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要内容：上个世纪40年代末，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惨败后退守台湾。郭廷亮承认“共谍”并写下自白书后，黄伯度携案卷至孙立人的官邸，交与孙阅读。当孙立人的丧礼在台中殡仪馆举行时，郭廷亮自绿岛返台参加，并率领昔年弟兄祭拜。
黄埔系眼中的“杂牌”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惨败后退守台湾。60年来，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坚持，固然有很多因素，而1949年冬守住金门、阻挡解放军渡过厦金海峡，这无疑是其他因素存在的先决条件。孙立人当时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战役，但经他亲手训练的部队却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初期(1947—1949)，孙立人曾经先后担任陆军训练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对于建构防卫工程非常在行。在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台湾沿岸的防御工事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
孙立人一直努力向蒋介石表示忠诚。1949年，当蒋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见到孙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安全吗？”孙回答：“有我在，绝对安全。”
即便如此，得到的依旧是蒋介石的不信任与排挤。蒋不断调换他的职务，削弱他的兵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孙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其二，也是最致命的，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孙立人，经常直接与孙立人打交道。
假“共谍”释兵权
在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认为，在部队中和社会上有太多“共谍”渗透，他下令在各地尤其是部队展开肃清“共谍”的工作。蒋经国秉持父命，领导整个情治与政工系统积极推动。当年，到处流传有“隔墙有耳”、“匪谍就在你身边”等语。所以，以“共谍”的名义来抓人，是“戡乱”时期情治系统办案最容易不过的方法。
1950年蒋介石“复出”后，立即重新进行人事安排，将孙立人明升暗降，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只负训练之责，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即便这样，孙还是很卖力地尽责。然而，从这一年开始，孙周围的许多亲信开始被清理，其罪名都是“共谍”。
蒋介石对孙的第一次打压是逮捕孙所领导的女干部。孙的英文秘书黄正及其姊黄珏，这一对姊妹花第一批因“共谍”罪在6月被捕，被关了十年。
紧接着是对孙的第二次打压。孙立人设法将原国民党新一军散落在大陆的部将接到台湾。这些人当中，有享有“东方蒙哥马利”之称的李鸿，以及陈鸣人、彭克立等人。李鸿由大陆到台湾后，由孙立人陪同去见蒋介石。见面时，蒋介石表示有意要李鸿担任陆军官校校长。没想到，才过了两三个月，李不但没有当上校长，反而以“共谍”罪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25年。其妻马贞一也受连累入狱，在狱中生下儿子李定安。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 1950年，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1949年，蒋家政权的命运依赖台湾，台湾的防卫依赖孙立人；而到了1950年，蒋家政权在台湾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孙立人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蒋介石便开始解决孙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据推测，孙立人由于个性耿直，时常为公事与重要官员(如蒋经国)、重要将领(如周至柔)公开争吵，对核心人物(如彭孟缉)不假辞色，而他本人又受美国青睐，这对蒋介石在台湾重新构建权力核心形成了威胁。
因此，蒋一面将孙升任陆军总司令，使其有责无权；一面将他的一些重要部下陆续送进监狱，而且都以同样的名义——“共谍”。这也是蒋介石多年来解决异己的基本方法。
而孙立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一直是本着“诚”与“拙”。这一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尤其可以看出。孙立人一直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要诚恳，不要有小聪明。他可能做到了“诚”与“拙”，但“诚”、“拙”是否管用呢？蒋介石对他“信”吗？从上述两批人的被捕可见一斑。
力主“诚”、“拙”的孙立人，眼见自己千方百计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连遭秘密逮捕，音讯全无，自己却无法代为申冤，并没有激烈地反抗，仍旧认真做自己分内的事。同时，继续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与将领，就相关议题公开争吵。在旁人看，孙立人能做事但是不贴心；从蒋家看来，敢当面争吵似表示有反意；孙立人自己也向美国人吐苦水，甚至流露出表示要采取激烈行动。孙的这种态度，进一步促使台湾当局“解决”孙立人。经过重组的情治与政工系统，以“共谍”罪名来对付孙立人的部下，几乎无往不利。
当时，只要“孙系”军人一有风吹草动，情治人员一定马上报告上级。在这种情形下，第三次整肃孙立人部下的行动，于1955年展开。
稀里糊涂成了“叛乱”主谋
在1955年受到整肃的人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曾受到孙立人高度赏识与重用的少校郭廷亮。1944年，国民党新一军在一次反攻缅北的战役中，郭廷亮身受重伤，孙立人知道之后，立即派遣飞机，将郭载回后方医院急救。郭廷亮一直认为：他的命是孙立人救回来的。在孙立人的部队里，他一直表现很好。郭廷亮到台之后，由于身体壮硕，动作利落，为人豪迈，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示范营的营长，并且获准住在训练班正对面的诚正新村。当时的他，一心希望能够支持与拥护孙立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孙立人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直说什么，因此得罪了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其中有汤恩伯、黄杰、蒋经国、彭孟缉。1949年以后，蒋经国与彭孟缉都是扶摇直上的人物。特别是蒋经国，更是如此。孙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常常为了争取陆军的利益，与曾经希望与其结为拜把兄弟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当众“争吵”。蒋经国来拜年，他也不见。由于孙立人这些冲犯的行为，再加上他的旧部对孙1954年未能担任参谋总长表示不满，在私下相互联系，违反了不能自行集会结社的命令，1955年5月25日开始，包括郭廷亮在内的孙立人旧属受到第三波的整肃，并在8月牵动到孙本人。
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受到刑讯逼供。后来在他的案卷中发现，5月27日至6月1日仅五天之中就有九封自白书及询问笔录。郭廷亮在要求平反的《陈情书》中提到，他连续十天受到刑讯，无法睡眠或休息。又根据1955年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日记中提到，郭廷亮在自白书上签字时，竟然连“郭”字都不会写！他们由此判断：在签字时已经意识模糊的郭廷亮，很显然遭到了严厉的刑讯。另外还发现，郭在5月25日到6月底这段时间的口供，和7月14日以后的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7月14日之前，郭拒不承认是“共谍”。7月14日，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献策，改用劝服软攻，搬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对郭予以肯定，再进一步说服，又经过大约21天，郭廷亮才终于承认为“共谍”。
郭廷亮承认“共谍”并写下自白书后，黄伯度携案卷至孙立人的官邸，交与孙阅读。孙立人知道其中有诈，态度仍旧强硬。后来黄伯度通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及孙的侄子孙克刚等转达高层(其实是蒋经国等人)坚决要整顿孙立人旧属的立场。言明若孙再不主动辞职，必将株连更广。孙立人眼见已无转圜可能，乃于8月3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引咎辞职。蒋介石于8月20日批准，并将孙交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发布当天，随即又命令陈诚等人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
经过42天的调查，九人委员会于10月8日将《调查报告》呈给蒋介石。10月20日，当局正式公布，郭廷亮的罪行为“利用其与孙立人亲近之地位，资为掩护”，尤其是“利用孙立人所赋予，联络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学员之任务，藉作号召，以展开其为匪作兵运之活动”；并称此种行动已经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以暴动窃据国土，颠覆政府，并已着手实行”。报告意在昭告天下：当局不得不准许孙立人下台，因为确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其有叛乱的嫌疑；而蒋介石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仅派人看守孙的住处，随时查考而已。两个月后，即1955年12月，蒋介石还曾召见孙立人，并询问其近况，以及读些什么书。孙表示近来常阅读《曾胡治兵语录》，特别是《曾文正公家书》。蒋表示赞同。
从1956年开始，孙立人被迫在台中市向上路的住所开始了长达三十几年的幽居生活。孙立人外出，由国防部派车，国防部军情局派人做司机。另外还加派一部吉普车跟随。孙家里面，有副官常年驻扎把守；围墙之外，有军事情报局加盖的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居高临下，随时监视孙家的一举一动；其大门对面，据说也有一幢用做监视的房屋。孙立人外出，要由副官向上申请；出国则不被允许。
黯然走完33年囚徒生涯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90岁。弥留之际，嘴巴还念着：“我是冤枉的！”
孙立人去世后，李登辉会同“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11月27日颁发旌忠状。12月7日，在举行告别式上，李登辉会同郝柏村颁示褒扬令，并以军礼进行了国葬。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最后一个“交代”。
当孙立人的丧礼在台中殡仪馆举行时，郭廷亮自绿岛返台参加，并率领昔年弟兄祭拜。 孙立人去世之后，郭廷亮积极推动平反活动，从而使警总保安处处长胡世明，不得不派人紧密跟踪郭廷亮。在郭氏每次返台之后，即予严密监控。1991年11 月16日上午，为了吊祭孙立人，郭廷亮自绿岛返台，由警总接机。11时25分，郭廷亮自台北搭第109次复兴号至中坜。在中坜火车站，12时15分，火车开始滑行约30公尺时，郭氏突然被发现掉落在月台的第七、八车厢之间。经紧急送医，辗转进入省立桃园医院，当天凌晨又转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数天后死亡。法医、检察官以“交通事故”、“跳车身亡”为由宣告结案。 <!--bodyend-->
黄埔系眼中的“杂牌”
上个世纪40年代末，经过三年内战，国民党军队惨败后退守台湾。60年来，台湾当局之所以能够在台湾坚持，固然有很多因素，而1949年冬守住金门、阻挡解放军渡过厦金海峡，这无疑是其他因素存在的先决条件。孙立人当时虽然没有参加这场战役，但经他亲手训练的部队却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初期(1947—1949)，孙立人曾经先后担任陆军训练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等要职。他在清华大学是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对于建构防卫工程非常在行。在担任台湾防卫总司令期间，经过他的努力，台湾沿岸的防御工事体系很快就建立起来。
孙立人一直努力向蒋介石表示忠诚。1949年，当蒋家逃难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见到孙的第一句话就是：“台湾安全吗？”孙回答：“有我在，绝对安全。”
即便如此，得到的依旧是蒋介石的不信任与排挤。蒋不断调换他的职务，削弱他的兵权。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其一，孙不是黄埔学生出身；其二，也是最致命的，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孙立人，经常直接与孙立人打交道。
假“共谍”释兵权
在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认为，在部队中和社会上有太多“共谍”渗透，他下令在各地尤其是部队展开肃清“共谍”的工作。蒋经国秉持父命，领导整个情治与政工系统积极推动。当年，到处流传有“隔墙有耳”、“匪谍就在你身边”等语。所以，以“共谍”的名义来抓人，是“戡乱”时期情治系统办案最容易不过的方法。
1950年蒋介石“复出”后，立即重新进行人事安排，将孙立人明升暗降，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只负训练之责，既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即便这样，孙还是很卖力地尽责。然而，从这一年开始，孙周围的许多亲信开始被清理，其罪名都是“共谍”。
蒋介石对孙的第一次打压是逮捕孙所领导的女干部。孙的英文秘书黄正及其姊黄珏，这一对姊妹花第一批因“共谍”罪在6月被捕，被关了十年。
紧接着是对孙的第二次打压。孙立人设法将原国民党新一军散落在大陆的部将接到台湾。这些人当中，有享有“东方蒙哥马利”之称的李鸿，以及陈鸣人、彭克立等人。李鸿由大陆到台湾后，由孙立人陪同去见蒋介石。见面时，蒋介石表示有意要李鸿担任陆军官校校长。没想到，才过了两三个月，李不但没有当上校长，反而以“共谍”罪被逮捕入狱，一关就是25年。其妻马贞一也受连累入狱，在狱中生下儿子李定安。
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 1950年，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态度有很大转变：1949年，蒋家政权的命运依赖台湾，台湾的防卫依赖孙立人；而到了1950年，蒋家政权在台湾的地位相对稳固下来，孙立人的重要性也随之降低，蒋介石便开始解决孙的问题了。为什么会这样？据推测，孙立人由于个性耿直，时常为公事与重要官员(如蒋经国)、重要将领(如周至柔)公开争吵，对核心人物(如彭孟缉)不假辞色，而他本人又受美国青睐，这对蒋介石在台湾重新构建权力核心形成了威胁。
因此，蒋一面将孙升任陆军总司令，使其有责无权；一面将他的一些重要部下陆续送进监狱，而且都以同样的名义——“共谍”。这也是蒋介石多年来解决异己的基本方法。
而孙立人为人处世的原则一直是本着“诚”与“拙”。这一点，在《孙立人言论选集》中尤其可以看出。孙立人一直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要诚恳，不要有小聪明。他可能做到了“诚”与“拙”，但“诚”、“拙”是否管用呢？蒋介石对他“信”吗？从上述两批人的被捕可见一斑。
力主“诚”、“拙”的孙立人，眼见自己千方百计从大陆带到台湾来的亲密战友、得力助手连遭秘密逮捕，音讯全无，自己却无法代为申冤，并没有激烈地反抗，仍旧认真做自己分内的事。同时，继续与包括蒋经国在内的国民党高级官员与将领，就相关议题公开争吵。在旁人看，孙立人能做事但是不贴心；从蒋家看来，敢当面争吵似表示有反意；孙立人自己也向美国人吐苦水，甚至流露出表示要采取激烈行动。孙的这种态度，进一步促使台湾当局“解决”孙立人。经过重组的情治与政工系统，以“共谍”罪名来对付孙立人的部下，几乎无往不利。
当时，只要“孙系”军人一有风吹草动，情治人员一定马上报告上级。在这种情形下，第三次整肃孙立人部下的行动，于1955年展开。
稀里糊涂成了“叛乱”主谋
在1955年受到整肃的人当中，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曾受到孙立人高度赏识与重用的少校郭廷亮。1944年，国民党新一军在一次反攻缅北的战役中，郭廷亮身受重伤，孙立人知道之后，立即派遣飞机，将郭载回后方医院急救。郭廷亮一直认为：他的命是孙立人救回来的。在孙立人的部队里，他一直表现很好。郭廷亮到台之后，由于身体壮硕，动作利落，为人豪迈，担任第四军官训练班示范营的营长，并且获准住在训练班正对面的诚正新村。当时的他，一心希望能够支持与拥护孙立人，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
孙立人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直说什么，因此得罪了一些国民党重要人物，其中有汤恩伯、黄杰、蒋经国、彭孟缉。1949年以后，蒋经国与彭孟缉都是扶摇直上的人物。特别是蒋经国，更是如此。孙担任陆军总司令期间，常常为了争取陆军的利益，与曾经希望与其结为拜把兄弟的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当众“争吵”。蒋经国来拜年，他也不见。由于孙立人这些冲犯的行为，再加上他的旧部对孙1954年未能担任参谋总长表示不满，在私下相互联系，违反了不能自行集会结社的命令，1955年5月25日开始，包括郭廷亮在内的孙立人旧属受到第三波的整肃，并在8月牵动到孙本人。
5月25日，郭廷亮被捕，受到刑讯逼供。后来在他的案卷中发现，5月27日至6月1日仅五天之中就有九封自白书及询问笔录。郭廷亮在要求平反的《陈情书》中提到，他连续十天受到刑讯，无法睡眠或休息。又根据1955年监察院五人调查小组的调查日记中提到，郭廷亮在自白书上签字时，竟然连“郭”字都不会写！他们由此判断：在签字时已经意识模糊的郭廷亮，很显然遭到了严厉的刑讯。另外还发现，郭在5月25日到6月底这段时间的口供，和7月14日以后的有很大不同。也就是说，7月14日之前，郭拒不承认是“共谍”。7月14日，保密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献策，改用劝服软攻，搬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先对郭予以肯定，再进一步说服，又经过大约21天，郭廷亮才终于承认为“共谍”。
郭廷亮承认“共谍”并写下自白书后，黄伯度携案卷至孙立人的官邸，交与孙阅读。孙立人知道其中有诈，态度仍旧强硬。后来黄伯度通过原副总司令贾幼慧及孙的侄子孙克刚等转达高层(其实是蒋经国等人)坚决要整顿孙立人旧属的立场。言明若孙再不主动辞职，必将株连更广。孙立人眼见已无转圜可能，乃于8月3日写信给蒋介石，表示引咎辞职。蒋介石于8月20日批准，并将孙交由国防部随时查考，以观后效。发布当天，随即又命令陈诚等人成立九人调查委员会，查明真相。
经过42天的调查，九人委员会于10月8日将《调查报告》呈给蒋介石。10月20日，当局正式公布，郭廷亮的罪行为“利用其与孙立人亲近之地位，资为掩护”，尤其是“利用孙立人所赋予，联络第四军官训练班毕业学员之任务，藉作号召，以展开其为匪作兵运之活动”；并称此种行动已经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以暴动窃据国土，颠覆政府，并已着手实行”。报告意在昭告天下：当局不得不准许孙立人下台，因为确有坚实的证据，证明其有叛乱的嫌疑；而蒋介石还是宽大为怀，不予追究，仅派人看守孙的住处，随时查考而已。两个月后，即1955年12月，蒋介石还曾召见孙立人，并询问其近况，以及读些什么书。孙表示近来常阅读《曾胡治兵语录》，特别是《曾文正公家书》。蒋表示赞同。
从1956年开始，孙立人被迫在台中市向上路的住所开始了长达三十几年的幽居生活。孙立人外出，由国防部派车，国防部军情局派人做司机。另外还加派一部吉普车跟随。孙家里面，有副官常年驻扎把守；围墙之外，有军事情报局加盖的一栋三层楼的指挥中心，居高临下，随时监视孙家的一举一动；其大门对面，据说也有一幢用做监视的房屋。孙立人外出，要由副官向上申请；出国则不被允许。
黯然走完33年囚徒生涯
1990年11月19日孙立人在台中荣民总医院去世，享年90岁。弥留之际，嘴巴还念着：“我是冤枉的！”
孙立人去世后，李登辉会同“行政院”院长郝柏村在11月27日颁发旌忠状。12月7日，在举行告别式上，李登辉会同郝柏村颁示褒扬令，并以军礼进行了国葬。这算是台湾当局对孙立人的最后一个“交代”。
当孙立人的丧礼在台中殡仪馆举行时，郭廷亮自绿岛返台参加，并率领昔年弟兄祭拜。 孙立人去世之后，郭廷亮积极推动平反活动，从而使警总保安处处长胡世明，不得不派人紧密跟踪郭廷亮。在郭氏每次返台之后，即予严密监控。1991年11 月16日上午，为了吊祭孙立人，郭廷亮自绿岛返台，由警总接机。11时25分，郭廷亮自台北搭第109次复兴号至中坜。在中坜火车站，12时15分，火车开始滑行约30公尺时，郭氏突然被发现掉落在月台的第七、八车厢之间。经紧急送医，辗转进入省立桃园医院，当天凌晨又转往台北荣民总医院，数天后死亡。法医、检察官以“交通事故”、“跳车身亡”为由宣告结案。 <!--body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