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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发现的一枚火车票看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美国的活动 [转贴]
邹佩丛
在整理馆藏文物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枚孙中山在美国使用过的火车票。这张车票是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美国活动的重要线索，亦是孙中山文物中颇具特殊性者，1994年4月，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将其誉为“一级中的一级”文物。
该车票系孙中山用过的从美国纽约至圣弗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即旧金山）的往返双程火车票，它由两张票据粘连而成，票身总长50厘米，宽 6.8厘米，呈浅驼色并印有密布之浅紫色波浪纹，背面有由“☆”和英文字母“Ａ”“ＴＡＧＰ”等组成的若干组图案的压印痕。
该票下半部分是主票，票面具孙中山的英文签名“Y?S?SUN”，主票背面有一由售票处加盖的蓝色圆形图章印，标明售票者是纽约第五大街 263号之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售票日期是1911年6月3日。主票正面中部加盖有“夏季旅行”字样的蓝色印。在主票的“Pennsylvania（宾西法尼亚）”处打一“Ｖ”型孔，表示售票单位，又在票面上所列之“1911年”、“10月”、“31日”处也分别打有一“Ｖ”型孔，表示此票在1911年10月31日之前使用有效。
因这种旅游车票价格便宜，故车票上注有若干特殊规定，如必须在售票之日起程，返程按指定车次，在规定期限内返回等。并规定必须由购票者本人签名、使用，不得转让他人，否则将没收车票。所以，车票上有孙中山的英文缩写签名。
该票上半部是中转签证签，中部加盖一个蓝色签证章，标明承办者是“TRANS-CONTINENTAL PASSENGER ASSOCIATION. JOINT AGENT ”（横贯大陆铁路旅客联运中转代理处），签证日期为1911年9月2日。签证签还指定持票人乘16次列车于当晚8时20分出发。
中转签证签也在所列地点栏内的“纽约”(N.Y)处剪成缺口，表示终点站为纽约，并同样在对应“1911年”、“10月”、“31日”处各剪成与纽约栏同样的缺口，表明签证签也规定使用者必须在1911年10月31日之前使用，这与主票的规定是一致的。
主票与签证签之间，系用钢印压印而成。连接部分有针刺状凹凸痕。
1911年下半年，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筹款活动。有关资料显示，孙中山在纽约逗留的日期是5月底至6月3日。5月28日，孙中山曾发一密电给“巴黎 Cho Hang”，落款是“Tong Lun 纽约”，(1)这表明孙中山此时身在纽约。而他在5月31日（星期三）复李绮庵函讲到他的西行时间计划：“弟于下礼〈拜〉一赶出西美未定。”，此函的“下礼〈拜〉一”是指6月5日。然而，从火车票来看，孙中山没有等到6月5日，而是在6月3日（星期六）便起程并一路不停地“赶出”美国西部。那么孙中山是否直接抵达了旧金山呢？没有。6月8日，孙中山在距旧金山很近的洛杉矶车站下了车。
孙中山到洛杉矶停留有何公干呢？据5月31日孙中山致加州长滩荷马・里英文电所说：“刚回来。信收。下周去。是见你的时候了。”(2)这封电报的内容十分简略，但通过上文可知此电发于纽约，内容是说孙中山准备“下周”到加利福尼亚首府洛杉矶附近的长滩会见荷马・里；再从时间来看，5月31日是星期三，“下周”是指6月4日至10日，孙中山6月8日抵达洛杉矶，恰在“下周”之内，由此可知，孙中山在洛杉矶停留是为了与荷马・里相晤。从8月10日孙中山复荷马・里函可知，荷马・里曾到华盛顿、威斯巴登等地活动，并谓“在政府和国会取得巨大成就”，可见，孙中山依约到洛杉矶晤见荷马・里的目的是想通过荷马・里的活动以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后来，荷马・里又按孙中山的指示前往英国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因此，荷马・里的活动是孙中山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会见荷马・里之外，孙中山此行的另一目的地是旧金山，旧金山不仅是车票规定的中转签证地，也是美洲同盟总会和致公总堂的所在地。
6月9日，孙中山由洛杉矶致函致公总堂，打算“礼拜或礼拜一当起程来大埠”，据考孙中山于发函次日即6月10日（星期日）即前往旧金山，即是说，孙中山在洛杉矶（长滩）仅逗留两天，便匆匆赶往车票的中转目的地。他为何这样急切呢？原来，他有重要的事情。在洛杉矶致函致公总堂的同时，孙中山特地致函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说“有要事交涉”。
孙中山早就打算到旧金山一趟，他在5月7日由芝加哥复域多利谢秋函说他准备“……回金山大埠，拟在彼地立一总机关，以联络美洲各埠华侨，实行担任革命之义务。”然而，由于事务繁多，他到5月底才到纽约，再加上荷马・里信的催促，于是一路不停地直往美国西部。
早在黄花岗起义前，旧金山同盟会为起义筹募军饷，会员崔通约以致公总堂人士的表现不够积极而到处散布不良言论，致公总堂误以为是同盟会与之对立，因而对同盟会的筹饷活动大加抵制，并且有人准备登报公开与同盟会作对；与此同时，崔通约在同盟会内部也经常制造矛盾，还经常出入清朝驻旧金山领事馆，被怀疑与黄花岗之役事前泄密有关。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身为致公总堂“大哥”与同盟会会长的孙中山，非常希望化解致公堂与同盟会的矛盾，故于5月20日致电致公总堂，劝洪门人士“不要登报反对同盟会”，“等待我去替你们解决问题”(3) 。之后，孙中山又得知致公总堂部分领导人有赞助中华革命事业之意，故于6月3日急匆匆由纽约直奔美国西部。
孙中山到旧金山后，活动一个多月，终于实现了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总堂的联合，并于7月21日在旧金山设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决定分南北两路向沿途各埠筹饷。此后，孙中山率领筹饷局演说员黄芸苏、张霭蕴、赵昱等共四人，分南北两路自旧金山出发，到美国各埠募款。这里所说的自旧金山出发，对孙中山而言，则是由旧金山中转返程。
关于孙中山返程的出发日期，有不同说法。冯自由《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廖平子《孙总理三度游美事略》及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均作七月初二日（即阳历八月二十五日）。而在致公总堂的筹饷布告中，也提及七月初二出发及演说筹款路线事。布告中云：“孙文大哥、黄芸苏君于七月初二日动程先往拨仑、次舍路、士卜顷……”(4)
另据张蔼蕴回忆：“总理偕黄芸苏等分南北两路，周游全美各埠、演说筹饷，购长车票，适用期限九阅月，期内依划定路线，沿途各埠，随意下车，逗留。由辛亥夏历七月初二日动程，甫及三月阅，国内武昌革命爆发，翌日两路筹饷员不期而遇于恳士斯地（kansa City美国南部城市）。总理则不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5)
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应是张蔼蕴回忆中所说的“长车票”了。而张所讲的时间、车票期限显然有误。
孙中山在 8月31日由旧金山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弟于西九月二号离金山往美之北、中各省，两月后可再抵纽约……”(6) 他在 9月14日致希炉同志函中说：“弟于九月二日由金山大埠起程，绕游美北、美中而出美东，十月底可到纽约埠。”(7)孙中山起程前后的两封信都说他由旧金山起程的时间是9月2日（即夏历七月初十），而9月2日正是车票上所附的在旧金山中转签证章所标明的日期，且孙中山所说“两月后可再抵纽约”与“十月底可到纽约埠”恰恰与车票所规定的终点站和车票剩余时间相一致，因此孙中山等兵分两路沿途筹款的确切的出发日期应为9月2日，这比七月初二晚了一星期，据此可以认为七月初二是计划起程时间，而七月初十则为实际出发时间。也就是说，孙中山从6月3日至9月2日之间使用了车票的去程部分。
本来，孙中山打算10月底返抵纽约，但10月12日当他们到达典华城（今丹佛市）时，得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消息，孙中山曾有折回旧金山（典华距旧金山只占筹款旅途的三分之一路程）并由旧金山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之念，然而，他更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外交事务远比回国参战更为重要，况且荷马・里已受命先期到伦敦活动，因此孙中山仍按以前的计划即由纽约赴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所不同的是，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孙中山希望早点实行这一计划，他将筹款的事委托给另外三人后，自己则先行一步，10月13日抵芝加哥，为芝加哥同盟会分会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撰写通告；18日抵华盛顿，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秘密会晤，“意在探索美国政府之底意，并籍以疏通感情”；20日返抵纽约，致电张鸣岐，郭促其尽速反正，11月 2日由纽约乘船赴伦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并非如张蔼蕴所说的“不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但抵达纽约的时间仍比预期计划与车票期限提前了10天。可见，从9月2日至10月20日之间，孙中山使用了车票的回程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知，车票上的日期与孙中山在美期间的活动的实际时间是一致的。孙中山不仅购买了这张火车票，也是车票的实际使用者。孙中山利用这张火车票与荷马・里进行要事会晤，又促进了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筹集革命军饷。与此同时，这张火车票也跟随孙中山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它为孙中山此次西行与东返的出发日期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这张火车票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邹佩丛
在整理馆藏文物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枚孙中山在美国使用过的火车票。这张车票是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在美国活动的重要线索，亦是孙中山文物中颇具特殊性者，1994年4月，国家文物局专家鉴定小组将其誉为“一级中的一级”文物。
该车票系孙中山用过的从美国纽约至圣弗兰西斯科（San Francisco，即旧金山）的往返双程火车票，它由两张票据粘连而成，票身总长50厘米，宽 6.8厘米，呈浅驼色并印有密布之浅紫色波浪纹，背面有由“☆”和英文字母“Ａ”“ＴＡＧＰ”等组成的若干组图案的压印痕。
该票下半部分是主票，票面具孙中山的英文签名“Y?S?SUN”，主票背面有一由售票处加盖的蓝色圆形图章印，标明售票者是纽约第五大街 263号之宾西法尼亚铁路公司，售票日期是1911年6月3日。主票正面中部加盖有“夏季旅行”字样的蓝色印。在主票的“Pennsylvania（宾西法尼亚）”处打一“Ｖ”型孔，表示售票单位，又在票面上所列之“1911年”、“10月”、“31日”处也分别打有一“Ｖ”型孔，表示此票在1911年10月31日之前使用有效。
因这种旅游车票价格便宜，故车票上注有若干特殊规定，如必须在售票之日起程，返程按指定车次，在规定期限内返回等。并规定必须由购票者本人签名、使用，不得转让他人，否则将没收车票。所以，车票上有孙中山的英文缩写签名。
该票上半部是中转签证签，中部加盖一个蓝色签证章，标明承办者是“TRANS-CONTINENTAL PASSENGER ASSOCIATION. JOINT AGENT ”（横贯大陆铁路旅客联运中转代理处），签证日期为1911年9月2日。签证签还指定持票人乘16次列车于当晚8时20分出发。
中转签证签也在所列地点栏内的“纽约”(N.Y)处剪成缺口，表示终点站为纽约，并同样在对应“1911年”、“10月”、“31日”处各剪成与纽约栏同样的缺口，表明签证签也规定使用者必须在1911年10月31日之前使用，这与主票的规定是一致的。
主票与签证签之间，系用钢印压印而成。连接部分有针刺状凹凸痕。
1911年下半年，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反清革命宣传与筹款活动。有关资料显示，孙中山在纽约逗留的日期是5月底至6月3日。5月28日，孙中山曾发一密电给“巴黎 Cho Hang”，落款是“Tong Lun 纽约”，(1)这表明孙中山此时身在纽约。而他在5月31日（星期三）复李绮庵函讲到他的西行时间计划：“弟于下礼〈拜〉一赶出西美未定。”，此函的“下礼〈拜〉一”是指6月5日。然而，从火车票来看，孙中山没有等到6月5日，而是在6月3日（星期六）便起程并一路不停地“赶出”美国西部。那么孙中山是否直接抵达了旧金山呢？没有。6月8日，孙中山在距旧金山很近的洛杉矶车站下了车。
孙中山到洛杉矶停留有何公干呢？据5月31日孙中山致加州长滩荷马・里英文电所说：“刚回来。信收。下周去。是见你的时候了。”(2)这封电报的内容十分简略，但通过上文可知此电发于纽约，内容是说孙中山准备“下周”到加利福尼亚首府洛杉矶附近的长滩会见荷马・里；再从时间来看，5月31日是星期三，“下周”是指6月4日至10日，孙中山6月8日抵达洛杉矶，恰在“下周”之内，由此可知，孙中山在洛杉矶停留是为了与荷马・里相晤。从8月10日孙中山复荷马・里函可知，荷马・里曾到华盛顿、威斯巴登等地活动，并谓“在政府和国会取得巨大成就”，可见，孙中山依约到洛杉矶晤见荷马・里的目的是想通过荷马・里的活动以取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后来，荷马・里又按孙中山的指示前往英国寻求英国政府的帮助，因此，荷马・里的活动是孙中山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会见荷马・里之外，孙中山此行的另一目的地是旧金山，旧金山不仅是车票规定的中转签证地，也是美洲同盟总会和致公总堂的所在地。
6月9日，孙中山由洛杉矶致函致公总堂，打算“礼拜或礼拜一当起程来大埠”，据考孙中山于发函次日即6月10日（星期日）即前往旧金山，即是说，孙中山在洛杉矶（长滩）仅逗留两天，便匆匆赶往车票的中转目的地。他为何这样急切呢？原来，他有重要的事情。在洛杉矶致函致公总堂的同时，孙中山特地致函致公总堂大佬黄三德说“有要事交涉”。
孙中山早就打算到旧金山一趟，他在5月7日由芝加哥复域多利谢秋函说他准备“……回金山大埠，拟在彼地立一总机关，以联络美洲各埠华侨，实行担任革命之义务。”然而，由于事务繁多，他到5月底才到纽约，再加上荷马・里信的催促，于是一路不停地直往美国西部。
早在黄花岗起义前，旧金山同盟会为起义筹募军饷，会员崔通约以致公总堂人士的表现不够积极而到处散布不良言论，致公总堂误以为是同盟会与之对立，因而对同盟会的筹饷活动大加抵制，并且有人准备登报公开与同盟会作对；与此同时，崔通约在同盟会内部也经常制造矛盾，还经常出入清朝驻旧金山领事馆，被怀疑与黄花岗之役事前泄密有关。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形势，身为致公总堂“大哥”与同盟会会长的孙中山，非常希望化解致公堂与同盟会的矛盾，故于5月20日致电致公总堂，劝洪门人士“不要登报反对同盟会”，“等待我去替你们解决问题”(3) 。之后，孙中山又得知致公总堂部分领导人有赞助中华革命事业之意，故于6月3日急匆匆由纽约直奔美国西部。
孙中山到旧金山后，活动一个多月，终于实现了美洲同盟总会与致公总堂的联合，并于7月21日在旧金山设洪门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决定分南北两路向沿途各埠筹饷。此后，孙中山率领筹饷局演说员黄芸苏、张霭蕴、赵昱等共四人，分南北两路自旧金山出发，到美国各埠募款。这里所说的自旧金山出发，对孙中山而言，则是由旧金山中转返程。
关于孙中山返程的出发日期，有不同说法。冯自由《美洲致公堂与大同报》、廖平子《孙总理三度游美事略》及赵昱《辛亥革命与海外洪门》，均作七月初二日（即阳历八月二十五日）。而在致公总堂的筹饷布告中，也提及七月初二出发及演说筹款路线事。布告中云：“孙文大哥、黄芸苏君于七月初二日动程先往拨仑、次舍路、士卜顷……”(4)
另据张蔼蕴回忆：“总理偕黄芸苏等分南北两路，周游全美各埠、演说筹饷，购长车票，适用期限九阅月，期内依划定路线，沿途各埠，随意下车，逗留。由辛亥夏历七月初二日动程，甫及三月阅，国内武昌革命爆发，翌日两路筹饷员不期而遇于恳士斯地（kansa City美国南部城市）。总理则不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5)
这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应是张蔼蕴回忆中所说的“长车票”了。而张所讲的时间、车票期限显然有误。
孙中山在 8月31日由旧金山给吴稚晖的信中提到“弟于西九月二号离金山往美之北、中各省，两月后可再抵纽约……”(6) 他在 9月14日致希炉同志函中说：“弟于九月二日由金山大埠起程，绕游美北、美中而出美东，十月底可到纽约埠。”(7)孙中山起程前后的两封信都说他由旧金山起程的时间是9月2日（即夏历七月初十），而9月2日正是车票上所附的在旧金山中转签证章所标明的日期，且孙中山所说“两月后可再抵纽约”与“十月底可到纽约埠”恰恰与车票所规定的终点站和车票剩余时间相一致，因此孙中山等兵分两路沿途筹款的确切的出发日期应为9月2日，这比七月初二晚了一星期，据此可以认为七月初二是计划起程时间，而七月初十则为实际出发时间。也就是说，孙中山从6月3日至9月2日之间使用了车票的去程部分。
本来，孙中山打算10月底返抵纽约，但10月12日当他们到达典华城（今丹佛市）时，得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占领武昌的消息，孙中山曾有折回旧金山（典华距旧金山只占筹款旅途的三分之一路程）并由旧金山回国“亲与革命之战”之念，然而，他更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外交事务远比回国参战更为重要，况且荷马・里已受命先期到伦敦活动，因此孙中山仍按以前的计划即由纽约赴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所不同的是，由于国内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孙中山希望早点实行这一计划，他将筹款的事委托给另外三人后，自己则先行一步，10月13日抵芝加哥，为芝加哥同盟会分会举行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撰写通告；18日抵华盛顿，致函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要求秘密会晤，“意在探索美国政府之底意，并籍以疏通感情”；20日返抵纽约，致电张鸣岐，郭促其尽速反正，11月 2日由纽约乘船赴伦敦。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并非如张蔼蕴所说的“不沿途下车，而直往纽约办理外交事宜。”但抵达纽约的时间仍比预期计划与车票期限提前了10天。可见，从9月2日至10月20日之间，孙中山使用了车票的回程部分。
从以上分析可知，车票上的日期与孙中山在美期间的活动的实际时间是一致的。孙中山不仅购买了这张火车票，也是车票的实际使用者。孙中山利用这张火车票与荷马・里进行要事会晤，又促进了致公堂与同盟会的联合，成立洪门筹饷局，筹集革命军饷。与此同时，这张火车票也跟随孙中山经历了辛亥革命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特别是它为孙中山此次西行与东返的出发日期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这张火车票是孙中山辛亥革命前后在美国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