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柏强忠 于 2002-3-13 12:11:00:
为什么要移民？--by 柏强忠
信用革命的二十种理由
不相信生活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
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
不相信医院
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
不相信饭店
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于是边吃边看电视。
不相信保健
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相信真诚
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 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不相信交通
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过马路，结果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轧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女儿说，过马路，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不相信历史
选择不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七年说好了提点意见没事的，可50万相信没事的人，后来都有事了，有点像那个被轧死的中学生。五八年人家说一亩地长出几万斤粮食，你没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来饿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
不相信物质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 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
不相信荣誉
假文凭、假档案、假名优、假新闻，以及280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60块钱一个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 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荣誉被糟蹋了。
不相信档案
1999年12月《云南日报》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大专以上假文凭的人有几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的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
可见这几十万人中有的级别参差不齐。没出事的高官档案里还有没有假文凭，查起来不太方便。在一个国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200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相信数字
那天在饭桌上听一个朋友侃，某地区把统计数字报给了中央，上面的领导懂经济，看了骂道：你们连造假都不会，一个数字改了，其他的也得改，否则加起来是笑话，水平够臭的！我没问这是传闻还是民间笑话，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说了一个“层层加水”的对子：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层层加水，横批：官运亨通。这个地区可怜连水都不会加。
统计部门的朋友抱怨，报表先得送地方领导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布。我没为难他们，没追问是否领导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动过。我倒是劝他们，你们不是汇总下面的数字吗，那些数字也是被“批准”过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相信教育
不能相信的事各条战线都有。今年1月《文汇报》上讲，湖南省政协提案批评中小学造假：教师在公开课前预先布置学生做踊跃发言状，会答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过报纸一看，说她在小学时就经历过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儿读过的一所小学，前几年终于被评为省级一级学校。为评比，他们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设计公开课举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补了几年的备课笔记档 案。我听了觉得荒唐。一个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说不这么做的倒不多见。湖南师大的教授说校园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但恐怕不爱听也得听着。
不相信文凭
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部分， 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生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不相信年龄
前两年，南方某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60岁退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他总是58岁，58岁，58岁，58岁，一直在位不退，在当地传为笑谈。类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现在老百姓知道有59岁现象。现在真干部在档案里有一点点不太真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案例，于是有些组织部门规定某些处室负责审查甄别干部档案。有的干部被查出来有造假内容，但人已调入，工作也干得好好的， 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让人头疼。
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凭验证中心，很受欢迎，还满足了全国各地的服务需求， 现在忙不过来。现在社会上一些大学生是真的大学毕业生，但手上的文凭与他就读的学校不符，有点像前面说的酒，茅台的瓶子，装的是二锅头。
当我们步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当这些因子传染给别人，或者遗传给下一代，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相信自己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从大型国企、一个从政府机关下海，现在都是私企的老总。历经风雨之后，二人现在都有不小的变化。老总A经常对我说，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这话很好玩，有点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 寻思。结果，害得老总A多花了一倍的劲儿。
不相信亲人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会想，爸爸这么喜欢我，怎么还不能相信？还烫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拷问中死去，B总的儿子在“信，还是不信”的拷问中长大。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我看了报道，永远不会只看绿灯就过马路。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怀疑的消除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用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不相信童真
曾经的我们跳过忠字舞，挥过小红书，批这个斗那个，发言、表态、写白纸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值得怀疑的东西弄得不容置疑，对不能怀疑的东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后来的年头，我们仍不时地说一些不是很真的话，做一些不是很实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们就接了下去，写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编好人好事，对同学说瞎编的话。我女儿说她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写 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我外甥现在读小学六年级，他告诉我，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咳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卷子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做得哗哗的。他们现在谁也不信谁。信用被破坏，他们也做了一点事。不相信时，做了的事总是要承担一点 责任的，当然不一定是今天。
不相信怀旧
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一定责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赖账。连对小孩子，我们将来都要告诉他们，得对小时候做过的事承担一些责任，对大人就更不用说。可是现在有些大人的表现颇让人不好意思。我现在一见摇头晃脑大唱样板戏的人，总在心里哀求他们快点停下来。对那些用温馨的笔调怀旧的人，对他们留恋六七十年代不能上学只能下乡，只能斗人或只能被人斗的岁月，还大喊青春 无悔，我总是想提醒他们一下，在该读书的年龄而不让读的一代人，他们遭受的损失，95％以上的人，一辈子也没法弥补。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遇有条件把坏事变成好事。要是坏事和好事可以随意颠来倒去地变，那我们的孩子们对历史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十几岁就辍学下乡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孩子，现在活得并不轻松。而另外一些人，在亿万人遭难的年代活得很滋润，现在又比摆脱了浩劫的亿万人活得还要滋润得多，有的还俨然文化名人、青年导师。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言论和行动，都采取了健忘和赖账的政 策，或者说采取了说谎的政策。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对于引导孩子们相信什么，是很不利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那社会的信用水平又受到了破坏。
不相信同门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A什么的。一个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国那头两个欧美商人和咱们这头两个中国商人同时在做生意，那头可能已经成交了一笔，又成了一笔，又成了第三笔，然后各自带着赚来的钱到南欧的海滩晒太阳喝咖啡去了；而咱们这边还在互相调查互相揣摩，离签合同的日子还远着呢。他们合同签得快 、签得多，工厂开工就快，商店营业额就高，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就比较多一点；于是我们就比人家穷一点，包括你、我、他。搞经济的朋友说，现在的交易成本很高。其实不止交易，各个领域都在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比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安排的文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政 府的即老百姓的钱，花你我的钱。这就是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的代价、承担的责任。没有侥幸，不要窃喜，以为自己逃过去了。你没逃掉，你本可以比现在富得多。
不相信老师
一个小学的班主任，听任课老师说前面一节课他们班纪律很乱，就到班上说：“刚才上课谁不遵守纪律了？”全班鸦雀无声。“谁承认，谁就是好孩子，老师保证不批评他。”许久，一个孩子站了起来。不料老师立刻翻脸，劈头盖脸地大骂他，还发动全班围攻他，使那个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听完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问这件事是不是要处理？答曰：是。我说，就是嘛，不处理还行，心里这才轻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劲，再问：“会怎样处理那个老师？”“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说能不能调离教师岗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能。”
那个教师用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付小孩子，用这种世界观塑造几十个小孩子的灵魂，对他应有的处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轻松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怎么使我们的社会信用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呢？
1987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要说谎。如果我们的每件事、每句话、每篇文章、每次发言、每张表格等等，尽可能地真实，不实的东西能少一分是一分，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
为什么要移民？--by 柏强忠
信用革命的二十种理由
不相信生活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
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
不相信医院
下午去医院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
不相信饭店
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吃完结账，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于是边吃边看电视。
不相信保健
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相信真诚
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 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看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地穿过马路，回了家。
不相信交通
前些日子看到报纸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是绿灯过马路，结果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轧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女儿说，过马路，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我精神健全，没有心理障碍，没有多疑症，没有被害幻想症。
不相信历史
选择不相信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七年说好了提点意见没事的，可50万相信没事的人，后来都有事了，有点像那个被轧死的中学生。五八年人家说一亩地长出几万斤粮食，你没法不信，也不敢不信，可后来饿死的人又那么多。六几年七几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大家一起唱“就是好来就是好来就―――是好！！！”
不相信物质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账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 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没法编出来的情节。
不相信荣誉
假文凭、假档案、假名优、假新闻，以及280块钱一个的“中央军委”和60块钱一个的“成都市公安局”假公章什么的，这些东西资本主义那边可能就不太多了。 然后是假数字、假政绩，这些玩意还没听说人家有，想辩解一下还有点难，得注意了，荣誉被糟蹋了。
不相信档案
1999年12月《云南日报》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大专以上假文凭的人有几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的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
可见这几十万人中有的级别参差不齐。没出事的高官档案里还有没有假文凭，查起来不太方便。在一个国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己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200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相信数字
那天在饭桌上听一个朋友侃，某地区把统计数字报给了中央，上面的领导懂经济，看了骂道：你们连造假都不会，一个数字改了，其他的也得改，否则加起来是笑话，水平够臭的！我没问这是传闻还是民间笑话，反正一回事。有人就说了一个“层层加水”的对子：上级压下级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下级骗上级一级骗一级层层加水，横批：官运亨通。这个地区可怜连水都不会加。
统计部门的朋友抱怨，报表先得送地方领导审阅、批准，否则不准发布。我没为难他们，没追问是否领导按政治的需要，大局的需要改动过。我倒是劝他们，你们不是汇总下面的数字吗，那些数字也是被“批准”过的，有人要靠它升官，所以，是不能完全相信的。
不相信教育
不能相信的事各条战线都有。今年1月《文汇报》上讲，湖南省政协提案批评中小学造假：教师在公开课前预先布置学生做踊跃发言状，会答的举左手，不会的举右手。我看后大笑。女儿拿过报纸一看，说她在小学时就经历过多次了，不稀奇。我女儿读过的一所小学，前几年终于被评为省级一级学校。为评比，他们有的工作提前做了，比如设计公开课举手；有的工作推后做了，比如追补了几年的备课笔记档 案。我听了觉得荒唐。一个教育界人士笑我大惊小怪，说不这么做的倒不多见。湖南师大的教授说校园造假是教育界的悲哀，民族的悲哀。这话听起来不太入耳，但恐怕不爱听也得听着。
不相信文凭
博士硕士文凭是真的，但论文是部下写的，部下还要麻烦更下面的人写一部分， 所以花了些钱，打印稿上有他的笔迹，你不能说他买文凭吧；新闻报道的时间地点人物是真的，但有些话不是那个人物说的，有些事不是他做的；书是真的，但汇编还是著作闹不清；论文是真的，但好几个署名中哪一个是真的作者闹不清；档案是真的，但有好几个出生年月，哪一个是真的，闹不清。
不相信年龄
前两年，南方某地有一个级别很高的干部，在其胞弟60岁退休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以后，他总是58岁，58岁，58岁，58岁，一直在位不退，在当地传为笑谈。类似的例子并不算少。现在老百姓知道有59岁现象。现在真干部在档案里有一点点不太真的东西，已经不是个别案例，于是有些组织部门规定某些处室负责审查甄别干部档案。有的干部被查出来有造假内容，但人已调入，工作也干得好好的， 停止工作不行，退回原籍也不行，很让人头疼。
深圳市人事局建立了文凭验证中心，很受欢迎，还满足了全国各地的服务需求， 现在忙不过来。现在社会上一些大学生是真的大学毕业生，但手上的文凭与他就读的学校不符，有点像前面说的酒，茅台的瓶子，装的是二锅头。
当我们步入一个真假难辨的境地，不相信的因子就向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当这些因子传染给别人，或者遗传给下一代，世界就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不相信自己
我有两个朋友，一个从大型国企、一个从政府机关下海，现在都是私企的老总。历经风雨之后，二人现在都有不小的变化。老总A经常对我说，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这话很好玩，有点卡夫卡的味道。左手帮右手挠痒痒，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起劲，然后要干什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右手也同样这么 寻思。结果，害得老总A多花了一倍的劲儿。
不相信亲人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儿子会想，爸爸这么喜欢我，怎么还不能相信？还烫我一下！哈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拷问中死去，B总的儿子在“信，还是不信”的拷问中长大。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我看了报道，永远不会只看绿灯就过马路。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怀疑的消除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用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不相信童真
曾经的我们跳过忠字舞，挥过小红书，批这个斗那个，发言、表态、写白纸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值得怀疑的东西弄得不容置疑，对不能怀疑的东西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后来的年头，我们仍不时地说一些不是很真的话，做一些不是很实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们就接了下去，写自己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编好人好事，对同学说瞎编的话。我女儿说她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写 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实际上从来也没捡到过一分钱。我外甥现在读小学六年级，他告诉我，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咳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卷子一发，奥林匹克数学题个个做得哗哗的。他们现在谁也不信谁。信用被破坏，他们也做了一点事。不相信时，做了的事总是要承担一点 责任的，当然不一定是今天。
不相信怀旧
我们每个人都得为自己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负一定责任，不能健忘，更不能赖账。连对小孩子，我们将来都要告诉他们，得对小时候做过的事承担一些责任，对大人就更不用说。可是现在有些大人的表现颇让人不好意思。我现在一见摇头晃脑大唱样板戏的人，总在心里哀求他们快点停下来。对那些用温馨的笔调怀旧的人，对他们留恋六七十年代不能上学只能下乡，只能斗人或只能被人斗的岁月，还大喊青春 无悔，我总是想提醒他们一下，在该读书的年龄而不让读的一代人，他们遭受的损失，95％以上的人，一辈子也没法弥补。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机遇有条件把坏事变成好事。要是坏事和好事可以随意颠来倒去地变，那我们的孩子们对历史就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十几岁就辍学下乡的人群，包括他们的父母甚至他们的孩子，现在活得并不轻松。而另外一些人，在亿万人遭难的年代活得很滋润，现在又比摆脱了浩劫的亿万人活得还要滋润得多，有的还俨然文化名人、青年导师。他们对自己过去的言论和行动，都采取了健忘和赖账的政 策，或者说采取了说谎的政策。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对于引导孩子们相信什么，是很不利的。如果大家都认为这样的情况是可以接受的，那社会的信用水平又受到了破坏。
不相信同门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A什么的。一个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国那头两个欧美商人和咱们这头两个中国商人同时在做生意，那头可能已经成交了一笔，又成了一笔，又成了第三笔，然后各自带着赚来的钱到南欧的海滩晒太阳喝咖啡去了；而咱们这边还在互相调查互相揣摩，离签合同的日子还远着呢。他们合同签得快 、签得多，工厂开工就快，商店营业额就高，每个人口袋里的钱就比较多一点；于是我们就比人家穷一点，包括你、我、他。搞经济的朋友说，现在的交易成本很高。其实不止交易，各个领域都在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比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安排的文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政 府的即老百姓的钱，花你我的钱。这就是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的代价、承担的责任。没有侥幸，不要窃喜，以为自己逃过去了。你没逃掉，你本可以比现在富得多。
不相信老师
一个小学的班主任，听任课老师说前面一节课他们班纪律很乱，就到班上说：“刚才上课谁不遵守纪律了？”全班鸦雀无声。“谁承认，谁就是好孩子，老师保证不批评他。”许久，一个孩子站了起来。不料老师立刻翻脸，劈头盖脸地大骂他，还发动全班围攻他，使那个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刺激。
我听完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问这件事是不是要处理？答曰：是。我说，就是嘛，不处理还行，心里这才轻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劲，再问：“会怎样处理那个老师？”“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说能不能调离教师岗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能。”
那个教师用五七年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付小孩子，用这种世界观塑造几十个小孩子的灵魂，对他应有的处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轻松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怎么使我们的社会信用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呢？
1987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己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要说谎。如果我们的每件事、每句话、每篇文章、每次发言、每张表格等等，尽可能地真实，不实的东西能少一分是一分，情况总会一天天好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