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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上万人到北京中央信访办上访，后来被说成是围攻中南海。十二年过去了，究竟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到中央信访办上访？真的是围攻了中南海吗？上访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江泽民真的是四•二五当天才知道法轮功吗？何祚庥为何在那个时间选择在天津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以及随后的“香山集体大自杀”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结合当时的情况及相关的报导作一分析。
一、四•二五之前，江泽民、罗干已把对法轮功的打击上升为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
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分别于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通过公安部对法轮功搞了两次秘密调查。第一次调查没有发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正面的。第二次调查是先内定法轮功为“邪教”，然后再搜集证据。
这样的调查在一些地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由此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而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还出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对中共本性有所了解，或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士都清楚，中共如此调查，看来对法轮功图谋打击，在中共高层内的个别人心中，已是磨刀霍霍了。
中共内部，与意欲栽赃的调查相对的，对法轮功的发展持支援和肯定态度的人士，从他们良好的本愿出发，也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在当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九九八年五月，国家体总主任伍绍祖到长春考察群众体育活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背景中，就是长春大法弟子洪大的集体炼功的场面。
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98%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调查结果向大陆国家体委作了汇报。
同年九月十日，李岚清作出批示，要求并强调国家体总归口管理人体科学工作。十月二十八日，国家体总印发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并要求“认真学习，积极贯彻落实归口管理，协调好各地的人体科学和气功工作”。（这一资料见国内公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国家体总于李岚清副总理批示后在十月中下旬，派出以原中国气功协会负责人丘育才为组长的考察组，赴长春考察法轮功学员修炼情况，除深入炼功点，明察暗访外，还召开了由五十二名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与会的代表有企业家、个体业者、居委会主任、工人、政府官员、老红军、现职军级干部、专家学者，其中大专院校教授二十五人，考察效果是好的。丘育才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
同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世界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稍加分析我们就可看到，罗干对法轮功“先定性”的调查是完全违背调查原则的，只有通过对事实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怎么能在调查之前就下结论呢？这明显是在指令公安为他的定性而制造假证。那么，罗干有这个权力吗？尽管他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如果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握有实权的人物的首肯，他也不敢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个人物是谁呢？
罗干是政法委书记，他的顶头上司是主管政法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李岚清对气功是持支持态度的。前面说，九月十日，李岚清作出批示，要求并强调国家体总归口管理人体科学工作。这个人体科学就包含气功。而在此前的五月十一日，李岚清说做出批示，要求国家体育总局归口管理人体科学工作。一改原来由中宣部、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国家体育总局等九个部委共管气功的决定，而为归口由国家体育总局管理，这也证实伍绍祖于五月十五日视察长春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后实施的。
那么，罗干除受李岚清领导之外，还有朱镕基和江泽民。朱镕基在知道罗干秘密调查的事情后，曾把罗干叫去批评说“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却用最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老百姓”。
罗干与江泽民关系很好，他之所以敢于那样对待法轮功，是有他自身的打算，及江泽民在背后的撑腰。
作为罗干来讲，挑起法轮功事件，有他政治上的需求。当时他年龄已大，能不能在下届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尚无定论。但是他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共内部要想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势力，那就得利用职权，挑起并加剧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社会矛盾。大家知道，作为政法委，主管公检法司，是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当然，政治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讲，可大可小。尽管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国家已经转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轨道，可是政治这个问题，却仍然是中共念念不忘的。只要把普通的社会现象提到政治层面，仍然可以无限上纲。那就是说，只要对法轮功的打击做到了，那他罗干在中共官场上的地位就绝对没人可以动得了的，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镇压法轮功后的事实也表明，罗干把自己和江泽民与中共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既然是他挑起了这么大的事件，那他同时也拥有了在这方面的资本。
伍绍祖、乔石对法轮功的调查与支持没有什么可说的。作为伍绍祖来讲，他是国家体总的负责人，考察群众的健身和各地的体育运动，是他份内的事。他派出工作组去调查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工作组的调查采取的形式也是相当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只是实事求是地调查，由法轮功学员讲自己的修炼过程和感受。有的学员为了证实自己炼功后的变化，还拿出了当初医院所下的无法治疗的病例证明。乔石虽说是原人大委员长，可是他组织的都是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这些人对一个群众性的健身运动完全可以不去调查。那么他们的调查无非是因为法轮功确实在袪病健身和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有着突出的效果，本着为国家前途和民众利益的良好愿望出发才去做的而已。这无可厚非。
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对乔石等人公开他的继任者的作法异常嫉恨（参见《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及《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的分歧》），所以是凡乔石推崇的，那就是他所要打击的，这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加上罗干的煽风点火，江泽民已把这一寻常的法轮功炼功活动，当成了打压异己、提升自己威望的手段。而且，作为共产党来讲，打击法轮功，那是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只要把法轮功问题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他江泽民就有绝对的胜算。其实说白了，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那就势必成为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用这种路线号令全党，江泽民的权力与势力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放大。
上升到党内的路线斗争，在当时的江泽民看来，他已经胜券在握了。因为法轮功是传统的修炼功法，讲到了另外空间以及神佛的存在，这与中共所信奉的无神论截然相反，所以，在江泽民看来，只要他祭出中共无神论的血旗，打击法轮功可谓畅通无阻。这从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后所作的系列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然而，江泽民在法轮功问题上并没有丝毫的态度表露出来。他在等待时机。
二、挑起法轮功事端
尽管罗干对法轮功先定了性，可是回馈上来的材料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罗干不得不思忖对法轮功的事端如何挑起。
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讲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全凭自己约束自己，没有人管，顶多就是学员之间交流一下，谈谈认识而已。
什么是事端？不过都是由谩骂、打架斗殴引起，甚而至于流血冲突。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制造事端？罗干与其连襟何祚庥采取了一种非常隐蔽，却又能单方面挑起法轮功事端的作法。那就是由何祚庥出面在杂志上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
何祚庥，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实质上他是一个中共安插在科学界专为中共政治斗争服务的笔杆子，一生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却很能顺应形势需要，站在所谓科学的立场上，写出为中共青睐的文章。热衷于吹捧“自然科学的阶级性”，控制论被他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他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二零零一年他甚至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的可笑观点。
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曾在北京电视台诬陷法轮功，在北京法轮功学员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内的法轮功学员讲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北京电视台在私下作了道歉，并制作了一个正面报导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弥补。
这次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也是有着充分的考虑的。从地点上看，天津离北京很近，又是一个直辖市，便于制造出事端来直达中共最上层。“青少年科技博览”也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刊物，加之又是针对青少年的，在这上面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应该是非常低调吧。其实这也正是罗干、何祚庥这对连襟的阴险之处。他们知道，在这样的地方、这样不引人关注的杂志上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法轮功学员只要去澄清事实，说明真相，那这自然就给了他们制造事端的藉口，而且这藉口还冠冕堂皇：一个科学院院士出于对青少年的关心，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有何不可？不是出于对祖国未来的关心吗？
可是如果稍微细究一下就会发现，何祚庥之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吗？以科学院院士的身份，借关爱青少年的名义，完全不顾事实，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发表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居心何其毒也！
从时间来看，一方面，中共体制内实事求是对法轮功调查的正面结论正在产生深远影响，国家体育总局也已经对法轮功作了正式的官方的调查，并且面临着接纳法轮大法研究会申请注册的问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刺激着妄图加害法轮功的江罗一伙，所以他们对法轮功的造谣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江泽民于法轮功大上访的当晚给政治局及相关领导人物的信件中，明确提到，“敏感期已近”的字句，这也自然给了人们极大的联想。
江泽民所认定的“敏感期”是什么？就是指十年前江泽民得以登上中共最高位置的六四学潮。六四学潮中有两个相当敏感的日期，一个是四月二十六日，一个是六月四日。这个四月二十六日，是中共对学潮进行正式定性的日期，也就是在那一天，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史称四二六社论。也正是因为这个社论，才使得学潮漫延全国。而且大学生游行以及与政府交涉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求政府纠正错误的定性。
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大上访之后，对法轮功展开全国范围内的迫害时，这个日期被再次重提，笔者曾记得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法轮功学员选择在这一天围攻中南海，与十年前那个敏感的日子极其接近，其中大有深意。当然，后面还提到了什么法轮功在海外的政治背景等等诬陷之词。
可是我们适当往前推算一下就会发现，导致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这一天，也早在中共的谋算之中，只是上访的及时处理，使得本来应拖延至二十六日的事件提前一天得以解决。
天津防暴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发生在二十三日晚间，并且，当法轮功学员到天津市政府上访时，拖至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才来了几个官员，一个穿警服的说：“我们这里没有许可权解决问题，你们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去中南海。”并说，北京公安部介入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当天，也就是二十四日，法轮功学员便决定到北京上访反映情况。于是便有了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大上访。
早上八点多钟，朱镕基来到学员中简单问询情况，并指示官员和法轮功学员商谈解决。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朱镕基当日不在中南海，或到下午才有机会得以解决这一事端，或者是解决问题再慢一点，那么很自然的，法轮功学员就要站到次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了。
我们对这一时间提出质疑是有根据的，一个是江泽民在他当晚所写的信中自曝的，说是敏感期已来临。另一个根据就是天津警察非法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时间。法轮功学员是四月十八日开始陆续到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的，可是却在拖了五天之后才实施暴力驱逐。并且前几天，编辑在了解情况后，还善意地向学员承认了错误，并有纠正之意，可是到了二十三日，编辑部却一改先前承认错误的态度，说他们没有错。显然他们说自己没有错误，与后面的特警打人抓人，以及市政府出面解说情况要到北京才能解决问题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都接受到了为同一个目的而下的不同的指令。由此可见，中共设置这个圈套的周密，什么时间让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经过周密的布置的。
如果把这样的事件反过来看，可能更明白一些。何祚庥以他院士的身份在天津教育学院的这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很自然，杂志社也根本没有不发表的理由，平时这样身份的人，不要说蒙他们赐稿了，连约稿都没法和他们联系。那么何祚庥为什么不往后拖呢？“青少年博览”是月刊，每月出版一次，再怎么拖也不可能和六四连在一起。看来只有他的文章发表的四月十一日这一个日子可用，因为杂志的发表需要时间，法轮功学员了解文章的内容也需要个时间，这对罗干与何祚庥一伙来讲，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游刃有余地构陷这个事端。
四二五后，人们在盛传着法轮功学员的坚忍、和平与理性。这固然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思想境界的体现。事情能这样平缓地过去，也不是什么政权说干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可是这场事端确乎由江罗挑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朱镕基的处理，而放任由罗干处理的话，那结果会怎样？何况这样的事件，涉及到公安抓人、打人，明显属于社会治安事件，而这些又都是在他这个政法委书记职权范围内的事。要是由他处理，他会派人坐下来和法轮功学员和平谈判吗？那么会不会继续拖延下去？其实，只要拖延下去一天，公安就有了暴力清场的可能。当然，那样的话，中共喉舌的报导也会完全站在中共一方而对法轮功大肆诬衊。
我们不排除，江罗只是想借诱使法轮功学员上访之机以栽赃法轮功的动机，因为只要法轮功学员上访人数达到了一定的期限，就为他们下一步打击法轮功找到了藉口。可是我们也不排除，罗干想在法轮功学员上访时使用暴力的可能。
这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天津特警抓捕法轮功学员是在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要形成大范围的上访，只有二十四日这一天的时间准备不可能够，四月二十五即使有来上访的人，也不可能多，再怎么着也得等到二十六日。
当然，这些我们都是猜想，是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与江泽民的信件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江泽民在信中说：“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针对江泽民的信件，我们不妨问一句：天津抓人、打人，怎么不提前两天或再滞后两天呢？要知道，“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天津公安以及天津市政府官员的言行中，都明确表露过受到了上级的指令或暗示。何祚庥当然没有这样的权力，那么谁的权力这么大？可以凌驾于天津市政府之上？须知，天津市是一个直辖市，它的上级就是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尽管天津的官员说是公安部介入了此事，但是能排除江泽民对此事的关注吗？公安部的介入说明了罗干的参与，罗干背后的靠山，只能是江泽民。
［未完］
http://epochtimes.com/gb/11/5/9/n3251399.htm
一、四•二五之前，江泽民、罗干已把对法轮功的打击上升为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
时任中共政法委书记的罗干，分别于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通过公安部对法轮功搞了两次秘密调查。第一次调查没有发现法轮功的任何问题，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正面的。第二次调查是先内定法轮功为“邪教”，然后再搜集证据。
这样的调查在一些地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4000多元。由此引起40余人到公安部上访；1000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而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还出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练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对中共本性有所了解，或经历过中共历次政治运动的人士都清楚，中共如此调查，看来对法轮功图谋打击，在中共高层内的个别人心中，已是磨刀霍霍了。
中共内部，与意欲栽赃的调查相对的，对法轮功的发展持支援和肯定态度的人士，从他们良好的本愿出发，也在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在当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九九八年五月，国家体总主任伍绍祖到长春考察群众体育活动，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背景中，就是长春大法弟子洪大的集体炼功的场面。
一九九八年，在北京市、武汉市、大连地区及广东省分别由当地医学界组织进行了五次医学调查，调查人数近三万五千人。这是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全面的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数有效率高达98%以上，被调查者的心理状况和精神状况也得到极大改善，他们所节约的医药费为国家和集体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调查结果向大陆国家体委作了汇报。
同年九月十日，李岚清作出批示，要求并强调国家体总归口管理人体科学工作。十月二十八日，国家体总印发了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并要求“认真学习，积极贯彻落实归口管理，协调好各地的人体科学和气功工作”。（这一资料见国内公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国家体总于李岚清副总理批示后在十月中下旬，派出以原中国气功协会负责人丘育才为组长的考察组，赴长春考察法轮功学员修炼情况，除深入炼功点，明察暗访外，还召开了由五十二名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与会的代表有企业家、个体业者、居委会主任、工人、政府官员、老红军、现职军级干部、专家学者，其中大专院校教授二十五人，考察效果是好的。丘育才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
同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练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世界新闻周刊》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1000元。如果练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稍加分析我们就可看到，罗干对法轮功“先定性”的调查是完全违背调查原则的，只有通过对事实的调查才能得出结论，怎么能在调查之前就下结论呢？这明显是在指令公安为他的定性而制造假证。那么，罗干有这个权力吗？尽管他是中共政法委书记，如果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内握有实权的人物的首肯，他也不敢作出这样的决定。这个人物是谁呢？
罗干是政法委书记，他的顶头上司是主管政法的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李岚清对气功是持支持态度的。前面说，九月十日，李岚清作出批示，要求并强调国家体总归口管理人体科学工作。这个人体科学就包含气功。而在此前的五月十一日，李岚清说做出批示，要求国家体育总局归口管理人体科学工作。一改原来由中宣部、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国家体育总局等九个部委共管气功的决定，而为归口由国家体育总局管理，这也证实伍绍祖于五月十五日视察长春是在中央和国务院主管领导的批示后实施的。
那么，罗干除受李岚清领导之外，还有朱镕基和江泽民。朱镕基在知道罗干秘密调查的事情后，曾把罗干叫去批评说“放着大案要案不抓，却用最高级的特务手段对付老百姓”。
罗干与江泽民关系很好，他之所以敢于那样对待法轮功，是有他自身的打算，及江泽民在背后的撑腰。
作为罗干来讲，挑起法轮功事件，有他政治上的需求。当时他年龄已大，能不能在下届进入中共的最高决策层，尚无定论。但是他明白一个道理，在中共内部要想站稳脚跟，扩大自己的势力，那就得利用职权，挑起并加剧自己管辖范围内的社会矛盾。大家知道，作为政法委，主管公检法司，是国家的执法和司法机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当然，政治这个问题，在中国来讲，可大可小。尽管经过十年文革的浩劫，国家已经转向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轨道，可是政治这个问题，却仍然是中共念念不忘的。只要把普通的社会现象提到政治层面，仍然可以无限上纲。那就是说，只要对法轮功的打击做到了，那他罗干在中共官场上的地位就绝对没人可以动得了的，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是指日可待的事。
镇压法轮功后的事实也表明，罗干把自己和江泽民与中共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既然是他挑起了这么大的事件，那他同时也拥有了在这方面的资本。
伍绍祖、乔石对法轮功的调查与支持没有什么可说的。作为伍绍祖来讲，他是国家体总的负责人，考察群众的健身和各地的体育运动，是他份内的事。他派出工作组去调查再正常不过了，而且工作组的调查采取的形式也是相当的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只是实事求是地调查，由法轮功学员讲自己的修炼过程和感受。有的学员为了证实自己炼功后的变化，还拿出了当初医院所下的无法治疗的病例证明。乔石虽说是原人大委员长，可是他组织的都是一些离退休的老干部，这些人对一个群众性的健身运动完全可以不去调查。那么他们的调查无非是因为法轮功确实在袪病健身和提升人们的思想道德方面有着突出的效果，本着为国家前途和民众利益的良好愿望出发才去做的而已。这无可厚非。
心胸狭窄的江泽民对乔石等人公开他的继任者的作法异常嫉恨（参见《九评共产党》、《江泽民其人》及《中共高层在法轮功问题上的分歧》），所以是凡乔石推崇的，那就是他所要打击的，这是由他的本性决定的。另一方面，加上罗干的煽风点火，江泽民已把这一寻常的法轮功炼功活动，当成了打压异己、提升自己威望的手段。而且，作为共产党来讲，打击法轮功，那是无神论与有神论的斗争，只要把法轮功问题上升到这样的一个高度，那他江泽民就有绝对的胜算。其实说白了，一旦上升到这个高度，那就势必成为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用这种路线号令全党，江泽民的权力与势力就会得到极大的提升与放大。
上升到党内的路线斗争，在当时的江泽民看来，他已经胜券在握了。因为法轮功是传统的修炼功法，讲到了另外空间以及神佛的存在，这与中共所信奉的无神论截然相反，所以，在江泽民看来，只要他祭出中共无神论的血旗，打击法轮功可谓畅通无阻。这从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后所作的系列讲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
然而，江泽民在法轮功问题上并没有丝毫的态度表露出来。他在等待时机。
二、挑起法轮功事端
尽管罗干对法轮功先定了性，可是回馈上来的材料仍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罗干不得不思忖对法轮功的事端如何挑起。
法轮功信仰真、善、忍，讲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全凭自己约束自己，没有人管，顶多就是学员之间交流一下，谈谈认识而已。
什么是事端？不过都是由谩骂、打架斗殴引起，甚而至于流血冲突。面对法轮功学员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怎么制造事端？罗干与其连襟何祚庥采取了一种非常隐蔽，却又能单方面挑起法轮功事端的作法。那就是由何祚庥出面在杂志上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
何祚庥，名义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实质上他是一个中共安插在科学界专为中共政治斗争服务的笔杆子，一生没有什么科研成果，却很能顺应形势需要，站在所谓科学的立场上，写出为中共青睐的文章。热衷于吹捧“自然科学的阶级性”，控制论被他说成是企图用“纯技术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现象，从而掩盖了资产阶级社会腐朽没落的根本原因”；爱因斯坦被他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二零零一年他甚至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的可笑观点。
一九九八年五月，何祚庥曾在北京电视台诬陷法轮功，在北京法轮功学员特别是社会科学院内的法轮功学员讲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北京电视台在私下作了道歉，并制作了一个正面报导法轮功的节目作为弥补。
这次何祚庥在天津教育学院的的刊物“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发表“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也是有着充分的考虑的。从地点上看，天津离北京很近，又是一个直辖市，便于制造出事端来直达中共最上层。“青少年科技博览”也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刊物，加之又是针对青少年的，在这上面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应该是非常低调吧。其实这也正是罗干、何祚庥这对连襟的阴险之处。他们知道，在这样的地方、这样不引人关注的杂志上发表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法轮功学员只要去澄清事实，说明真相，那这自然就给了他们制造事端的藉口，而且这藉口还冠冕堂皇：一个科学院院士出于对青少年的关心，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有何不可？不是出于对祖国未来的关心吗？
可是如果稍微细究一下就会发现，何祚庥之前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文章吗？以科学院院士的身份，借关爱青少年的名义，完全不顾事实，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发表诬陷法轮功的文章，居心何其毒也！
从时间来看，一方面，中共体制内实事求是对法轮功调查的正面结论正在产生深远影响，国家体育总局也已经对法轮功作了正式的官方的调查，并且面临着接纳法轮大法研究会申请注册的问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刺激着妄图加害法轮功的江罗一伙，所以他们对法轮功的造谣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江泽民于法轮功大上访的当晚给政治局及相关领导人物的信件中，明确提到，“敏感期已近”的字句，这也自然给了人们极大的联想。
江泽民所认定的“敏感期”是什么？就是指十年前江泽民得以登上中共最高位置的六四学潮。六四学潮中有两个相当敏感的日期，一个是四月二十六日，一个是六月四日。这个四月二十六日，是中共对学潮进行正式定性的日期，也就是在那一天，中共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史称四二六社论。也正是因为这个社论，才使得学潮漫延全国。而且大学生游行以及与政府交涉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要求政府纠正错误的定性。
四二五法轮功学员大上访之后，对法轮功展开全国范围内的迫害时，这个日期被再次重提，笔者曾记得中央电视台播音员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法轮功学员选择在这一天围攻中南海，与十年前那个敏感的日子极其接近，其中大有深意。当然，后面还提到了什么法轮功在海外的政治背景等等诬陷之词。
可是我们适当往前推算一下就会发现，导致法轮功学员上访的这一天，也早在中共的谋算之中，只是上访的及时处理，使得本来应拖延至二十六日的事件提前一天得以解决。
天津防暴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发生在二十三日晚间，并且，当法轮功学员到天津市政府上访时，拖至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才来了几个官员，一个穿警服的说：“我们这里没有许可权解决问题，你们如果想解决问题，那就去中南海。”并说，北京公安部介入这个事件，“你们去北京吧，去北京才能解决问题。”
当天，也就是二十四日，法轮功学员便决定到北京上访反映情况。于是便有了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的万人大上访。
早上八点多钟，朱镕基来到学员中简单问询情况，并指示官员和法轮功学员商谈解决。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朱镕基当日不在中南海，或到下午才有机会得以解决这一事端，或者是解决问题再慢一点，那么很自然的，法轮功学员就要站到次日，也就是四月二十六日了。
我们对这一时间提出质疑是有根据的，一个是江泽民在他当晚所写的信中自曝的，说是敏感期已来临。另一个根据就是天津警察非法殴打抓捕法轮功学员的时间。法轮功学员是四月十八日开始陆续到天津教育学院反映情况的，可是却在拖了五天之后才实施暴力驱逐。并且前几天，编辑在了解情况后，还善意地向学员承认了错误，并有纠正之意，可是到了二十三日，编辑部却一改先前承认错误的态度，说他们没有错。显然他们说自己没有错误，与后面的特警打人抓人，以及市政府出面解说情况要到北京才能解决问题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内都接受到了为同一个目的而下的不同的指令。由此可见，中共设置这个圈套的周密，什么时间让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是经过周密的布置的。
如果把这样的事件反过来看，可能更明白一些。何祚庥以他院士的身份在天津教育学院的这家杂志上发表文章很自然，杂志社也根本没有不发表的理由，平时这样身份的人，不要说蒙他们赐稿了，连约稿都没法和他们联系。那么何祚庥为什么不往后拖呢？“青少年博览”是月刊，每月出版一次，再怎么拖也不可能和六四连在一起。看来只有他的文章发表的四月十一日这一个日子可用，因为杂志的发表需要时间，法轮功学员了解文章的内容也需要个时间，这对罗干与何祚庥一伙来讲，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游刃有余地构陷这个事端。
四二五后，人们在盛传着法轮功学员的坚忍、和平与理性。这固然是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学员思想境界的体现。事情能这样平缓地过去，也不是什么政权说干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可是这场事端确乎由江罗挑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朱镕基的处理，而放任由罗干处理的话，那结果会怎样？何况这样的事件，涉及到公安抓人、打人，明显属于社会治安事件，而这些又都是在他这个政法委书记职权范围内的事。要是由他处理，他会派人坐下来和法轮功学员和平谈判吗？那么会不会继续拖延下去？其实，只要拖延下去一天，公安就有了暴力清场的可能。当然，那样的话，中共喉舌的报导也会完全站在中共一方而对法轮功大肆诬衊。
我们不排除，江罗只是想借诱使法轮功学员上访之机以栽赃法轮功的动机，因为只要法轮功学员上访人数达到了一定的期限，就为他们下一步打击法轮功找到了藉口。可是我们也不排除，罗干想在法轮功学员上访时使用暴力的可能。
这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天津特警抓捕法轮功学员是在二十三日，法轮功学员要形成大范围的上访，只有二十四日这一天的时间准备不可能够，四月二十五即使有来上访的人，也不可能多，再怎么着也得等到二十六日。
当然，这些我们都是猜想，是中央电视台的报导，与江泽民的信件给了我们这样的提示。江泽民在信中说：“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次事件，是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在北京地区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人数最多的一次。”
针对江泽民的信件，我们不妨问一句：天津抓人、打人，怎么不提前两天或再滞后两天呢？要知道，“青少年科技博览”编辑部、天津公安以及天津市政府官员的言行中，都明确表露过受到了上级的指令或暗示。何祚庥当然没有这样的权力，那么谁的权力这么大？可以凌驾于天津市政府之上？须知，天津市是一个直辖市，它的上级就是中共中央与国务院。尽管天津的官员说是公安部介入了此事，但是能排除江泽民对此事的关注吗？公安部的介入说明了罗干的参与，罗干背后的靠山，只能是江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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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pochtimes.com/gb/11/5/9/n3251399.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