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几份史料看大跃进饿死人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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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空闻 提交日期:2009-04-14 17:19
胡乔木给毛的信
主席：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万里《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自从1959年10月到60年10月，全省共死亡190万，仅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在200万人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
——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2日)。 转引自《大跃进狂澜》203页
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 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 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还高。 ——帅孟奇主编 《忆钱瑛》解放军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1000万人。他问我，你这个1000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爲1000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250万，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万，再加250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4%。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59.6%。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7.61%，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11.1%。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183-184页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贵州湄潭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 “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 %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惨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山东省）五级干部大会……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28页 新华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1959年到期961年，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达到29·15%、28·29%、和28·46%。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1961年元月24日……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 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88-8 9页
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顾在商城劳改）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 《顾准日记》 第58页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人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
——谢贵平：《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见《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124页
62年红薯丰收，缓了过来。这年冬,我和父亲去上坟，找到看坟的老熊家，闲谈中问及旁边三四家人哪去了?答：死了。咋死的?病死的。啥病？浮肿病。你们咋没死？答：我们思想落后，退出了食堂，什么都挖来搭配着吃,活了过来。三千万?我看差不多吧?”
—— 言者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看看《亮剑》原著对大跃进的描写，及李云龙的下场...
解放战争时，动员农民参军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土地抢走，怎么办？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就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要求不高嘛。问题是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没有？人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呢？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愧得脸，娘的，胡折腾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呀，大跃进、炼钢铁，十五年超过英国，一亩地打个几十万斤，粮食多得发愁啊，愁得没地方打发，狗屁，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就要有能耐负责，自己的屁股自己擦。丁伟说得没错，早知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付出这么多，好容易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老百姓？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和战士们聊天，这一聊不要紧，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哆嗦，哪朝哪代也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当年养过我们帮过我们的老区呀。解放十一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的被饿死呀……。
李云龙哽咽了，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泪水不停地流下来。田雨受到极大震撼，李云龙的眼泪金贵，轻易不流，一旦流出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雨突然感到，她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会随之而去的，和这个男人一起十多年了，自己对他了解的究竟有多少？她紧紧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请原谅我，我不该和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请你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在听着，我是你的妻子呀……她终于哭出了声。惨哪，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有的村成了死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省里派人封锁路口，不准外出讨饭，说是给脸上抹黑，结果全村被饿死。是谁下的命令？真该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已经黑透了，怎么能当上官呢？要是我当时在场，老子豁出去偿命，先掏出枪毙了他狗娘养的。梁山分队的一个战士，全家除了他，十几口人全部被饿死，他也不想活了，掏枪要自杀，我去禁闭室把他放出来说，干吗往自己脑袋上打？你该打我才是，国家搞成这样，我们这些当官的人人有份，谁也别想逃脱责任。我李云龙就该杀，谁让我胆子小不敢说话？谁让我怕摘乌纱帽？我是他娘的软骨头、孬种，就因为我这样软骨头官太多了，才把国家搞成这样。我把手枪顶上子弹拍在桌上说，你要有气就照我脑袋来一下，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老百姓，脑袋上吃颗花生米是活该，罪有应得。冤有头债有主嘛，往自己脑袋上打就不对了，死了也是冤死鬼。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原谅我一次，或者说饶我一次，让我以后长点儿记性，多为老百姓做点儿好事，立功赎罪呀，如果你说要原谅我，对我以观后效，可我一出门你又要往自己头上打，这就没意思了，首先是说话不算话，不是条汉子。第二，有仇不报非君子，对我有气就该打我，不敢打仇人反打自己，这也不是条汉子，我会看不起你。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
今年是由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的50周年纪念，虽然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人们仍有着刻骨的记忆，但是至今 没有人认真地纪念过那场大饥荒和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亲人。这里转述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以了解当时的状况。并作为 对那三年死去同胞的纪念。）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革开放前一直严守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 院批准，才在这几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信社都突出报道 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少一千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 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 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取得这样的 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 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 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 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取得这样的 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 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 8 5.11
据表一，四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
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
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
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
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
在西北地区，甘肃占6.5%，陕西只有1%。
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包括北京合天津）1.1%，山西更低，至0.4%。
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望，四川的李井泉， 贵州的周琳，湖南的周晓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三千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 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 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人死亡。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事实求是的，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的数字是事实求是的，并无文过饰非之心。
现在的大环境已经好多了！国家逐步在解禁以前的档案！
几个月前, 正值非洲外交红火, cctv播了一个以前驻非外交官的回忆. 其中涉及59年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几内亚政府, 到处寻求援助. 美国口头表示支持, 但对具体的要求则爱莫能助.
祖国政府得悉后, 立即满足所有要求. 记得内容有一千吨大米, 几十套成套设备(没有解释), 自然全部免费并负责运送到该国. 援助大米船只抵达后, 对方兴高采烈云云......
今天上网一查, 看到外交部重大历史档案解密, 其中就有政府60年主动向几内亚提供大米援助的消息. 甚至还有原件的照片. 这就是说, 别人本来没有提要求, 是我们的政府主动送货上门的. 援助大米的数量不是一千吨, 而是一万吨, 有文件和照片为证.
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期,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起因就是不忍目睹路边的饿殍. 那里正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古谚云: 湖广熟, 天下足.
一万吨大米 = 一千万公斤 = 二千万斤大米
当时一个普通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左右(必须有城市户口)
基于本人的经历, 许多过来人文字和口头的回忆, 如果有20斤粮食, 再加上菜叶树皮之类, 坚持一个多月没有大的问题. 20斤粮食有可以救活一个人. 20斤粮食大概 = 一条人命
二千万斤大米应该可以救活一百万人, 一百万条活生生的人命.
这些大米和几十套成套设备都是我国免费运送到几内亚, 不知国内和远洋运输成本为何. 此时, 正值我国极其缺油. 把运输成本和几十套成套设备的价值加起来, 恐怕不会低于一万吨大米.
解密的60年外交部档案还透露, “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中讲述：1962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要求粮食援助。恰巧从加拿大购进的几艘小麦船正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感叹：中国正处在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我们连句感谢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慷慨呀！”
我家有几位亲人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他们中有老有小, 公认的死因有水肿, 浮肿, 大肚子病等. 那时不能说是饿死的, 后来也就习惯了, 没人纠正.
--------那里也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我可怜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死都没有一个明白的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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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空闻 提交日期:2009-04-14 17:19
胡乔木给毛的信
主席：
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起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经过彻底整风的地方，群众敢于讲话，气氛较好，倒是一类二类的队，因为没有整风，现在问题反而多些。全县粮食都由大队而不由小队保管和加工（据说邵阳全区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就这么办），对于社员安排口粮和发展养猪都很不利。这一点我们提出意见后，地县委同志都表示同意立即改变。去年年终决算应分给社员的工资和应退赔的实物现金发得都很少，县委已决定最近加以解决。未整过风的社队，县委也准备在插秧后着手整风。湘乡原被认为一类县，从我们所看到和听到的问题说来，其严重不下于湘潭，而在去年年底大量死人这一点上还有过之。但是只要把问题揭开，发动群众认真整风，也是完全可以较快地扭转局面的。
毛华初同志回省开会，同时向省委报告韶山和湘乡的一些情况，预备过两天还回来。如有指示，希望能告诉他转告。
敬礼 胡乔木 四月十四日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万里《中国经济时报》，1998年4月30日，转引自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见《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第4页。
“自从1959年10月到60年10月，全省共死亡190万，仅信阳地区就有100多万，估计问题彻底揭开以后，全省死亡在200万人以上，这是我省解放以来最大的惨案” 。
——见国家农/业/委/员/会《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60年12月22日)。 转引自《大跃进狂澜》203页
甘肃饿死人的事传到了北京。 于是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灾情，“发现实际情况同省领导同志介绍的完全相反。那里的困难……是由于某些领导人肆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关心群众疾苦，徵收过头粮所造成的 。同时，还发现某些领导干部对敢于讲真话、提意见的好同志实行残酷 斗争、无情打击，制造了一批冤案、错案。” 钱立即向中央告急，请求拨粮救灾。赈济灾民的粮食是运到了 ，但是已有一百三十万人饿死，约占当时甘肃人口的十份之一，比安徽 死亡的比例还高。 ——帅孟奇主编 《忆钱瑛》解放军出版社,1986
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1962年6月28日下午……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鈎，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位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我说死了1000万人。他问我，你这个1000万是怎麽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位及各地干部定编数。
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爲1000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位，实际上不止这个数位。杨尚昆问爲什麽？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250万，有文件可查的是1000万，再加250万。我说，我认爲这个数位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位！”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位！” ——见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据四川资中县卫生科的统计，该县龙结区在1960年11月下旬有浮肿病人4899人，占全区总人口的5.4%。据对白鹤、顺河、龙结、球溪四个公社所属的10个食堂280名经期妇女的调查，停经的有167人，占59.6%。又据四川省委检查组对该县1138个食堂共361379人的调查，共死亡27502人，死亡率7.61%，个别落后的生产小队，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甚至百分之三十。该县的公民区从1960年1月至12月10日，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占全区人口的9%。球溪区的张家公社检查组调查了16个大队81个食堂，共有人口13288人，这年1月至11月的死亡人口占被调查人口的11.1%。该县天竺公社二大队三小队食堂，1960年3、4月间，由于断粮，有几天只烧一锅盐开水，由社员自己挖花猪草、马草等野菜充饥。另一个有140人吃饭的食堂，每天只煮8斤小麦、两斤油桔，这样连续吃了十多天。
四川省潼南县的塘坝、三汇两区，有1600多户社员吃观音土，其中的长兴、复兴公社的个别生产队和作业组，几乎百分之百的户挖吃观音土。复兴公社第三大队有307户1337人，吃观音土的有154户，占总户数的50%，该大队第五生产队69户社员，就有52户吃观音土。不吃观音土的，则吃树皮、树根、野菜、野草。吃了这些东西后，大部分人发生头痛、肚胀、大便结燥等症状。 ——罗平汉《大锅饭：公共食堂始末》第183-184页
1960年上半年，贵州已出现严重的饿死人现象，由周林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却向毛汇报：全省食堂办得好和比较好的占总数八成，受到毛的表扬，说贵州的经验“是一个科学总结”。贵州还被毛誉为“红旗省”，号召各省向贵州学习。其实1959年冬，遵义、湄潭、金沙等县就因严重缺粮出现“非正常死亡”，仅金沙县在困难时期就“非正常死亡”5.5万人。据人口学学者新近的研究，在困难时期，贵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6万，占灾前全省总人口的10.5%”。对此，周林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
贵州湄潭从1959年11月到1960年4月初， “全县共饿死12．451万人。死亡人数占全县总人口的20 %强，占农业人口的22%。事件中，全县死亡绝户达2938户，遗下的孤儿寡崽4737人，外出逃生的农民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这场惨祸及全县农村的大灾难，史所罕见，骇人听闻”。——刘兴盛：《贵州湄潭事件》见《炎黄春秋》2007年第11期
（山东省）五级干部大会……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原新华社记者、《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第28页 新华出版社 2008年1月版
“1959年到期961年，粮食征购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分别达到29·15%、28·29%、和28·46%。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1961年元月24日……社员的口粮标准每月平均只有15斤，3岁以下的孩子每月只有3斤；全大队半年来共死亡50 人，其中因营养极为缺乏而死亡的就有侯金海、侯江云、侯武举、侯堂弟、侯妙才、侯狮子、侯喜钱、高新斗、高三捷、侯文伯等10人。
——见侯永禄《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第88-8 9页
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商城（顾在商城劳改）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
—— 《顾准日记》 第58页
据无为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全县饿死人82278人；1960年饿死126524人。据《无为县志》记载，1957年年底全县人口为982979人，而1960年年底仅余662557人。
——谢贵平：《安徽省无为县的“大跃进”运动及其后果》见《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124页
62年红薯丰收，缓了过来。这年冬,我和父亲去上坟，找到看坟的老熊家，闲谈中问及旁边三四家人哪去了?答：死了。咋死的?病死的。啥病？浮肿病。你们咋没死？答：我们思想落后，退出了食堂，什么都挖来搭配着吃,活了过来。三千万?我看差不多吧?”
—— 言者为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看看《亮剑》原著对大跃进的描写，及李云龙的下场...
解放战争时，动员农民参军理由也很简单，土改刚分完土地，国民党要把你的土地抢走，怎么办？参军，保卫胜利果实。说一千道一万，老百姓的盼头就是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过上好日子，要求不高嘛。问题是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帮我们取得了政权，我们当初的承诺兑现了没有？人民是否过上了好日子呢？这就是我烦躁、睡不着觉的原因。我心里有愧呀，愧得脸，娘的，胡折腾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非要折腾呀，大跃进、炼钢铁，十五年超过英国，一亩地打个几十万斤，粮食多得发愁啊，愁得没地方打发，狗屁，见鬼去吧。有能耐折腾就要有能耐负责，自己的屁股自己擦。丁伟说得没错，早知这样，老子当年就不该当红军。打了这么多年仗，老百姓付出这么多，好容易解放了，还不该好好报答老百姓？这几天我到下面各团走了走，干部一个不见，只见战士，和战士们聊天，这一聊不要紧，听得我头皮发麻，浑身哆嗦，哪朝哪代也没有饿死过这么多人。哪里死人最多？老区呀，当年养过我们帮过我们的老区呀。解放十一年了，老区人民不但没过上好日子，反而大批的被饿死呀……。
李云龙哽咽了，大滴的眼泪滚落下来，他狠狠地擦去泪水，但泪水不停地流下来。田雨受到极大震撼，李云龙的眼泪金贵，轻易不流，一旦流出往往使人肝肠寸断。在巨大的震撼中，田雨突然感到，她不可能离开这个男人，连想都不要想，一旦失去他，自己的半个生命也会随之而去的，和这个男人一起十多年了，自己对他了解的究竟有多少？她紧紧抓住丈夫的手，泪如泉涌：请原谅我，我不该和你吵架，你的压力太大了，请你痛痛快快地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在听着，我是你的妻子呀……她终于哭出了声。惨哪，太惨了，河南信阳地区，有的村成了死村，整村的人被饿死。有的村支书带着全村人集体外出讨饭，省里派人封锁路口，不准外出讨饭，说是给脸上抹黑，结果全村被饿死。是谁下的命令？真该好好追查追查，这种人的良心已经黑透了，怎么能当上官呢？要是我当时在场，老子豁出去偿命，先掏出枪毙了他狗娘养的。梁山分队的一个战士，全家除了他，十几口人全部被饿死，他也不想活了，掏枪要自杀，我去禁闭室把他放出来说，干吗往自己脑袋上打？你该打我才是，国家搞成这样，我们这些当官的人人有份，谁也别想逃脱责任。我李云龙就该杀，谁让我胆子小不敢说话？谁让我怕摘乌纱帽？我是他娘的软骨头、孬种，就因为我这样软骨头官太多了，才把国家搞成这样。我把手枪顶上子弹拍在桌上说，你要有气就照我脑袋来一下，谁让我是这支部队的最高指挥官呢？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老百姓，脑袋上吃颗花生米是活该，罪有应得。冤有头债有主嘛，往自己脑袋上打就不对了，死了也是冤死鬼。现在我要说的是，请你原谅我一次，或者说饶我一次，让我以后长点儿记性，多为老百姓做点儿好事，立功赎罪呀，如果你说要原谅我，对我以观后效，可我一出门你又要往自己头上打，这就没意思了，首先是说话不算话，不是条汉子。第二，有仇不报非君子，对我有气就该打我，不敢打仇人反打自己，这也不是条汉子，我会看不起你。就这样，他答应不死了，保证说话算话。我这才敢走。
今年是由大跃进导致的三年大饥荒的50周年纪念，虽然经历过那场大饥荒的人们仍有着刻骨的记忆，但是至今 没有人认真地纪念过那场大饥荒和在大饥荒中死去的亲人。这里转述辛子陵著《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以了解当时的状况。并作为 对那三年死去同胞的纪念。）
三年大跃进全国到底死了多少人？这是评价毛泽东一生功过的一个重要史实。改革开放前一直严守封锁这几年的人口变动情况。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经国务 院批准，才在这几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西方几十个大通信社都突出报道 了1960年人口总数比上年净减少一千万的消息，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 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 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取得这样的 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 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中外民间学者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研究，比较公认的数字是三千万左右。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大饥 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后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5年出版。这个研究成果是以省 县地方志关于人口变动的统计为基础，作者自述引用地方志一千零五十种，立论客观，数据扎实，接近真实地反映了三年大跃进全国饿死人的真实情况。取得这样的 进展，首先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后各省县地方志修撰编纂工作的完成，曹树基先生的贡献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问题由估计推算阶段推进到统计计算阶段，他的分省 列表数字建立在对一千四百六十二个县统计资料“认真求证”的基础上，这就向全面揭开三年大跃进饿死人的真相前进了关键性的一步。
表一 1958——1962年全国各省灾区非正常死亡人口（人口单位：万）
省名 灾前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 比例% 排序
安徽 3446.0 633.0 18.37 1
四川 7191.5 940.2 13.07 2
贵州 1706.4 174.6 10.23 3
湖南 3651.9 248.6 6.81 4
甘肃 1585.7 102.3 6.45 5
河南 4805.8 293.9 6.12 6
广西 2009.9 93.1 4.63 7
云南 1918.3 80.4 4.19 8
山东 5343.5 180.6 3.38 9
江苏 5296.3 152.7 2.88 10
湖北 3074.9 67.5 2.20 11
福建 1547.9 31.3 2.02 12
辽宁 1931.0 33.0 1.71 13
广东 3839.3 65.7 1.71 14
黑龙江 1564.0 19.0 1.21 15
河北 5544.6 61.0 1.10 16
江西 1713.6 18.1 1.06 17
陕西 1832.0 18.7 1.02 18
吉林 1280.9 12.0 0.94 19
浙江 2570.3 14.1 0.55 20
山西 1621.1 6.0 0.37 21
合计 63474.9 3245. 8 5.11
据表一，四年大饥荒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三千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人。全国各灾区省（不包括内蒙古、新疆、和西藏）非正常死亡人口占各省灾前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
在华东地区，安徽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18.4％，江苏占2.9%，而浙江只占0.5%，江西略高，也只占1.1%。区域内的差异相当大。
在华中地区，湖南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6.8，湖北只占2.2%，
在华南地区，广西非正常死亡人口占灾前人口总数的4.7%，广东只占1.7%。
在西南地区，四川高达13.1％，贵州10.5%，云南只有4.2%，
在西北地区，甘肃占6.5%，陕西只有1%。
在华北，河南高达6.1%，山东为3.4%，河北（包括北京合天津）1.1%，山西更低，至0.4%。
这种差异与各省第/一/书/记的素质有很大关系。凡是大跃进中对“毛革/命/路/线”跟得紧的，死人就多；跟得最紧的，死人最多。如安徽的曾希望，四川的李井泉， 贵州的周琳，湖南的周晓舟，甘肃的张仲良，河南的吴芝圃等。有些年轻人认为，如果饿死三千万，按当时人口算，差不多每二十个人里就有一个饿死，这个数目是 不可能的。他们生活在城市或较好的省份，在自己周围的亲友中没发现饿死人的现象，就认为全国都是如此，忽略了城乡之间、省与省之间、县与县之间饿死人的这 种极大的不平衡性。
200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1959年至1962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1959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人死亡。
1960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1961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1962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
这个数字与民间学者的研究成果互为印证，说明民间学者的调查研究是事实求是的，并无夸大抹黑之意；官方数字是以当时的历史统计资料为基础的，稍高于民间统计数字，说明官方公布的的数字是事实求是的，并无文过饰非之心。
现在的大环境已经好多了！国家逐步在解禁以前的档案！
几个月前, 正值非洲外交红火, cctv播了一个以前驻非外交官的回忆. 其中涉及59年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几内亚政府, 到处寻求援助. 美国口头表示支持, 但对具体的要求则爱莫能助.
祖国政府得悉后, 立即满足所有要求. 记得内容有一千吨大米, 几十套成套设备(没有解释), 自然全部免费并负责运送到该国. 援助大米船只抵达后, 对方兴高采烈云云......
今天上网一查, 看到外交部重大历史档案解密, 其中就有政府60年主动向几内亚提供大米援助的消息. 甚至还有原件的照片. 这就是说, 别人本来没有提要求, 是我们的政府主动送货上门的. 援助大米的数量不是一千吨, 而是一万吨, 有文件和照片为证.
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期,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起因就是不忍目睹路边的饿殍. 那里正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古谚云: 湖广熟, 天下足.
一万吨大米 = 一千万公斤 = 二千万斤大米
当时一个普通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左右(必须有城市户口)
基于本人的经历, 许多过来人文字和口头的回忆, 如果有20斤粮食, 再加上菜叶树皮之类, 坚持一个多月没有大的问题. 20斤粮食有可以救活一个人. 20斤粮食大概 = 一条人命
二千万斤大米应该可以救活一百万人, 一百万条活生生的人命.
这些大米和几十套成套设备都是我国免费运送到几内亚, 不知国内和远洋运输成本为何. 此时, 正值我国极其缺油. 把运输成本和几十套成套设备的价值加起来, 恐怕不会低于一万吨大米.
解密的60年外交部档案还透露, “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中讲述：1962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要求粮食援助。恰巧从加拿大购进的几艘小麦船正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感叹：中国正处在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我们连句感谢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慷慨呀！”
我家有几位亲人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他们中有老有小, 公认的死因有水肿, 浮肿, 大肚子病等. 那时不能说是饿死的, 后来也就习惯了, 没人纠正.
--------那里也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我可怜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死都没有一个明白的死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