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华盛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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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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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发现的一枚火车票看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美国的活动 [转贴]

邹佩丛
 在整理馆藏文物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枚孙中山在美国使用过的火车票。这张车票是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美国活动的重要线索,亦是孙中山文物中颇具特殊性者,1994年4月,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将其誉为“一级中的一级”文物。
  该车票系孙中山用过的从美国纽约至圣弗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即旧金山)的往返双程火车票,它由两张票据粘连而成,票身总长50厘米,宽 6.8厘米,呈浅驼色并印有密布之浅紫色波浪纹,背面有由“☆”和英文字母“A”“TAGP”等组成的若干组图案的压印痕。
  该票下半部分是主票,票面具孙中山的英文签名“Y?S?SUN”,主票背面有一由售票处加盖的蓝色圆形图章印,标明售票者是纽约第五大街 263号之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售票日期是1911年6月3日。主票正面中部加盖有“夏季旅行”字样的蓝色印。在主票的“Pennsylvania(宾西法尼亚)”处打一“V”型孔,表示售票单位,又在票面上所列之“1911年”、“10月”、“31日”处也分别打有一“V”型孔,表示此票在1911年10月31日之前使用有效。
  因这种旅游车票价格便宜,故车票上注有若干特殊规定,如必须在售票之日起程,返程按指定车次,在规定期限内返回等。并规定必须由购票者本人签名、使用,不得转让他人,否则将没收车票。所以,车票上有孙中山的英文缩写签名。
  该票上半部是中转签证签,中部加盖一个蓝色签证章,标明承办者是“TRANS-CONTINENTAL PASSENGER ASSOCIATION. JOINT AGENT ”(横贯大陆铁路旅客联运中转代理处),签证日期为1911年9月2日。签证签还指定持票人乘16次列车于当晚8时20分出发。
  中转签证签也在所列地点栏内的“纽约”(N.Y)处剪成缺口,表示终点站为纽约,并同样在对应“1911年”、“10月”、“31日”处各剪成与纽约栏同样的缺口,表明签证签也规定使用者必须在1911年10月31日之前使用,这与主票的规定是一致的。
  主票与签证签之间,系用钢印压印而成。连接部分有针刺状凹凸痕。
1911年下半年,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筹款活动。有关资料显示,孙中山在纽约逗留的日期是5月底至6月3日。5月28日,孙中山曾发一密电给“巴黎 Cho Hang”,落款是“Tong Lun 纽约”,(1)这表明孙中山此时身在纽约。而他在5月31日(星期三)复李绮庵函讲到他的西行时间计划:“弟于下礼〈拜〉一赶出西美未定。”,此函的“下礼〈拜〉一”是指6月5日。然而,从火车票来看,孙中山没有等到6月5日,而是在6月3日(星期六)便起程并一路不停地“赶出”美国西部。那么孙中山是否直接抵达了旧金山呢?没有。6月8日,孙中山在距旧金山很近的洛杉矶车站下了车。
  孙中山到洛杉矶停留有何公干呢?据5月31日孙中山致加州长滩荷马・里英文电所说:“刚回来。信收。下周去。是见你的时候了。”(2)这封电报的内容十分简略,但通过上文可知此电发于纽约,内容是说孙中山准备“下周”到加利福尼亚首府洛杉矶附近的长滩会见荷马・里;再从时间来看,5月31日是星期三,“下周”是指6月4日至10日,孙中山6月8日抵达洛杉矶,恰在“下周”之内,由此可知,孙中山在洛杉矶停留是为了与荷马・里相晤。从8月10日孙中山复荷马・里函可知,荷马・里曾到华盛顿、威斯巴登等地活动,并谓“在政府和国会取得巨大成就”,可见,孙中山依约到洛杉矶晤见荷马・里的目的是想通过荷马・里的活动以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后来,荷马・里又按孙中山的指示前往英国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因此,荷马・里的活动是孙中山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会见荷马・里之外,孙中山此行的另一目的地是旧金山,旧金山不仅是车票规定的中转签证地,也是美洲同盟总会和致公总堂的所在地。
  6月9日,孙中山由洛杉矶致函致公总堂,打算“礼拜或礼拜一当起程来大埠”,据考孙中山于发函次日即6月10日(星期日)即前往旧金山,即是说,孙中山在洛杉矶(长滩)仅逗留两天,便匆匆赶往车票的中转目的地。他为何这样急切呢?原来,他有重要的事情。在洛杉矶致函致公总堂的同时,孙中山特地致函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说“有要事交涉”。
  孙中山早就打算到旧金山一趟,他在5月7日由芝加哥复域多利谢秋函说他准备“……回金山大埠,拟在彼地立一总机关,以联络美洲各埠华侨,实行担任革命之义务。”然而,由于事务繁多,他到5月底才到纽约,再加上荷马・里信的催促,于是一路不停地直往美国西部。
  早在黄花岗起义前,旧金山同盟会为起义筹募军饷,会员崔通约以致公总堂人士的表现不够积极而到处散布不良言论,致公总堂误以为是同盟会与之对立,因而对同盟会的筹饷活动大加抵制,并且有人准备登报公开与同盟会作对;与此同时,崔通约在同盟会内部也经常制造矛盾,还经常出入清朝驻旧金山领事馆,被怀疑与黄花岗之役事前泄密有关。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身为致公总堂“大哥”与同盟会会长的孙中山,非常希望化解致公堂与同盟会的矛盾,故于5月20日致电致公总堂,劝洪门人士“不要登报反对同盟会”,“等待我去替你们解决问题”(3) 。之后,孙中山又得知致公总堂部分领导人有赞助中华革命事业之意,故于6月3日急匆匆由纽约直奔美国西部。
  孙中山到旧金山后,活动一个多月,终于实现了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总堂的联合,并于7月21日在旧金山设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决定分南北两路向沿途各埠筹饷。此后,孙中山率领筹饷局演说员黄芸苏、张霭蕴、赵昱等共四人,分南北两路自旧金山出发,到美国各埠募款。这里所说的自旧金山出发,对孙中山而言,则是由旧金山中转返程。
  关于孙中山返程的出发日期,有不同说法。冯自由《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廖平子《孙总理三度游美事略》及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均作七月初二日(即阳历八月二十五日)。而在致公总堂的筹饷布告中,也提及七月初二出发及演说筹款路线事。布告中云:“孙文大哥、黄芸苏君于七月初二日动程先往拨仑、次舍路、士卜顷……”(4)
  另据张蔼蕴回忆:“总理偕黄芸苏等分南北两路,周游全美各埠、演说筹饷,购长车票,适用期限九阅月,期内依划定路线,沿途各埠,随意下车,逗留。由辛亥夏历七月初二日动程,甫及三月阅,国内武昌革命爆发,翌日两路筹饷员不期而遇于恳士斯地(kansa City美国南部城市)。总理则不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5)
  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应是张蔼蕴回忆中所说的“长车票”了。而张所讲的时间、车票期限显然有误。
  孙中山在 8月31日由旧金山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弟于西九月二号离金山往美之北、中各省,两月后可再抵纽约……”(6) 他在 9月14日致希炉同志函中说:“弟于九月二日由金山大埠起程,绕游美北、美中而出美东,十月底可到纽约埠。”(7)孙中山起程前后的两封信都说他由旧金山起程的时间是9月2日(即夏历七月初十),而9月2日正是车票上所附的在旧金山中转签证章所标明的日期,且孙中山所说“两月后可再抵纽约”与“十月底可到纽约埠”恰恰与车票所规定的终点站和车票剩余时间相一致,因此孙中山等兵分两路沿途筹款的确切的出发日期应为9月2日,这比七月初二晚了一星期,据此可以认为七月初二是计划起程时间,而七月初十则为实际出发时间。也就是说,孙中山从6月3日至9月2日之间使用了车票的去程部分。
  本来,孙中山打算10月底返抵纽约,但10月12日当他们到达典华城(今丹佛市)时,得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消息,孙中山曾有折回旧金山(典华距旧金山只占筹款旅途的三分之一路程)并由旧金山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之念,然而,他更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外交事务远比回国参战更为重要,况且荷马・里已受命先期到伦敦活动,因此孙中山仍按以前的计划即由纽约赴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所不同的是,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孙中山希望早点实行这一计划,他将筹款的事委托给另外三人后,自己则先行一步,10月13日抵芝加哥,为芝加哥同盟会分会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撰写通告;18日抵华盛顿,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秘密会晤,“意在探索美国政府之底意,并籍以疏通感情”;20日返抵纽约,致电张鸣岐,郭促其尽速反正,11月 2日由纽约乘船赴伦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并非如张蔼蕴所说的“不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但抵达纽约的时间仍比预期计划与车票期限提前了10天。可见,从9月2日至10月20日之间,孙中山使用了车票的回程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知,车票上的日期与孙中山在美期间的活动的实际时间是一致的。孙中山不仅购买了这张火车票,也是车票的实际使用者。孙中山利用这张火车票与荷马・里进行要事会晤,又促进了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筹集革命军饷。与此同时,这张火车票也跟随孙中山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它为孙中山此次西行与东返的出发日期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这张火车票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孙中山的婚姻家庭

1.孙中山与陈粹芬的一段恋情

  和宋庆龄结婚之前,孙中山曾和一位鲜为人知的女性有过一段十四年之久的恋
情,她被“孙家族谱”称为“孙文之妾”。欲知实情,请看下文。
  世界上再了不起的伟人,也属血肉之躯,孰能毫无情欲?盖人性不变,亘古已
然。明乎此,则不致轻率地崇拜某人,自然也不会奢求苛责于人了。
  以婚姻来说,一夫一妻制,殆受西方文化的若干影响。乃系1929年南京国民政
府颁行“民法”以后的事;在此之前,千百年来,无论就官署法律、社会习俗,与
事实认定等,均未排除“蓄妾”之事;至于闽粤风俗,向来皆有“妾侍”及“平妻”
之说,其他地区,类此之举亦多,实无足疑讶,毋庸刻意讳避。
  中国旧社会的习俗,男婚女嫁,凭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以及八字之合。由一
对从未见过面,毫无认识与了解,逞论感情基础的陌生男女,一夕之间,洞房花烛,
结成终身相守的伴侣,婚后逐渐相处,而培养感情;日久天长,耳鬓厮磨。其结果
是:恩爱夫妻团所多有,怨偶离者亦不乏其人。

               “革命鸳鸯”

  孙中山先生,跟当时的一般青年男女没有两样,是在父兄之命,八字之合下完
婚的。他当新郎时,虚龄19岁(其实际岁数,只有十七岁六个半月而已)。新娘是
只小他一岁的卢慕贞女士(1867-1952年)。她是一位生长在乡间的旧式妇女,自
幼丧父,性情沉静而保守;以言侍姑教子、操持家务,贤劳备至,绰绰有余;若教
其协助先生革命,则力有未逮,且亦无此志趣。而中山先生几乎视革命如生命,尽
管他度量宽宏,与人为善,但此原则,决不放弃。二人婚后,生育一男二女,感情
不错。然而,中山先生长期在外求学与奔走革命,与卢夫人离别时多,团聚时少;
尤其在思想行为方面,不免是各行其是,甚或貌合神离。就在那重要的关键时刻,
一位颇具“英雄气概”的革命女性,走人志同道合的中山先生的感情世界,她就是
后来被人遗忘,曾实际参与革命行动的奇女子陈粹芬女士。
  陈粹芬(1873-1960年),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以排行称呼“陈四姑”。
福建省人,出生于香港(一说系粤籍南洋华侨),并曾久居其地。身材适中,面目
秀丽,能耐劳苦,颇具贤德。惟与当时的一般妇女似的,没曾读过什么书,甚或有
人说她不识字,但她当年对革命的贡献,却足以十分肯定。
  相传她于1892年8月12日在香港认识中山先生的,这对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坠人
爱河后,不久即相偕奔走革命。1893年春,28岁的孙逸仙医生在澳门行医,因医术
高明,善待病患,求诊者甚多,致遭葡籍医生排挤,被迫迁至广州,改名为“东西
药局”。时携21岁的陈氏来,与好友尹文楷医生(中山之师区凤墀女婿)同寓河南,
三迁其居,仍不相舍。中山先生亡命海外,奔走革命,陈氏仍寄居尹家十年之久。
足见往昔知己情谊至重,有如斯者。
  中山先生于英伦蒙难后,脱险东归时,业师康德黎博士于其弟子临别辞行前,
特赠一只大如小蟹的金质怀表,金盖面刻有其英文名字一m.Sun;并系有金链一条。
此一革命史上的“传世之宝”,竟落在陈粹芬女士手中。当系中山先生所贻赠。从
这件难得的信物中,可略窥这对“革命鸳鸯”是何等的恩爱,彼此感情显然已达相
当程度。

             “被人遗忘的革命女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革命党人在中山先生的卓越领导下,追随奔走革命,日
本横滨、南洋庇能等地一带,成为党人活动的重点据点。从那时起,陈粹芬女士毅
然决然地追随中山先生,加入革命的行列,前后有14年余。她对革命的贡献是多方
面的,然因她没有正式的名分,以及传统观念(为贤者讳)等政治禁忌,她竟成为
“被人遗忘的革命女性”。就事论事,这是很不公平的。即使中山先生的侄孙孙满
(德彰公之嫡长孙),谈及此事,皆深有同感。他曾展示香山孙氏家谱,所列中山
先生配偶中,系以与之结合时间及年龄长幼为序,将陈粹芬女士(妾),列为卢慕
贞夫人之后,宋庆龄女士之前。或许有些卫道之士不以为然,笔者则认为史贵求
“真”;无中生有,固为大忌;湮没史实,询无必要。笔者之所以罔顾禁忌,介述
陈粹芬女士其人其事,主要的着眼点,并非揭发私人的隐讳,乃是在于肯定她对清
季革命运动大有贡献而不忍于百年后的现今,仍未见中国近代革命史一鳞半爪,任
其空白。
伴随中山革命

  中山先生为奔走革命,浪迹海外各地,经常是只身独处。庚子年前后那段艰苦
的岁月中,他蛰居于日本,清王朝曾派员诱降,并迭遣密探,企图加害党人。其后
有陈粹芬与其共同生活,女性的温柔与细致,加上贤劳兼至,热诚干练。这使革命
首领在亡命异邦。颠沛流离的艰困生涯中,获得大量的精神支持与慰藉。同时,她
以一介女流,得持夫妻的名分,用以掩护中山先生,如此则不致引起外界的疑惑,
对革命的秘密活动亦颇有助益。
  她陪伴中山先生,无论在日本横滨或南洋等地时,他们居住和活动的据点,接
待革命同志,照顾大家的生活,几乎无微不至。从烧饭做菜到洗衣服和袜子等一切
粗活儿,任劳任怨,样样都做。胡汉民、汪精卫、居正、戴季陶、冯自由、廖仲恺、
蒋介石等,都曾受到她的照顾与接待,俱称之为“四站”。使那群但为献身革命而
离乡背井的亡命客,大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自然无形中也增加了同志们对党
魁的向心力。宫崎寅藏说:“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
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
样才能担当大事。”(宫崎寅藏曾勉励其弟妇要向陈粹芬女士学习。)

   勇敢的“女中丈夫”

  规模宏大的庚子惠州之役,事前军械皆由海员公会的海员秘密运输。其经由日
本、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的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定行止。当时陈
粹芬女士独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每当横滨邮船一到,她立即前往接船,上下
往返,以香港方面的确实讯息,转告密运枪械的海员,同志们无不感赞她的英勇。
果敢和勤劳。日本方面,因妇女上下,毫不注意,陈女士乃乘机达成其特殊任务。
惠州事败,党人梁慕光来横滨,也称赞陈氏英勇不已。而她却说:“我当时传递书
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刘成禹曾题诗咏之:“望门投宿宅能
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
  丁未年(1907年),中山先生在广东等边界,先后策划四次起事,陈粹芬随侍
左右。他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她也跟随服侍。同时亲自印刷宣传品--反清檄文。
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池亨吉说她“非常忙碌”、性格“刚毅”,颇有“女中丈夫”
的气概。同年12月2日,中山先生亲率黄兴、胡汉民等重要党人,自河内出发,前往
镇南关,亲自指挥,与清兵鏖战,不久撤退。其后,大家集会于食堂,共斟离别酒。
刚毅的陈女士也不堪别凰离风之悲,双目饱含“英雌泪”。黄三德撰“洪门革命史”
记:“看见中山先生妾侍,一表人才,中山娶她十余年,昔年在镇南关起事,失败,
出走安南河内,做伙头饭与众兄弟食,洗衣裳,捱尽艰苦。”

   功成身退不提“当年勇”

  陈女士虽非出自书香门第,但她甚知人情世故,秉性朴实敦厚,待人和蔼亲切。
这是与其共事过的人共同的感觉。宣统年间,曾患当时认为非常严重的肺病,乃回
香港疗养,居住“坚道”,由尹文楷医师医理。民国元年后,返回澳门,居于孙眉
公(德彰)之大屋“风顺堂”四号。民国肇建,中山先生居首功。曾经出生人死、
竭力奉献的她,却功成而退,一无所获。她既从来不提“当年勇”,更不炫耀自己
特殊的身世。她的生活很俭朴,留的是民初女学生的发式,即所谓“清汤挂面头”。
根本没曾烫过发,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
  1914年,她再往南洋庇能,与商人陆文辉合股开设树胶园。孙科第一次出国考
察,路过南洋时,曾予资助,请她回澳门居住。据孙满先生云:“(粹芬女士)至
1931年间,乘太古公司蓝烟通轮船回香港,当时并携带一名养女(名孙仲英)回港。
前往接船者,只有同志黄隆生、黄惠龙、谭卓勋三人。暂住于九龙弥敦道七二一号
三楼黄惠龙家。住了一个时期,然后迁往澳门,租屋居住。至1932年孙科乃接她两
母女到广州东山二沙头渔庐公馆中,并委托她料理其子孙治平、治强兄弟,就读于
岭南附中。后来他兄弟二人往上海及南京念大学,她即迁河南白鹤洞,租屋居住,
以便仲英走读于真光女子中学。至仲英前往檀香山读大学时,她始迁回广州东山百
子路。直至广州沦陷后,迁往香港九龙之埔道长沙湾道八十号四楼。1936年,蒋介
石南下广州时,曾亲自托居正,代送上国币3万元,为其建筑房屋居住之用。建筑未
完成,广州即告失陷。1937年,仲英由檀香山前往意大利,并复姓,改为苏仲英,
在大使馆中,由刘文岛大使证婚,与孙乾结为夫妇。1940年,孙乾与仲英由意国带
同两位儿子孙必胜、必兴回香港,与她同住九龙尖沙嘴弥敦道一二零号二楼。直至
香港沦陷后,又转入内地。抗战胜利后,又迁回广州。”

   回首五十年沧桑事

  1947年,时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的老革命党人刘成禹(湖北人,绰号
“刘麻子”),前往广东中山县巡察,及抵石歧县府所在地,即往晋见陈粹芬夫人,
嗣记述其事如次:“粹芬老太太……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歧,喜曰:
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
粹芬老太太慨然曰: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
于是大各盛筵,亲送孙陈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
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日:‘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
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人座共摄一影。老太太
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史料,足供搜采也。”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
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
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如何,在横滨定
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太太即往接船,以
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慕
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大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送书简,并不害怕,大
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
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金盖面刻‘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
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先生在横滨时,屡出示以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
世之宝也。”

   妻妾和睦相处

  中山先生元配卢慕贞女士,与陈粹芬夫人谊同姊妹,相处和谐;晚年常相聚首,
尤为难得。香邑翠亨村孙氏长房孙眉公承认陈粹芬为家族一员,名分为“孙文之妾”。
黄三德所撰《洪门革命史〉记载:“民国成立后,我回国往澳门访孙眉(德彰)先
生(孙先生之长兄),并接款宴。卢夫人与‘孙之妾’同席,并曾说话。卢夫人闻
其妾之言而叹息。”李又宁撰《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芬》一文冲云:
“民国建立以后,粹芬退不居功。抗战期间,曾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孙乾是中
山先生的胞侄孙(长兄孙眉之孙),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再到意大利习陆空军,抗
战时任驻闽某军副总司令,抗战后任中山县长。粹芬晚年住在中山石歧,卢夫人慕
贞住在澳门。”
  1949年秋,陈粹芬女士又至香港蛰居。同年仲夏,孙科(哲生)夫妇特往澳门,
恭祝其母八秩晋三诞辰(按卢夫人生于清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席设文第士街
私邸,当卢夫人挽陈夫人(陈粹芬时年七十有七,族人皆以陈夫人称之)携手出下
楼梯时,状至亲呢,宛若姊妹,受到亲友们热烈的鼓掌欢迎(惟卢、陈二氏从未与
宋庆龄有任何接触)。

   “南洋婆辞世”

  陈粹芬女士随侍中山先山虽久,然终身无所出。收一养女,名苏仲英(生于19
14年农历四月初四,卒于1957年元月5日,得年44岁),广州真光中学,夏威夷大学
毕业。抗战前居香港,嗣与在韶关任通讯兵团少将团长的孙乾(孙眉次孙)重逢,
在意大利米兰市结婚。夫比妻大七岁。然论辈分,却有姑、侄之别,即孙乾应称苏
仲英为姑母。故当时卢夫人很反对这门亲事。无奈彼此相处既久,了解深刻,感情
甚笃;且无血缘关系,只好默认既成的事实。苏仲英做陈女士养女后,改姓为孙仲
英,惟于结婚时恢复原姓。
  陈粹芬女士于1960年秋,因年迈体弱多病,与世长辞,享寿87岁,葬于香港九
龙荃湾华人永远坟场。“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音。”总结上述种种,陈粹芬女士
具有如此的胸襟与风范,真可以说集中国妇女贤德于一身了。亦无愧为中国革命史
上的一位奇女子。宜乎孙氏家族无论上上下下都对她尊敬有加,孙辈咸呢称其为
“南洋婆”(称元配卢夫人为“澳门婆”,称宋庆龄为“上海婆”),他人则尊称
她为孙“老太太”。
  (庄政《孙中山与陈粹芬》)
 
孙中山的亲属 [转贴]

孙中山的祖先从珠江口东岸的东莞上沙村迁居到珠江口西岸的香山翠亨村。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1789-1850),祖母黄氏(1792-1869),父亲孙达成,母亲杨氏,都是翠亨村普通的农民。孙中山兄弟姐妹6人,长兄孙眉,姐孙妙茜,妹孙秋绮。另有一兄一姐早殇。孙中山1884年与本县侨眷卢慕贞结婚。1915年与卢氏离婚。同年与宋庆龄结婚。
  孙中山的三个儿女:儿孙科,长女孙?, 次女孙婉(又作孙琬)均为卢氏所生。
  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孙眉、孙昌父子和孙科都参加了当时的革命运动,宋庆龄更成为他的得力助手。孙中山的亲属和后代现多侨居海外,他们在事业上均颇有成就。他们对翠亨村的感情深厚,经常回到自己的家乡,寻根谒祖,关怀桑梓建设。

 


左图是1901年孙中山全家在檀香山合影:中坐者为孙中山的母亲杨氏。左四为孙眉,左五为孙中山,左六为孙中山的妻子卢慕贞。前排三个小孩为孙中山的三个子女,左孙科,右孙?,中孙婉。
family.jpg
 
关于霭龄的一厢情愿

宋霭龄曾经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对领袖由仰慕转为爱慕,一度涌动过芳心并抛
出绣球,但没有被孙中山所接受。下面介绍这一段隐约的一厢情愿,真假情节,由
读者品辨。
  宋嘉树(1864-1918)是孙中山的老朋友,他与孙中山有着同乡之谊,系广东
(今海南)文昌人,早年赴南洋、美国谋生,在美时加入基督教,被卫理公会派回
中国,曾在苏州、昆山、上海传教,开设过美华印书馆,建立过福丰面粉厂,是属
于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之间成长起来的少数中国人之一。1894年前后与孙中山结识,
遂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宋嘉树后来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同盟会等革命组
织,一直以传教为名,暗中协助、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为革命组织秘密出版
反清读物,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宋霭龄(1889一1973)是宋嘉树长女。她5岁人上海马克谛耶学校,14岁赴美国
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1909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1910年离美
返沪,为准备放洋之女生补习英文。在西方接受高等教育后回到落后的中国,这种
由不同文化。不同文明程度而引起的生活方式上的反差,对霭龄而言是很痛苦的。
辛亥革命爆发及中华民国的成立,给这位西化的22岁的老革命家的女儿,提供了发
挥专长的有利条件。她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社会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她由
坚持“为艺术而艺术”而肯出面排英文戏宣传共和,可见新生的共和国对她的触动
有多大。
  孙中山卸下总统重担,顿觉一身轻松。他与黄兴约定,自己搞铁路,黄兴去搞
大西北的开发,共同把民生主义推向一个实际实施的新阶段。
  4月14日,孙中山乘坐“联鲸”号军舰悄悄在江南制造局码头泊岸,随行的只有
少数几个党内同志及儿子孙科,女儿孙?、孙婉。孙中山事先只通知了宋嘉树和牛
尚周,因为蔼龄想见见父亲,孙中山想同宋嘉树再谈谈铁路问题,然后便离沪赴粤。
所以他同时不行。再说万一袁世凯一意孤行,要搞独裁,革命党完全可以把他打倒。
孙先生当初一介平民不仅在中国呆不下,整个亚洲国家都由于清王朝的干预驱逐他,
他仍能领导民众把一个300年的帝国摧垮。现在他的威望更高,社会影响更大,袁世
凯胆敢践踏共和,孙先生振臂一呼,岂不是应者云集?我的孩子,这些问题革命党
内部已讨论过多次了,你不必疑虑太多,好好跟定孙先生,你会前途远大的。”
  查理的一席话,像一阵清风吹开了霭龄眼前的云雾。她后悔自己差点因过分沉
湎总统夫人梦而铸成大错,孙中山虽然卸下了总统职务,可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
开国总统,仍然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她向父亲表示,自己一定跟孙先生走,
而且要跟他一辈子,为他献身!
  父女俩回到客厅的时候,子文一下子扑向父亲:“爸爸,铁路建设事业太伟大
了,我要跟孙先生去,让我去吧?啊?”
  查理笑着膘向孙中山:“你还是个政治家!你的煽动性太强了!”
  孙中山也笑了:“我已经给你说了,你两个从国外学成归来的孩子我不能都带
走,你身边也需要帮手。”
  子文嚷起来:“那就让我去,姐姐留下。我是男孩子,总比她的作用大厂
  查理望着孙中山:“你来决定吧!”
  这要在几小时前,霭龄可能巴不得呢,但现在她已经完全改变了主意,她生怕
孙中山说出让自己留下的话,不等孙中山开口,就抢先对子文说:“你不要胡搅了,
你的事爸爸已有安排。再说我在先生身边已经工作了几个月,许多事情都已熟悉。
对我的工作先生也是满意的,有什么必要换来换去呢?孙先生,爸爸,是这样吧?”
  孙中山笑而不答。于是查理说:“子文不要争了,还是你大姐去。”
  宋子文来了个美国式的耸肩:“在我们家呀,重女轻男了!”
  孙中山被逗乐了:“中国呀,几千年来都是重男轻女,只有杨贵妃时代有过重
女轻男的说法,不过那大概也只存在于诗人的浪漫笔下。你倒说说,你们家是怎么
重女轻男的?”
子文手插裤兜,望着天花板不出声。
  查理对子文说:“修铁路现在最需要的是钱!20万里铁路共需60亿元。没有钱
连一寸铁路也修不起来。我们来个分工,孙先生和你姐负责铁路规划和设计施工,
我们两个负责筹措资金,这个不重要吗?我倒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中国最大的银行家,
最好是做国家银行行长,干什么也离不开财政金融的支持呀!”
  霭龄赶紧说:“对呀,一切之中钱是王中王!”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4天,换上江南制造局帮办牛尚周预备的客轮,开赴广东。
  霭龄一扫孙中山辞职初期的沮丧情绪,对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不凡已经有了充
分的理解,尤其对孙中山兴修铁路的雄心和这一计划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感到由衷赞
赏。她把父亲准备的一大批有关铁路建设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适时送给孙
中山参阅。对孙中山生活上的照顾,也越来越体贴人微,以致随行的孙中山的女儿
孙?、孙婉,也从开始时的感激到后来觉得有些过分了。
  船到广州,他们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的盛情接待。军乐队吹吹打打,还有天真
烂漫的儿童献花,当晚又举行了盛大宴会。霭龄感到很惬意,孙中山却有些不以为
然,他对胡汉民说:“兄弟,现在不是总统视察,而是个在野人士考察铁路,搞这
阵势干啥嘛!”
  胡汉民笑笑说:“革命成功了,我们也该开开心,您现在也不在朝中,没有人
能说什么。他袁世凯别看当了总统,他来了咱还不一定侍候呢!”
  离开广州,孙中山按照自己划定的铁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遇水行船,旱路
乘车,有铁路的地方,到南京就任总统时的专用花车早在等候。各地官员和百姓都
对孙中山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欢迎、宴请、安排游览、赠送礼品,有时老百姓还自
发地夹道迎送,为的是看一眼这位把皇帝佬儿赶下台的人物究竟是几个头几只手。
这多少有些妨碍工作,孙中山一再要求官员们简化接待,以便腾出时间多做些实地
考察。对赠送的礼品,价值贵重的他一概不收,宴请除非是党内相熟的同志小范围
的小伙浅酌,其他统统谢绝。
  霭龄却完全是另一番感受,她认为孙中山现在无总统之累,却有比总统更大的
实惠:且不说3万元的月薪,连袁世凯表面上也没有这么多;单是所到之处的接待规
格,就让人感到孙中山仍是中国第一人,他的威望和号召力,在霭龄遇到的所有人
中,尚无一人可以相比。雹龄对孙中山一度冷却了的感情,又在悄悄升温。
  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视察未来的铁路线时,霭龄表现了一个女子令人难以置信
的旺盛精力和体力,她甩掉了平素穿的高跟鞋。长裙子,换上了平底胶鞋、美国牛
仔裤,显出一种潇洒和干练。每天她都始终紧紧伴随着孙中山,搀扶他爬上陡峭的
山坡,穿过湍急的河流,在崎岖山路上穿荆棘、越丛林。一天,孙中山为看铁路能
否顺一条河谷婉蜒而上,坚持要爬上一座山头,这时正值一阵大雨刚过,苔绿路滑,
别人都劝不要上了,孙中山不听,独自向前攀去。霭龄立即紧紧跟随。刚上半山腰,
孙中山脚底一滑,向后摔倒,霭龄在后立即张开双臂去接,巨大的惯性连霭龄一起
冲倒,两人骨碌碌一齐向下滚去。情急中霭龄使劲抱紧孙中山,结果两人好像成了
一段擂木,往下滚得更快了。其他人追又追不上,急得大喊:“松开手,松开手!”
可哪里还管用呢!
  眼看两人向一悬崖边沿滚去,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孙中山用脚拼命蹬一巨石,
才使两人改变了方向,被一丛灌木拦住。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霭龄仍用力抱紧孙中
山,她明确地嗅到了孙中山的鼻息,感受到了他胸膛的激烈起伏。危险过去她竟感
到这样相拥相抱是那样幸福,她一动不动,任时光流逝。她真希望这成为她今后生
活的一部分。孙中山要站起来,她紧抱着不放。直到众人赶来,她忽然又闭紧双眼,
双臂无力地松下来。孙中山被人扶起,她还那样躺着不动,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
孙中山又着急起来,俯下身把她抱起,用力喊她的名字。许久,她才缓缓睁开眼,
揉了一下额头,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孙中山问:“先生你,你没有受伤吧?”
  孙中山越来越确切地感受到了霭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但是他要找出一种适
当的方式,既表达出自己不能接受,又不伤害她的感情。当同行的人员瞧出端倪,
悄悄议论的时候,孙中山告诉他们,霭龄对自己仅仅是一种崇拜,绝没有别的意思,
不许他们乱说。可在心里一直琢磨如何处理好这种事。
  孙中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思考他的铁路计划。霭龄跟随他在专用花车上遍游了
当时的铁路所能到达的中国每一个地方。火车到达北方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
也上了这列车。
  端纳发表了关于孙中山修建铁路计划的报道。但是他认为孙中山的计划过于天
真,像是一个发了疯的人。他在报道中写道:-天上午,博士邀见了我。我进去的
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枝铅笔,正在各个城市之间画线,然后又用橡皮涂掉肥它们改
成直线。博士说:“我要用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
你看见各个省会之间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他较细的是支线。”我说:
“很抱歉!我不能把您的图展示出去。因为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改变想法。”博士
没有抬头,只是加重了语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它们完成。”我说:
“不,您就是用30年时间也不可能修出这么多铁路。第一,这需要大量的钱……”
博士说:“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将用美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英国的资金修一部
分,用德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的资金修一部分,然后用铁路的收益偿还他们。”
我摇摇头,接着说:“第二,有些路是永远修不通的。比如,在西藏的那一些。您
的铁路要经过的山口高达海拔1.5万英尺……”这时一直微笑着立在一旁的宋雹龄
女士插话了:“再高也有道路呀?”我说:“没有道路!要说有,也只是羊肠小路,
盘旋直上云天,陡峭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爬不上去。”霭龄口气坚定地不容置疑:
“只要有路,先生就一定能够把路修上去!”
  端纳抵挡不住霭龄的铁嘴,只好败下阵去。
  (摘自陈廷一著《世纪伟人孙中山》;邓丽兰著:
  《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
 
孙中山伦敦蒙难罗生门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
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
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
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
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
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
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
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
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
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
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
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
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
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
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
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
,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
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
,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
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
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
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
,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
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
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
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
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
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
,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
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
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
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
,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
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
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
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
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
:“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
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
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
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
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
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
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 Halliday 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
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
,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
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
,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
”,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
好“吾从之”。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
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
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
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
。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
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
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
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
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
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
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
“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
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
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
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
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
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
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
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
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尽取子书犊,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
识力,诚大有造于吾党也。
可见孙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际,仍随时面对“历史镜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国
协助清廷打击太平军往事。但濒临绝望,固不免一时愚昧。孙先生于此反省自责,以资警惕
。因革命工作冒险犯难,随时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孙中山的一个错误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里,孙中山有一次山西行,据《国父年谱》,这一行程如
下:
先生既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乃一面从事计划,一面亲往各地视察。先于九月六日赴
张家口,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自行设计修建于第一条铁路,旋返北京。时山西各界纷电邀
请先生赴晋视察,国民党山西支部并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栋来京迎迓,先生乃于十七日离京
去晋。同行者除谷、梁二代表外,尚有同志张继、吴铁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纳,交通部亦派
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先生于正大路车中,曾询梁上栋曰:“你是学工程的,你对于正大路
用窄轨有何意见?”梁答:“除非万不得已,仍以用标准轨为宜。”先生复问:“你对于我
的建筑铁路计划,有何意见?”梁答:“尚不清楚先生计划。”先生乃对梁说明其十年内建
筑二十万里铁路于计划。继询山西矿务及军政情形,梁据实以答。先生颇以山西内部不协为
忧,嘱张继、梁上栋等设法调和。十八日抵太原,晚,邀山西都督阎锡山谈话,言及吴禄贞
被刺事,不胜惋惜。十九日上午,山西军政界在山西大学礼堂开会欢迎先生,先生即席演说
,勖各界仍本革命牺牲精神,努力前进,因建设时代较破坏时代更应加倍牺牲。下午,山西
衣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开欢迎会,先生演讲“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
二十日,赴国民党山西支部指示关于国会选举事宜。二十一日离晋,仍搭正太路车,阎再派
梁上栋送至石家庄〔注一〕。
孙中山在山西,有过三次演讲,据《国父全书》,三次演讲都在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是
在太原各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建设时代要比破坏时代加倍牺牲》;第二次是在太原商学
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第三次是在太原阎都督欢
迎会上演讲,题目是《山西赞助共和之功》。在这三次演讲中,孙中山有这些话:
第一次――“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唯山
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人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
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
知也。”
第二次――“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
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
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虽成,而吾济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今日最
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
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
,庶民国数月来外患迭生险象,消灭于无形。”
第三次――“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孙
中山提到的阎都督百川(阎锡山),事后在“回忆录”中,在引了上面三段演说后写道:”
这对我实在是过奖之辞,而山西革命同志与全体军民,受此鼓励,则感到万分兴奋,并对我
们伟大领袖孙总理永远崇拜不已。”
其实,阎锡山所说的“过奖之辞”,并非谦虚之言,倒真是过了奖的了。因为孙中山所
说的“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
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时,各地的响应次序,是这样的:
┌────┬────┬────┬──┬─────────┬─────┐
│起义日期│旧历 │在武昌 │地点│首先发动人 │起义时都督│
│ │ │起义后 │ │ │ │
├────┼────┼────┼──┼─────────┼─────┤
│十月十日│八月十九│ │武昌│孙武、蒋翊武、熊秉│黎元洪 │
│ │日 │ │ │坤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一│第十二天│长沙│ 焦达峰、陈作新 │焦达峰(后│
│二日 │日 │ │ │ │为谭延贻)│
├────┼────┼────┼──┼─────────┼─────┤
│十月二十│九月初一│第十二天│西安│张凤?、钱鼎、张钫│张凤? │
│二日 │日 │ │ │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二│第十三天│九江│ 徐世法 │马毓宝 │
│三日 │日 │ │ │ │ │
├────┼────┼────┼──┼─────────┼─────┤
│十月二十│九月初八│第十九天│太原│ │阎锡山 │
│九日 │日 │ │ │ │ │
└────┴────┴────┴──┴─────────┴─────┘
┌────┬────┬────┬──┬─────────┬────────┐
│起义日期│旧历 │在武昌 │地点│首先发动人 │起义时都督 │
│ │ │起义后 │ │ │ │
├────┼────┼────┼──┼─────────┼────────┤
│十月三十│九月初十│第二十一│昆明│张文光、彭神、赵复│ 蔡锷 │
│一日 │日 │天 │ │祥、罗佩金、李根源│ │
├────┼────┼────┼──┼─────────┼────────┤
│十月三十│九月初十│第二十一│南昌│ │ 吴介璋(后为彭 │
│一日 │日 │天 │ │ │程万、车烈钧) │
├────┼────┼────┼──┼─────────┼────────┤
│十一月四│人月十四│第二十五│上海│李平书、陈其美、李│陈其美 │
│日 │旧 │天 │ │燮和 │ │
├────┼────┼────┼──┼─────────┼────────┤
│十一月四│九月十四│第二十五│贵阳│张百霖、黄泽霖、贺│杨盖城(后为杨 │
│日 │日 │天 │ │国昌 │伯舟) │
├────┼────┼────┼──┼─────────┼────────┤
│十一月五│九月十五│第二十六│杭州│周承业、朱瑞 │汤寿潜 │
│日 │日 │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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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五│九月十五│第二十六│苏州│章梓 │程德全 │
│日 │日 │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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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六│九月十六│第二十八│镇江 林述庆、许崇灏 │林述庆(镇军都 │
│日 │日 │夭 │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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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六│九月十七│第二十八│桂林 章陶岩、陈元伯 │沈秉坤(后为王 │
│日 │日 │天 │ │芝祥、陆荣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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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七│九月十十│第二十八│石家│(吴禄贞起义,失 │ │
│日 │日 │夭 │庄 │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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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九│九月十力│第三十天│广州│胡汉民、朱执信 │胡汉民 │
│日 │日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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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一│福州│彭寿松、许崇智 │孙道仁 │
│日 │日 │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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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二│安庆│张汇滔、管鹏、吴?│朱家宝(后为孙 │
│一日 │一日 │天 │ │谷 │毓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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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十│九月二十│第三十四│济南│丁世? │孙宝琦(旋取消 │
│三日 │三日 │天 │ │ │独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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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日期│旧历 │在武昌 │地点│首先发动人 │起义时都督 │
│ │ │起义后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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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月初二│第四十三│重庆│张培爵、杨庶堪、测│张培爵 │
│十二臼 │日 │天 │ │恃、失夕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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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月初五│第四十六│泸州│ │刘朝望(川南都│
│十五日 │日 │天 │ │ │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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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月初六│第四十六│沈阳│(蓝天蔚起义,失 │ │
│十六日 │日 │天 │ │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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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月初十│第四十八│成都│尹昌衡、董修武、周│蒲殿俊(后为尹│
│十六日 │日 │天 │ │骏 │昌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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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月十二│第五十三│南京│徐绍桢 │程德全 │
│日 │ │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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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二│十一月初│第七十四│开封│(张钟端起义,失 │ │
│十二日 │三日 │夭 │ │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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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 │第八十五│滦州│(王金铭、施从云走│ │
│一月二日│ │夭 │ │义,失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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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七日│ │第九十天│伊梨│杨缵绪 │广福 │
├────┼────┼────┼──┼─────────┼───────┤
│三月十一│第一五四│天水 │黄钺│ │ │
│日 │天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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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山西并非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而是第十九天后才响应的,已在长沙、西安
、九江响应之后,只是第四名。阎锡山“回忆录”中也说是“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
武昌起义后第十九日”〔注二〕。可见孙中山所说的“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是错误
的。
孙中山是革命元勋,他当然清清楚楚知道武昌起义后各地的响应次序、他当然清清楚楚
知道山西不是首先响应的。
既然清清楚楚知道,却还故意说与历史真相不同的活,除了政治原因外,别无其他解释
。由此可见,对政治人物的话,我们必须求证以后,才能决定信不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注一〕参看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注二〕据阎锡山“回忆录”,是“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但
“不得已而早动”,是别有原因的。阎锡山说: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
,而是受了事实的迈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在山西巡抚陆钟琪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
亮巨来晋,做缓和革命之计,亮巨与我是日本上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
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围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
:”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
”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
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
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
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
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
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
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
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
阎锡山又说: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
九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
昌起义之后十九日。
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
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宫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
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井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
先从一营人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
弹,二三两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
告我:“债讨起。”
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然运
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
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召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
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
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
兵没什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
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
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
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
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
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
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又说:
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
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
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扰署前门进攻时,协统
(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他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
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
附)时,经另一且友贾铭甫于介绍召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
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
后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
未做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于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
“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
当时因陆巡抚之随恃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
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
。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又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中记阎锡山对孙中山说:
“陆巡抚有感革命势力之威胁,调其子亮臣来晋,对我说:‘山西不要早有举动,大势
需要赞成革命时,可整个赞成。’但不数日陆巡抚命令山西新军两标(相当团),一标开平
阳府(临汾),二标开代州,调巡防队七营接太原防务。并令黄国梁的一标先开拔,我的二
标后开,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布置,开拔之日,不得不于一标弹药到手之后,即冒险发动。”
〔注三〕由于孙中山对阎锡山有了错误的“过奖之辞”,所以阎锡山的左右也就“居之
不疑”了。例如《阎百川先生纪念集》中收有“阎夫人徐竹青女士率家属祭文”,就有“辛
亥八月,义旗首举。各省响应,清廷退步”的话,颠倒历史,变本加厉啦!
 
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

李敖

革命以后干什么?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
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
“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
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
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
种一贯作业,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
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
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
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
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
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
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 Paine),他
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
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
,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
头对不起小头”
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
趣在成功以后,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
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
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
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
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
不在话下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晨
 
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李敖)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
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
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
(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
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
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
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
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
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
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
、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其实是很封建的思想,自为反封建的革命党所不取。
孙文与卢慕贞结婚时是二十岁(一八八五),卢夫人生于一八六七,比他小一岁;与宋
庆龄结婚时是五十岁(一九一五),宋夫人生于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岁,在这卢前宋后
(原文如此――编者)的三十年间,细查起来,却不无其他夫人可寻。

能飘白发说微时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陈夫人(陈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在第四则《孙中
山之嗜好》中,有这样一段:
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
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
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九年以后(一九四五),冯自由出版《革命逸
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
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
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
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
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
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老革命党冯自由在此明说“陈夫
人”,可见孙文在卢夫人后,又结婚了〔注一〕。

孙陈粹芬
刘成禹写陈夫人“能飘白发说微时”的诗,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后(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证这一“能飘白发说微时”的图画了。他写《翠亨村
获得珍贵史料》(《世载堂杂忆》),有这样几段:
孙中山先生生于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
著录者,亦弥足珍贵也。
中山县长孙乾,为先生之胞侄孙,予五十年来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强干,笃守礼节,治
中山县颇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庆,题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且为之注。抗战
以来,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峻,喜曰:
“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粹芬老
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于是大备盛筵,亲送孙陈
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曰: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
,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共摄一影入座。老太太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
史料,足供收采也。
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
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
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大太即
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
慕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
去,总有办法。
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
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
。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陈粹芬在近半个世纪后,故友重逢,为老同志再开饭局,且用“孙陈粹芬”名义下帖子
,其为孙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
刘成禺回忆这一久别重逢,真是场面感人。李又宁在《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
芬》(一九八一年十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里说: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之为陈四姑。广东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
个据点。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
船只,传递消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亲自印刷宣传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
人,说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注二〕。
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
与黄兴》)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
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
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
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这样一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女杰”,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被“出局”了,她由孙文
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一如卢夫人由女婿戴恩赛奉养,住在澳门〔注三〕。
孙文又有了新夫人――宋夫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说:
民国三年春,卢夫人曾赴日本。据她答香山县商会函有云:“先伯(德彰大哥)离世后
,电召氏(卢自称)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后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
”这就是卢夫人明大义,同意分居。自居澳门。
但孙科及二女仍奉养一切;孙先生就不致重婚。
吴相湘说“同意分居”,又说“不致重婚”的话,显然是含糊其辞的。事实上,孙文与
宋庆龄在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的时候,卢夫人还是卢夫人,而在孙宋婚约上第一条,也只
是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而已。

还有一位樱花夫人
这月十六日,美联社东京电讯说: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导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滨发现孙逸仙博士七十八岁的女儿。
日本通讯社说,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
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一八九八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
以下是共同社所发表的有关的研究报告。
一九0一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十
四岁。其祖父予拒绝,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的年龄是三十六岁。后来孙中山
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进行婚礼。
后来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旅行,于一九0五年回到日本看妻子,是年(一九0
六年),他的女儿出生,但孙中山于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再也不回来。
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一九七0年去世,享
年八十二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这是一个日
本籍太太所生的。以上是日本共同社所发表的研究报告。
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她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死去。
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据十八日的《读卖新闻》,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
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
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十五岁。宫川富美子生
于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
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三十年
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
他于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继续研究时发现,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温炳臣”,温炳臣
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是孙文的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
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录音带既出现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连是
可以追查的。
《读卖新闻》提到的“温炳臣”,据我所知,炳臣是字,此人名温芬,广东南海人,在
横滨一家洋行做事。孙文住在横滨时,他常在寓所担任招待。辛亥革命后,改做煤炭生意。
他是老兴中会会员,他的叔叔温遇贵,做洋行买办,也是会员,后来脱离了。温芬直到抗战
发生时,还在横滨,当时已是仅存的两位会员(另一位是黄焯文)之一了,后来黄焯文回国
了,他却老死他乡。大月薰录音带中出现这一“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此一樱花夫人,不
是空穴来风的。
《读卖新闻》又说,现年七十六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
滨市西区南浅间町三十二之十号,闲居在家。她在十七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
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
公开。”
在整个的历史追踪中,我们逐渐发现,为了“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在孙文一生和
女人的关系中,不论是中国的陈夫人,还是日本的樱花夫人,她们都自我牺牲,一个个功成
不居,把自己隐藏在年复一年的沉默里。虽然如此,我们主持正义的历史家们,却不能随同
沉默,我们要发潜德之幽光,在血泪交织的革命史中,“国父入土,国母出土。”加入她们
伟大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晨二至六时
〔注一〕据刘成禹《世载堂诗待删稿》,冯自由原注为“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香山张
能之,亦名仁之,与先总理有通家之好,亡命食宿,均主张宅。总理眷属陈夫人瑞芬,原名
香菱,亦曾寄寓张家。陈夫人居日本、越南、新加坡,恒为来往同志洗衣供食,异常辛勤,
总理大得其助。”
〔注二〕原注:一九0六年前后,池亨吉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参加中国革命工作,
担任英文秘书任务,并曾参加镇南关之役,著有《支那革命实见记》一文,当时在日本报纸
发表,文内提到的孙夫人,就是陈粹芬。“肃然的参谋本部,忽然就变为繁忙的事务室了,
……各事各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就中孙氏的夫人,就自己担当因涮檄文,非常忙碌。”
(上海三民书局出版的中译本,页一三)又说:“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时,大家会集于食堂
,共斟离别酒。孙氏的夫人虽是很刚毅的广东妇人,但也不堪别凤离凰之悲。后来,我们一
启程,她的眼边人情也表露出来了。”(页三六-三七)此中译本,有乐炳嗣写的序。乐将
陈粹芬误为卢夫人。其实,卢夫人当时在檀香山。
〔注三〕刘成禺回忆住在中山石歧的陈夫人后,又有一段回忆住在澳门的卢夫人如下:
“既抵澳门.晋谒卢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和蔼康健,步履与少年人无异。其次女戴
夫人亦出现,时戴君恩赛适去香港,晤谈数语,即辞出。按先生家世,长兄眉公,经营农商
业于檀香山;眉公子曰孙昌,在旧金山医科大学毕业,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奉命收海军,
为流弹所中阵亡。昌有二子,长曰孙满,现任士敏土厂总理;次孙乾,即今之中山县长。乾
卒业日本士官学校,再赴意大利习陆空军,抗战时任闽军副总司令,今治中山,颇著政绩,
此眉公世系也。先生生孙哲生科;长女媛,年未及笄,早卒;次女婉,适戴君恩赛。戴君曾
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任梧州关监督、巴西公使,今与夫人同居澳门,并侍卢太夫人。
卢太夫人云,在澳门居处甚适,可常与平民亲友晤言,颇足娱晚景也。”卢夫人死在一九五
二年,活了八十六岁。
 
陆铿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孙中山先生对海外华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评价。而夏威夷的檀香山华侨,更为中山先生革命的最先赞助者。从中山先生于一八七九年、一八九四年、一八九五年、一九O四年、一九一O年先后五赴檀香山,我们可以看出当地华侨与革命关系密切的程度。

  中山先生第一次赴檀香山后,在美国人办的夏威夷基督教会学校读书,成绩特别好,英文的造诣还超过一些美国学生。有一次华侨涉讼,找不到适当的翻译人员,正在为难时,中山先生挺身而出。在公堂上遇有华侨词不达意时,先生还于译词时代作慷慨激昂的申述,结果获得胜利。那时中山先生不过十七岁,被华侨公认为中国的天才。

  中山先生于一八九五年冬第三度赴檀香山扩大兴中会时,当时华侨由于得悉第一次广州起义的失败,认为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甚为渺茫,不过因为洪门一贯讲义气,所以当中山先生抵埠时仍举行了一个两百多人的欢迎会,中山先生当时发表演说,一方面称颂了洪门会党的紧密团结、重义如山,一方面也指出了光是手足患难的联系,对于民族的危亡还是无补的,并且叙述了洪门具有的民族革命的光荣传统,本身已经藏有民族革命的宝贝,而不自觉,只要能把这件宝贝拿出来用,就可以挽救民族的危亡。只要民族得救了,外国人也就不敢再轻视中国人了。这一席话,就使一八九四年不足三十人赞助的兴中会,一下扩大到有一百多人赞助。加上中山先生这一次剪了辫子,穿起西装,一时檀香山华侨纷纷效学,蔚成风气。果然,外国人也逐渐改变了对中国人的观感,称颂中山先生为“中国的华盛顿”。
 
这种文章, 也是先把孙定位成“崇高领袖”然后编造出来的。 那些场景是什么人看
到的?跟DPG的一个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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