪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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